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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城的街道整齐，街道分布的基本形式是棋盘形，南北和东西各有几条大街。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在南北主干大街的两旁，有排水沟渠，用石板砌筑。考古发现在石板上还留了“致和元年（1328年）五月□日石匠刘三”的题记，是修城内下水道匠人名字的罕见记录。城内居民分为50坊，坊均各有门，门上署坊名。
在这里展现一幅《大驾卤簿图书》局部。卤簿指的是古代皇宫仪仗队，宋代卤簿分为四等，大驾卤簿列为第一等礼制，专用于郊祀大礼。《大驾卤簿图书》，北宋绘，全卷横1481厘米，纵51。4厘米。为便于官吏将士演练礼仪，宋太宗命人绘制了3幅《卤簿图》，珍藏秘阁。宋仁宗时，宋绶重新制定大驾卤簿礼仪，编写了《图记》10卷。本图就是在宋绶《图记》基础上绘制而成的。图中共绘官兵5481人、车辇61乘、马2873匹、牛36头、象6只、乐器1701件、兵杖1548件，表现了皇帝进行祭祀天地的庄严宏大场面。绘制时间应在宋皇五年（1053年）至治平二年（1065年）之间，是研究宋代舆服、仪仗、兵器、乐器等制度的图文史料。为什么在此处展示本图呢？因为本图后来流藏于元大都，元帝的祭祀大典礼仪也参酌此仪而行。
大都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史上，按照《周礼·考工记》都城方正型理念规划与设计的一个典型。这种规制严整的都城方正型理论，是儒家封建大一统思想在都城建设上的体现。在中国历代都城中，符合上述儒家方正型理论的都城，元大都是突出的一例。大都的城墙近于正方。宫城在城内南部，商业区在宫城以北。太庙在宫城之东（齐化门内），社稷坛在宫城之西（平则门内）。城内的街道，也和《考工记》九条之数相符。大道宽广平直：“天衢肆宽广，九轨可并驰。”大都城的布局，有一条贯穿全城南北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的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厚载门，直达大天寿万宁寺的中心阁。这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是一个创举。
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宏伟繁华的城市。马可·波罗在他的行纪中说，大都“城是如此的美丽，布置的如此巧妙，我们竟不能描写它了！”
百货汇聚
大都是元代的商业中心。
大都城中，商业繁盛。城中人烟稠密，市集四布，各种市集有30多处。依照皇都“面朝背市”的设计原则，城市的商业闹市区在宫城以北、全城中心钟鼓楼一带。钟鼓楼西的积水潭，是繁忙的运河码头，南来的货船都在这里停泊。积水潭附近布满歌楼酒肆，是富商贵族寻欢作乐之地，也是官兵市民会聚买卖货物之所。钟鼓楼地区有缎子市、皮帽市、珠子市、鹅鸭市、铁器市、米面市和沙剌（珊瑚）市等。还有城西的羊角市，这里有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和驴骡市等。
漕运、海运和驿站的畅通，促进了大都商业的繁荣。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因宋、金长期对峙，早已淤塞不通。且隋代运河以洛阳为中心，迂回转折，水陆联运，极为不便。元定鼎大都，开会通河，取直河道，使运河全程缩短400余公里。又开大都至通州的通惠河，疏通由高梁河、海子、通惠河所构成的都城漕运水系。于是，江南的粮食和货物可以经杭州水运直抵大都。京杭大运河的修通，对沟通南北经济，繁荣大都商业，都有着巨大的作用。海运与漕运，互为补充。海运由长江口刘家港入海放洋，运至直沽交卸。海运官船900余艘，分纲航运，多时运粮达330余万石，同时带来大量南方货物。海运和漕运之外，还有驿站。驿站有陆站和水站，在东北地区还有狗站，以狗拉爬犁。元代驿站有1400余处，四通八达，密如蛛网。驿站的设立，主要是为着政治和军事的需要，也有经济内涵，而贡使的往还，带来大量货物，也买回所需物品。这就促进了大都市场的繁荣。
大都不仅是国内商业中心，而且是国际商业市场。此时蒙古的四汗国，横跨欧亚大陆，尽管各汗国渐趋独立，但仍加强了东西方的商人往来和商品流通。
元朝的陆路贸易，以大都为中心，由三道通往西方。第一道，经咸海和黑海以北，穿过钦察草原，到达伏尔加河上的撒莱。由此，或西通东欧各国，或经克里米亚半岛越黑海至君士坦丁堡，或经高加索至小亚细亚。第二道，经撒马尔罕、布哈拉，去呼罗珊（今伊朗境），至小亚细亚。第三道，经和田，越帕米尔高原，经阿富汗，至波斯。许多波斯、阿拉伯、外藩商人，往来大都贸易。
元朝的海路贸易，相当发达。海上通路，由杭州、苏州通日本，由泉州、广州等自南海，南达爪哇、苏门答腊，西通印度、锡兰、阿拉伯半岛和东非。海外贸易进口的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玳瑁、象牙、犀角、珊瑚和药物等，从广州、杭州、苏州等地，经驿站、漕运和海运，汇聚至大都。
商品交易，需要货币。元大都留下当时贸易货币的三个印记：“至大通宝”、“至正通宝”和“至元通行宝钞”。元代铸造的金属圆钱，钱币史专家认为只有两次：一次是至大三年（1310年）的“至大通宝”和“大元通宝”，另一次是至正十年（1350年）的“至大通宝”，但都很少，所以元代铸钱显得格外珍贵。发行于元代的纸币“至元通行宝钞”，是1959年在西藏萨迦寺内发现的，纵31厘米，横21。8厘米。这枚“至元通行宝钞”弥足珍贵。显然，元代大都的金属铸币与通行纸币，在当时促进商品流通、加快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特别是这枚“至元通行宝钞”，有极高的历史、文物、艺术和学术的价值。
四域富商大贾，八方奇珍异宝，车载舟运，齐集大都。据载：当时举凡“天生地产，鬼宝神爱，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文明门外满舶着南来的船只，顺承门外聚居着南方的商客，平则门外多留居西方的商人。马可·波罗在他的行纪中说，汗八里城住着许多商人和外国人，这座城像是一座大商场。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城市能运进这么多的宝货。每天运进的丝就有千车。汗八里城周围各城市的商民都要来到这里买卖货物。他赞叹说：“外国巨价异物及百货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科技文化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元代是居于世界先进行列的。伟大的科学家郭守敬，在天文历法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所谓天文历法，一是观测，代表仪象；二是历算，代表历法。观测和历算，要有司天台即天文台。北京早在金代就设置司天台，元政府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大都设置司天台。后来明、清两代的观象台，也都设置在这里。今存观象台为明代所建，台上仪器则为清代所造。
郭守敬是一位勇于创新、勤奋好学的科学家。他在前人基础上，设计制造了测量赤道坐标和地平坐标的简仪，并制造了测量日影长度的圭表等天文仪器。古书记载：“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就是说，圭表用来测量日影长短，所以又叫做量天尺。元代的圭表，圭为石制，表有石制、也有铜制。在大都的圭表，据记载表为铜制，圭为石制。表通高50尺，宽2尺4寸，厚1尺2寸，石圭以上表身高36尺，表上端铸有两条蟠龙，龙半身附表侧，半身凌空擎起一根6尺长3寸粗的横梁，自梁心至表上端为4尺，自石圭上面至梁心40尺。石圭长128尺，宽4尺5寸，厚1尺4寸，座高2尺6寸，圭面中心和两旁均有刻度。这是中国古代最高大的圭表。在大规模仪器观测的基础上，郭守敬主持编制的新历《授时历》，精确度很高，以365。2425天为一年，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其准确程度与现行公历相同，但公历的使用要比《授时历》晚300年左右。
郭守敬还进行了恒星位置测量工作，测量出前人未命名的恒星1000余颗，使记录的星数从1464颗，增加到2500颗，并编制成了星表。还有，札马玣丁制造了“苦来亦阿儿子”等七种天文仪器。“苦来亦阿儿子”的“苦来亦”（kure）意为“球体”，“阿儿子”（arz）意为“地球”，即为早期的地球仪。据《元史·天文志》记载：“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员之广袤、道里之远近。”就是说，在木制的圆球上，七分为绿色的海洋，三分为白色的陆地，并画有江河湖泊。在球面上用经纬线画成许多方格，以便进行幅员宽广远近的计算。这是中国史籍最早记载的地球仪。此外，元顺帝妥跆帖睦尔曾设计制造过计时宫漏。《元史·顺帝纪》载：宫漏“高六七尺，广半之。造木为匮，阴藏诸壶其中，运水上下。匮上设西方三圣殿，匮腰立玉女，捧时刻筹，时至，辄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悬钟，一悬钲，夜则神人能按更而击，无分毫差。当钟、钲之鸣，狮凤在侧皆翔舞。匮之西东有日月宫，飞仙六人，立宫前。遇子、午时，飞仙自能耦进，渡仙桥，过三圣殿。已而，复退位如前。”这架计时宫漏，以水激转匮内的机械，使飞仙神人，按更报时，配以凤翔狮舞，其精巧构思，精绝技术，令人赞叹不已。这位“鲁班天子”会做木匠，但不会做皇帝，他玩物丧志，腐败已极，终被赶下宝座，逃往蒙古大漠。
元朝皇帝崇奉佛教。皇帝、皇后、贵族、官员等，不断建造新寺。所以大都寺庙比前代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精严雄伟，雕华壮丽。佛教的高僧，尊为国师，佩以玉印。先是，旧蒙古文识者很少，成吉思汗调发兵马，用结草或刻木记事。忽必烈时，高僧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为喇嘛教萨迦派的第五代祖师。蒙古宪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闻其名，召置左右，从受佛戒。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尊之为国师，赐玉印。至元六年（1269年），八思巴献所制蒙古新字，颁行全国，是为八思巴字。第二年，升其号为“帝师”，进封“大宝法王”。佛教受到特殊的荣宠，就连皇帝、皇后、妃嫔、公主，都因受戒而向他们顶礼膜拜。佛僧享受着特权：民众殴打佛僧者，断其手；詈骂佛僧者，断其舌。而有的佛教僧侣恃势恣睢，气焰薰灼，殴打王妃，作恶多端。
大都的佛寺，华严宏大，宝刹林立，僧徒众多，香火繁盛，其中大圣寿万安寺，精严壮丽，坐镇都邑。忽必烈营建大都时，在今阜成门内，敕建宏伟华丽的白塔。建筑这座白塔，花了8年的时间，还邀请著名的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参加设计，并通过他把尼泊尔白塔的形制传入了中国。又以白塔为中心，历时10年，敕建一座规模宏大、一如内廷的大圣寿万安寺。元朝皇帝即位和正旦的朝仪，多在寺内演习。元末寺被雷火焚毁，明代重修寺院，改名妙应寺，所以这座白塔称做妙应寺白塔，相沿至今。
妙应寺白塔是一座砖石结构的喇嘛塔，因塔身通体皆白，俗称白塔。白塔通高50。9米，由塔基、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塔基的基座面积800余平方米，基高9米，叠起三层方形折角须弥座，上面用24个莲花瓣围成圆形莲座，莲座上有5层迭收的环带，使塔从方形折角基座，过渡到圆形塔身，自然而富有装饰性。塔基上面托起一个硕大的覆钵形的塔身主体，直径为18。4米，有7道铁箍环绕，以加固塔身。主体顶上有小须弥座，座上再托起节节拔高的锥体13相轮—用13重圆环形铁圈迭套的塔刹底部。它的顶部，承托一个如伞状之盖，称做华盖。华盖直径9。7米，厚木作底，铜瓦作盖。华盖四周挂着36副铜质透雕的华謦，每副长2米，各悬小风铃。华盖上竖起一座重4吨的铜鎏金宝顶，也呈塔形。它的顶端有8根铁链，牵固着华謦。白塔落成后，大都市容为之生辉。元代碑文赞道：“非巨丽，无以显尊严；非雄壮，无以威天下！”它巨丽、雄壮、秀拔、威严，其“制作之巧，古今罕有！”
白塔中珍藏着许多宝物，其中一宝是1978年夏，北京市文物部门维修白塔时，在塔顶发现一尊“赤金舍利长寿佛”，佛身嵌有44颗红宝石，手中捧着一颗舍利子，圆润晶莹，光泽夺目，是一件文物珍品。
大都与佛教相关的建筑，有居庸关云台。元代的首都在大都，陪都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大都和上都是元朝的两个政治中心。皇帝每年四月至九月，都要到上都去避暑，许多军政要事都在上都处理。大都与上都之间的交通联系，就成为元朝的政治动脉。居庸关是大都往来上都之路的交通咽喉，元帝几乎每年都要经过居庸关，正如元僧诗中所说：“上都避暑频来往，飞鸟犹能识衮龙。”但居庸关一带山险路隘，道路难行，所以元帝曾在这里大兴土木，修建塔寺，以求佛保佑行路平安，并装点山路风光。元至正五年（1345年），在居庸关修建云台，上设过街石塔三座，车马行人从塔下券门通过。云台券门上的浮雕象、狮、大龙神、金翅鸟和洞券内壁的浮雕四大天王、侍从等神像，造型生动，雕刻精美。券洞内壁石刻梵、藏、八思巴、维吾尔、西夏、汉六种文字的《陀罗尼经咒》等，是研究佛教经典和古代文字的宝贵资料。
元朝皇帝不仅崇佛，而且尊儒。国子监是元代的最高学府，主要教授儒学。它建于大德十年（1306年），在今安定门内成贤街。入学的监生有蒙、回、汉、女真等族的学生，还有高丽（今朝鲜）、暹罗（今泰国）、安南（今越南）和日本的留学生。现国子监建筑经明、清两代重修。
孔庙位于国子监的东侧，是祭祀中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孔子的庙堂。早在成吉思汗起兵之后，攻城略地，掳掠焚杀。耶律楚材向蒙古大汗谏言，要尊儒，用儒生，后被采纳，儒学成为国学。孔庙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明、清时又重修和扩建。孔庙有三进院落，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为大成门、大成殿、崇圣门和崇圣殿。大成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殿内有祭孔用的礼器、乐器，殿外四周有石护栏。殿后过崇圣门为崇圣祠。它是供奉孔子先人牌位的地方。孔庙院内古柏参天，气氛肃穆。矗立着元、明、清进士题名碑198块，记录着51624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和名次，是颇为珍贵的文物。
元朝皇帝，不仅崇佛尊儒，而且重道，道即道教。道教是产生于中国的宗教。道教主要经典《道德经》的作者老子相传姓李，唐朝的皇帝也姓李，唐高宗就以老子为李氏祖先，上“太上玄元皇帝”尊号，令各州县建道观一所。宋徽宗又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一时道教大盛。但中国正统的儒教和印度传来的佛教势力也很大。所以金代道士王重阳创立以道为主，兼融儒、释的全真道，成为道教的一个重要教派。他的学生丘处机，入穴居住，乞食度日，行携一蓑，精心求道，称长春真人。蒙古太祖十七年（1222年），成吉思汗在阿姆河畔营帐里，会见了丘处机。成吉思汗和丘处机论道三日，并请他讲授长生不老之术。丘处机针对蒙古军的屠杀和焚掠，讲述了治国和养生的观点：
为治之方，以敬天爱民为本；
长生之道，以清心寡欲为要。
成吉思汗深契其言，赐号“神仙”，掌管天下道教。两年后，成吉思汗命丘处机住持今北京西便门外的道观太极宫（今白云观）。
白云观在今北京广安门外，金代为著名的太极宫。成吉思汗将太极宫赐给丘处机（1148～1227年），因丘处机称长春真人，而更名为长春宫。丘处机仙逝后，将其遗骨埋葬此处，又改称白云观。正月十九日是丘处机的生日，人们来这里会神仙，祭真人，车马喧嚣，络绎不绝：“或轻裘缓带簇雕鞍，较射锦城濠畔；或凤管鸾箫敲玉版，高歌紫陌村头。”至夕阳落山，才人影散乱。
白云观是北京历史上最为著名的道观，曾经历代多次修葺和扩建。它的建筑布局，由数进四合院组成，主要殿堂都布置在中轴线上。观前有木牌楼、石狮和山门。进山门依次是灵宫殿，供奉总执天道最高之神玉皇大帝的玉皇殿，供奉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及其弟子七位真人的七真殿，供奉丘处机的天祖殿，供奉四位天帝的四御殿。四御殿是二层建筑，上为三清阁。三清阁供奉着高于四位天帝的三清，即居于天上的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阁旁的藏经楼，珍藏着明代正统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