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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代价，务必把他和他的家眷平安无事地先送到香港来。”
徐采丞是在第二天动的身，他回上海，不上十天，黄溯初首先飘然南来，杜月笙大病方愈，亲自去迎接。为了安全保密，他又请黄溯初在杜公馆下榻。
高宗武的一笔账都在黄溯初的肚皮里。于是，黄溯初和杜月笙促膝密谈，他把高宗武三度赴日的种种经过、中日密约的要点，逐条逐项向杜月笙一一细说。杜月笙咬文嚼字，坦率地说，“这实在太多了，一下子难以记得住。”
于是，黄溯初哈哈大笑，亲笔给他写了一份报告要略，杜月笙欢欢喜喜地双手接过，他眉飞色舞地说：
“我明天再搭飞机到重庆去。”
姚夫人见杜月笙连日忙碌紧张，飞重庆又飞出了气喘毛病，心中灼急，又不晓得他究竟忙的是什么事情？听说杜月笙才隔了１０天又要飞重庆，她心里担心得很，便向杜月笙苦劝：
“坐飞机未免太危险了，这一回，您就走河内、昆明，走陆路去，好吗？”
“不好！”杜月笙打着戏腔，告诉她说，“我此刻恨不能身插双翅，破空而去！走陆路，那又得十天半个月，怎么来得及啊！”
但是，杜月笙冒险再次飞往重庆，这次却带了庞北周医生同行，以防万一。这一趟总算托天之福，安安稳稳，到了重庆，蒋委员长即刻传见，杜月笙报告完毕，蒋介石便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杜月笙，请他设法转交高宗武。
第三部分拆了汪精卫的台，却得了后来致命的病（3）
杜月笙得了蒋介石的亲笔函件，心知大事已成，当前最要紧的还是迅速采取行动，免得贻误时机，一着错，满盘输。
第二天他又飞回香港。然后把委员长亲笔信交给稳妥可靠的人，秘密携往上海。接下来，他便是整日引颈翘望，苦等高宗武安然南来。黄溯初也住在杜公馆苦苦等侯，杜月笙长日陪伴佳宾，好在黄溯初见多识广，为人又很风趣，天大的事搁在心上，他也是从容自在，谈
笑风生。杜月笙从黄溯初那边获益不少，杜公馆上下虽然不清楚黄先生的身份，却是人人对他尊重而又亲近。谁都喜欢听他聊天，畅谈国家前途、天下大事。
由于敌伪方面戒备森严，防范紧密，徐采丞发动杜门中留在上海的人要想营救高宗武安然脱险，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由于日、汪之间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谈判已完成，签字仪式订在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３１日举行，高宗武决心等到密约签订过后，再盗出原本，献诸中央，揭破汪精卫等卖国的勾当。所以，他到１月４日才成行，行前，他又救出了正有生命危险的陶希圣。
汪精卫举行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新成立的伪中央党部，先行设置的机构只有外交，宣传和警卫三个“部”，“外交部长”由汪精卫自兼，“警卫主任”是周佛海，副主任李士群、丁默邨，宣传“部长”即由陶希圣充任。
“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开始谈判，陶希圣一看日方提出的条件，日本全面控制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他们把中国划分为“满州国”、“蒙疆自治政府”、“华北”、“华中”和“华南”５个地带，而把海南岛和台湾一般列为日本的军事基地。５大地带还不包括外蒙、新疆、西甫和西北以及西藏，那便是说，日本要瓜分中国。陶希圣认为，像这样“白纸写上黑字”，要借中国人之手去签署，这件事是“断不可能的”，因此他拒绝在中日密约上签字，一面称病不出，一面暗中策划如何出走。
陶希圣的态度已使汪精卫、周佛海等大起疑忌，１９４０年元旦前后，便有人秘密通知陶希圣，说是李士群、丁默邨主持的汪伪特务机关极斯斐尔路７６号正在计划刺杀他，陶希圣两夫妇当时就决定：“如果不能逃出上海，只有自杀一个办法。”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１９４０年元旦，高宗武忽然在法租界环龙路陶希圣住宅出现，他来探病，并且拜年，陶希圣告诉高宗武说：
“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你怎样？”
高宗武便说：
“走了吧。”
事实上，徐采丞、万墨林已经遵照杜月笙的吩咐，替高宗武预备好了船票，同时严密制定了保护他顺利成行的计划，临时加上陶希圣同行，当然不致发生什么困难。１９４０年１月４日，上午，高宗武按照预定计划登上了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陶希圣则独自一人，乘车到南京路固泰饭店前门，下车后，进入大厦，马上赴后门口，换乘一辆出租汽车，直奔上海滩码头，果然他也告顺利成行。
１９４０年１月５日下午，高陶抵达香港，杜月笙、黄溯初等人心头悬着的一方巨石才轻轻落下。
顶要紧的人到了，日、汪密约原经高宗武的内弟沈惟泰摄成底片，交给高宗武夫人秘密收藏，也携来香港。
“日汪密约”经由沈惟泰所拍的底片一共冲洗了两份，一份送呈重庆中央，一份由高宗武夫妇共同署名，交给杜月笙，转至中央通讯社发表。但是发表之前又生了波折，中央社方面因为高宗武在“密约全文”前面加了几百字的叙言，说明当时经过，他们认为不妥，便指出高宗武不曾亲自盖章而不足以信，而且手续不全。高宗武夫妇解释说：“图章当然该盖，但是仓卒离沪，不及随手携带。”
于是便为了图章的问题，双方相持不下，即将功德圆满的一件大事几乎就要闹僵。急起来，杜月笙便悄悄关照他的手下，说道：
“我此刻到吴铁老公馆去，你等好在这里，等到１１点钟，你再赶到吴家指明找我。你不妨质问我，到底是全文照发，还是一定要删去前言？你若见我尴尬，你就高声发话说你受高宗武之托，要立刻将全部文件收回。”
吴铁城这时已卸任广东省主席，小住香港，是中央在港最高级人员，当晚１１点钟杜月笙导演的这一出戏，让他助手声势汹汹、装模作样，以强硬姿态演出。果然使吴铁老着起急来，他亲自嘱咐中央社，序言密约，一概照发。于是，１９４０年１月２０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之原文摄影皆发表，这一重大新闻轰动世界。
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接近尾声，高宗武想出国留美，继续深造，由杜月笙经手替他办好了护照。当他知道杜月笙因为他们的事高空遇险得了气喘重症时，非常不安，后来，在美国为杜月笙遍访名医，请教病因及治疗方法，而且经常寄回药品。
但是，为此“高陶事件”，汪精卫对杜月笙恨之入骨，他恨声不绝地说：
“我跟他有什么过不去？他竟这么样来对付我！”
当时，他就令伪政府特务头脑李士群专程到广州指挥，派遣凶手到香港去解决杜月笙。然而杜月笙早就防范严密，刺客没有下手的机会。但是，汪精卫仍不甘心，他再派人去香港警署，借口有人密告杜月笙是“流氓”，要把他驱逐出境。
第三部分拆了汪精卫的台，却得了后来致命的病（4）
戴笠的中统特务王新衡首先侦得消息，十万火急地去通知杜月笙。但是杜月笙不肯相信，他付之以淡然一笑，反过来安慰王新衡说：
“不会有这种事情的，新衡兄，你放心好了。”
然而，没过几天，柯士甸道杜公馆和告罗士打的房间，居然有警署的人跑来说是奉命搜
查。这一下，杜月笙才知事态严重，于是他便去找王新衡商量。
王新衡说：“为了正本清源，彻底消除汪精卫的阴谋诡计，应该把事体闹到香港总督那边去。”
这时，俞鸿钧正任中央信托局局长，住在香港，而俞鸿钧在他担任上海市长时期招待过香港总督，他和港督私交很深。因而王又建议杜月笙找到俞鸿钧，结果，俞鸿钧以非正式的国民政府代表身份，向港督送上一份备忘录，说明杜月笙是中国的高级官员，社会领袖，他是国民政府正式委派的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又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此外还兼任国家行局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以及国家资本占５０％以上的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他指出港警搜查中国官员的住宅及其办公会客的地点，完全是非法而无礼的行动。港督接到了俞鸿钧的备忘录后，当即表示道歉，同时保证此后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一桩公案就此了结，汪精卫的报复也因他后来病逝东京而一直无法得逞。
在国人交相詈骂声中，汪精卫等一些汉奸，在南京成立伪政权，他邀约在上海的德、意、日三国驻上海的外交官、侨领、使馆人员，由日、伪军数百人随车保护，自上海开一列专车到南京，参加他的“还都典礼”。这当，一列车驶近浒墅关，便由忠义救国军潜伏上海的地下工作者，预埋炸弹，轰然一声，列车全毁，死伤汪伪贵宾和日伪军数百人，酿成重大惨案。杜月笙在香港得到捷报，不禁颔首微笑，频频说道：
“我们送的这一串鞭炮，着实不少！”
第三部分铁血除奸行动，把张啸林给杀了（1）
军统在上海设有工作站，站长是周道三，它直属军事调查统计局，情报工作“行动”一环是由戴笠亲自指挥。杜戴一家亲，在上海成立“行动小组”时，戴笠便请杜月笙介绍一位负得起责的人，担起这个出生入死、冒险犯难的要紧任务。
杜月笙向戴笠介绍了陈默。
陈默，字冰思，中等身材，精神抖擞，他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在军校高校班受过训，抗战之前在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察处经济组长。陈默是杜门中后起之秀的狠脚色，辣起手来几乎不下于顾嘉棠，论头脑精细，胸中学问却还在顾嘉棠之上，更理想的是他有军事训练基础，条件非常适合。
陈默奉杜月笙之命，加入军统后，结果，上海行动小组和忠义救国军老干部严密配合，制裁敌伪的除奸工作自此轰轰烈烈的展开。
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４日，正在活动上海两特区法院院长职务的范罡，是在上海滩上享誉十多年，专替强盗开脱的所谓“强盗律师”，这一天他走到威海卫路１５５弄２０号他家门口，迎面飞来一颗枪弹，他猝不及防，当即倒地毙命。次日各报登载这一消息，轰动一时，暗杀的手法干净利落。这是为陈默接事的第一件得意工作。
紧接下来，“上海市民协会”负责人尤菊荪，“市民协会委员”杨福源、“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秘书长”任保安，“市民协会主党”顾馨一，还有日本人伪绥靖第三区特派员中本达雄，都先后遇刺，饮弹毙命。
随后，范耆生和郑月波又陆续被刺。
在这些被暗盯的汉奸中，大有杜月笙的老朋友在。在８月１８日，在自营的中央饭店被杀的陆连奎，便是公共租界跟黄金荣地位相埒的青帮弟兄、捕房头脑。当杜月笙势力打进大英地界时，陆连奎一向跟月笙哥交谊密切，合作无间。法捕房的副探长曹炳生在马路上中枪，他等于是杜月笙的部下。当年与杜月笙一起同心协力开公司的知己心腹俞叶封也因为参加了张啸林所组织的“新亚和平促进会”，主持棉花资敌工作，被杜月笙的弟子大义灭亲，用机关枪扫死在更新舞台的包厢里面。
上海滩上雷霆万钧，铁与血俱，使得民心大快，同仇敌忾之心更加增涨，可是，杜月笙内心之中的矛盾、挣扎、激烈交战，也与日俱深。俞叶封被杀之后不久，他开始为张啸林担心。
这时，张啸林早已决定当汉奸，过过他一生当中独缺一门的官瘾，１９３９年夏，他组织了什么“新亚平平促进会”，公然为敌张目，帮东洋人办事。这时陈老八当了维新政府内政部长，张啸林便一心一意想当一任“上海市长”或者是浙江“省政府主席”。
当时机逐渐成熟时，杜月笙弟子的枪口开始奉命瞄准了他———张啸林。杜月笙在香港日夜焦灼，绕室彷徨，他无法阻止戴笠的执行命令，他更不忍老把兄死在他的爱徒之手，无可奈何的两难之中，他曾想尽办法，辗转请朋友去劝他保住晚节，悬崖勒马。可是，张大帅一语不合，立刻豹眼一翻，破口大骂，“妈特个××”声声不绝，谁又敢去惹他的怒火，捋他的虎须，而自讨没趣？
张啸林的性格和杜月笙完全相反，他一生一世都想做官，但是，他却不爱做国民政府底下“奉公守法”的公务员，他的官瘾是要像戏台子上或那些北洋军阀那样为所欲为，抖尽威风的那一种。但是自从１９２８年北伐成功，军阀从此连根割除，在张啸林的心目中，只有当当“汉奸官”才可以逞逞威风了。
杜月笙晓得他这位老把兄的心理，因此一直为他暗地着急，惟恐他一捞上了汉奸官，将来会受到国法和民意的制裁。但是奇怪得很，上海沦陷３年多，一直想当汉奸的张大帅居然官星不动。后来，杜月笙根据陆陆续续得来的消息才知道，东洋人自杜月笙“月夜走脱”之后，利用上海大亨的目标便落在黄金荣身上，他们曾不断派人上漕河泾拜望黄老板。黄老板虽然爱财，爱心却有，他对付东洋人的法宝是一个“病”字，无论是谁上门，黄老板必定是“抱病在身，不好见面”为由，然后由他的家人、学生连声“抱歉、抱歉”，日本人晓得拖黄金荣出山绝无可能，只好退而求其再次，转而瞄向张啸林。
但是张啸林目高于顶，满口三字经，噱头又来得个多。日本人要找他的时候，他便故意往莫干山一躲。日方派一名驻杭州领事登山拜访，张大帅谈起生意经来口气大得吓坏人，他说：
“妈的个！要弄个浙江省主席给我玩玩，倒还可以商量！”
日本人一听，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当时便说张先生这个职位恐怕有点困难，张啸林倒也干脆，他回答说：“既有难处，那就不必再往下谈！”
后来张啸林又回了上海，在大新公司五楼再开了一个“俱乐部”，内容无非是鸦片烟和赌，整天和他混在一起的是老朋友高鑫宝、俞叶封、程效沂等人。这时，共产党的游击队控制乡村，袭击敌伪物资，使上海的补给供应极为困难。于是又有日本人去找张啸林，叫他负责设法向外地采购必需物品，张啸林认为这种独门生意有钱可赚，他便组织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召集他的弟子和手下一起统统参加，到乡下去替东洋人办货。结果，他包办了从上海运煤到华中的“贸易”，又担当食米的搜刮和搜购，他给老弟兄俞叶封一项优差，请他专门搜购棉花。
第三部分铁血除奸行动，把张啸林给杀了（2）
在日本人的迫切需要之下，张啸林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从安南购煤运到上海转销华中一带，后来，风行中国各大都市２０余年的三轮车，曾是安南河内特有的交通工具，这便是张啸林瞧着好玩，命人带了一辆到上海，随后被顾四老板顾竹轩借去做样子，依式仿制，结果，三轮车从上海慢慢盛行起来。
张啸林不曾做成汉奸官，却是着着实实发了汉奸财。
这时，他跟杜月笙相隔万里，但是，当年兄弟两人的习惯依然保留，每年夏天必定要上莫干山，住进他的“林海”，舒舒服服地享受一番。
１９３９年“秋老虎”过后，他下了莫干山，然而回到上海后他便发现事体不对，杜月笙的那一批狠脚色弟子奉命征奸除害，在上海滩大开杀戒，张大帅扳着指头一数，汉奸搭档已经被暗杀了好几个。“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这种血淋淋的实例不能不使他暗自着慌。尤其张啸林回沪不久，他的好朋友伪上海市财政局长周文瑞便在四马路望平街中被枪打成重伤，两星期后伪“和平运动促进会委员长”李金标又被行刺，侥幸保全了性命。旧历年近，风声却越来越紧，都说重庆地下工作者枪口已经对准了张啸林。从此以后，张啸林也吓怕了，他不再敢到公开场合露面。惟独一样，每天夜晚他出一趟门，到大新公司五楼的俱乐部玩一玩。
果不其然，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５日，新艳秋在更新舞台唱“玉堂春”，由于这时俞叶封正在力捧新艳秋，而那日又是新艳秋临去上海的最后一场演出，张啸林却拗不过俞叶封的苦请，他包了楼上正当中几个包厢，说好要亲自驾临，给新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