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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讲究实际的精神，遇到挫折以后就自暴自弃。我想通过这个作品告诉人们这样
一个道理：实际些，再实际些。
我满怀信心地来到曲乡天津。各路人马云集，济济一堂的情景，使我下决心要
在汇演中放响这一炮。那个时候，从观众到曲艺界的老师和同行们，都想看一看姜
昆、李文华拿出什么样的节目参加全国性的调演呢。
曲艺界的相互观摩可是个硬碰硬的场面。全是同行，有天大的本事，十个“包
袱”能“响”一半就算不错了。那天同行们观摩我们的节目，大概也有捧场的因素
吧，效果还算可以。在同行中能演成这样，我们的自我感觉就已经很满足了。可是
一到讨论作品时，人们对《想入非非》的异议竟是那么多，使我感到十分突然。
曲艺界的评论家薛宝馄，曲艺作家王鸣录，都是我尊敬的老师。但我们在一起
讨论作品时，却常常出现剑拔弩张的场面。这回涉及到自己的作品，我没有以诚相
待，因为我怕人家说我孤芳自赏，听不得不同意见。薛宝馄说我：“这个作品的主
题是两个，一个比较隐晦地嘲讽了电影界目前存在的弊病，一个是直接嘲弄了一个
无知而狂妄的青年。但是两个主题没有有机地结合。”王鸣录则说：“要是我写这
样的青年，我要歌颂！那么敏感的洞察力，那么坚强的毅力（指写四斤半稿纸的脚
本），只要努力不懈，一定成功。你讽刺的正是希望。”虽然我仍是洗耳恭听，但
心里已经是忿忿然了：这样的小伙子，我认识的有一大堆。他们完全有可能对世界
知道得很多，但他们不知道中国。曾经有一位小伙子写了一篇作品给我：“姜昆同
志，这是我一年多时间的血和汗汇成的相声。你如果不辜负我们这里姜昆迷及青年
对你的希望，你就把它说出来！”我看后，实在对不起，辜负了他的希望。甭说别
的，他写给我的信的地址是“北京体育团”，他不知道曲艺，他以为我们和体操队
大概住在一块儿了。我不能把美好的想象和成功的事实当成一回事。想与成，当然
有关系，但是中间有一段颇为遥远的距离。这就是我的看法，这就是我自以为是的
理论。
我寄希望于评比。结果是我的作品没有被评为一等奖，没有获得进京汇报的资
格。和许多作品一样，我们的《想入非非》只获得了带有安慰性质的全国创作、演
出二等奖。讲老实话，我是抱着夺一等奖的希望来的，落选后懊丧的心情可想而知。
我真不服气。回到北京后，文化部负责演出的同志和我商量能在北京公演的时
候帮忙，参加演出。我回答：“人家都是一等奖，就我是二等奖，多寒碜呀。”过
了没多久，文化部着手组织国庆文艺晚会演出节目，点名让我参加。
我执意坚持要演《想入非非》，他们答应了。演出的效果很好，赢得了观众热
烈的掌声。我没有用阿Q 的方法，俨然以胜利者自居。我在想：一个作品的成功与
否，也许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出结论，我寄希望于将来。
在这个问题上，几年来我一直是相当固执的。
四
1982 年的春节，我和李文华演出了反映计划生育工作的相声《祖爷爷的烦恼
》。群众拍手称好，计划生育委员会大加赞赏。其实，这个作品不是我写的，它的
作者是北京部队文工团的牛群和崔喜跃。
牛群是个有希望的相声作者。有一次他到我家来，提起要拜我为师，把我吓坏
了：“那怎么行，我还没出徒呢。再说你属牛、我属虎，你还是我的哥哥呢。”他
看我推辞，只好作罢，但是我们约定：互相帮助。他从他的军用书包中一下子掏出
了几篇作品给我。我当时在曲艺界写相声被人称为快手。记得在青岛时，常宝华老
师他们正在慰问部队，我们和他们住在一个招待所，早上临出发以前，我和他谈了
一个构思。晚上他们演出回来，我就拿出初稿向他征求意见了。第二天，又是这样
写出了一篇。到了第三天，他一进门就问：“把第三篇给我念念吧！”逗得屋里的
人全笑了。可是和牛群创作的作品数量一比，我自愧不如了。我选了两篇，一篇是
《祖爷爷的烦恼》，一篇是《鼻子的故事》。经过修改，我和文华把这两篇作品搬
上了舞台，效果都很不错。我高兴地给牛群写信：“我过去曾立志，我在舞台上只
演自己的作品。看来这是个幼稚的想法。你们这两个作品真不错，推着我向前走了
一大步。我还要告诉你，这两个作品还都结了丰硕的副产品了哪！”我指的副产品
是：全国计划生育委员会看我的相声起到了宣传计划生育的作用，就和文联协商推
选我当了全国计划生育协会理事。另一篇《鼻子的故事》发表后，也被山东《群众
文艺》编辑部评为优秀作品一等奖。我在信中开玩笑地和他说：“以后有计划生育
方面的问题，我帮你解决。”其实，小牛那时还没结婚呢。
我总结了一下，包括这两个作品，我已经演出了别人写的三个节目了。
我想我应该开辟更宽的道路供自己行走。以自己的创作为主，以别人的创作为
辅，这样不就能满足社会对我们的日益增长的要求了吗？
我告诉爱人：“静民，群众的来稿，我有时看得匆忙，你抽空也看，耐心一点
儿，你觉得有希望的，就告诉我。”我想相声演员的妻子，对相声的了解会比一般
人多一点儿。她真认认真真地给我看，并且帮助我出主意：哪一篇该用，哪一篇应
该提一些具体意见供作者参考。当然，也有根本不理我她就擅自处理的。那是在接
到一封上海姑娘向我求爱的信，她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连同姑娘的照片在接到
信不到半个小时后就处理得利利索索了。
每天接到观众的来信太多了，我几次想动笔写一篇散文“信笺游”，谈一下我
从那热情洋溢的来信中所获取的营养和一些感受，可刚一开头就再也搜不出词儿来
描绘自己那奔放的情感了。看来我的文化水平只能对付着写我熟悉的相声，写散文
的事情等我提高一下文化水平再说吧。
春节演出《红茶菌与打鸡血》后，我收到了两封很有意思的信。说来话长，1981
年的夏天，全国风行喝红茶菌饮料，一时间红茶供应紧张，泡红茶菌的罐头瓶子成
了时髦品，连百货商店盛香脂的大敞口瓶都脱销了。报纸和杂志上也连篇累犊地发
表了关于红茶菌功效的文章，有一些文章把红茶菌吹得神乎其神，似乎红茶菌有长
生不老医治百病的功能。我依此写出了《红茶菌与打鸡血》，回顾十几年前风行的
打鸡血，讽刺了这种情形。
两封信的第一封是北京高级党校的一位教授写来的，他首先肯定了我宣传红茶
菌起了一定的作用，接着就批评我不应该把红茶菌和毫无科学根据的打鸡血联系起
来，他说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而且“有损红茶菌的形象”。这位热心的
教授寄来了一大本关于红茶菌的资料让我学习，希望我能从正面来宣传这个新事物。
后来我了解到，这位教授是我国第一个在报刊上宣传红茶菌效用的倡导者。
另一封信是上海的一位八十六岁的老翁寄来的。这位老同志从50 年代起就致
力于打鸡血的推广和研究。他说：“尽管我的提议几十年来，遭到种种非议，但是
我志坚意强，相信科学的打鸡血一定能为人民服务。”这位老翁一直坚持打鸡血，
而且“自信能活一百岁”。他在信中批评我：“幼稚可笑，孤陋寡闻，信口开河以
取众人之宠，实在可鄙。”措辞真够尖锐的。一篇作品，把我弄得个猪八戒照镜子，
两头不是人。
五
1982 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有两件大事可以很好地写一写。一是我们
来到了香港演出，北方曲艺历史上第一次轰动了这个弹丸之地。二是去香港前，我
和文华在北京电视台拍摄了电视小品《大能人》。
还是原来长影的那位导演林汝为，她调到北京电视制片厂工作来了。头一件事
她就找我和文华一起拍电视片，剧本就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小说。我余
惊未消，连连推辞，可这位林导演有她的理由：“过去你不愿意拍的那是电影，可
今天这是电视，是你的本分。再说，你过去嫌时间太长耽误你的工作，可这次咱们保
证一个星期就拍完它，你还犹豫什么？”嘿，她居然把我说服了。当然，我也有我
自己的考虑。相声，已经从剧场走上了电视荧屏，然而，它仍然保持着本来的面目。
按现在观众对艺术节目的质量的要求来看，用不了多少时间，人们也会对相声这种
形式不满足。这样，作为广播电视演员，就必须抽空去研究在荧屏上的感受与相互
的结合。我的心中已经隐藏着一边搞相声一边搞电视喜剧的想法。这次不正是我找
一找在镜头前感觉的好机会吗？琢磨了一段时间，尽管去香港演出的排练很紧张，
我们仍是愉快地答应了。
我爱人不理解：“拍什么电视剧，你不是说过以后不拍电影了吗？”我笑着回
答：“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个电视剧全部用外景，拍摄地点就在四季青公社。
我演主角大能人。
服装师问我：“你认为大能人应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我答非所问：“生活。”
我的意思是不要特地制作，看人家社员穿什么，找一件合身的就行。化装师和我商
量：“你认为大能人的脸上的基调是什么？”我回答：“邋遢！”我觉得不应让这
个人漂漂亮亮的，一定是土里土气的才行。
我们的剧本就是一张报纸，只是导演那儿有一个简单的分镜头本。林导演根据
我们的要求提出：只有七天，完也得完，不完也得完。真是有点拚的劲头，近一个
小时的片子，七天内硬是准时拿了下来，把全体人员都累晕了。
后来看了样片，我笑了——为自己过火的表演笑了。我承认自己的失败，但是
没有后悔。我真想告诉别人，如果让我从头再拍一次这个片子，我会拍得比这个好
得多。以后我了解到，原来凡是电影演员在拍过电影以后大都有这样的感觉。我觉
得这是一次入门的学习。
电视剧的最后一个镜头拍完，车子就把我和文华送到了坐落在北京丰台路口的
京丰宾馆，开始了赴港演出的排练。
我的心情很不安。过去我在兵团时，无论演什么节目，上台前，心都没有过劲
儿的跳过。现在在北京，或是说在全国的各个剧场演出，也从来没有过度紧张。可
一提起去香港，心里总是有初登台时的感觉。我对马季老师说：
“马老师，您说香港演出的效果能有内地好吗？”“从咱们在广交会为港澳同
胞演出的效果来看，应该好。”“可有一次我为香港来的青年朋友演出，他们却一
句也听不懂。”“是啊，我也遇见过，所以现在不太好说。”“香港人对咱们了解
吗？”“几乎都知道侯先生，咱们就恐怕够呛。”“您还可以，您在广州演了那么
多次，广州人都知道有个‘马怪’（广州话马季的读法），我可就吹了。”“那‘
吹’什么？放心演，你能征服内地几亿观众，那儿的观众就征服不了？”就是呀，
多少年来，我自己对自己真是相信的，大概是靠着这种自信，我才走过了坎坷的道
路。今天，怎么能忘记历史呢！就算是不相信自己，还应该相信相声这朵艺术之花
的魅力呢！
就是靠着这枝长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艺术之花那迷人的魅力，在香
港，多少人为故土的乡音而陶醉，多少人为那妙语联珠而笑出晶莹的泪花。在那里
的演出比我所预期的效果好得多，香港报纸称赞：“继女排之后又一次轰动香港。”
写于1983 年
探索——我当相声演员以后之三
谁不喜欢快乐，谁不愿意欢笑，每次演出望着观众惬意的笑脸，我不止一次这
样思索过。想笑，简直太容易了。在冰上出溜一个大跟头，有人捂着嘴会笑；严肃
的场合，不留神说了一句很不恰当的词，大家嘻嘻要笑；扯谎者不能自圆其说，人
们嘲笑；无理者振振有词，群众讥笑。
有的事，让人一笑了之；有的事，让人笑后自觉失态；有的笑完能引以为戒；
有的在笑声中就能勾起浮想联翩……畅怀的酣笑，悄然的微笑，胜利的自豪，相逢
的喜悦，大千世界有生活的地方，准有笑。
鲁迅笔下的阿Q ，滑稽之至，一句“妈妈的”就会令人捧腹，笑一过，总有人
摸摸自己的头，似乎上面也有一根不长的辫子；银幕上的“流浪绅士”——查理，
让大机器搞得神经都机械化了，拿起工具一下一下地拧人家身上的钮扣，笑余，人
们都带着几分辛酸；牛得草演的芝麻官，甭说脸上的豆腐块儿，就是那歪歪扭扭的
帽翅，在人们的笑声中居然显得几十分的可爱和漂亮。在艺术世界里，人们创造的
笑声硬是代代相传，久而不乏其味。于是，我又在想：笑——像生活的镜子，又像
警世的座右铭，又像探索人生、探索艺术内涵的专用器皿。这倒不是因为我从事的
相声艺术，而是因为大自然赋予人们的这种本能——笑，所包含的内容太丰富了，
可以说有启迪，有深思，有醒悟，有针砭，有鉴戒，有褒扬，有做人的准则，有生
活的哲理。这样，作为我，一个从事笑的艺术的文艺工作者，不得不认真地想一想，
我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笑声。
不是没有伙伴告诉我：“相声让人乐了就行，讲大道理教育人，没人听。”这
里，我想起一个晚上，一个中山公园静谧的晚上。耳朵里还轰响着刚刚在音乐堂演
相声时观众哄堂的笑声和雷鸣般的掌声，我和一个文学杂志的老编辑，步出公园。
她淡淡地对我说：“我从不让我的孩子听相声，为这事我们经常吵嘴。我有我的理
由，孩子们识别是非能力不强，一听相声嘴里就学点不三不四的东西。”她平静得
使我惊讶，把我的脑子从乱哄哄的剧场拽到我们步行的甬道上，拽到浓密的树丛中，
拽到一个安静便于沉思的环境。
我借着暗淡的路灯，注视着老妈妈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是偶尔才有的忧虑。她是
搞文学的，是搞形象思维的，大概她懂得在这个时刻，我刚刚沉浸在观众热情的赞
扬中，应该讲什么样的话使我冷静。然而，她不是做作，是内心思想感情的流露。
接着，她又告诉我，有读者向编辑部投书反映：现在的相声，该回天桥去演了！我
听完一震！天桥，那是旧社会艺人们在街头卖艺的集中地，是艺人饱受恶霸、财主
欺凌与剥削的场所，是为了养家糊口挣几个钱，艺人们不得不在那里投那些纨袴子
弟、有闲阶级穷奢极欲之所好，表演中充满谩骂、色情及庸俗的内容。经过了怎样
的努力啊！经过了几代人的奋斗啊！
脱俗出新，剔弃糟粕，改革实践，我们才有了今天的相声，有了今天能登上大
雅之堂、为千百万人民群众所喜欢的相声。怎么着，再回天桥去演？老一辈呕心沥
血开出的路，我们不往前走，一个回马枪杀回天桥……？ 我记着那天，我语言颤抖
地对那位老妈妈说：“我会好好想想的。”时隔两年，又是一个晚上，在北京电台
庆祝对外广播三十周年茶话会上，我和李文华演出了相声《时间与青春》。也是一
位白发苍苍的老妈妈，找到李文华：“老李，什么时候播这段相声？我让我两个儿
子去听，现在的孩子，不能让他们有了白头发再去想时间啊。”她也看见了我，拉
起了我的手，没再说什么，可刚才的话我全听到了。我指了指我手中提包里的一大
叠信对她说：“许多观众写来的，全告诉我们多演这样的作品。”真的，如果不是
在那种场合，不是在那大家都准备匆匆离去的环境中，我会把这些信一篇篇地念给
这位老妈妈听。有封信中写道：“姜昆同志，我们是含着泪笑的。《时间与青春》
中的‘一晃儿’没有比我们对它理解更深的人了。我们就是‘一晃儿’从学校门出
来成为了今天的中年人。遗憾的是我们中的许多许多还在‘晃、晃、晃’啊，这里
面的原因之多，是你想不到的。请你到我们中间来走走，再写个《时间与青春》的
姊妹篇吧！”信底的署名是“北京无线电厂一批中年知识分子”。他们几乎是诅咒
光阴的无情，痛惜时间的流逝。还有位青年伙伴的信是这样写的：“姜、李两位同
志：我知道艺术作品中的人都是编的，可我觉得处处都像我，我就是懒人，是不珍
惜时间的人。这段相声，明天我还去听！”一张张的信笺，有青年人的醒悟，有老
年人的告诫。青年人说：“每人每天睡觉是生命的三分之一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