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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那您的作用是什么呢，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肥胖笨重的阿赫塔姆江边扶正眼镜边问道，“您为自己选定范围了吗？”
“没有，”杰尼索夫呷了一口白兰地微笑着说，“我不参加瓜分，我保障你们在这里的安全，而你们为此要维护我和我的机构。”
“可如果我们谁也不同意呢？”好吵闹的阿赫塔姆江追问一句，“那时你干什么呢？”
杰尼索夫明白，阿赫塔姆江想探听市里哪个领域的利润最丰厚。他笑了笑说：
“我哪里也不涉足。那时我就会请另外的人来，还是那些条件。”
从那时起差不多过了三年时间。杰尼索夫超脱商业活动，正如他所说，出色地维护着生活空间的秩序。他又向被他保护的人提出一项参加慈善活动的要求，以此作为加强市民对这个城市父辈的崇敬和热爱的有效手段。起初商业家们大都反应冷淡，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都相信了他们的指挥官是正确的。
最复杂的问题莫过于防备外来人对城市的侵扰。私人企业的成功，高额的、丰厚的利润让各种集团的人，还有那些谋财害命之徒对城市垂涎欲滴。有些人试图瓜分烤好的馅饼，有些人谋划开拓自己的事业，有些人妄图敲诈勒索捞一把。杰尼索夫有自己的侦查和反间系统。侦查机构监视、维持各个机构的成员遵守确立的规则的情况，反间体系专供与外来人作斗争。
早在几个月前杰尼索夫就预感到一些不妙的情况。他也说不准问题在哪里，只是嗅到了。一天早上他醒来后对自己说：“城市里要发生什么事。”几天来，他一直分析自己的这种感觉，没得出任何结论，便召见了侦查和反间机构的负责人。
“我没有发现什么情况，也没有准确的信息，只发现有一些零碎的迹象。市里的妓女们中间有一些传言，说她们一些人比另一些人走运，走什么运？这一年来，有好几伙人开着自己的车三次到市里来，只呆一天就走了。他们是些什么人？来找谁的？为了什么？他们并没向我们打招呼。如果他们打招呼了，那就是说不是我们忽略了，就是我们中间有人搞蒙骗。还比如说，我的孙女蔽拉。我到学校和老师们谈过话。你们知道他们对我说些什么吗？说近来薇拉学习特别好。你们听听！特别好，而不是我预料的很坏，因为她正处在青春期，而且她完全不听父母的话。特别是那位教俄罗斯语言和文学的女教师对她倍加赞扬。还好，对我的一点看法她也抱有同感，也认为薇拉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不管是什么样的作文题目，她必然就享乐和需要付出的代价大发议论。她才14岁啊！”
“是麻醉品？”刑侦处长，微胖的矮个子斯塔尔科夫抬头说。
“像是，很像是。但也许我所说的这一切并无相互联系。很可能市里没有什么麻醉品，不过无论如何我想知道正发生什么事。”
两周后收集到第一批情报，城市里所说的“走运”的妓女们好像是在国外找到了既舒适又赚钱的工作，她们已经走了。但到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开车来的那伙人在山谷疗养院租下一幢二层小楼，洗桑拿浴、喝酒，住了一两天便销声匿迹。根据情况判断，这些人虽然同时到达，但不是同路来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而且照理说互不相识。那个服侍他们洗桑拿浴的小伙子从没有听见他们相互间以名字或以“你”相称呼。至于杰尼索夫的孙女薇拉，她只是在谈恋爱，和一个师范学院教化学和生物的在校实习大学生热恋。提供情况的人证实说，大学生很守规矩，并没有做越轨的事。
可是，这并没有使杰尼索夫放心。于是他找社会心理学家咨询。
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从不喜欢拐弯抹角，他直截了当地问道：
“现在的14岁的女孩是否有可能把爱情看做需要以命相抵的罪过呢？”
“当然可能，如果对她的教育中有误导的话。”
“什么是‘误导’呢？”
心理学家给杰尼索夫详细地解释了一番。可是说实在的，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的儿子和儿媳妇都是非常正派的人，他们对女儿的教育也很正规，家里从没发生过任何有关心理反常的事件。
“如果您保证不大喊大叫，对我说什么‘这根本不可能，您怎么敢’一类的话，我便可以给您提供一种解释。”
“我保证。”
“我的解释为性反常，性欲倒错。”
“您说什么？！”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气愤地说，“假如您见过她……修长、纤弱的身材，一张稚气的孩子脸儿，她14岁像刚刚12岁的孩子。薇拉是个绝对天真无邪的好孩子。如果您怀疑麻醉品的话，我也许赞成。也许第一次有人诱骗她或强迫她吸食毒品，后来变成了不能自主的奴隶。这太可怕了，但总还算个解释。你说什么自觉自愿和出于善良的愿望，不，这完全是例外，这简直不可能！”
“您表过态的。”心理学家责备地提醒说。
“对不起……谢谢指教。这是您的酬金。”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把一个信封放在桌子上便转身走了。
杰尼索夫对这次求访极其不满。回家时他想到，应当在不久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为市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建立专项奖学金的问题。也许这可以促使他们学得好一点。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认为当前的条件与培养专家的要求是不适宜的。
很快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件。被刑侦处长斯塔尔科夫派去了解疗养院小楼晚会情况的瓦西里·格鲁申因颅骨骨折被送进市医院。他伤势很重，手术后使失去知觉。在他苏醒的几分钟里，身旁只有一个护士。
“记下……电话……”格鲁申嚅动着嘴唇说，“请告诉……名字……马卡洛夫……打……电话……”
“您放心，我打电话。”小护士安慰地答应着，便跑去找医生。10分钟后格鲁申去世了。
“您看，打电话吗？”护士把记有电话号码的纸条卷成个纸筒。
“随您便，”医生耸耸肩说，“要是我一定给警察局打电话。您也清楚，他是刑事案外伤。或是报告那个侦查员，他昨天在这里坐了一整天，等着格鲁申恢复知觉。今天他肯定还会来的。”
“好吧！”护士叹了口气，便伸手拿起电话。
“城市里正发生着什么事？”杰尼索夫气势汹汹地质问坐在他面前的人，“我问你，这是个什么组织，竟敢杀害我的人？他们采取这一行动表明格鲁申已经找到重要的情报。这里出现这么严重的事件，我们反倒一无所知。你们怎么解释？”
“我们也不是神，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他的对话者心平气和地回答说，“假如我们什么事都一清二楚，就不存在与犯罪活动进行斗争的问题了。您自己也不必太着急，您也不是第一次损失人了。”
“但我总该知道，甚至在你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就该知道，为什么我失掉他们以及是谁的责任。可现在我没有掌握任何情况，这使我非常担忧。以我的理解，还不具备破案条件吧？”
“最起码的也没有。”对话者摊开两手遗憾地强调说。
“显然，”杰尼索夫失望地说，“马卡洛夫这个姓不是提供侦查线索的特征，它和什么伊万诺夫，还有西多洛夫没什么区别。你们也没有时间把城里所有姓马卡洛夫的人都审查一遍。况且他可能不是本地人，而是混在从其他城市来的一大批人中。你们能给我提出什么建议吗？”
“只有一点建议：派人进入山谷疗养院。让他住在那里，也许会弄清这个马卡洛夫是什么人。”
“你们有合适的人选吗？”
“别开玩笑了！我的人屈指可数。一两周后能分出一个人来，但不能再多，本来就人手不够了。”
“好吧，我派自己人去。既然我们今天碰面了，就让我们算算5个月以来的账吧！如果破案率保持在中等水平，今年内未破的案件不能超过10个。有一半要留给农村地区和不可预测的事件。您只剩5个，这是最高线，也是危险线。要是算上格鲁申遇害一案就只剩4个了。”
“好吧，我们一致算3个，”杰尼索夫的对话者点头表示同意说，“现在是7月。到年底在我的管辖范围内不能超过两个。如果您没忘记的话，2月份的事件算一个。”
“没忘。”
第二天文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杰尼索夫亲自拜访了山谷疗养院的主任医生。
娜斯佳·卡敏斯卡娅离开打字机，披上一件短外衣，拿着烟走到阳台上。阳台是两个房间共用的：娜斯佳的双人房和相邻的单人房。几乎同时，单人房间通向阳台的门也开了。门口出现了一个肥胖的、衰老的、拄着拐杖的女人。
“您好，”她有礼貌地微笑着打招呼说，“我和您是邻居了，我叫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
“非常高兴，阿娜斯塔霞。”娜斯佳自我介绍说，同时握了握伸过来的手。
老太婆好像怕冷一样瑟缩了一下。
“我听到您总在打字，是工作吗？”
“嗯！”娜斯佳含糊地应着。
“您休息的时候，请到我这边喝茶。我有上等的英国茶叶，来吗？”
“谢谢，一定。”
娜斯佳没有到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房间去喝茶，又回去干起艾德·马克布因的侦探小说的翻译。她翻译的小说篇幅不大，总共才170页，如果想在疗养期间干完，每天要完成的定额是9页。娜斯佳翻译速度很快，9页，完全可以在下午治疗之后完成。定额还可以减少些，因为从疗养院回莫斯科后，她还有13天的假期。决定不去女邻居那儿做客并不是因为不愿意脱开工作，老实说，娜斯佳担心这个老女人可能会纠缠不休，成为摆脱不掉的沉重负担。“真不像话，”她把一张纸塞入打字机，同时想着，“我对老人甚至连同情心也没有。一定是我身上藏有某种道德缺陷。”
娜斯佳埋头于翻译，忘记了吃晚饭。马可布因对侦探斯蒂夫·卡列尔和他年轻的搭档利尔特·柯林格之间的矛盾描写得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到晚上10点钟她才感到饿了，于是放下手中的活，打开热水器。恰好在这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女邻居，她手里捧着一个光彩夺目的铁盒。
“您还没吃晚饭，您现在想歇一会儿，准备喝茶，或是咖啡。我猜对了吧？”
“绝对正确，”娜斯佳笑着说，“和我做伴吗？”
“当然，”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沉甸甸地坐到椅子上，把拐杖靠在墙边，“我还带来了饼干，我想喝一小杯咖啡。但我提醒您，亲爱的，我到您这儿来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
“为什么？”
“因为您年轻，亲爱的娜斯佳，而且很忙。我常来造访会使您生气，而我又不喜欢人家出于礼貌忍受我的啰嗦。您明白了？这么说我说对了。今天我们认识，而以后，如果您喜欢，就自己到我那儿去吧。”
娜斯佳往杯子里斟开水，同时注视着老太婆的表情。看来与她打交道不必谦恭拘谨。
“您真敏锐，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她平和地说。
“哪里话，小丫头，我太老了。请问，您在做什么？还摆着这么多词典。您是翻译家吗？”
“是的。”娜斯佳毫不含糊地顺口应着。随便就谈到刑事侦查工作无疑是愚蠢的，况且论水平她一点都不比专业翻译差。
“哪种语言？”
“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
“哎呀！”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大吃一惊，“那您可是真正通晓多种语言的人。您是怎么学成的？生长在国外吗？”
“没有。我一直住在莫斯科。其实，这一点都不难。只需要认真把一种语言掌握好，而以后就越学越容易。真的。”
娜斯佳并没有扯谎吹牛。她的确精通五种语言。她的母亲，卡敏斯卡娅教授是位著名的应用计算机教学外语的专家。学习一门新的外语成为家里如读书、扫除、吃饭一样自然而然而每日必做的事。娜斯佳的法语是从开始会说话的时候学起的。后来，7岁时学意大利语，接着学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学起来几乎就像玩一样轻松。娜杰日达·罗斯迪斯拉沃芙娜的英语教学法作为发明专利在教学中推广运用。她认为英语最容易学（由于没有名词的性属，动词的变化形式也不多）。“最主要的，”她教女儿说，“要学会熟练地运用冠词和使用动词‘是’和‘有’。这是英语与俄语的基本区别。此外，就是技巧和熟练的问题了。”
母亲不仅成功地培养了娜斯佳学习几种外语的才能，同时也激起了她对外语最强烈的兴趣。不管怎么说，娜斯佳自己会高高兴兴地背诵语法规则和词汇，把它作为一项锻炼记忆力的方法，如她所说，这是发展“连续思维”的能力。
“您翻译什么呢？科学文献吗？”邻居感兴趣地问。
“文艺作品，侦探小说，很有趣。”
“是吗？”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用几分异样的目光打量着娜斯佳说，“从没想到您喜欢侦探小说。”
“为什么呢？侦探小说——很精彩。”娜斯佳反驳说。
“可能，很可能，”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若有所思地说，“我似乎感到您应该具有别的兴趣。那么说，是我错了。年轻的女性，有教养，有文化，又勤奋，而且远离性困扰……您应当喜欢萨特、汉森、卡彭特尔，还有加缪，但绝不是侦探小说。话说回来，不要生老太婆的气，很可能我对艺术的观念是错误的。我，您知道吗，一生都在音乐学校教钢琴。现在，当然，我退休了，但学生们常到我家来。有人说，我会有好报的……”她解嘲地笑了笑说，“做一个淘金者而已。有多少人不知疲倦地在艰苦的条件下淘金啊！后来外乡人来了，把沙金收购去，炼成金锭，送到首饰匠那里。首饰匠用金子做成世界出名的工艺品。工匠得到荣誉和光荣，而那些搭上生命的淘金者呢，谁也不记得他们。比如您，娜斯佳，您知道罗金娜·列文娜是谁吗？”
“朱利亚尔德斯克音乐学校的教师。克里贝尔恩是在她那里受教育的。”娜斯佳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心里暗自为自己的良好记性而得意。
“啊，您看！”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激动地赞叹说，“罗金娜·列文娜的名字，全世界都知道，虽然她是位没举行过音乐会的钢琴家，而仅仅是位教师。可在我们这儿呢？您能给我说出里希特、吉列里斯、索科洛夫的老师的名字吗？不是那些指导他们获得大赛荣誉的那些人，而是那些启蒙他们识谱、练指法，每天都在沙里淘金的人们。那辉煌的彼得洛夫是得益于谁的教育呢？我们的文化中还缺少对教师的崇敬。只有那时，当一位教师自己成为著名的人物，我们才会说他是某某的……请原谅，亲爱的，我唠叨个没完。让我们换个话题吧！”
“好吧！”娜斯佳表示赞同地说，“那么，让我们谈谈为什么您认定我不为性的问题困惑呢？”
“噢，这简直太……”老太婆挥了一下手说，“您光临这个疗养院，使它赢得了一次接待诗圣的荣誉。这里一半房间是单人间，根本不存在和谁住的问题。按规定任何人也不能监视谁，哪怕您整夜窜来窜去。这里两个酒吧间几乎通宵达旦地开着，每天晚上都有舞会，商店随时供应酒和各种小吃。无拘无束，个性彻底解放。我嘛，最清楚这一切，要知道我住在这个城市，而且每年总有两三次在山谷这里疗养。可您到这里来带着词典和打字机，穿着也不引人注目，而且也不做美容，这样一来我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不是老太婆，简直是福尔摩斯，”娜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