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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笙，我老了，这些年来，我跟你的境遇不同，我是能不出门便不出门，能不动顶好
不动。你算算，我今年已经８０岁，俗话说得好：‘人生七十古来稀’，我活到了８１，就已经多活了１１年，今日死或者明日死，对我并无多大的关系。”
黄金荣接下去娓娓细诉地说，自从他６０岁那年正式宣告不问世事，安享余年，他生活的目标就只剩下每天抽几筒大烟，上一趟澡堂泡一个浴，凑几位牌搭子碰几副铜旗。除此三者以外，复无他求，也非有此三项享受而不欢。因此，他堆满一脸苦笑诉与杜月笙：
“月笙，你替我想想，假使我去了香港，头一样，差馆里发现我抽大烟要捉。第二样，你叫我到那里去找碰铜旗的搭子？第三样，香港没有澡堂，能否容我这８０多岁的人每天去泡趟浴，都是问题。何况，树高十丈，叶落归根，我已风烛残年，能有几年好活？好歹我也死在家乡。”
杜月笙听他金荣哥说得如此剀切透澈，心知其意已决，也就不再劝了，却是辞出来时，突然感到这便是最后的诀别，他忍不住洒了两行热泪。
到香港坚尼地１８号定居，他第一次听到金荣哥的消息，上海来人说得绘声绘影，言之凿凿：
上海沦陷前夕，黄老板惟恐炮火殃及，自曹河泾黄家花园迁居钧培里老宅，逐日泡浴、碰铜旗、吞云吐雾如故。共产党进了上海，起先倒还安然无事。但是数月以后，忽有一日，足有一百多人气势汹汹地直扑钧培里，围在黄老板公馆大门口，大呼小叫，扬言要把黄老板家中打得稀烂。这时候，黄老板精神矍铄，大踏步抢出门外，面对着那一百多攘臂掳袖、疯狂暴跳的强徒，黄老板拉开嗓门便是声声怒吼：
“我就是黄金荣，你们各位今朝来，阿是要把我黄金荣的家里打烂！”
多一半人被这白发皤皤老者的虎虎生震慑，也有人杂在人群中喊：
“是的！今天一定要打烂黄家！”
“好！”黄老板斩钉截铁地一答：“要打烂，我自己来，现在我把大门关上，我自家来打给你们看！等会儿你们进来查，有一件东西没打烂，你们尽管把我的房子拆了！”
说完，他就命手底下人关大门，童颜鹤发的黄老板掳起衣袖，抄根门闩，就此要自己打烂自己的家。这时候，偏偏不知从何而来的‘调解者’隔扇大门之外，好说歹劝，高声排解：
“好啦，好啦，黄金荣已经知错，看在他一大把年纪的份上，饶他一次！”
紧接着，又有人来拍门，黄老板气喘咻咻的，亲自把门打开，外面有几个毛头小伙子，张牙舞爪，指手画脚，好生教训了黄老板一顿，一场毁家的纠纷方告有惊无险，化弭于无形，百把个穷凶极恶的人逐渐散去。黄老板８０多年来从不曾受过这大的侮辱，回到客厅，气呼呼地一坐，足有半晌说不出话，他老泪纵横，徒呼负负，那几个毛头小伙子教训了他些什么，也是一个字也都不曾听见。
隔了不几天，又有共产党的干部上门来，叫他“向人民大众坦白”，黄老板双手一摊地问：
“叫我坦白啥么事？”
“你这一生的罪恶，”共产党干部字字着力地说，”“请你详详细细写份自白书。”
黄老板有意反抗，但是家中各人苦苦劝他忍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反抗是没有用处的。”迫于无奈，他请位朋友写了厚厚一叠的自白书呈上去，从此以后便坐立不安，提心吊胆地等候判决，其结果，是共产党派人来抄家，妙的是毛病还并不出在黄金荣的自白书上。
黄老板的二公子黄源焘有一枝自备手枪，又跟一位姓戚的谍报人员很要好，上海撤退，姓戚的有一大捆步枪存放在黄源焘住处。这件事黄老板确实并不知情。
“倘若是在黄老板当权得势的那些年，钧培里黄公馆，长短枪枝经常也有个五七十杆，这一大捆步枪，实在无啥稀奇。”杜月笙接口说。
来人接着说：“不过共产党来了，情形不大相同。因此当从黄公子的那一枝手枪抄到了一大捆步枪时，连经过多少惊风骇浪大场面的黄老板，居然也给吓得目瞪口呆，面如死灰。
“当时，共产党仅只把枪枝没收，黄源焘则被带了去问话，共产党对他倒也并不为难，招出来枪枝来源就此作罢。然而，正当祖、叔、孙三代，黄老板、黄源焘和黄启予之弟黄启明衷心庆幸，逃过一场大祸，又数日，来了一份通知，黄金荣的自白书看过了，人民认为他有罪，所给他的处罚是每天早晨到黄老板自家开的大世界游乐场门口扫街。”
“处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老态龙钟的黄老板开始在大马路大世界门口手执长帚扫街了。消息传出当日，也不知有多少人骤集街头，黄老板则面部毫无表情，一步一步地在扫地，矮胖身躯，仿佛一具笨重的机械。许多记者来采访，来拍照，许多干部围在黄老板的四周。这张黄老板在大世界扫街的照片，刊登在上海各报显著地位。”
杜月笙一听，马上忽然问起管家万墨林：“上海报纸为何多日不见？”
第四部分黄金荣虚惊一场，两个凶手被枪决（2）
这时，他很关切上海方面的消息，家中各人则因为时值上海清算斗争期间，惟恐杜月笙看到老朋友如何受到屠戮迫害，心中难过会得妨碍病体，所以有时候便藏过几张，不给他看。现在一定要看新到的上海新闻报，万墨林无奈，只好再找出来，交到他的手上。
杜月笙一眼便看到“黄老板扫街”的那张照片，他脸色灰白，身子摇摇晃晃，勉强地将那一段新闻读完，自此便坐在沙发里咻咻地气喘。
这几天本来他精神略好一点，金荣哥所受的遭遇带给他莫大的刺激，于是当日又告病倒，家人十分慌乱，因为他的喘势越来越急。
又是缠绵病榻，中医、西医川流不息。第二天，黄老板的长媳李志清到访，除了探病，她还有重要事体要跟杜月笙商量。
杜月笙在病榻上很亲切地喊李志清：“妹妹！”请她坐下，问她有什么要紧事？于是，李志清拿出了一封方自上海寄来的信，黄金荣向他的媳妇“求援”，他叫李志清赶紧设法筹款汇寄上海。
看完了信，杜月笙又是一阵愤恚与激动，好不容易用药物把他的急喘压制下去，他漾一抹苦笑，有气无力地问李志清道：
“妹妹，你打算怎么办？”
李志清告诉他说：她正是得信以后急如热锅蚂蚁，一时打不定主意，所以才到杜家伯伯这边来讨教。
于是，杜月笙开口说话了：
“妹妹，倘若是黄老板能出来，只要平安无事到了香港，莫说是２万美金，便是美金２０万，我和你倾家荡产都不够，哪怕去求、去借，我们也是愿意的。”
李志清也是伤心难过，她点点头说：
“就是说嘛。”
“倘使老板到了香港，我们有饭吃饭，有粥吃粥，苦日子一样过得快活。”
李志清一心惦记她公公在上海如何受逼，如何受罪，纯粹基于一片孝心，她以为能够筹出这笔钱汇过去。
她把自己的心意，向杜月笙说了，杜月笙听后却摇头苦笑。他不赞成李志清的做法。
李志清急得掉下了眼泪，她焦灼万状地说：
“杜伯伯，你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个做法？也不能看着老板受逼呀！”
“妹妹，你不要急，事已如此，急煞也没有用处。”杜月笙柔声地安慰她说，“要么你照我这一个办法做，回信老板，告诉他在香港筹钱很不容易，跟亲眷朋友开口，必定要说接得出老板来，方始可以筹到这一笔大数目。唉！”浩然一声长叹，杜月笙又说：“老板８１了，他还害得有老肺病，一生一世不曾起过早，如今喊他天天起早扫街，风尘残年，能够熬得了多久！依我看，即使要接他到香港，这件事也得赶快。”
得了杜月笙的应付之策，李志清兴辞离去，她为了尽孝道，她怕黄金荣在上海被共产党逼得太紧，可能发生意外，因此她凑集一部分现款，又变卖了些手饰准备先汇一笔数目到上海去，也好让黄金荣在上海有个缓冲的余地。
果然，钱还没有汇走，黄金荣又打长途电话来，关照黄李志清速即筹款，立汇上海。黄金荣在电话中问起儿媳妇在香港借筹款项的情形，李志清晓得她身边有监视，只好推托地说：
“到香港来的上海朋友都在难中，叫我好去向那一个开口吗？”
于是，黄金荣便指明了只去找两位老弟兄，杜月笙与金廷荪。
李志清马上就说：
“金家目前环境不好，我不便去谈，杜家伯伯那边早去过了，他也筹不出这么多的钱，杜家伯伯又说我手头这点首饰有限煞，我还有家人，他说我和启予将来也要安身立命的。”
时间将到，李志清才透露她已典当了所有，凑了１万美金不日即将汇出。其余部分慢慢再想办法。
汇出了那１万美金以后，李志清根据杜月笙提示的原则，果然被她想出了一条妙计，她主动写信寄回上海，禀告公公黄金荣，她说是已经和汇丰银行接洽好，用黄家在上海的房地产作抵押，可以借到一笔巨款。不过，因为房地产的道契统统被她带出来了，汇丰银行方面表示，必须黄金荣本人到香港来亲自签字方可成立贷款契约———上海那边，黄金荣把这封信拿给政府看，要求办理出境路条，到香港去签字借钱，政府有关方面的人士对他说：
“这是你媳妇摆的噱头，老先生还是不必动的好。”
在这件事情过后不久，陈彬和从上海逃出来，他带来黄金荣的口信，告诉旅港亲友，实际上黄金荣已经获悉共产党所掌握的资料，证明他在过去若干年里并不曾直接杀害过共产党，因此，他不会成为共产党清算斗争的对象。
黄老板没有了危险了，杜月笙放心了许多，然而，隔不了多久，上海方面的消息又越来越坏，越来越糟了。
杜月笙在香港每天都看上海报。一日，上海共产党的报纸报道说，中国通商银行大楼已经被共产党布置成为“工人文化之宫”，而且正在里面举行汪寿华血衣展览，他便大叫一声：“不好！”
他心想，来不及逃出的叶焯山和马祥生一定糟了。果然，不久就传来马祥生、叶焯山双双被杀的新闻。马祥生和叶焯山两个凶手，一同被绑赴枫林桥，在当年处死汪寿华的现场，举行“规模特别庞大”的公审，参观者人山人海，树顶、汽车和三轮车上，全都成了临时看台。
第四部分黄金荣虚惊一场，两个凶手被枪决（3）
马祥生、叶焯山两人坦白认罪，立时三刻，判决枪毙。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杜月笙回想当年，马、叶两位和他一道赤手空拳，打出一片花花世界，组织共进会，参加“清党”，原是他的一力主张，马祥生、叶焯山两个同党无非惟自己之命是从，如今杀汪案的主谋避居香港，马祥生、叶焯山则落了如此悲惨的下场。杜月笙免死狐悲，报纸没看完就泪下沾襟，痛哭失声，于是心力交瘁，臻于极顶，他
的喘疾骤然间如山洪爆发。
这一次哮喘发得来势凶猛，将人吓坏，杜月笙喘时但见他满头满颈青筋直爆，大汗淋漓，身上穿的丝棉袄过一阵像是才从水中捞起湿淋淋的。他每一次喘都有极度窒息，几次晕厥。喉头吸不进空气时，他会从床上直跳起来，伸张双臂，十指叉开，仿佛失足溺者急于抓到一块浮木。喘到这步田地，吃药、打针、喷烟，一概失去功效。中医西医穿梭般跑来跑去，商议，会诊，始终无法使杜月笙的喘势减轻，更谈不了使他止喘恢复呼吸平顺。
一位有名的西医戚寿南，他斟酌再三，提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办法：
“喘到这样，只好用氧气。”
从此，杜月笙套上了枷锁，他不分昼夜，常与氧气罩、氧气筒为伴，随身多了笨重的配件，使他八九个月不能外出。
医院里所备的氧气，原为急救之用，但是七八位名医采纳了戚寿南的建议，大批的氧气筒搬到了杜公馆，便成为杜月笙一刻不能轻离的活命之资，除非喘停，他口鼻之间的氧气罩就像是他身上的器官一样了。
因为经常需要氧气，杜月笙卧室外面氧气筒排列成行，必须专人管理。杜月笙使用氧气之多及其为时之久，使得许多初次赴杜公馆看病的医生极为惊异。只要氧气罩一罩上，杜月笙便喘得好些，呼吸也能渐惭的平缓下来，只是那一阵喘大发，才是发得他余悸犹存，担心害怕，因此，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力过于脆弱，安全感渐渐丧失无存，急切无奈之中他很信托医药。渐惭的，他变得家中一时缺了医生，便很不自在，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必定要喊人带来一位医生，他才能安心的吃喝与睡。
但是，杜月笙所请的那些中西名医，都是很有名望的医术高明之士，他们业务是最为繁忙的，并且通常并不出诊，而杜公馆这边的要求却是必须随请随到，一刻也不能迟延，碰到他们正在诊所紧急治疗，杜公馆催促的电话急如星火，自难免有手足无措，顾此失彼之苦。好在这许多位名医，或者钦仰杜月笙的为人，或者早就是杜门故旧、朋友学生，且不说杜月笙病势一来便急，即使凭私人交谊也是一有紧急情况非到不可。中医师朱鹤皋和他的介弟朱鹤龄都是杜氏门生，老夫子病笃哪有不尽心侍疾之理？也因为这一层关系，朱鹤皋在众家名医之中最最辛苦，他是不分昼夜一得电话就马上放弃一切手头活儿，尽快赶来。杜月笙夜里睡得不安稳，睡睡醒醒，心神不宁，他必得有医生在家里才睡得着觉，这时候多一半是朱鹤皋在杜公馆里睡沙发，整夜守候，或者全日不离，而在他自己的诊所里，也许正门庭如市，候诊者排起长龙，朱鹤皋业务再忙，当杜月笙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不忍离去。
第四部分儿子从上海回来，老子病情更加恶化（1）
杜月笙开始使用氧气之后，喘疾逐日减轻。除了为上海的徒子、徒孙们悲哀，为受难的同党痛哭外，这还有一件牵心挂肚肠、使他眠食难安的大心事，那就是他的长子杜维藩仍在上海逃不出来。
就在１９４９年年底，上海中汇银行“告急”函电如雪片般飞来，中汇银行的总经理原系浦拯东、副总经理徐懋棠、杜维藩。抗战胜利以后，中汇拥有两个存款最多的大客户，一
个是杜月笙一手创办的上海鱼市场，一个是杜月笙任董事长的大东书局。有这两大客户每天解存巨额现款，中汇银行对于一般小额存户始终兴趣不高，无意争取。然而，偏偏在上海被解放军占领以后，大东书局和上海鱼市场的主持人杜月笙和唐承宗都已撤离上海，两大客户风流云散，几同解体，再也没有巨额现款存进来。照说中汇银行理该无事可为，关门大吉，但是奇怪的是，上海人大概都晓得中汇银行是杜月笙开的，生意买卖暂复正常，在上海公私各银行中中汇的存户突飞猛进，与目俱增，业务反倒欣欣向荣。此一反常的现象不曾使杜月笙沾沾自喜，引起欢慰，相反地他却认为照这样下去，他肩膀上的担子势将越来越重，他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他晓得共产党断乎不会允许有私家银行存在，中汇银行在不久的将来必定要被中共没收，杜月笙不欲利用他私人的声望与信心为共产党恢复经济出力，所以他不但无意继续维持中汇，而且急于早将中汇关门。
却是他苦于在撤离上海之前，无法先行宣告中汇停业，此刻他便不得不采取亡羊补牢之策，不惜任何代价和牺牲，设法结束中汇银行，而这时中汇银行总经理浦拯东先已辞职，因此，他便嘱令他的门徒，中汇副总经理徐懋棠到上海这龙潭虎穴去走一遭。
徐懋棠大半辈子席丰履厚，养尊处优，他好不容易在中共占领上海之前逃到了香港，此刻老夫子一声命他回上海，他哪来这个甘冒生命危险的胆量？起先他推三阻四，后来便支支吾吾，他的态度使杜月笙勃然震怒，尤其当时情境迫不及待，急切无奈之余，带三分气忿，杜月笙便断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