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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黑板上画出了小桥、流水、白马、行云……就一根粉笔，线条非常洗练，形象优美、传神，我们很快都进入了那意境，不知不觉就下课了，我们都感到没听够。下课就钻到苏东坡那些词句里去体会，感到中国古代诗词真是美极了，那不仅仅是语文，我们体会到了境界和情操。
那是1956年，我读初二，我父亲被调去建设官厅水库，那是当时著名的水库建设，我们的家搬到水库工地去了，我就住校，在北京一中。这年暑假，我回家，看官厅水库雄伟的大坝，红旗招展，看长城烽火台，看闸水时小河里鱼儿扑通扑通地跳，大人小孩都到小河里去抓鱼……回来我写了一篇散文，那是暑假作业。潘老师看了后写了一段批语，我至今记得：
本文语言优美，情感真挚，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初中生能写此文，殊属不易。
就这么些字，我当时很激动，因为这是潘老师写的，我们对潘老师都非常崇拜。更大的鼓励还是几天后，我们同住一个楼的高三的学生告诉我——那时初中生住校就我一个人，我和高中生住在一起——他们说，潘老师把你的作文给我们看了，要我们向你学习呢！
我当时受到的那种鼓励，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那以后，我每天去图书馆借书看，《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还有各国的一些小说，包括民间故事，我都是那几年看的。都说“刻苦读书”，我那时一点苦的感觉都没有，读什么学什么，都其乐无穷。
到高中，我遇到了一位汪老师，人称“汪三角”，他的“三角”讲得太棒了。他对我的表扬又激起了我对数学、几何的浓厚兴趣，我最后上大学学的是数学。汪老师在我们上高三时突然去世了，是遭遇车祸。我们许多同学都哭了。一个老师被学生深深爱戴，情感是非常真挚的。
张院长说，现在学生的压力，说到底是考试的压力悬在头顶，因为它决定着你未来能踏上哪一级台阶。我回顾，我那时特别愿意考试，一考就能考好，一好就受表扬，就有成功感。一次次强化成功感，一次次成功又强化了自信心，这样，这个学生就进入了一个学习的“正螺旋状态”，这就是上升的状态，就步入了成功的轨道。
反之，一个学生遇到困难和挫折，不被理解，总是遭到嘲笑和批评，那一次又一次地经历挫折，对自信心、对学习兴趣都是打击。一次次打击，就必然造成厌学，必然没有自信，就步入了一个“负螺旋状态”，这就是下降的状态，就会产生失败的学生。
接下来我问：以往那些成绩很好的学生，大约有哪些因素？我的问题也引起了张院长的兴趣，于是我们共同探讨，感觉大约有这样几类：
一是家境贫穷的学生。在我多年采访中，我看到相当多做出突出成就的人士生长于农村。他们家乡的教学环境并不优越，但穷则思变，读书成为他们迫切需要抓住的一条出路。他们由于入学之初特别用功而获得好成绩，从此成为老师表扬的对象，在一次次成功中进入了正螺旋状态。
二是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家庭成分有些问题的学生。他们知道，如果自己不特别努力，就没有机会。由于努力，在学习上成为班上的尖子，也成为老师表扬的对象，在学习上获得自信心，从而进入正螺旋状态。
三是父母有殷切期望，教育得法，孩子也肯主动努力。他们入学之初取得好成绩，屡受老师、家长表扬，被送上正螺旋状态。
四是在学习的某个阶段，由于某种机缘对学习发生兴趣而获得好成绩的学生。他们从此受到表扬激励，这又加强了他的发展。这其中最常见的“机缘”是遇到好老师。老师发现了他的闪光点，学生受到鼓励，重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由此萌发学习兴趣，进入正螺旋状态。
当然，并不是所有家境贫穷、家庭成分有问题和父母有殷切期望的孩子都能进入正螺旋状态。成功的学生往往有其共同点：在学习的早期阶段，因成绩处于班上的领先地位，被表扬被激励，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功的乐趣，终于走向成功。
小秋安在国内的班上已毫无领先优势，而是被批评的对象了，怎么办？只好到新西兰去，在那样的“蛋糕题”面前，小秋安的领先地位体现出来了，她的自信心得以重建，于是进入了正螺旋状态。
秋安的领先地位对新西兰的孩子有没有压力呢？没有。因为新西兰老师的教学，孩子们都能承受。他们是在宽松的快乐的教学中，专心致志地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成功感，这是符合少年儿童成长规律的。
张院长说，我们在新西兰，到处看到他们的中小学老师和颜悦色，总把鼓励的语言挂在嘴上。大学教授则常常是在与学生“商量”中教学。他们的举止言谈很自然地体现在他们的职业行为中，这就是教育的境界了。
张逸民院长还告诉我：“我们石景山原古城五中的校长王槐树，他还当过石景山教委教育督导室的督学，他的外甥已经到了上一年级的年龄，但他坚决不让外甥上一年级，而让他在幼儿园再学一年。这就是想透了的明白人。这是宁可推迟一年，也要让孩子在上一年级时处于领先状态。”
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我与儿子
我也是个父亲，每想到自己曾给孩子造成的损失，都非常愧疚。因为有些损失是自己“觉悟”后无法再弥补给孩子的。现在我也把自己和孩子的一段经历写出来，若能对更多的年轻父母——日后不重犯我的错误——有所启示，也算是有点益处吧。
和许多父母一样，我们也“望子成龙”。在他还只会哭的时代，我的月薪不到100元，但我和妻子买了一台700元的SONY收录机，注重用音乐去开发他的大脑。
他哭了，我们打开收录机放音乐，发现他停下哭泣，转过头来寻找声音……SONY收录机的音量指示灯五颜六色，很有节奏地闪烁着，像在跳舞。孩子爬向收录机，去摸那平面的闪烁的灯光，在那里又看又听，眼睛黑亮黑亮，忘记了哭。
我们很高兴，孩子对音乐、对灯光的色彩都有感觉。我们很在意他周岁之前是不是能说话，总是充满信心地用吐字清楚的简洁的语言跟他说话。孩子不满一岁，果然会叫“妈妈”、“爸爸”，会说简单的话了，说明他“天资”不差，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舞。
中国许多家长头脑里都有过“神童梦”。那“神童”是什么概念？就是前人一再说过的，谁谁四岁能背诗，七八岁能赋诗云云。我们也加入了让孩子学背诗、学数数的行列。孩子三岁去看外婆，就能给外婆背“床前明月光”了，我们窃喜，这不是比前人说的谁四岁能背诗还早吗？
五岁半孩子在幼儿园读完“中班”，我们没让他上“大班”，找熟人“走后门”，让孩子进了县城最好的一所小学读一年级。
第一学期下来，孩子《语文》《数学》的期末考试都得了100分。我们觉得：行！
第二个学期有问题了。孩子有点落后，作业经常被罚，错一个字罚写30遍，30个同样的字，29个对了，有一个字落了一个点，再罚50遍……痛苦的童年开始了，经常承受被罚到深夜十一二点。我们知道孩子的脑子关闭了，他已经是在机械地动作，这有什么意义？
我们也单独跟老师交换过意见，老师说“意义在于培养他要认真”，错一个点就是错，将来考试就上不去，现在不让他养成认真的习惯就不行！
好吧，我们配合培养他“认真”。但孩子被罚50遍，落笔画的地方更多了，不得不由我们认真地来给孩子检查作业，以免他再次被罚。
老师又反映他上课打瞌睡，反映他动作总是比别人慢，就连下课放学了，把笔收进笔盒、把课本放进书包这些动作都比别人慢。考试答不完，也不知他磨蹭什么。到了二年级，毛病更多了，经常被罚扫地。
那时我到北京上学，其间回家一趟，妻对我说，老师说他不傻，要是傻我们就由他去了。有的题目比较难的，别人不会，他会，这哪是傻呢？他就是上课爱说话，要么走神，作业不该错的地方老出错……你知道老师现在怎么罚他吗？让他上课站在教室最后，面对着墙壁听课。
我说，那还怎么听课？
妻说，老师说那叫面壁，看你还跟谁说话。
妻又说，你平时也没时间教育儿子，我什么话都对他说了，你跟他说说吧！
那天黄昏，我去学校接儿子。学校已经放学，他的班上尘土飞扬，几个学生正在扫地，我看到了儿子，问：今天是轮到你扫地，还是被罚？
他说，我没被罚扫地，也没轮到扫地。
我说，那你为什么还不回家，在这里吃灰尘。
他说，黑板上的作业还没抄完。
我说，其他同学都走了，你怎么还没抄完？
扫地的同学告诉我，说他上课的时候被老师罚面壁，其他同学上课时就把作业抄完了，他只能下课抄。
我用自行车把儿子带回家，当晚给他说了许多话，包括说我小时候，为了看“小人书”一分钱一分钱地攒，攒够了就去买“小人书”，用了很多年才把《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那些连环画基本看完。后来“文革”，我的100多本“小人书”都被烧了。再后来，你刚出生，我就把这些连环画又都买齐了，本指望你完成功课后就可以补充这些对你将来非常有用的知识。可到今天，你摸过这些书吗？我现在已不指望你读它了，你就把课本上的知识管好，还不行吗？
就在我这次回家的几天时间，他仍因上课说话被罚面壁，放学也不马上回家，跟几个学习不好的同学到学校的后山上去玩，玩到星星满天了才回家。一天晚上，我打了他。用家乡竹子上掰下来很细的分枝，打了不伤筋骨会伤皮肉。我让他自己把手伸出来，他伸出来了，我抽下去，他疼得把手缩回去。我粗暴地喊：伸出来！他再伸出来，我再抽下去……我是使劲抽，他再缩回去，我再喊，再抽，鲜血在他的手掌上出现了，他哭得发抖……我停止了。
这时，我似乎感觉到自己不对，但我仍对他怒道：“今天你也不要做作业了，玩吧！你就跟我们一起看电视，来，看电视！”
这时不让他做作业，也是一种惩罚。我把他扯到沙发上一扔，“你就坐这里看！”孩子不敢不听，也不敢哭，就坐那里。
我们真看电视。他母亲也不说话。这天电视上播个什么电视剧我记不得，但记得电视剧里有个人物很不争气，而且经常被人欺负，孩子突然小声地说了一句：“真窝囊！”
我顿觉有一条鞭子抽在我心上，惭愧、后悔、心的疼痛，像决堤的水涌来涌来……火车载着我再次离开故乡前往北京，我对儿子的粗暴，令我愧痛得无法描述，那是我终身也无法忘记的。
任何时候，想起他那句“真窝囊”，我都会闭上眼睛……那天夜里，儿子冒出那句“真窝囊”时，我注意到儿子并没有对我怀恨。是儿子已经原谅我了？不，儿子的心中压根儿就没有恨，也没有“原谅”这样的意识，他在被我打的时刻和被打之后，最担心的就是怕我不爱他了……这件事情会让我愧疚一生，我的粗暴和施虐是不可原谅的。在这件事中，我看到了自己人性中有一种“恶狠狠”的丑恶而残暴的东西！我凭什么这样对待儿子，就因为我是他的父亲？我意识到了所谓“家长式”在我们许多人的灵魂中都渗透得多么深！它是我们社会中不平等、不文明、不民主等现象的家庭基础，是个人身上就存在的劣习劣根。
今天我已能认识到，我在儿子刚刚出生就为他准备好了许多“小人书”，也是我犯的一个错误。我自己少年时一点一点地把零钱积起来去买书，“连环画”好比“连续剧”，是有悬念、有巨大吸引力的，我看完一本，没了，就想听“下回分解”，于是就有很大的兴趣去寻找。再得到一本新的，那阅读真的是“如饥似渴”，这整个过程是去获取见识、了解未知的过程。可是，我把一切都给孩子准备好了，就消灭了他去获取的兴趣。
类似的例子还见于一位女教师给我讲的一个故事：有个初一女生自己攒钱想买一部《哈利·波特》，快攒够了，碰到了她的生日，母亲把《哈利·波特》买回来了，作为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没想到女儿顿时眼泪掉下来，不是感谢，而是说：“没劲透了！”
从此拒绝看《哈利·波特》。
别人听了都说，你看你，自己没花钱，又得到了你想要的《哈利·波特》，这多合适呀！
可孩子不是这么想的。这个世界能给予她发挥一点主动性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好不容易有一本自己想要的书，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而且为此准备了很久，就要成功了，突然，母亲消灭了她的愿望。
再说我的儿子读到三年级，成绩是班上中下水平。他虽然各科成绩都没有不及格，可以升四年级，但我们意识到不能让他接着读四年级了，只好选择让他再读一年三年级。又考虑到不能在原校重读，于是再找关系，把他转到了离家较近的另一所小学重读三年级。
我们鼓励他：没关系，充满信心，从头再来！
但不久，我们发现，过去的经历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他自己从未说过不想读书，但重读他读过的课本，在他心灵深处引不起热情和兴趣，“厌学”在他的精神深处已被“培养”成熟了。重读，他也只是中等水平。
这是他的童年。
“文革”十年，最大的损失恐怕是教育的损失。“文革”后，千千万万的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是空前的，数不清的爷爷奶奶也在灯下盯着小孙子读书。老师辛辛苦苦，家长辛辛苦苦，孩子呢？有人问：当今中国社会最辛苦的是谁？
都说：我们的孩子。
不是吗？每天清晨，他们匆匆忙忙骑着自行车冲出院子赶去上学……晚上，家长在看电视，孩子在灯下紧张地做作业……大家都非常辛苦，非常用心。可我们的教育方式，常常表现为老师和家长配合着，在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地构成对孩子成长的压迫和摧残。
1992年，我调进北京，第二年全家迁到了北京。我向我并不认识的海淀区育英中学校长求助，感谢她接收了我的孩子进入育英中学。初中三年，孩子还当了三年班长。但在初三，我的孩子在中考模拟考试时成绩落到班上后五名，远落在海淀历年的中考录取分数线之下，在短时间里他还能出现跃升几十分的奇迹吗？如果不能，他将进不了高中了。怎么办？
我与他去散步，在大草坪上走了不知多少圈。那时我除了鼓励他，还能做什么？我怎样才能让他有信心呢？我没招了，给他讲打仗，我说毛主席说，战争的首要任务是保存自己。人生在最艰难的时候，就不要考虑能有多高的成绩了，但可以考虑下限，下限就是“名落孙山”那个孙山。孙山是考取的最后一名，你的目标就是那最后一名，能考个北京全市够上高中的那最后一名就是你的胜利，真正的胜利！
我说这看起来像个惊险动作，能做到这个惊险动作，也是很鼓舞人心值得一拼的。考上了就赢得未来高中的三年时间，然后再争取，你看行吗？
儿子说：“爸，我会！”
这一年，他15岁了。
我知道，让他五岁半上小学一年级，这事实上让孩子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我们已经无法让他再回到7岁去从头开始。在孩子成长的岁月，由于我们的错误给他造成的损失，不是他的考分多少能衡量的。未来的岁月，仍有许多压力在等待他，而童年成长期的损失，很难弥补给他了。
我与张逸民院长的交谈持续到黄昏，我与他告别。
他已知我想写一本关于教育的书，在我临走前对我说：“我这个笔记本电脑里有许多在新西兰拍的照片，你要是有兴趣，可以拿回去看看。那些新西兰的孩子，你看看，不论在教室、在街头，总是笑得阳光灿烂。那是童年，真正幸福的童年和少年！”
我说，那我就背回去看了。
他说，你还可以去访问一些中学生，听听他们怎么说。
我说，好吧！
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相关思索——把孩子从负螺旋状态解放出来
这个春天，我获得一个印象深刻的“正螺旋”和“负螺旋”概念，以为用此了解并帮助自己的孩子，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所以想写出来与大家共鉴。
假如孩子已处在“负螺旋状态”，请立刻停止对孩子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