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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他的出现会毁了我母亲当天的情绪。
虽然那年早些时候发生了与我父亲的争吵，琼妮的父亲仍然愿意为我们的婚礼和礼物花费5000美元，并让我们选择如何分配。最后我们接受了3500美元的现金。我岳父坚持代我们把这笔钱用于投资，因为他瞧不起我在财务方面的判断力。我父亲虽然没有出席婚礼，但仍然兑现了送我们一辆车的承诺，一辆水星敞篷车，排档装置有点毛病，所以只能往前开。我们的新婚之夜在艾塞克斯酒店度过，然后我们去了凯茨基尔的康歌德酒店，琼妮在一次电视知识竞赛中赢得了该酒店一周的免费住宿。
在山里度过一周之后，我们前往佛罗里达开始两个月的悠闲度假，把整个州都玩遍了。开始的时候，我们还经历了一件难堪的事。我把在婚礼上收到的礼金存在纽约的一个储蓄账户里，并以为我签的支票能从这个账户取钱。结果，我们意外地发现付给一家家汽车旅馆的是空头支票。我永远忘不了到达马拉松基的杰克塔汽车旅馆时被指控支票欺诈的情形。幸运的是，我们让他们相信了我们的无辜，并偿还了债务。这可不是我未来成为银行家的好兆头！
那年8月从我们漫长的蜜月回来之后，琼妮和我与我们的父母住在一起。每周的工作日我们与我母亲住在一起，因为琼妮还在布鲁克林学院念书，从母亲在富拉特布什的房子去学校更方便一些。周末我们就住在琼妮在她父母家的卧室。一个月后我才拿到大学学位，之后我仍然打算加入空军。
与琼妮的父母住在一起是一件糟糕的事情。我与他们的关系仍然紧张，因为他们显然很在意他们的新女婿没有工作，差一点大学没毕业，而且父母离异。他们认为我配不上他们的女儿，并且基本上不掩饰他们的不满情绪。更糟的是，琼妮的床有轮子，而地上没有地毯，我总是怀疑她父亲在墙上安了一个听诊器。我找了一份提成的工作，卖《大纽约工业名录》（The Greater New York Industrial Directory），但我讨厌它。在十天仅卖出一本之后，我辞职了。在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的情况下，我会去游乐厅玩游戏。我还记得每天如何编故事说我当天干了什么，使琼妮的父母不至于将我看得更低。
一天，我经过巴奇公司（Bache & pany）时朝里面看了看。噼啪作响的报价机和人们工作的嗡嗡声看上去很有趣，于是我询问父亲对这个行业的看法。他的妻子玛丽安很快把我介绍给一位朋友，后者正好是贝尔史登（Bear Stearns）公司的一名经纪人。突然之间，我有了一份送信人的工作，每个月挣150美元。和我最初一起工作的人大部分做的是社会保险基金，但我知道我可以做得更好。很快，我就成了保证金簿记员。
股票经纪是一个非常迷人的行业。我经常在午餐时间去感受“行情室”的氛围，那是股票经纪人工作的大厅。有一个两面都是玻璃的隔墙。一边是推销员和交易员，另一边则是公司的传奇领导人，塞·刘易斯（Cy Lewis），一个浑身散发权威的高大男人，不断向他的交易员大声发出指示。塞旁边是一个年轻人，爱斯·格林伯格（Ace Greenberg），他后来成为贝尔史登的CEO。保证金簿记员的工作教会我关于这个行业如何运作的许多东西，并使我充分了解一个强大的后台办公室的重要性。作为保证金簿记员，我会从经纪人那里接到询问他们的客户有多少钱可以用于投资的电话。那时还是前计算机时代，我不得不完全依赖手工计算来匹配股票和根据保险金率计算客户的借款能力。
我刚刚熟悉工作就接到空军的报到通知。由于我的上一次体检已经过去一年多，我被要求先去长岛的米切尔空军基地接受必需的检查。我意外地没有通过体检，因为我的龋齿需要根槽手术。到1955年秋天，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政府已经开始裁军，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获得了改变主意取消服役的权利。
自立门户（5） … 《桑迪·韦尔自传》 第一部分 … 格林斯潘、基辛格推荐：花旗集团前CEO桑迪·韦尔自传
自从我一年前在夏季训练营毁了一架T…33飞行模拟器之后，我就开始重新考虑成为一名飞行员的想法，而我目前在贝尔史登公司的正面经历鼓励我考虑一份不同的职业。最后，我咨询我的老板，问他是否认为我能够在经纪业干出来。在他的鼓励回答下，我决定交回我的空军徽章。这一系列改变我命运的事件安排得多么有趣：首先，父母离婚，迫使我推迟毕业，从而推迟了我的服役，现在，一个小小的体检就把我推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从1955年底到1956年初，我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学习备考经纪人执照。6月，我通过了考试。贝尔史登将我调到位于华尔街1号的经纪部门。我兴奋不已，为我的快速进步，也为我终于来到金融世界的中心。拿到执照和仿佛经营着自己的公司的感觉棒极了。作为一名年轻的经纪人，我工作非常努力。我仍然非常害羞，琼妮极大地帮助了我。她会每天敦促我与客户冷静地通话，了解客户的情况。她的话语仍清晰地萦绕在耳边：“你今天给某某打电话了吗？一定要跟进！”
我从来没有详细的打电话计划；相反，我把每一个可能的人变成我的客户，开始主要是家里的朋友，然后是我经常光顾的餐馆的侍应生和领班。最初，我的客户中有大概五分之一在餐馆工作。时不时会有一些惊喜，比如吉米拉格朗日餐厅的领班交给我一个拥有价值10万美元AT&T股票的账户。
我的第一年有起有伏。我清楚地记得因为买进了错误的股票导致客户亏钱而失眠。有一阵我不敢去外面吃饭，因为我知道要面对我的侍应生客户。不过，努力掌握了公司的投资研究方法之后，我很快暂露头角。1956年9月，我的收入使琼妮和我能够住得起一套我们自己的公寓，谢天谢地，终于能够摆脱与她父母同住的别扭。我们在东洛克威的新公寓每月租金135美元，是我收入的一半，但它所带来的独立性值这个价钱。就在我们搬家前夕，琼妮生下了我们的儿子马克。初为人父的感觉很幸福，责任感则鞭策我更加出色地工作。
我继续扩大业绩，1957年为公司带来了25000美元的佣金收入，这意味着我能够拿回家7500美元。我干得不错，但1957年对股票市场而言是不同的一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心脏病逆转了投资者信心的高涨，由于交易量萎缩，道琼斯平均指数这一年下跌近13％。1958年初，我仍然很紧张，我的一个叔叔鼓励我考虑加入一家以其所有者弗兰克·拉格朗日（Frank LaGrange）命名的小经纪公司。这是一家只有三个人的公司，但吸引我的是7500美元的底薪加上利润分红。我保守地认为，这样的报酬结构能使我不受市场逆境风险的影响。
在拉格朗日公司的工作总的来说是令人不愉快的。我的老板偏爱铁路和糖业股票（这是前卡斯特罗时代），我则对新兴公司和技术型公司着迷。我经常在午餐时在外面与隔壁的昂特伯格托宾公司（Unterberg Towbin）经纪分析师分享对股票的看法。汤米·昂特伯格（Tommy Unterberg）与我很快成了好朋友，他会经常睡在我公寓的沙发上，这样我们第二天就能早起开始对附近公司的研究。弗兰克·拉格朗日不允许我与技术股分析师朋友们粘在一起，认为我应该关注更稳健的公司。更糟的是，他还讨厌我抽烟，并不断抱怨他妻子不喜欢他衬衫上的烟草味。另我措手不及的是，当股票市场1958年大幅复苏时，我受到了双重打击。市场全年上涨了34％，使我最初离开贝尔史登的理由不成立。我本以为能够得到丰厚的分红，却在拉格朗日宣布没有利润可分时感到彻底的欺骗。
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个出路。伯纳姆公司（Burnham & pany）的销售经理已经一连几周打电话说服我跳槽。他针对我所讨厌的拉格朗日公司的一切进行游说，鼓吹伯纳姆公司的家庭式公司文化，选择股票的多样性，以及大家长式的创始人。销售经理向我保证，以我的能力和伯纳姆公司的支持，〃你的业绩会是现在的三倍，我保证。〃通常这样的话会让任何人起疑心，但我上钩了，并且毫无悬念地，我的佣金业绩让我在1959年拿回家25000美元。当然，当年的佣金是固定的，并且实际上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比如，当时的佣金是客户资产的大约7％，相当于40年后平均水平的10倍。不管怎样，我赚到钱了，我的收入使我成为当时零售经纪人中的精英分子。
伯纳姆公司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这主要是因为它的创始人，I·W·“塔比”伯纳姆（I。 W。 〃Tubby〃 Burnham）。“塔比”是我认识的最实际而和善的人之一。他的祖父I·W·哈珀（I。 W。 Harper）是一个酒厂主，他则在小时候就获得了“塔比”3的绰号，因为为了治愈一次伤寒，他被迫增肥了50磅。他1935年就创立了公司，这很令我吃惊，一个人竟能创造一家经历如此时间考验的公司。塔比是一个完美的导师：他是完美的零售经纪人，总是喜欢和年轻雇员一起工作，与他们分享他日积月累的智慧。他会不断在这家50人的公司内巡视，询问员工的看法。他对待员工就像家人一样，让每个人知道他们？同等重要，这显示出他善良的性格。这种风格在华尔街的其他地方是如此罕见。塔比或许不是火箭科学家，但他教会我在一家公司的经营中基础价值的重要性，尤其是尊重和珍视员工的必要性。
我的事业成长的同时，我的家庭和生活方式也在成熟。我在伯纳姆公司的成功使琼妮和我能够住进我们那栋楼里一套带两个卧室的大一些的公寓。居住空间的扩大非常及时，我们的女儿杰西卡出生了。我们是骄傲的父母，但沿袭了传统角色，琼妮在家照顾马克和杰西卡，我则在外面挣面包。与我们的大多数朋友不同，我们没有富有父母的支持，对此我怨愤不已，因为我要求的从来不多。由于没有额外的经济帮助，我们似乎处于不断的挣扎中，为了一个立足之地。回想起来，我总希望当年能够与孩子们有多一些在一起的时间，但我感到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不得不投入建立事业之中。这是基本的生存问题。
1959年，伯纳姆公司庆祝25周年，这件事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我父亲的公司那里，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长寿，建立超越任何个人的某种东西的想法令我敬畏。这时，亚瑟·卡特和我已经有了建立公司的想法，这次庆祝刺激了我们。我甚至以为如果我请求的话，塔比有可能支持我们，并把他的经历当作我们要实现的目标。
我们已经用了近四年的时间憧憬建立公司。自我们在东洛克威公寓成为门对门的邻居之后，我们就很快开始了构想。亚瑟和他的妻子琳达比我们早搬来一个月，也有一个新生婴儿。亚瑟和我只要有机会就经常谈论股市。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很快就成为好朋友。我们两家很少不互相做晚饭，而且渐渐的，我们还一起度假。
亚瑟比我年长一岁半，非常聪明。他的父亲是国税局官员，母亲是法语教师，他在伍德梅尔长大，毕业于布朗大学，主修法语和音乐。他父亲曾测试过他，好决定哪种职业最适合他，结果显示他的才能非常广泛。在决定成为一名投资银行家之前，他曾想当一名古典钢琴家。后来更加了解他之后，我发现他的多才多艺显示出他不安分的性格，以及尝试新事物的渴望。
亚瑟和我每天早上一起坐车去曼哈顿，在路上交流我们对公司、经纪业和股票的研究结果。我们的看法并不高深，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我们都年轻而理想主义，很快我们就开始构想如果建立自己的公司，要建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一起表达自己的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事，但我们的计划还不成熟，因为亚瑟很快决定从莱曼辞职，去达特茅斯读MBA。他去读书的时候，我管理他的投资账户。我会想出我想买的股票；亚瑟经常也会告诉我他喜欢的股票，我则去做些研究并决定我们是否要买。这是一种很棒的合作，更加激起了我们有朝一日合作干事业的雄心。
一拿到学位，亚瑟就开始为另一家投资银行工作，但很快意识到这份工作不适合他。这已是1959年底，股票市场经历了完美的一年。我在伯纳姆公司的业绩喜人，增强了自信。亚瑟和我又在一起交流了一次，再一次谈到建立我们自己的公司。我们很快敲定了商业计划，将主要参照艾伦公司及其投资银行模式，再辅以零售经纪服务，好弥补我们的日常开销。我们都感觉不擅长大公司的权力斗争，相信凭借我们的新型商业模式能够过上体面的日子。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们冒这一次险而失败了，我总是可以回去为塔比工作。
自立门户（6） … 《桑迪·韦尔自传》 第一部分 … 格林斯潘、基辛格推荐：花旗集团前CEO桑迪·韦尔自传
我们充满热情，决定把想法告诉亚瑟的岳父彼得·施韦策（Peter Schweitzer），后者是一名成功而富有的生产卷烟纸的企业家。施韦策并没有打消我们的积极性，只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没有足够的客户来养活公司，建议我们再找几个合伙人。亚瑟建议我们去找他童年的伙伴罗杰·伯林德。罗杰非常热爱写歌。尝试写作而失败之后，他成为华尔街伊斯门狄龙公司（Eastman Dillon）的一名经纪人。
也许罗杰已经在考虑自立门户，因为他很快就对加入我们表示极大的兴趣。但他坚持我们吸收他的朋友兼伊斯门公司的同事彼得·波托马，后者是出版巨头乔治·德拉科（George Delacorte）的女婿。我们接受了这一建议，因为我们认为彼得的家庭关系或许对我们有帮助。随着对罗杰的了解，我发现他把犹太人身份隐藏得非常好，亚瑟和我认为他想让波托马加入是为了使我们的公司在外人看来不是一家犹太人公司。毕竟，在20世纪50年代，华尔街的公司被按照种族进行严格的划分。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新公司至少打破了这一模式。
以我们的年纪而言，我们四个人的组合在人们眼里一定是狂妄自大。我们都认为当时的投资研究很少有好的，而依靠我们的集体智慧，我们一定能做得更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1958到1959年上涨了50％多，一路涨至680点。毫无疑问，强劲的市场形势促使我们认为自己格外聪明，即使我们清楚华尔街的老格言，那就是永远不要把自己的头脑和牛市混为一谈。
团队凑齐了，亚瑟又回去找他的岳父，请求他帮我们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买一个席位，使我们的公司能够运转起来。并且，我们每个人都同意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全部能够拿出的钱。对琼妮和我来说，这意味着贡献30000美元，这几乎是我们的全部，我们只留了1000美元应急。
施韦策一开始对我们购买席位的帮助请求给予积极回应，我们很快签了一份合同，使我们有两周的时间筹集购买席位的16万美元。然而，亚瑟的岳父突然改变主意，拒绝提供答应过我们的经济支持。1960年初，市场变得疲软，施韦策先生的态度也是。
我们骑虎难下，因为此时我们都已向雇主提出辞职，合同也在法律上束缚住我们。我尤其感到恐惧，甚至一度提出卖掉席位，接受损失，等待一两年之后再试。但我们的好运来临，彼得妻子的娘家、罗杰的母亲以及我的母亲伸出援手，答应帮我们购买席位。作为德拉科家的人，彼得的妻子家境殷实，帮助彼得筹集了他的初始投资。我没有可以依赖的富有家庭关系，但难以置信的是，我母亲给了我们30000美元，是她离婚后全部财产的60％。这是完全无私的举动。与拥有5000万美元而对我们一毛不拔的彼得·施韦策相反，我的母亲只有50000美元的财产，却为她的儿子参加战斗。
我们一共筹集了25万美元，足够购买交易所席位，余下的钱也足够支付办公开销和其他营运成本。我们每个合伙人实际拿出的钱是不一样多的，但我们决定每人仍然拥有相等的股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我们决定第一年给每人支付12500美元的报酬，这使我们在支付了其他成本之后还有余钱再次投资。
这一金额相当于我在伯纳姆公司挣的一半，但我并不介意，因为我为有了自己的公司而感到自豪。琼妮也非常支持我，愿意省吃俭用，接受牺牲。当我们的许多朋友纷纷在美妙的长岛北部海滨购置他们的第一所房子时，我们则将每一分储蓄投入公司，搬入南部海滨的中产阶级社区鲍尔温的一所出租花园公寓。
临近开业时，股市在1960年初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