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最初出现在监管者面前是在华盛顿遭遇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虽然我们知道将有一名速记员做现场记录，但从来没有得到关于会议的官方记录。回到纽约，我在几天后接受了第二次审查，律师把它称为“访问”，是斯皮策办公室牵头的。这一次斯皮策给了我一些礼遇：他允许把审查安排在沃切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而不是强迫我去市中心，那样我将不得不躲避守候的摄影师，成为媒体杂耍的一部分。
我把马蒂的办公室看作友好的环境，它稍稍减轻了我的紧张。斯皮策没有参加这次审查，但我想所有其他有关的律师都在场了。在佩德威兹和萨瓦利斯的左右陪同下，我在一个巨大的会议桌旁坐了下来，面对斯皮策的一帮人。我们在上午9点30分开始。米歇尔·赫希曼（Michelle Hirschman）领导这次审查，她曾经是检察官，也是斯皮策调查的领导人。赫希曼的几名同事坚持用一种评判式的方式提问，但我认为总体来说这次问讯是比较公平的。
我已经做好长时间作战的准备，因此努力大方地满足我的提问者，希望他们回之以礼。中间休息时，我试图以玩笑舒缓气氛。斯皮策的团队很专业，我很欣赏他们的公事公办，虽然我内心对事情本不该到这个地步感到很气愤。晚上6点左右，马拉松式的审查终于结束。没有任何值得惊奇的事出现，这次审查看上去很沉闷。我感觉我掌握了局面，佩德威兹体贴地证实了我的感觉。我充满希望的离开，但仍然紧张得要命。回到家里，我完全不愿再回想这一天；但琼妮还是不停地询问细节。令她失望的是，我拒绝回答。我已经彻底崩溃了。
尽管我做出了坚定的表现，令人始料不及的事还是接踵而至。我作证两周之后，《华尔街日报》根据最新泄漏的错误消息重新发起攻击。一连三天，查尔斯·加斯帕里诺喋喋不休地报道了格鲁曼和他的女朋友之间的电子邮件中听起来最有伤害力的部分。第一篇报道出现在11月13日星期三，提到格鲁曼说他改变对AT&T的评级是为了帮我对约翰·里德进行“核打击”。
这篇完全没有依据的报道明显打击了投资者，花旗集团的股票价格这天下跌了4％。星期四，加斯帕里诺报道格鲁曼否认了电子邮件的内容，但这名故意只提供与他所要的故事相吻合的信息的记者现在说，我们的分析师在我同意运用我的影响力让他的孩子进入92nd Street Y学校时改变了评级。最后，星期五，《华尔街日报》引用了那篇格鲁曼向我汇报他的研究进展并请求我帮助他的孩子入学的备忘录。
这篇报道提到了花旗集团做出的五年捐款100万美元的承诺，但没有提这一捐赠是在格鲁曼改变评级后才进入讨论，并在他的孩子入学后几个月才达成的。它也没有提这笔捐赠对我们的基金每年1亿美元的捐赠预算来说微不足道，而且92nd Street Y学校是纽约重要的文化机构，值得企业的慈善支持。
这些报道的具体性使情况看起来好像《华尔街日报》的加斯帕里诺掌握了关于调查的情报渠道。我们公司的公共关系人员说，在与加斯帕里诺的谈话中，这名记者说过“我正等着总检察长办公室给我提供这些秘密文件”，后来又说“我拿到了秘密文件”。在这些最新报道之前很久，我们的律师就曾因为消息泄漏问题不止一次找到总检察长办公室。高级代表们否认他们泄漏了消息，并说这种资料不应该公开。被质问时，加斯帕里诺也否认他在总检察长办公室有消息来源，虽然他之前对我们的公共关系人员说的话指明相反的事实。虽然我们强烈不满，但可怕的消息泄漏仍在继续。
我们一直不知道究竟是谁泄漏了消息，我也不认为与总检察长纠缠这个问题是个好主意。相反，我把怒气和失望转向了加斯帕里诺，他似乎一心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不管这会伤害到谁。加斯帕里诺经常出现在CNBC推销他的报道，似乎非常喜欢讨论我的情况，而他利用的是不完整的信息和半真半假的事实。
除了生气之外，在这段极度艰难的时间里，我的情绪被巨大的挫败感主导。我的声誉一直是我最珍贵的财产，我非常骄傲于我没有任何弄虚作假地取得了我的成功。现在，我的名誉被不断玷污，近50年来我所努力的一切似乎都在消失。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每天能在报纸上看到调查的每一步进展。
内心深处，我理解调查的原因，甚至明白为什么斯皮策办公室的检察官们对那些电子邮件的表面价值感到兴奋；但是，一次正当的调查应该首先在私下进行，而不是让那些毫无意义的细节未经删节地全部提供给大众消遣，尤其是在这些细节完全缺乏背景支持的情况下。我的顾问警告我这种事实上的公众审判有可能引发公众的狂怒，使总检察长办公室感到不得不追查我，即使调查最终显示我是无辜的。为什么当这种事情发生时人们不感到愤怒呢？他们看不出这是新的麦卡锡主义20吗？每一次消息泄漏都是极不公正的。
公众的强烈反应使我们陷入不知如何应对的境地。一开始，律师建议我们在公众面前保持低调，硬撑过去。这一建议并不让我高兴，但我明白它的道理，便同意了。但现在，我们在这些令人作呕的消息泄漏面前的沉默已经开始折磨琼妮和我。我妻子尤其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能够忍受这些人身攻击而不说出我们这边的事实。我每天还能通过工作分散注意力，但琼妮必须面对那些不明白事情真相的人。她不得不痛苦地向她困惑的母亲和我们脆弱的孙子孙女解释真相。
收到人们指责我“可耻”的来电和来信给我带来的伤害比我愿意承认的严重得多，我对于我们采取的策略的信心动摇了。我们激烈地争论是否公开格鲁曼完整的电子邮件，让公众了解他们现在获得的那些小片段的全部背景。赞成这一做法的人认为揭露格鲁曼的不正当关系和他们那些充满幻想的通信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会编造那些吹嘘的大话，从根本上驳斥最近的媒体报道。但经过考虑后，我决定放弃这种做法。我一生的经验告诉我不要在媒体上打这种仗。我的律师也这样建议我，我知道避免把事情做绝是正确的。
秋末，我们遭遇全面的攻击。公众几个月来肆无忌惮的指责使每个人不堪忍受。我们的股价陷入动荡，因为投资者认为我们会走上烟草行业的老路，面临无止尽的诉讼风险。我们的员工情绪低落，或许还感到受到我的连累。这使我的良心深感不安。我的法律和公共关系团队尽极大的努力恢复我们的声誉，我也把他们逼得很紧。
我们的团队开创了一些富有创意的方法处理我们的危机。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向员工发出备忘录，表明我们对事情进展的观点，这是讲述我们这边的事实的方便方式。我们还发现，各大报纸通常在凌晨在他们的网站上贴出他们当天的报道，也就是说我们能提前得知具有伤害性的报道，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这段时间，我努力排遣自己的压力，尽可能在公众面前表现得泰然自若。我不能陷入自我怜悯，它只会通向毁灭。但那些与我最亲密的人大概能猜出，我从“斯皮策食疗法”获得的35磅的体重减轻更多来自压力，而不是改善的饮食习惯。至少食疗法使我获得控制感，这正是我现在在其他方面缺乏的。把自己扔回工作中确实是抵抗巨大压力的最好方式，因此我现在的工作量比往常还要大。
即使在监管调查愈演愈烈的时候，我仍把花旗集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与查克·普林斯和我们的律师一起，确保董事会了解一切信息，并履行受托职责。实际上，当新的电子邮件曝光时，我们召集了整个董事会，强迫董事们逐页阅读那些资料，好让他们明白我们正面临什么危机。不用说，大部分人都被这些邮件的内容以及监管者和媒体对格鲁曼婚外行为的漠视惊呆了。即使经过这些努力，我仍然担心会失去董事会的信心。我并不害怕被抓住做了什么错事，但我面对的是本质上就不公平的程序，这使我丧失了信心。值得感谢的是，董事会对我的支持从未动摇过。
在遭受最严重攻击的同时，我继续领导管理结构和业务模式的改革。比如，我说服迈克·马辛放弃董事会席位，加入管理层，担任负责法律和其他行政事务的首席营运官。把查克·普林斯调去投资银行部之后，我需要马辛的强大组织能力来监控我们的改革，并管理我们的大批律师，现在我们通常称他们为“美国律师协会”。
监管者的报复（7） … 《桑迪·韦尔自传》 第三部分 … 格林斯潘、基辛格推荐：花旗集团前CEO桑迪·韦尔自传
同时，我开始彻底分割研究和投资银行部门之间的组织联系。10月中旬，就在一些最严重的指责出现的时候，我聘请沙莉·库朗契克（Sallie Krawcheck）加入花旗集团，领导我们新设置的私人客户部门，其业务范围被扩大了，现在包括研究业务。沙莉曾是华尔街的顶尖分析师，被《财富》称为“华尔街最后一位诚实的分析师”，后来成为倍受尊敬的独立研究公司桑福德·伯恩斯坦公司（Sanford Bernstein）的总裁。
我参加了一次外地的零售经纪人会议之后，就有了聘请她的想法。那次会议上，一名经纪人建议我收购伯恩斯坦公司，以重建研究业务的可信度。虽然这个想法看上去不可行，但我突然想到可以采取成本低得多的办法，就是聘请沙莉。我第一次向她提出邀请后不到一星期，这位年轻聪明的前分析师就接受了邀请，愿意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部门，我们将简单命名它为美邦。
我们开始较早且一直坚持的适应新监管时代的努力和率先实施的改革终于为我们带来好处。12月，总检察长完成了他的调查，结论是由于缺乏证据，他不能再追查我，花旗集团则进入与所有主要监管者的严肃和解谈判。在监管者审阅过的无数文件中，只有少数是解释不清的，其中就包括与92nd Street Y学校相关的那些，因为除非我能够把当时我脑子里的想法拿出来给别人看，否则就无法彻底驳斥我帮助格鲁曼的孩子入校是为了让他改变对AT&T的评级这种说法。
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无法辩驳的指责。但是，还有许多证据能够说明我的无辜：要求格鲁曼重新评价AT&T时，我只想让他看到使我个人购买300万美元该公司股票的原因；很明显我从没有强迫我们的分析师改变评级；最后，格鲁曼反复发誓否认了他的电子邮件中与92nd Street Y学校和我与里德的董事会之争的内容。
随着斯皮策办公室人员的撤出，我盼望着和解谈判的结束和把这些折磨人的问题甩到过去。接近年底时，我有一种得到昭雪的感觉，但仍无法接受我所忍受的个人污辱，并且担心重建我的声誉所要付出的代价。
重新掌握我的生活（1） … 《桑迪·韦尔自传》 第四部分 … 格林斯潘、基辛格推荐：花旗集团前CEO桑迪·韦尔自传
2002年最后几周，艾略特·斯皮策开始对证券业调查进行收尾。他已经让这个行业进入了他想要的状态：战战兢兢，随时准备接受他的和解条款。同时，监管者把焦点放在需要改革的行业行为上，却没有抓出什么需要提起刑事诉讼的人。
我几乎从一开始就认为这场冲击与刑事犯罪没什么关系，一切都是为了找到一个让华尔街优雅地投降的办法。多亏查克·普林斯与监管者良好的关系，花旗集团终于进入了旨在结束这件事的严肃的和解谈判。监管者和大部分大证券公司都愿意达成统一的和解，那就是证券业将接受新的规则和标准，作为结束这艰难的数月的基本条件。
虽然和解会给花旗集团带来大量成本，但我认为监管问题的悬而不决给公司声誉带来损失才是难以计算的。我们决定在合理的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恢复正常工作，结束这些有害的困扰。就个人而言，我简直等不及恢复对公司的控制，更不要说对我自己生活的控制，那几个星期的打击和不确定感已经让我筋疲力尽。
和解谈判冗长而乏味。参与的十家大公司各有各的议程，要同时与多个监管者达成共同的方案更加延缓了谈判的进程。像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这样的传统监管机构根本不适应纽约总检察长的强硬姿态，他似乎要控制谈判议程。整个谈判过程中，他始终拒绝在三个要求上让步：研究业务必须与投资银行业务分离；证券公司必须提供独立研究业务；华尔街必须支付高额罚金。谈到花旗集团时，斯皮策要求我们必须支付尤其高的罚款。
我认为这是明显的不公，因为花旗集团所犯的错并不是最严重的。不幸的是，当监管者想整我们的时候，是能够成功的，我们曾遭遇最不利的公众舆论，也就无法避免支付额外的罚金。虽然花旗集团在法律上不承认任何错误，但监管者坚持要我为花旗集团的行为发表道歉声明21。这不是问题，现在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向公司客户表达忏悔之意。最后，我们同意支付3亿美元的罚款，并额外提供1亿美元专门用于为美邦客户提供研究服务。
当听说我们的谈判人员即将结束和解谈判时，我正在莫斯科旅行。几个月来我第一次感觉好一些。我入住酒店时得到了一瓶俄罗斯伏特加酒，现在我开始好奇它的味道。我已经坚持了五个月的“斯皮策食疗法”，履行了只要监管调查不结束就不接触马蒂尼酒和油脂食物的自我保证。现在，来自纽约的令人鼓舞的消息告诉我没关系，于是我呷了一小口，庆祝谈判的结束。
一天以后，我抵达巴黎，在当地时间早上5点接到同事从纽约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协议已经签订。那天下午，查克打来电话，我们一起观看了宣布统一和解协定的新闻发布会的直播。提问阶段，一名记者向斯皮策问到我，总检察长明确回答不会起诉我，因为我没有不正当行为。听到这些话，我确定喝一杯马蒂尼的时候终于到了。这是我很长时间以来喝的最美味的一杯酒！
解脱的感觉棒极了，但我天生爱操心，知道不应该高兴得太早。12月20日的和解公告只是总体协议，各当事方还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把一切形成文件。我还听说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差一点在最后时刻拒绝和解，因为他们对斯皮策宣布和解的时间不满。任何显示监管方犹疑的事都令我紧张，因为我只想确定我们已经达成了协定，它能让我们不受干扰地回去工作。
逆境之后我通常能很快恢复，并把注意力重新放到未来。但在达成和解之后，我感到一种伤害。虽然我经受住了这次残酷的折磨，但我的名誉被玷污这一事实使我感到深深的伤害。斯皮策允许我的律师在公开声明中包括我们的白皮书，它详细反驳了我在监管调查中受到的中伤。不幸的是，大部分公众都忽视这份文件。琼妮对和解也百感交集，认为它忽视了我的声誉受到的不公平损害。
但我必须继续我的生活，我告诉琼妮这是我们继续前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在和解后花旗集团的第一次部门首脑会议上，我再次表达了我的遗憾。站在事后的角度，我对我的同事说我希望当初能够预见监管重点的转变，并更早改变公司的业务行为。我后悔没能更敏感地注意到长期的牛市已经削弱了华尔街对冲突的容忍力。我还说我希望从没遇见过杰克·格鲁曼！我并非沉湎于过去的人，强调必须把那些艰难的日子抛在身后，重新向前看，并以身作则。我们早在和解达成之前就实施了许多先进的公司治理改革，现在必须显示花旗集团对这些改革的决心。
这次经历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是声誉风险和其他形式的商业风险一样重要。虽然我们无法把公司声誉受到的打击量化，但花旗集团的股价在2003年3月只有35美元，在过去12个月下跌了30％。从任何角度看，它都损失了监管问题出现以前的全部风光。
和解之后，监管者和公众都以更高的标准衡量花旗公司，不管怎样，它的规模和经营范围意味着它不可能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们必须表现出最好的行业行为。我们在公司层面和每个主要业务部门内部建立了行业操守委员会，以防止重大违规和保证花旗在未来努力为客户寻求利益，甚至不惜损失收入。
虽然我发表了公开道歉，但我们的行为远远不是华尔街最糟的。应该认识到其他机构对牛市中的放任行为也应承担责任。美国公司经常颠覆向关键员工奖励期权的好处。牛市使许多公司发放了相对于发行在外的股份而言数量荒谬的期权，这通常会鼓励短视的决策。花旗集团较早采用了期权激励，但我们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