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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光辉
＇美＇ J·埃尔达
我很容易动情。有一次，基罗夫芭蕾舞团的“天鹅舞”落幕时，我泪如雨下。每次在纪录片里看到罗查·班尼斯达创出“不可能打破”的纪录，不到4分钟跑完1英里时，我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想，我一看到人们表现人性光辉的一面，便会深深感动，而他们不必是伟大的人物，做的不必是伟大的事。
就拿几年前我和妻子去纽约市朋友家吃饭那个晚上来说吧。当时雨雪交加，我们赶紧朝朋友家的院子走去。我看到一辆汽车从路边开出，前面有一辆车等着倒进那辆车原先的停车位置——这在拥挤的曼哈顿区是千金难求的。可是，他还未及倒车，另一辆车已从后面抢上去，抢占了他想占据的位置。“真缺德！”我心想。
妻子进了朋友的家，我又回到街上，准备教训那个抢位的人，正好，那人还没走。
“嗨！”我说，“这车位是那个人的，”我打手势指着前面那辆车。抢位的人满面怒容，对我虎视眈眈。我感到自己是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对他那副凶相也就不以为然。
“别管闲事！”那人说。
“不，”我说，“你知道吗，那人早就等着那个车位了。”
话不投机，我们很快吵了起来。不料，抢车位的人自恃体格魁伟，突施冷拳，把我打倒在他的车头上，接着便是两下巴掌。我自知不是他的对手，心想前面那个司机一定会来助我一臂之力。令我心碎的却是，他目睹此情此景后，开着汽车一溜烟地跑了。
抢位的人“教训”了我一顿以后，扬长而去。我擦净了脸上的血迹，悻悻地走回朋友家。自己以前是个海军陆战队员，身为男子汉，我觉得非常丢脸。妻子和朋友见我脸色阴沉，忙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能编造说是为车位和别人发生了争吵。他们自然知道里面定有蹊跷，也就不再多问。
不久，门铃又响了起来，我以为那个家伙又找上门来了。他是知道我朝这里走来的，而且他也扬言过，还要“收拾”我。我怕他大闹朋友家，于是抢在别人之前去开门。果然，他站在门外，我的心一阵哆嗦。
“我是来道歉的，”他低声说，“我回到家，对自己说，我有什么权利做出这种事来？我很羞愧。我所能告诉你的是，布鲁克林海军船坞将要关闭，我在那里工作了多年，今天被解雇，我心乱如麻，失去理性，希望你能接受我的道歉。”
事过多年，我仍记住那个抢位的人。我相信，他专程来向我道歉，需要多大的力量和勇气，在他身上，我又一次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在他向我告辞时，我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颊。
高贵的补鞋匠
阿利·玛利尼
他是个上了年纪的补鞋匠，铺子开在巴黎古老的玛黑区。我拿鞋子去请他修补，他先是对我说：“我没空。拿去给大街上的那个家伙吧，他会立刻替你修好。”
可是，我早就看中他的铺子了。只要看他工作台上放满了的皮块和工具，我就知道他是个巧手的工艺匠。
“不成，”我回答说，“那个家伙一定会把我的鞋子弄坏。”
“那个家伙”其实是那种替人即时钉鞋跟和配钥匙的人，他们根本不大懂得修补鞋子或配钥匙。他们工作马虎，替你缝一回便鞋的带子后，你倒不如把鞋子干脆丢掉。
那鞋匠见我坚持不让，于是笑了起来。他把双手放在蓝布围裙上擦了一擦，看了看我的鞋子，然后叫我用粉笔在一只鞋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就道：
“一个星期后来取。”
我将要转身离去时，他从架子上拿下一只极好的软皮靴子。
他很得意地说：“看到我的本领吗？连我在内，整个巴黎只有三个人能有这种手艺。”
我出了店门，走上大街，觉得好像走进了一个簇新的世界。那个老工艺匠仿佛是中古传说中的人物——他说话不拘礼节，戴着一顶形状古怪、满是灰尘的毡帽，奇特的口音不知来自何处，而最特别的，是他对自己的技艺深感自豪。
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只讲求实利，只要“有利可图”，随便怎样做部可以。人们视工作为应付不断增加消费的手段，而非发挥本身能力之道。在这样的时代里，看到一个补鞋匠对自己一件做得很好的工作感到自豪，并从中得到极大的满足，实在是难得遇到的快事。
出色的工作就是高贵的荣衔。一个认真而又诚实的工匠不论做哪一门手艺，只要他尽心尽力，忠于职守，除了保持自尊之外别无他求，那么，他的高贵品质实不下于一个著名的艺术家。世上没有世袭相传的贵族。做人堂堂正正才是唯一真正的高贵的人。
古典的人
陈村
1972年。
去检查一下院子的铁门是否关好，将房门锁上，窗帘低垂。开一个8瓦的台灯，要它照着墙。六七个人围桌而坐，其中的一名负责翻唱片。人们约定，不许说话，不许抽烟。这一切像在进行宗教仪式。
唱片是78转的，三五分钟就要换一面。一首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被分散在12面上。音量被调得很轻，奥依斯特拉赫的琴声如诉。我们跟着贝多芬，从四声定音鼓出发，去经受精神的洗礼。
在这个门与窗隔开的空间里，在小心翼翼放送的音乐声中，我们将精神交给另一个世界。那是一个古典的世界，也是人道的正直的世界。然而，它无法高声歌唱，向所有交出人格与灵魂的人敲响，并将他们的目光缓缓导向田园。
后来，我想到，艺术家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奔人的灵魂而去的，给人以信念和抚慰。一种是奔人的肉体而去，给人快意的抚摸和精力的宣泄。
我不排斥后者，但热爱前者。
许多年过去了，当年从矿石机、电子管收音机、四管半导体收音机中欣赏音乐的一代人，纷纷用进口录音机、音响、激光唱片武装起来了。我们有可能堂而皇之地坐在音乐厅里，欣赏第一流的艺术家的演奏，音乐变得有层次了，细腻了，讲究技巧与技术了。然而，听音乐从生命的饥渴沦落到欣赏与消遣，渐渐地化为社交的一种，为他人而听，为所谓的“高雅”而听。喝着咖啡，说点俏皮话，或者彼此还接个吻拉拉耳朵，将音乐彻底推到背景。
沉重的日子过去了，剩下的只是烦乱。我们丧失了一心一意的虔诚，代以心猿意马不动感情内心刀枪不入。为“妹妹”焦躁，为“一无所有”干嚎。
交响乐的时代，在中国还没开始就已结束了，天空到处是歌星的光芒。
在这个满天明星没有月亮更不要太阳的时候，我常以落伍者的心态听着曾经热爱并继续热爱的古典音乐。小时候不接受的也成了朋友。亨得尔的《弥赛亚》，贝多芬的《庄严弥撒曲》，告诉我世俗之外的寻求。这是人类为自己建造的天堂。在它的笼罩下，有心灵的安宁和充实。面对稿纸，写着今生的故事，耳边响着遥远的音乐，下笔时有了气氛、情调、节奏。还有一丝自尊自傲和谦卑。
生在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之后，是我们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
听着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中的合唱，我相信，人穿得再入时，心却永远是古典的。
抽 彩
＇美＇ 菲利浦·凯利 何威 译
那是20年前，当时我还是方济各会的一名修士，派驻新泽西州。我的工作对象是一些波多黎各移民。他们跑到美国来打工，为坎贝尔牌罐头摘番前，为鸟眼牌罐头摘青菜。你吃过的鸟饭树浆果多半也是他们摘的。他们很多人携家带口而来，都梦想着有朝一日挣足了钱回波多黎各岛老家盖上一所房子。
那一年是我来这个教区的头一年，可沃尔特·詹森却是最后一年了。他在罐头公司干了40年，行将退休。过去的25年，他一直在工厂做领班。他热爱那些和他一道工作的人们，大家也同样爱戴他。
沃尔特告诉我，当地有一项热闹的传统活动——“回乡之旅”。每年12月份，本教区的2000个波多黎各家庭都要聚会一次，每家拿出5美元（当时约合一个采摘工一天的工钱），放到一个罐子里，再用一张纸条写上自家的姓名。然后，大家选出一个人蒙上眼睛，从那些纸条里抽出一张被抽中的这家就可以用这笔钱回波多黎各岛探亲，快快活活地过上两个星期。
“你来看我们抽彩吧，”沃尔特向我提议，“我会把你介绍给大家。”
时至今日，我还记得那白铁皮屋顶下椽子上飘舞的彩带，仿佛还能闻到意大利面食的香气，听到那动听的乐曲。墙上贴着波多黎各的旅游招贴画，人们围着我和沃尔特，兴奋地指给我看他们的故乡。我不由惊叹，那真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
下午3点的时候，各家的5元钱都凑齐了。但在抽彩之前，主持人叫起沃尔特，当众送给他一块匾，纪念他在这里的辛勤工作，并表达大家的谢意，感谢他多年来给予大家的关怀和友爱。众人热烈鼓掌。随后，人们请我来抽出那个幸运的家庭。
我被蒙上双眼，领到一只大罐旁。我把手伸进去，抓到一大把纸条，最后只留下一张在手里。
我取下眼罩，大声念道：“沃尔特·詹森！”
欢呼声震耳欲聋。人们簇拥着沃尔特，向他道喜，同他热烈拥抱。
喧闹还在继续。我漫不经心地把手又伸进那只罐，抓出一把纸条。只见每张纸条都以不同的笔迹写着同一个名字——沃尔特·詹森。
四个字的奇迹
＇美＇ 帕蒂·威甘德
我登上了南行的“151”号公共汽车，凭窗而望，芝加哥的冬日景色实在一无是处——树木光秃，融雪滩滩，汽车溅泼着污水泥浆前进。
公共汽车在风景区林肯公园里行驶了几公里，可是谁都没有朝窗外看。
我们这些乘客穿着厚墩墩的衣服在车上挤在一起，全都给单调的引擎声和车厢里闷热的空气弄得昏昏欲睡。
谁都没做声。这是在芝加哥搭车上班的不成文规矩之一。虽然我每天碰到的大都是这些人，但大家都宁愿躲在自己的报纸后面。此举所象征的意义非常明显：彼此在利用几面薄薄的报纸来保持距离。
公共汽车驶近密歇根大道一排闪闪发光的摩天大厦时，一个声音突然响起：“注意！注意！”
报纸嘎嘎作响，人人伸长了脖颈。
“我是你们的司机。”
车厢内鸦雀无声，人人都瞧着那司机的后脑勺，他的声音很有威严。
“你们全部把报纸放下。”
报纸慢慢地放了下来。司机在等着。我们把报纸折好，放在大腿上。
“现在，转过头去面对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转啊。”
使人惊奇的是，我们全都这样做了。但是，仍然没有一个人露出笑容。
我们只是盲目地服从。
我面对着一个年龄较大的妇人，她的头给红围巾包得紧紧的，我几乎每天都看见她。我们四目相投，目不转睛地等候司机的下一个命令。
“现在跟着我说……”那是一道用军队教官的语气喊出的命令，“早安，朋友！”
我们的声音很轻，很不自然。对我们其中许多人来说，这是今天第一次开口说话。可是，我们像小学生那样，齐声对身旁的陌生人说了这四个字。
我情不自禁地微微一笑，完全不由自主。我们松了一口气，知道不是被绑架或抢劫。而且，我们还隐约地意识到，以往我们怕难为情，连普通礼貌也不讲，现在这腼腆之情一扫而空。我们把要说的话说了，彼此间的界限消除了。“早安，朋友。”说起来一点也不困难。有些人随着又说了一遍，也有些人握手为礼，许多人都大笑起来。
司机没有再说什么。他已无须多说。没有一个人再拿起报纸。车厢里一片谈话声，你一言，我一语，热闹得很。大家开始都对这位古怪司机摇摇头，话说开了，就互相讲述别的搭车上班人的趣事。我听到了欢笑声，一种以前我在“151”号公共汽车上从未听到过的温情洋溢的声音。
公共汽车到了我要下车的那一站，我跟同座的妇人说声再见，然后一跃下车。另外4辆公共汽车也驶进站来，卸下乘客。这些车上未下车的乘客全都像石头那样坐着——默不做声，一动不动，和我那辆汽车上的乘客完全两样。我微笑看着乘客神采飞扬的面孔。我心情愉快地开始了这一天，比平时的日子有一个更好的开始。
我回过头来看那位司机。他正在看后视镜，准备把车从车站开出。他似乎并不知道，他刚创造了一个星期一早晨的奇迹。
心中的太阳
＇挪威＇ T·史蒂根 放心 译
我从北极区移居首都奥斯陆已有多年，但对那极地岁月仍然魂牵梦萦。
童年时在极地的生活教我甘于寂寞，勿急功近利；教我勤于思索，勿浅尝辄止；教我以自己的心灵而不是仅仅以自己的五官去感受自然，感受生活。
最难忘的是极地的一位盲人。他只身蛰居在海滨的一间小屋里，在常人看来他实在是极其可怜的——唯有一根拐杖可以相依为命，甚至连一条做伴的狗也没有。而他最大的不幸当然是他的失明了，这样他就不能够亲身去体味光阴的变幻和季节的交替了。
然而，这恐怕只是人们好心的揣想。说到人与自然的交契，我还不曾发现有哪位明眼人能够超越他的。当极夜将尽，太阳快要在地平线上重新绽开笑脸的日子里，人们都会看到他的身影：信步经过大街旁的人行道，而后径直走上小山，再沿着山脊，在赤杨林中找到一条通往山巅的小路。然后，他找到一处四际一无遮蔽的所在，面向着南方凝神而望，浑然忘精于对初阳的等待；个把小时之后，他又会准确地循原路归来。
要是在一场新雪之后，人们就更容易断定他是否去过山上了。因为这位盲人尽管在个人的生活享受上十分节俭，但他穿的胶皮套鞋总是新的。所以，只要一发现他的套鞋印在雪地上的足迹，人们就完全可以相信：暖人心曲的太阳即将来临。
当时，还没有什么人像今天这样侈谈什么“默契”，什么“沟通”，在这位老人的时代，“默契”之说尚来流行，他自然也决非在追求时髦以沽名钓誉——他只是个深深地渴望着能体味那初阳灵趣的人，虽然在他的脑海中那也许只是一抹紫红的闪耀。
这两件事的紧密相联——新雪上有波纹的足迹和太阳的新生——使得这位盲人在一些和他具有同样渴求的人们心目中占有了永生不灭的位置。我们这些人虽然双目炯炯，却反而看不透极夜之后的辉煌，而难以摆脱漫长的不安的折磨，全然没有盲人那种沉着坚定的自信。
——心里有了这位盲人，在生活的跋涉中，太阳永远是不落的。
短暂的友谊
C·弗尼沃斯
威廉是街对面一只脾气很坏的小猎狗，以人类的年龄为比例，应该有八十多岁了。街坊都知道，小孩要是太接近了，它便会龇牙咆哮。
威廉像退休的老将，不和别的狗来往，宁可独自散步，它每天一定在早上七时和晚上六时出去，煞有介事地环绕街区一周，从不变更路线。
它步伐从容，态度威严。它的短腿，特别是后腿，因为患关节炎而僵硬了，变成两个不对称的人字形骨架，与其说在走，不如说在跳，跑是谈不到了。它对来往的人和狗都保持距离，常咕噜低吠，表示对周围事物不满意。
我们的小儿子丹尼碰到威廉时，只有一岁多点。这正是他因为发现自己会单独跑路而感到快乐的时候。他断断续续地说跑就跑，常常跌跤，擦破了膝盖，但从不泄气。
威廉初见到丹尼，照例咕噜低吠，但丹尼是天生的乐观者，只当那是一种表示友善的声音。
威廉不愿意和一个显然比自己幼小的东西接触，便闪开去。但当丹尼追上去跌个脸扑地时，它却好像觉得很好玩，跳了几步，又回头来看那孩子是不是还在跟着。
丹尼冲上去想抓威廉的尾巴，跌倒了。老狗连跳了两步，尾巴没有给抓着。丹尼爬起来再追上去，连跑了几步又跌倒。老狗一面向前跳，一面把头转回九十度来看丹尼跑得多近。
几米后，双方都停下来，累了。
以后几星期内，街上的其他孩子看见威廉和丹尼一起玩，都觉得奇怪。
有些一向可靠的人说他们亲眼看见那老狗居然跑起来，丹尼和它追逐竟达30米远，老狗左旋右转地躲开丹尼，并狺狺猛吠，不过吠声里并不含恶意。
他们玩完后，并坐在威廉屋前坡度很陡的车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