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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了“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生的大脑不是一张白纸，任何人学习新知识都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教育所接受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需要在自己的头脑里完成新的理解，才会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结构。
就是说，学生们听的是同一个东西，得到的是不同的东西，产生这“不同”，是学生原有的知识在起作用。由此可以认为，学生并不是在课堂上“你教，我听”被动地接受。单方向的灌输，强力要求学生按标准接受，是违背教学规律的。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组织了几百名学者组成全美科学教育理事会以及若干专家小组，着手研究美国21世纪基础教育改革和创新计划，于1985年启动了《美国2061计划》，三年后拿出了这项著名的研究。
以“2061”命名此项计划，是因为1985年是哈雷彗星回归年。，哈雷彗星每76年临近地球一次，下一次回归就是2061年。这项计划研究之宏远，涉及——当哈雷彗星下一次回归之时——美国的科学技术将达到怎样的水平？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方能支撑美国社会的先进性？那么从现在开始，需要怎样的教育才能确保美国的先进？
《美国2061计划》尚在研究之中，1986年美国霍尔姆斯小组发表了题为《明天的教师》的报告。同年，美国政府发布了《为21世纪培养教师》的文件。这些文本都反映了师资的问题。新教育缺乏师资资源的问题被首先提了出来。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动员了万名各领域的学者，参与研究和制定《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此项研究历时数年，耗资甚巨。该项研究被认为与《美国2061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妙；都确认了科学教育最根本的任务不是使学生获得多少科学知识，而是获得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创造性能力；同时提供了一个如何使学生获得良好科学素养和创造性能力的“最好的文本”，给了你一个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可操作平台。
20世纪80年代末，霍华德·加德纳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他因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而著名。该理论认为，人脑有语言、逻辑、音乐、运动、人际交往等多种智能。这个理论产生广泛影响，因为在切中教育之弊的同时让人们看到，人的聪明才智还有很大的可开发空间。
你瞧，在精英教育中，无论东方西方都主要是强化语言和逻辑这两种智能，并主要在这样一个较窄的通道里培养和取舍学生。由于人的智能远没有在学生时代被开发出来，读书所得到的智能，对于成功人生的支持率被认为只有15％，而其他智能对成功人生的支持率多达85％。比照一下乔布斯、比尔·盖茨等人的成功，主要都不是得益于读书所得到的智能，而是得益于社会实践。那么，在教学中引进社会实践活动就非常重要了。进入90年代，美国教育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Hands on！”即：“动手！”
读书本来是动脑（Minds on）的，强调“动手”，即强调实践。用中国民间的智慧说，就是别读死书，读成书呆子就会“百无一用”。
1993年个人电脑全球销量达到4000万台，超过了汽车；1994年达到5000万台，超过了电视机和录像机，成为增长最快的高技术产品。克林顿政府于1993年推出“网络新政”，实施“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行动计划”，互联网得到飞速发展，进一步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知识资本”逐渐成为最主要的资本。这使美国的教育转型越发势在必行，成为关乎全民族持续发展的最紧迫的大事。
也在1993年，美国发表《信息技术与教育工作者报告》。
还是1993年——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提出“为所有美国人提供科学教育”的综合教育计划。
美国颁布新的中小学理科教学统一标准。
美国实施联邦直接为学生贷款计划。
美国劳工部发表《2000年的美国，要求学校做什么》。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召开《21世纪全球教育》6国研讨会。
再过一年，1994年——
美国通过《2000年教育目标法》。
美国颁布《学校——工作机会法》。
美国提出全国历史、地理、公民学和科学教育教学标准。
美国改革高校质量评估体系。
美国制定奖学金制度，补助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
美国形成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认证制度。
…………
1996年，美国中小学全部配备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的教学设施。这年还有件事应该记下：美国未来与教育全国委员会发表《什么是最重要的：为美国未来而教育》。
至此，美国教育逐渐汇聚到这样一些关键性认识上：最有效的学习应该强调知识之间的关联，强调不同学科的知识之间存在一个必须加以认识的整体。那就要打破分科模式，开展综合课程教学。并认识到，由此去获得学识，重要的不是获得某个回答正确的答案，而是要去经历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这个过程即探究的过程。指学生通过亲身参与类似科学探讨、研究问题的方式进行学习，由此获得良好的素养和能力。
这样，打破分科局限，开展综合课程教学训练，包括理论和实践相联系的综合课程训练，通过探究去实现，就成为美国第三次变革教育浪潮的精髓和理念核心。美国由此坚定不移地开始了大规模向21世纪的教育转型。
美国的教育转型发达国家与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快速跟进
在世界上最早利用美国微电子技术来发展本国微电子产业的国家是日本，日本在微电子产业方面获得的成功是该国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重要因素。在教育转型上最早做出反应的也是日本。
就在美国1983年报告“国家在危险中”，1984年报告“美国中学的困境”之后，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于1985年发表《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一次咨询报告》，1986年发表《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二次咨询报告》，1987年又连续发表第三次、第四次关于教育改革的咨询报告。就在1987年，日本政府批准并发布了《教育改革推进大纲》。
日本是个等级观念十分突出而且牢固的社会。在企业中下级对上级唯命是从，在培训职员忠心耿耿、工作效率很高方面，可以说世无其匹，但也埋伏着限制发展的障碍。这种现状的文化背景里有日本武士道的传统遗存。这种传统与工业化时期“我传授，你接收”的教育模式结合，传授知识和培养人才严格按“同口径、同规格、标准化”，如同生产产品那样“生产”学生，在日本表现得最为典型，全世界没有超过他们的。日本的企业管理也极为坚决地承袭了这种教育的果实。日本是因积极吸收工业生产力而最早崛起的亚洲国家。在美国发生微电子产业革命后，日本继续沿用“拿来主义”并继续得到好处。这使日本整个民族都深深沉浸在工业化教育模式中，要真正走出它的传统遗存和工业化教育模式就相当不容易了。
日本从1985年意识到本国的教育要改革，到1996年，历经十余年，日本教育审议会发表《面向21世纪的日本教育发展方向》，严峻指出，必须彻底改变以死记硬背为中心的缺乏主见、缺乏创造性能力的教育，彻底改变培养没有个性的模式化人才的教育。这意味着日本对“明治维新”以来——曾经从工业化教育中获得好处——的教育进行扬弃。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也把分科课程改为综合课程，以培养学生自我思考、自我获取和综合知识的能力，日本称之为“生存能力”。在“生存能力”一说中，日本强调的“危机感”，有如它在“明治维新”时期面对西方列强体验到的危机感。任何一个民族，当它把“危机感”注入国民意识，尤其是注入青少年意识中时，那就在蕴蓄着新一轮的发奋图强。
在欧洲，最快做出反应的是英国。
曾经是英国，最早动摇了当时最发达的中国农业文明的世界地位，并宣告了中国无可置疑的落后，包括教育的落后。英国，这个曾经创造了工业时代和工业化教育的民族，要走出大不列颠的传统也很不容易。
在美国1983年发表《国家在危险中：迫切需要教育改革》的第二年，英国发生了持续一年的煤矿工人罢工，罢工到1985年3月3日结束。此时的英国煤矿工人罢工与工业时代早期为增加工资而举行的罢工不同。当计算机正在许多领域取代齿轮的时代初现端倪之时，在以工业化起家的英国，传统型工业的危机就相当突出了。教育的落后，总是最先从生产者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求反应出来。也是在1985年，第四届世界成人教育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发表了《学习的权利》宣言。这反映出当今成人的再学习乃至终身学习，不仅是谋生就业等方面的需要，且作为人生的权利第一次被郑重地提出来。
虽然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认识，但计算机时代的出现，标志着影响世界的新时代的中心已经从昔日的英国移到了美国。英国发出了“复兴大不列颠”的呼声。1987年英国发表《应对新的挑战》高等教育白皮书，接着颁布了《1988年教育改革法》。
1991年英国发起“课余俱乐部运动”，引入社会实践活动。1992年在小学开设“设计构想”课，引入“探究”。1994年，组建师资培训署，培训新型教师。同年，英国企业联盟发表《确保21世纪英国高等教育发展》报告。1995年，英国发表《竞争力：帮助企业取胜》白皮书，提出加强中小学基础教育的新措施。其间，英国教育部改为教育就业部。如果你稍稍留心，会发现这个老牌的工业化国家在向知识经济时代变迁时期，有诸多企业难题与教育密切联系。同年，英国还成立全国家长教育协会。我们由此可窥见，为“复兴大不列颠”而走向教育转型，英国汇聚了全民族方方面面的力量。
在亚洲，韩国的三星电子已经在中国很有市场。韩国也在教育转型中做出积极反应。
就教育的传统而言，韩国是个应试教育相当森严的国家。韩国曾有长达20年的禁止对中小学生进行校外辅导的禁令。到1998年，韩国国立汉城大学校长鲜于仲皓还因女儿参加违禁的校外补习班被揭露，不得不引咎辞职。韩国这一禁令旨在强化学校教育。这样的禁令，令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们难以理解。但在这次教育转型中，韩国社会喊出了“废除考试地狱”的呼声，也给人们印象极深。
其实，韩国于1985年就设置了教育改革审议会；1990年调整教育结构，同年制定自学学位制度；1992年制定初、中、高等学校课程改革试行方案；1994年试行大学综合评价制，实行教师资格有效期制；1996年取消了大学入学考试制度；1999年废除了禁止对中小学生进行校外辅导的禁令。
我们看到，韩国要走出昔日的教育传统也不容易，但毕竟相当有气势地走来了，包括变分科课程为综合课程，也引入社会实践课，所以才废除了严禁“校外辅导”的禁令，打开了学生通过多渠道进行学习的广阔天地。
如同日本人强调在未来世界的“生存能力”，韩国也把“教育革命”作为“国家生存战略”来考虑。如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韩国后，有一种观点就认为：韩国未来的危机只怕不是金融危机，而是由于教育缺乏远见，那将导致越来越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
审视美、日、英、韩诸国都能看到，那些在微电子产业方面卓有发展的国家，在教育上的变革也反应得快。新经济催生新教育，新教育促进新经济，如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在书写一个民族新的历史，新的前途。
我国浙江省教委在1989年得到国家教委支持，开始进行教材改革。他们派员到香港考察，发现香港已经随英式教育变革，将分科课程改成了综合课程；接着，发现台湾地区也已经开展了综合课程教学；进而发现发达国家几乎全都开展了综合课程教学。与我们一样古老的国家印度早于1985年开展学校计算机扫盲，此举对印度如今成为世界计算机软件大国意义不凡。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也已经开展综合课程教学。这使浙江的课程改革一开始就坚定地朝着变分科课程为综合课程的方向突进。1993年浙江以惊人的步伐，全省中小学初始年级（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全部进入综合课程教学。从时间上看，我国浙江省对教育转型的反应也很快速，他们的积极行动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也许浙江的步伐迈得过于猛烈，也许我国的应试教育因众多家长的热切投入走得很深……浙江课改遭遇到超出他们自身预料的阻力。
我相信，我国的改革开放给了我们越来越多了解世界的机会，如果我们对世界正在发生的教育转型大势有更多一些的了解，那么许许多多人都会自有妙得。
美国的教育转型相关思索——中国教育的双重困境
我国“文革”后奋力发展教育。1978年1月教育部确定部级重点中小学20所，各地随后相继确定了一批重点中小学。中小学内还按学生考试成绩分为提高班、普通班、基础班。2月，教育部确定首批全国重点高校88所。3月，中国科技大学开办少年班。为挽回“文革”的损失，我国教育领导部门、广大师生和家长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进步是显著的。只是我们今天回眸历史，可以看到20多年来我们走的是类似美国20世纪50年代强力培养科学家的精英教育之路。
美国人反思说，为什么要让999人陪1人读书？
所谓“陪读”一说，在我国一些中学里也有称一部分学生为“分子”，称另一部分学生为“分母”的说法。被称为“分子”的学生并不是认为他们有可能成为科学家，而是指有可能考上大学的；被称为“分母”的学生，则指考大学没什么希望的。在一些历年高考落选生甚众的中学，老师发现某几个有望考上大学的学生，会说“这几个是‘分子’”，于是精心抓他们的成绩，其他许多学生就考大学这个目标而言，便处于“陪读”状态。这些现象并非老师未尽力，而是精英教育，高强度培养科学家的课程，限制了培养多种多样的人才。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需要拓宽教育方式，建立起让每个孩子都得到适合于各自发展的教育。在新教育中，没有“差生”，只有“差异”，即各有特点的学生。
当前我国精英教育造成的许多学生厌学状况尚未缓解，世界性的生产力换代和经济变迁的巨大压力又到来。我国教育实际上埋伏着双重困境。
在这双重困境中，一是要纠正精英教育给许多学生造成的超负荷压力，为解决这个问题，教育部在2000年发出了《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然而，“减负”只是在工业化教育的地基上开始纠正“拔苗助长”之弊。我们今天还面对的第二个更重大的任务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工业化时期的教育，挺进数字化时代的新教育。这就不仅要解决“减负”问题，还要解决在新时代怎样更有效地学习的问题。不仅有“减法”要做，更有“加法”和“乘法”要做。
美国第三次变革教育浪潮，是在纠正了精英教育之弊后，朝新经济时代的教育转型，中国则需要把纠正精英教育”和向新教育转型两步并作一步来跨越。
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家长们该做什么？您已看到，国家要求给学生“减负”，家长们却自动给孩子“加压”。学校停止了双休日的“补课班”，社会上便涌现出各种“加强班”。当前媒体较多报道的“成功的孩子”，主要是应试教育模式中考上国内外名牌大学的孩子，家长们热心阅读并用以激励自己孩子的也多是这方面的故事。家长们不惜代价效仿，不辞辛苦地送孩子去上一个又一个“加强班”，其实是在花钱加强一种过时的学习方式。新教育正在为开发孩子们的潜能日益展开宽广得多的成才通道，家长们是否意识到？一切新旧更替的历史转折期也是机遇期，若能对世界教育变迁的趋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机遇就会离自己更近。
大清帝国的教育转轨不更新教育无以救中华
18世纪后，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西方教育就建立了以传授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体系。此时中国的教育主要是教授四书五经，对西方教育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
1840年中国遭遇鸦片战争，林则徐喊出“师敌之长技”，这个“师”字便道出了要“学”，学敌人的先进技术，这就是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