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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江湾阵地一线到庙行小镇，接连打了９天，中国军誓死不退，寸土必争，１９路军名将，一位旅长翁照垣喊出了口号：“没有枪，用刀；没有刀，用牙齿咬！”
在部署这一次大规模的攻击以前，日本皇军的计划，原想假道法租界，由真如和彭浦，侧击大场，直拊江湾、庙行一线１９路军的后路。这个计划果若成功，中方就要吃大亏。
第三部分杜先生介入了国际交涉（5）
这时，杜月笙及时侦悉在２月２４、２５、２６日那３天，前后共有好几千名日军，乘黑夜登岸，潜往法租界的辣斐德路、祁齐路一带。他们分散开来，住进日本侨民开设的商店及其所有的住宅。杜月笙并且得到消息，这数千日军企图由法租界冲入沪西，抄袭江湾、庙行，进犯我军的右翼。
他马上通知吴铁城和蔡廷锴，１９路军紧急加强江湾、庙行后侧的防务，吴铁城则十万
火急呈报外交部。２月２７日，外交部便照会法国公使，请他转告驻沪总领事和法租界当局“严重注意”，“迅将潜伏界内的日军立予驱逐”，“嗣后务须严密防范，勿使潜入，以免肇成祸端”。
杜月笙不等外交部的照会抵达，他先跑去跟甘格林办交涉，当面质问：“有没有这个事情？”
甘格林明晓得杜月笙已有所闻，说不定还掌握着证据，否则他便不会无的放矢，跑来大兴问罪之师。所以他坦然承认确有其事，不过接下来他又婉转解释：“日本军人素称横蛮，尤其近来气焰高涨，不可一世，潜入法租界的日军有数千人之多，而且武器装备一应俱全，倘若租界当局采取强硬行动，因激生变，那么，日本皇军固然驱逐不了，说不定法租界这弹丸之地，可能为之糜烂。”
杜月笙听了，气愤填膺，他正色地告诉甘格林说：
“中日之战，国际联盟已经在谴责日本。法国政府的立场，即使跟国际联盟不一样，最低限度也要守中立！如今你听任日本军队混入法租界，而且我听说他们还要利用法租界做攻击中国军队的根据地。中国军队为了自卫，假使跟前几天公共租界发生的炮轰事件，照样的‘上’你一当，试问总领事，你对法租界居民的生命财产又那能够保障法？”
甘格林被他质问得无词以应，只好支吾其词地回答：
“我想，中国军队不至于这样冒昧地从事炮轰法租界，同时，日本军队在租界上也不会耽搁得太久！”
杜月笙一挺胸说：
“我是法租界公董局的华董，又是华人纳税会会长，保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也有一份儿。日军混入法界，要出大事体了，不能再拖，我请你明天一早，邀请各国领事和中日双方的高级代表，开一次会，大家商量商量，并且彻底解决这一大问题。”
甘格林发急了，大声地问：
“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全部公开？”
“公开了好得多。”杜月笙再进忠告，“否则一定会出大事体啊！”
甘格林这时意识到，纸包不住火，杜月笙已经侦知日军潜入法界，他必定已经通知了中国军政当局，迫于无奈，点了点头，答应召集会议。
第二日，法国总领事馆冠盖云集，各国驻沪总领事全体到齐，中国方面因为情势紧急，问题严重，特由上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亲自出席，杜月笙是法租界华界的首脑，他准时赶来参加。
时间一到，甘格林宣告开会。以主人身份，他首先说明召集这次会议的目的，日方认为他们有权在租外驻军，中国政府则指控日军利用租界庇护，向华军发动攻击，因此租界当局变成了助纣为恶。接着他坦白地指出：“这一个问题必须澄清，租界可否任由日军驻扎或通过，领事团应该有所决断，免得徒滋纠纷。”
甘格林将领事团讳疾忌医的一大问题予以直接揭发，公开提付讨论，并且促使领事团表明态度。对于中国来说，他是帮了大忙，然而，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却不胜愤怒，他抢先起立，大放厥词，威胁恫吓的语句从他“愤怒”的声调中像湍流急瀑般喷溅出来，他那种凶横野蛮的态度使在座各国领事为之愕然。
但是，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没有人敢于保证村并的恫吓威胁不会成为事实，会议席上的情势对于中方相当不利，甘格林提议将之公开化的重大问题，倘若即刻加以表决，可能会达成相反的结果，使日军利用租界为军事根据地变为公开、合法。
村井在厉声咆哮，各国领事噤若寒蝉，大家暗暗的在担心。
谁也没有料到这时杜月笙光了大火，他猛的一拍桌子。２０年来杜月笙历经磨炼，炉火钝青，几乎就不会有人看见他当众发过脾气，惟独这一次，他在各国领事之前，攘臂挥拳，高声喝道：
“好，东洋兵可以进租界，住租界，利用租界打中国人，你们尽管通过这个议案，不过，我杜月笙要说一句话：只要议案通过，我请日本军队尽量的开来，外国朋友一个也不要走，我杜月笙要在两个钟头以内，将租界全部毁灭！我们大家一道死在这里！”
晴天霹雳，震得与会各国领事目瞪口呆！日本外交官可以讨价还价，杜月笙却以“闲话一句”为其金字招牌。租界面积不大，人口密度至少冠于亚细亚。杜月笙在上海能掌握多少群众，在座的人没有一个心里不明白，只要他一声令下，自有为他拼命效死的人毁灭租界，从杜月笙的嘴里说出来那就不是炎炎狂言，空口白话。
正在这时，杜月笙便在全场震惊，一时无从反应的那一瞬间，一个转身，大踏步离开会场。
杜月笙动了真火，吓得高高在上，趾高气扬的各国领事，一个个就像泥塑木雕的菩萨，开不了口也动弹不得。杜月笙带来等在外面的一帮弟兄，连同保镖司机，和司机助手，此刻仍在台湾开车的钟锡良也在内，得意洋洋，欢天喜地，簇拥着杜月笙回家了。
第三部分杜先生介入了国际交涉（6）
听说了租界开会这事，芮庆荣毛焦火躁，说声风便是雨，他一路大谈其如何邀集各路人马，甩炸弹纵火放手枪，要把寸土寸金的租界搞成断坦残瓦，尸山血海。高鑫宝在笑他憨，顾嘉棠心直口快，啐了芮庆荣一口说：
“呸！月笙哥摆得下千斤重担，你怕外国赤佬真的敢挑？说说罢了，你们放心，外国亦佬绝对不会再提东洋兵利用租界的事啦。”
这一点倒是给他料中了，当天领事团开会的结果虽然是不了了之，可是日本军队从此以后就不会借道租界，同时白川大将两路夹攻庙行、江湾国军的计划宣告胎死腹中。当夜，潜伏在法租界的数千日军，“怎么来，怎么去”，他们趁夜摸黑，悄然撤离。
３月６日，中日双方开始休战，５月５日，经过国际联盟的调处，中日双方正式签订停战，淞沪之战于是宣告结束了。
第三部分笼络金融界人士
徐新六是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曾留学英、美，专攻经济，获得过博士学位。由于他精明能干，善于经营，浙江兴业银行在他的手中得到很大发展。１９３５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所谓“法币政策”，乘机以官股打入并控制各重要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却挺住了，未让官股取得控制地位，成为当时寥寥无几的以商股为主的银行之一。金融界人士因此对徐新六更加另眼相看。
为了扩大在金融界的影响，杜月笙处心积虑地接近徐新六。经过一段时期的了解，他掌握了徐新六私生活的秘密，决定以此诱徐新六就范。
原来，徐新六颇重名誉，讲究“绅士风度”，极力给人一种洁身自好、彬彬有礼的印象，在上海滩素以私生活严谨而著名，金融界因此称其为“圣人”。但孰知“圣人”仅在外表，骨子里同样风流，徐新六早已秘密有了偏房，且生有两男一女。这件事，徐新六掩藏得很严实，专门为他的偏房在外修造了房子，无论家中太太还是周围的亲朋友好，一无所知。
可是，看着偏房所生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徐新六的烦恼也与日俱增，他担心自己一旦去世，偏房和在秘密状态下生的孩子得不到社会承认，便无法分享他的财产。因此想找一位有势力的人物，在他死后，能出面为他的偏房及孩子作证，从而使他们能取得他的一部分财产。
杜月笙是无孔不入的，徐新六的心思当然瞒不过他。
夏天，徐新六上莫干山避暑，杜月笙也寻踪而去。
当晨风习习之时，或晚霞烂漫之际，杜月笙总陪着徐新六散步。幽幽空谷、飒飒林涛，更唤起徐新六百般柔肠，千种情思。杜月笙的娓娓劝慰和慷慨承诺，使徐新六感觉碰到了肝胆相照之人，便把自以为掩藏得严实的秘密对杜月笙倾吐了，并就此事写下一封亲笔函件，交杜月笙保存。
杜月笙花这么多时间去陪伴徐新六，想掏出的正是这段话，当下便信誓旦旦地表示：“你健在，我为你保密；你一遇上不测，我一定出面为其偏房及她所生的孩子作证。”
徐新六一方面感恩不尽，同时也明白他的把柄已落入了杜月笙之手。以后，杜月笙在金融界有所要求，徐新六当然只能尽力相助。
第三部分仗势欺人（1）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时，以孔祥熙为后台的“七星公司”在上海大做投机生意。因其情报准确、资金雄厚，在上海市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赚了很多钱。对这种利用特权获取暴利的作法，民族资本极为反感，市面上一时沸沸扬扬，颇多非难。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上海一部分商人达成默契，共同对付“七星公司”。
有一次，“七星公司”自恃财力雄厚，企图造成黄金价格看跌的趋势，逼上海黄金持有
者大量抛出黄金，然后由他们吃进。为此，他们在黄金交易所不停地抛空，黄金价格每日看跌。但上海经营黄金生意的商人，却串通一气，看着黄金价格惨跌，就是不肯抛售手中黄金，遇上适宜的机会，还吃进一些“七星公司”抛出的黄金。“七星公司”没想到他们影响市场行情的法宝，这一次竟不能奏效，但空头已做太多，老本大蚀，结果轮到上海商人向他们讨债。孔祥熙虽为“七星公司”后台，但投机生意失败，由他出面公开赖账却也不方便，于是，他授意杜月笙干预。
杜月笙出面，将这次黄金交易中成为债主的诸多商人找了去。
在聚会上，他不无威胁地说：“这次生意，朋友走油跑马，我不会看冷铺，账不管有多少，统统送过来，我准备倾家荡产代赔。”
这些久在上海滩浮沉的商人们，当然懂得杜月笙这番话包含的真实意思，只得强作笑颜地说道：
“笑话，别人掉了枪花，倒要叫杜先生倾家荡产赔出来，世界上没有这种道理！照杜先生牌头，账一笔勾销。”
到手的钱被硬挖了去，未免肉疼。更令这些从事黄金交易的商人们心悸的是，这次黄金交易所的抛空风潮，虽然以他们险胜而平安渡过，但“七星公司”如卷土重来，做更大的投机买卖，他们将很难抵御。出于这种顾虑，他们想了一个所谓妙计，即推举杜月笙担任金业交易所理事长，想借他的面子使孔氏家族有所收敛。
这种想法正合杜月笙心意。杜月笙插手这次风潮，就是为了向当事者双方显示他的实力，一方面抬高自己在四大家族心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炫耀与四大家族的特殊关系，以吓唬上海滩的商人。此举果然奏效，在“杜月笙”三个字前面，从此增加了“金业交易所理事长”的头衔。
金业交易所之外，杜月笙还通过帮助孔祥熙任总裁的中央银行和宋子文任董事长的中国银行等控制中国通商银行后，谋取了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的职位。
中国通商银行由盛宣怀创办于１８９７年１１月，它所登的广告中必定有这样一句话：“我国首创第一家银行”，牌子老、影响大。盛宣怀死后，该行由傅筱庵接管，是受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之外的一家重要银行。宋子文、孔祥熙早想染指该行，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１９３５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政策”，“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１９３６年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其他银行发行的、正流通市面的纸币，逐渐以这四行发行的钞票换回，停止使用。
为了防止各银行滥印钞票调换“法币”，在“法币政策”公布前，国民党政府调查了享有钞票发行权的１２家银行发行的钞票数量。其中中国通商银行的钞票发行额为３４３０万元。掌握了这种情况后，中央、中国、交通行秘密集中了中国通商银行的大量钞票，突然前去该行兑现。因事出意外，加上傅筱庵见上海地价暴涨，正在河南路耗资１０００万元建一座“中国通商大厦”，头寸吃紧，未免捉襟见肘，无法满足兑现要求。国民党政府立斥该行“准备不符规定”，以维持金融为名，提出加入官股，并指派董事或董事长，想全面控制中国通商银行。
傅筱庵不甘认输，极力作梗。国民党政府抓住他与北洋军阀有过来往的辫子，加他一顶阴谋祸国的帽子，下令通缉查办。傅筱庵惶恐之下，只身逃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大连躲藏。
傅筱庵一走，中国通商银行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它若破产倒闭，势必造成上海金融市场的波动。宋子文、孔祥熙意在控制该行，并不想让它倒闭。但傅筱庵被官方整怕了，并且国民党政府已公开对他发出了通缉令，不便出面请傅筱庵回沪，此事便交给杜月笙办。
杜月笙乐得作好人，当即托人带信给傅筱庵：
“请先生回沪把中国通商银行的账目算清，天塌下来，有杜某人顶着。”
傅筱庵仓惶出逃，本是权宜之计，见杜月笙出面作保，决定顺水推舟，返回上海。他对带信人说：“杜先生铁肩担道义，真非常人也。我决定回上海，刀山鼎镬，在所不辞。”
他这话一箭双雕，一方面表示自己是为顾全杜月笙的面子才回沪的，另一方面借着吹捧杜月笙，强调杜必须对他的身家性命负责。词美意深，可谓老奸巨滑。
傅筱庵回沪后，七拼八凑，又将投资千万、尚未竣工的“中国通商大厦”作价３００多万元拍卖，勉强还清债务。但是，遭此打击，中国通商银行气息奄奄，欲振乏力。孔祥熙、宋子文等感到火候已到，便授意杜月笙出面代中国通商银行要求中央银行支持。之后，中央银行便以“救济”为名，把大量“官股”塞入中国通商银行，并将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顾诒谷调去中国通商银行任总经理。杜月笙担任了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因此在金融界的地位当然更非昔日可比。
第三部分仗势欺人（2）
凭借与官僚资本的特殊关系，杜月笙还相继担任了中国、交通银行董事，浦东、国信等银行的董事长，以及上海市银行公会理事。虽然银行公会理事长的头衔未归于他，但他在金融界终于也成为一个能兴风作浪的人物了。
第三部分打入面粉厂（1）
如果说杜月笙插手金融业，是以建立中汇银行为开端，那么，盘得华丰面粉厂，则是他跻身工商界的标志。
华丰面粉厂设在小沙渡路上，老板为卢少棠。３０年代时，卢少棠因在赌场上惨败，背上数十万元的债务，无奈之下，产生了卖掉华丰面粉厂的念头。
开设面粉厂在这时是很赚钱的，杜月笙得知卢少棠的想法后，立刻叫他的重要经济顾问杨管北设法将华丰面粉厂搞到手。杨管北找到华丰面粉厂一位与他熟悉的陈经理，证实少棠确有卖厂之意，同时了解到已有人抢先一步在接洽买厂事宜。杨管北闻讯，心急如火，要求这位陈经理设法将这桩生意让给杜月笙，经他软硬兼施的努力，卢少棠被迫答应以１０９万元的低价，将华丰面粉厂卖给杜月笙。
价格谈妥后，杨管北按杜月笙授意去找傅筱庵。
这时，傅筱庵刚从大连避难回来，为处理中国通商银行的债务及与孔祥熙等人的矛盾，正有求于杜月笙。杨管北见到傅筱庵后，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