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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文化，不是指我们所说的传统摄影、电影、广告设计，而是有一整套观看文化，一整套的新手段与新器材。上述哲学家思想家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高度重视影像艺术背后的文化问题，今天欧美前沿艺术家多数玩影像。世界今日影像及相关动态，中国不介绍，只有前卫艺术家在做，或索性是商业艺术意识到其重要性。
另一方面，中国当代绘画，尤其是具象绘画，又早已受到影像与图像的侵扰，没有一个画家不用照片画画，照片已经篡夺了绘画的本质，画家不自知。要改变这种负面影响，最佳途径就是教授影像文化。在欧美，影像文化反过来给传统架上绘画不断带来灵感和机遇，中国艺术学院设立影像专业，只会对绘画有好处，否则绘画无法走下去。
建议我们的绘画教学要有意识地限制，仅做个案培养，出作品，但不可继续大规模招生，更不能作为学院整体培养方向，为社会增添“废品人才”。多媒体专业则大量招生，天然避免素描考试。观念上教授“观看美学”，技术上教新的制作方法，逐步添置相关器材与资料，引进展览，史论系要专辟人员人才，讲影像文化，要给艺术学生的实践做先导。如此，一部分高素质的学生——不过考试制度会拒绝他们——成为“艺术家”，大部分则成为服务于新世纪的设计家或实用美术家。
但我看不出改变的迹象与可能。大家努力维持现状吧。
第三部分 教育第19节 无用的禀赋
记吴雯同学
小女孩爱美，照镜打扮之外，还喜欢画美人。我们若是留心察看小女孩的私房“画”，十之有九画的便是美人的脸。有道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闺女幼儿时终日涂抹古装仙女，她母亲呢，幼儿时的勾当也无非画美人。
小女孩长成大姑娘，若是有志画画而还在孜孜不倦画美人，可就稀罕了。当我得识本院工艺系的吴雯同学，她已经四年级毕业，画的全是大美人，捧来给我看，而且郑重宣布：那美人不是凭空痴想，而是以班中的同学做原型，百画不厌画了好几年。
我于是郑重地看，看到波蒂切里、拉斐尔、毕加索、马蒂斯怎样地在一位青岛姑娘的铅笔炭笔下变成她所崇拜的那位忧郁美丽的女同学：线条十二分敏感，造型八九分简约，模样五六分相像，作者的心地，则百分之百忠诚：忠诚于她的美人，她的美人画。
我喜欢看美人画，但是不会画。不料吴雯同学郑重地要来考我工作室的研究生。
学生的画路，我是没要求的。你画美人或丑八怪，画写实或抽象，画油画或随便什么画，或者随便什么都不画，只想做装置，玩观念，弄行为，都没关系——只要你喜欢。你得像譬如吴雯同学那样，百分之百忠实于你的喜欢。你喜欢不喜欢，我一眼看出来，哪位孩子这也不学，那也不干，偏要学画画，为什么呢，就是他喜欢。
我于是对吴雯同学说，你来试试吧。
磨难开始了。2002年，吴雯同学以外语政治各差一分的考试成绩落榜。这是每年全中国千万名艺术考生司空见惯的老把戏，她自然是哭了，虽然没有当着我的面。此后一年，她租房在京，花钱上课，三百六十五天专攻外语和政治，这也是全中国千万艺术考生司空见惯的老把戏。三百六十五天后，她再次赴考，再次落榜：政治分过了，外语考得太紧张，仍未及格。哭了没有呢，不知道，只记得她事后照旧拿了一叠美人画，走来给我看。
我给吴雯同学绘画作业的分数都很高，两次均是九十分。她画不来学院素描的明暗块面，画不来考场上千篇一律的冷暖色彩，但是她敏感于优美的鼻梁、眉宇、颈项与嘴唇，在乎波蒂切里或马蒂斯的形线怎样地弯曲而盘旋——她当然还要学，刻苦练，长见识，开思路，她的路还长，所有想要走进艺术学院的青年，不就是想要好好学，好好练么？不行，在学会优美地将线条在纸上弯曲而盘旋之前，且慢，外语和政治还差一分。
我不能以我当知青的自学经历劝解她，因为当年的艺术学院全部关门。我也不能说波蒂切里和拉斐尔从未上过艺术学院，因为他们活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国。我不想怂恿吴雯同学再试第三次，以我的脾气，决不愿接受当今考试制的荒谬与侮辱——是的，对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试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侮辱——我更不能以我在西方的所见告诉她，在西方，人们尊敬或无视一位艺术家，只看作品的优劣，从不在乎学位与学历。我甚至不同情吴雯同学，这一半是因为麻木：落榜者太多太多了，同情不过来；一半，则因为巨大的现实：就算她考取了，就学、升学、求职、升职，她还是躲不开考试，更要学会钻营种种人际关系，以吴雯同学的木讷朴实，她会不会钻营？怎样钻营？她该知道，在中国，人际关系比考试还要关键，还要难。
巨大的现实使我麻木，我期待所有的落第者们尽快麻木，麻木，是中国做人的良药。还有别的漂亮话么，譬如，奋斗不止，自强不息，就都是对落第者的漂亮话。落第者的一再赴考，已经在奋斗，已经很自强，而艺术不是奋斗，不是自强，艺术只是喜欢。
喜欢艺术，多么无用的禀赋！吴雯同学获得高分的图画在考场上形同废纸，但她喜欢画画，喜欢画美人。对这份无可救药的喜欢，不知当今在朝在野的艺术家还有什么管用的忠告。
2003年6月4日
第四部分 调皮与聪明第20节 调皮与聪明
序
杨旭、王一凡、崔英杰画展
杨旭、王一凡、崔英杰三位同学，是清华与工艺美院合并后第一届绘画系本科生，世纪末入学，今年毕业。不巧今春非典肆虐，他们被遣散回家，没有在本校得到毕业汇报的展览机会。现在中央美院展览厅慷慨举办他们与另几位青年的画展，他们一定很感激、很开心。
我与这几位同学算不上师生关系，因为我与他们差不多同年“入学”：在现今教条充斥的艺术教育体制内，他们学会画画，我学会怎样混——说来惭愧，在他们四年本科学业期间，按照量化排课法，我只给这几位同学上过四周课。他们的绘画课程少得可怜，时间都被外语、政治、电脑、论文之类所谓“文化必修课”排满了，换成是我，必定逃学。可是这几位调皮聪明的家伙居然在混乱不堪的课业中，画出了毕业创作，而且数量不少，我很吃惊，也很开心。
他们的年龄大约与我女儿相当，成长在图像时代，对我出国前的创作，不太介意，反倒对我近期利用图像的拙劣涂抹，有所感应。我不记得给他们讲过什么道理，却不知怎么一来，他们各自起了奇怪的念头，找到一堆图像或照片，在画布上画起来——杨旭支使著名的中外女星每人端一枚图片傻笑，使流行文化在绘画创作中以滑稽的方式严肃起来；王一凡画了十来个正在痛哭的苦脸，而只有图像才能捕捉并表达人性这真实的一瞬。崔英杰索性一时放弃架上绘画，以类似多媒体艺术的姿态组合过于纷杂的当代图像讯息，这些讯息既是梦象，也是告白，既是公众的，也是私人的。他们都迷恋油画，但他们凭直觉在非绘画的图像中找到绘画的素材，创作的快感。不论这些作品能导引他们走得多远，可喜的是，他们不再沿袭并重复上几代油画家单一的绘画思维。
可是他们仨仅只本科学历。在艺术成为行业，行业只看学历的今天，一位艺术青年的才能、敏感、活力、天性，不值分文。待这批画卸下墙头，他们回家面临的问题不是艺术，而是饭碗，饭碗的问题，又取决于学历。如果“考研”、“考博”，一路考下去，很可能到而立之岁，甚至不惑之年，都将虚掷在投考、落榜、再投考，以及无穷无尽的学历游戏中。
这三位同学是不是天才？我不知道，但他们绝不是蠢才。毫无疑义的是，他们青春大好，诸位看见，他们刚找到自己的思路，正画得好高兴，怎么办呢，你把凡·高毕加索叫过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他们根本就没有上过什么艺术学院。我仅将微茫可怜的一点点希望暂且寄托于他们的调皮与聪明。以我所知，有那么一类调皮聪明的青年，走上正道后，脸上的神情会庄重起来，并逐渐培育自己的信念和勇气。
2003年12月8日
第四部分 调皮与聪明第21节 事相、事实与理论
序
杨一江博士论文
杨一江同志是我任教后首次招收到的两位博士生之一。今年夏季，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经重重审批与答辩，终获通过，准予毕业了。
杨一江来自云南，论文的题旨自亦关于云南。论文的七位审读教授分别给予可观的评分，称其材料丰富，立论亦属新颖，比较保留的意见，是“理论性”似嫌不够。我是这篇论文无可抵赖的“导师”，在评审过程中理应回避，不拟辩说。现在，这篇论文的出版不再是为了审阅或上报，而是直接面对读者，开始了论文自己的命运。我谨愿就此涉及的其他问题，稍作议论。
我所谓的“问题”，十分简单：什么是美术学博士生？什么是考量并检测美术学博士生的令人信服的标准？美术学博士生与史论专业博士生的异同如何界分？谁来界分？最后，谁有资格当美术学博士生导师？
我以为自己没有这份资格。四年前，当我被任命为博士生导师时，对以上问题一无所知，我甚至不明白“美术学”是什么意思。至于博士生的学历资格、外语能力，以及必须完成一篇据说不能少于八万字的论文，则是教育部规定——数年来，没有人告诉我应该
怎样“指导”美术学博士生，我也无法请教、咨询任何相关的权威或资料——假设真有这样的权威或资料的话——至今，我对以上问题仍然一无所知。
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久在江湖，以为情形正好相反：“人在体制，身不由己”——杨一江仅小我几岁，原本同是1978年来北京上学的后“文革”艺术学生。这三年相处，我发现，我与他不过是同辈与同行在同一间教室聊天说话的关系，我们的有知与无知，几乎相等。固然，我得勉强装成“导师”模样，走进走出，而一旦真要给予他“博导”式的教益，我所能有的，只是一点可怜的私见，与所谓“博士论文”的“学术性”、“理论性”等等至高无上的要求是否契合，我既不知道，也无从知道。
因此，倘若杨一江这篇论文果然缺乏“理论性”，责任不在他，完全在我：那是我在他书写论文之初就给予他的认真“劝告”——或曰“误导”——以下，如实引述我在毕业生表格“导师评语”一栏填写的词语，俾便申明我对这篇论文的责任：
本人对美术学博士论文仅要求做到三点：
1。研究个案。
2。资料充分。
3。文字清通。
此外，尽可能与自己的成长背景与创作实践相契合。尽可能以艺术实践者而非职业理论家的身份与思路书写论文。
鉴于国中理论文本长期而普遍的风习：繁琐、教条、空泛，言不及义，滞闷肿大，并极度缺乏个案以及个案的深入探究，是故本人对论文的要求与标准“宁低勿高”、“宁实勿虚”、宁取“个案”之“偏”而“小”，勿求“理论”之“大”而“全”，重事实，轻观点，重问题，轻结论，宁可审慎准确地“呈现事相”，避免大而无当的“理论阐述”。若个案设立允当，“理论价值”便在其中，若用心调理材料，“理论观点”自在其中。
美术专业博士生论文不存在“最高标准”。由本人所谓“最低标准”观之，杨一江同志的论文平实可观，达到、并超过本人的期待。
以上书面词语的填写自亦“身不由己”之一例，其实翻译成大白话，意思很简单：同志！别给理论吓着——口齿清楚说实话，就是一篇好文章。至于是不是“博士论文”，那是国家大事国家管，我管不了，杨一江更管不了。
三年来，我几乎不曾过问他手下这篇论文。其间他几次给我其中的篇章，要我把关，现在我可以对他说实话，兼以道歉：我根本没有读——我向来主张对于学生的毕业作品，别去打搅他。画是自己的画，文章是自己在写，冷暖得失，还有比自己更清楚的吗？至于查核错别字，斟酌若干词语，议论相干或不相干的书籍与文论，自是难免，但我不以为这是在指导，无非同行间平日在画室、饭桌或马路上的闲聊。
待到全篇完成，将要上报之际，无可推脱，我必须过目了，于是花三整天时间，我逐字读完了这篇论文——承杨一江同学老实听话，他竟不幸信从了我的私人而业余的劝告：个案研究、材料充实、文字清通，并且“重事实，轻观点，重问题，轻结论，宁可审慎准确地呈现事相，避免大而无当的理论阐述”。
是的，这篇论文果然看不出多少“理论”，但我却跟着论文走了一趟遥远的云南，穿越当地美术数十年历史，了解到许多此前毫不知情的事物，且由云南这一当年相对于“中央文艺政策”的“化外之地”，重新认知了我们国家数十年来的“文艺版图”——例如云南曾被获准免于推行内地的土改政策，例如苏联油画影响在云南的付之阙如，例如历次文艺运动的震荡在边远地区的次第减弱，而云南艺术家其实总想追寻“中央”脉迹而追寻不及……于是有当年“申社”相对肆意的间隙空间，于是有云南绘画如影相随的所谓“灵幻意识”或“地方色彩”，等等等等。
这就是我所谓的“事相”与“事实”：我发现，有关云南绘画的问题——而不是理论——杨一江是我的导师。
这篇论文有没有缺点呢？有的：我以为还是太像一篇学院论文，既不敢越轨，更不敢纵意而谈。然而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大家知道，是国家要求画家成为“博士”，条件，是博士论文必须符合国家制定的“规格”——而不是探究真的“理论”——我终于恍然：“美术学博士论文”其实与“理论”无涉，而是学院官场中一项不折不扣的事相与事实。面对此一无可商量、不容置疑的行政教条，杨一江如同当今所有博士生一样，除了看清事相、面对事实，此外，他们岂敢自作主张——这一文本在详细交代云南绘画“何以如此”的同时，仿佛镜面，也忠实照见了当今的博士论文“何以如此”。
所谓“理论性”怎么办呢？如上所说，这是没办法找人理论、也无处去理论的。
我衷心感谢诸位具名与不具名的审阅教授，感谢清华校方的最高评审机构：在他们高抬贵手之际，既通过了杨一江的学位论文，也通过了这篇论文的伪导师——我看见，在“理论”的崇高名义下，在“美术学博士论文”这一师出有名的无头公案中，各位教授与学生均认真作出了对于当今艺术教育种种事相与事实的确认。
2004年7月23日
第四部分 调皮与聪明第22节 辞职报告
诸位院领导大鉴：
我在学校任教的续签合同（2002年—2005年），到明年元月15日将届期终。据合同规定，如一方有变动意向，应在到期前九十天知会对方。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在合同到期之日，结束我在本院的教学。
以下是对此决定的说明：
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
五年期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而光阴无情，业务荒废，我亟盼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体艺术家。
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国家的进步在于：个人可以在某一事物上抱持不同的立场。我的离去，将中止对教学造成的浪费。
目前，第四研究室两位2001届博士生刚毕业，尚有2002届与2003届在读博士生各一名，2005年、2006年毕业。另外，今年招进本研究室第一批研究生共四名，2007年毕业。我的请辞，与这六这份报告是否收入在此，颇费踌躇，尤对本院及清华，深感不宜，更抱愧于当年出面邀请我任教的袁运甫、刘巨德、杜大恺三位老师——然人之去留，外界喜作揣测议论，以致讹传，于公于私，均非妥善，不如既有其事，明白为好——报告书于10月递交后，院方校方即予约谈挽留，情辞恳切，而本研究室六位学生，尚待就学两年余，于2007年才能悉数毕业，本人的教学名份与手续诸事，不可虚悬。经协商，近日与院方再续教学合约两年，其间，继续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