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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
然而，拒绝进化论和自由市场经济学，最常见的理由还在于，以为动物和人天性自私，经济就像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笔下的大自然，“腥牙血爪”。《物种的起源》出版后，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以一句“适者生存”，令自然选择名垂千古。这是科学史上最引人误解的一种说法。打那以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就高举它的大旗，并将之错误地应用到人种理论、国家政治和经济教条当中。连达尔文的斗犬，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也在一系列文章中强化了这种他所谓的生命“角斗”观，形容自然界里“只有最强、最快、最狡猾者，才能在战斗中活到第二天”。
这种生命观本来不见得会成为主流。1902年，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社会评论员克鲁鲍特金（Pyotr Kropotkin）出版了《互助论》（Mutual Aid）一书，反驳斯宾塞和赫胥黎的观点。他质问斯宾塞：“倘若我们问大自然，‘谁是适者：是那些彼此不断战争的人，还是那些互相扶持的人？’我们立刻能看出，毫无疑问，学会互助习惯的动物才是适者。它们的存活几率更大，因此也获得了智商和身体组织的最大发展。”克鲁鲍特金多次涉足西伯利亚蛮荒地区，他发现动物本性上其实高度社会化、协作化，他认为，这种生存适应性，在进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动物世界，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物种都是群居生活的，它们发现联合是生存斗争的最好武器：当然，从广义达尔文主义上看，这里的‘斗争’并不完全是存在的手段，而是对抗一切不利于该物种的自然条件。”人类社会也是一样，不管是“原始人”、“野蛮人”、中世纪城镇，甚至当代社会，都不乏互助的证据。“互相保护就是这样确立起来的，因为只有保护长者，才能积累经验，得到更高的智力发展，进一步培养社交习性，从而维系、繁衍物种，继续向前进化。反过来说，不合群的物种，注定会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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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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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鲍特金或许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但他对人类本性的看法却并非异想天开。他承认，“不同物种当中都存在许多战争和灭绝行为”，可他指出，“个体的自我意识”诚然是人类本性里的另一“趋向”，“与此同时，还有同等程度、甚至更多的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和互相保护……社交与互斗，都是自然的法则”。
这有点儿像是要在自私与无私、竞争与协作、贪婪与慷慨、互斗与互助之间找到平衡。可这种观点完全被斯宾塞、赫胥黎的观点比了下去，可能跟两者的发源地有些关系：英国的经济竞争更激烈，俄国的经济更讲究平等主义。由于亚当？斯密是苏格兰人，人们一早就把他跟自私/竞争的人生观挂上了钩，各方评论家惯例低估（甚至根本不知道）他早期有关道德情操的著作。在这些作品里，他指出人同样具有群居性，有同情心和协作精神。
生命错综复杂，好像是设计出来的，所以照我们民间科学直觉的推断，一定有个聪明的设计师。同理，经济错综复杂，好像是设计出来的，所以我们自然倾向认为它需要聪明的设计师。这样一来，我们以为政府就是经济制度聪明的设计师。
然而，生命和经济并不是自上而下有意设计出来的；而是自下而上天然形成的，脱胎于较简单的系统。应急理论和复杂理论（皆认为复杂系统源自简单系统）中都可找到这种解释的身影。生命与经济，跟语言、文字、法律、文明和文化一样，都是天然出现的，是系统自我组织的突现特征，无需聪明工程师设计的蓝图帮助。这种现象并不需要神或政府来解释。相反，自然选择和看不见的手恰好说明，奋力求生、追求自身利益的个别生物和人，如何产生了复杂生态系统和经济的突现特征。我们稍后即将看到，生态和经济都是复杂适应系统：在这种系统中，个别粒子、部分或主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处理信息，学习，使行为适应变化的环境。
生态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通过进化，解决如下问题：在大型生物群落里，诸多互不相干的生物如何以相对和谐的方式共存。经济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通过进化，解决如下问题：大城市里诸多互不相干的陌生人如何以相对和谐的方式共存。查尔斯？达尔文和亚当？斯密，分别以独特的方法尝试解决各自的问题，却在偶然之间一起发现了一条精确的解决途径（事后我们才知道，这条解决途径，其实是一种高屋建瓴的大范围现象）：复杂从简单中脱胎而出。其关键在于，我们的个别本性与进化系统的本性如何相互作用，如何影响我们自身和复杂适应系统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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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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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2004年4月29日，星期四，美国人自“9？11”事件后再度遭到震惊——巴格达城外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里传来的虐囚消息，暴露了我们在伊拉克战争里不为人知的阴暗面。穿着士兵服和T恤的美国女兵用狗项圈拉着伊拉克囚徒穿过走廊。一群裸体男人，羞辱地垂着头，两名美国大兵站在一旁，露出自以为是的胜利微笑……还竖起大拇指！一群裸体男人，难堪地挤在一间房里，头上罩着布袋，双手无力地掩着羞处。两个伊拉克男人在模拟口交场面。壮硕的士兵牵着两条比利时牧羊犬，正作势要放狗去咬惊恐的囚徒。此外还有新型的电刑场面：一个戴着头巾的男人站在箱子上，双臂伸开，电线绕过他的脖子，顺着他的手消失在画面之外。
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残酷成性、作恶多端——是我们要反抗的“坏人”。可剪着精干短发、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玩橄榄球、上教堂、爱父母、高大健康的年轻美国人居然是“坏人”？怎么可能呢？到底是谁在料理一切？难道美国不是一个发达的民主社会吗——事事讲法律、保护公民自由和平等人权？
有一个美国人并不对此感到吃惊。事实上，早在35年以前，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大楼的地下室里，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就见识过了这种情况。当时他做了一次实验，研究环境力量是否能将好人变成坏人。那天晚上，他看到阿布格莱布的照片时——尤其是头蒙布袋的裸男模拟性交的那张，忍不住回想起了1971年8月的第二个星期。他随机指派一群大学生志愿者充当模拟监狱环境下的“警卫”和“犯人”。按照预先计划，实验本来要持续两个星期。可到了第六天，津巴多就被迫中止了它，因为那些聪明、健康、受过良好教育、讲究道德的年轻人要么变成了残忍兽性的警卫，要么变成了情绪受损的犯人。难道我们在30年来对恶的社会心理研究中什么也没学到吗？津巴多禁不住这样想。看到军方领导、政客和社会评论员轮番上阵，在惊骇中畏畏缩缩，说这些只是少数坏苹果的所作所为，他惊觉自己应该做点什么。过去的研究和当前的事件，均体现了他所谓的“魔鬼效应”：也即环境的变化，令得平凡的好人做出了极端邪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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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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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多认为，我们不该把恶归咎到少数坏苹果身上，而应该更审慎地考察发现装坏苹果的木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进化令得人人都具备作恶的能力，可只在极少数的环境下人才会作恶。在经济生活中，倘若安然的“贪婪是善”伦理是惯例而非特例，市场资本主义早就崩溃了。恰恰相反，谷歌及其“不作恶”的企业信条才是惯例。
市场要讲究道德，必须存在两个条件：（1）靠个人关系强化的内部信任；（2）靠社会制度强化的外部规则。在本书的最后两章，我们将看到信任如何通过直接的个人接触建立和巩固，又如何通过社会制度加以强化和维系。本章我们主要介绍制度性刹车失效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恶的特质论认为，恶是负面的人性所致。恶的环境论则认为，恶是堕落环境的产物。宗教（原罪）、医学（内科病）、精神病学（精神疾病）和法律（个人责任）普遍采用恶的特质论；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则更倾向于恶的环境论，因为他们敏锐地察觉到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塑造力量。两种理论其实都不算错，且相互发挥作用。从特质上来说，我们具备行恶与行善的能力，具体的行为表达则取决于环境以及我们是否选择那么做。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在其经典作品《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一书中尖锐地指出，作恶的能力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要是坏事全是阴险的恶人干出来的，那只需要把他们从人群中分离开来消灭掉就好了。可善恶之线贯穿着所有人的心。有谁愿意消灭自己的一半心呢？我们善与恶的双重本性源自进化过程：人类是社会性灵长动物，对内亲善，对外排斥。为了个体的生存，我们必须和群体内的伙伴友好相处，这带来了同情、合作与利他等道德情操的进化——也即亲社会倾向，或善的特质。但进化压力不光创造出人类对群体内成员的归属感，还创造出了对群体外陌生人的仇恨与排斥，这导致了暴力、竞争和自私等邪恶情操的计划——也即反社会倾向，或恶的特质。
1990年，社会心理学家查尔斯？裴度（Charles Perdue）用实验证明，我们自然地倾向于把世界分为“我们”和“他们”。研究人员告诉受试者，他们参加的是语言能力测试，要学习一些毫无意义的音节，如xeh、yof、laj或者wuh。一组受试者看到的无意义音节是与“我们”（us、we或ours）一类的圈内词汇配对的。另一组受试者的无意义音节是与“他们”（them、they或theirs）一类的圈外词汇配对的。此外还有一个对照组的无意义音节与中性名词（他、她的或你的）配对。接着，请受试者评价这些无意义音节带给自己的愉悦感或不愉悦感。值得注意的是（当然，值不值得注意，取决于你对人性的看法），无意义音节与圈内词汇配对的受试者，评出的愉悦度明显高于圈外词汇组和中性词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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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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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善且恶。大多数人在大多数环境下都是善良的、道德的，会做正确的事；但在某些特殊环境下，藏在我们内心黑暗面的行恶的能力也会冒出来。
斯坦福监狱实验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菲利普？津巴多就是个传奇人物了，而且打那以后他的声望有增无减。他出生于纽约的南布朗克斯区，父母是没什么文化的西西里人。津巴多亲眼目睹了人置身法律有名无实、猜忌无处不在的环境时会怎么做。他早年在斯坦福大学当教授，设计过一次实验，观察两辆报废汽车：一辆放在他度过童年时代的南布朗克斯区；另一辆放在加州帕罗奥多的高档社区。在布朗克斯，研究小组还来不及装好隐藏摄像机，人们就开始拆车了。短短一天之内，汽车遭到了23次破坏性攻击，全在白天，肇事者均为恰好经过的成年人（只有一次例外）。而在帕罗奥多，汽车一直没人动，直到津巴多放弃实验，把车开回校园。此时三位邻居打电话报了警，说附近有辆车被人偷了。如此巨大的差异，显然并不是因为纽约人与加州人在特质上有什么不同，而是因为布朗克斯与帕罗奥多的生活条件有异。异在何处呢？
这正是津巴多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想要解答的问题。如今，这个实验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和弗洛伊德的沙发、斯金纳（B。F。Skinner）的箱子、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的从众实验不分高下，同属奠基之作。只要上过基础心理学课程，你一定听到过菲利普？津巴多的大名。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细节，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了。研究人员在心理学大楼的地下室草草拼凑出来一所监狱，把办公室改建成了牢房。随机选出的学生“囚犯”，被“斯坦福警察局”的警察在家里逮捕，抓进巡逻车带到监狱。“狱方”给他们喷杀虱剂，勒令其裸体站成一排，挨个分发土褐色的囚衣，塞进6×9英尺的狭窄囚房。警卫们领到了警棍、哨子、囚房钥匙和闪亮的墨镜。接下来的几天，这些原本心理健康的美国学生，全都入了戏：不是变成了暴力、专制的警卫，就是变成了士气低落、冷漠的囚犯。按原计划，实验要进行两个星期。津巴多当时的女友（现在是他的夫人，两人结婚已经30多年了），看到囚犯们在深夜如厕时遭到警卫虐打，头蒙黑袋、腿铐脚镣，连忙让津巴多中止实验，以免有人受到严重伤害。到了这时候，津巴多才意识到，自己也陷入了监狱长的角色不能自拔。“我叫停实验，不是因为在监区看到的那些场面，”他在实验的技术报告里解释说，“而是因为我惊恐地意识到，我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变成最残忍的警卫，或是最软弱的囚犯，对自己的无力充满恨意：未得许可，我不能吃、不能睡，甚至不能去上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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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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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津巴多，30年后，他怎样看待这次经历。“斯坦福监狱实验传递的信息是：环境对人行为的影响力，比大多数人想象中要强大得多，可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像我这样的社会心理学家一直在努力纠正大多数人的观点：恶只不过是个别人的特质——藏在他们的基因里、大脑里或者本质上——世界上有好苹果，也有坏苹果。”但的确是有坏苹果吧？是的，当然有，津巴多承认，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恶，并不是少数坏苹果犯下的，相反，而是普通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极端行径。津巴多宁愿不对人做先入为主的判断。“怪罪个人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找出什么样的环境有可能激发出他们的恶行。与其说是坏苹果装进了好木桶，为什么不假设是好苹果装进了坏木桶？”
我们如何才能判断好坏苹果与好坏木桶之间的差异呢？“在斯坦福实验展开之前，我们知道参加的学生都是些好苹果，因为我们让他们做了大量测试——性格测试、临床检查、调查他们的背景，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正常。接着，我们随机指定他们是警卫还是囚犯。这就是说，第一天的时候，他们都是好苹果。可没过几天，警卫们就变成了虐待狂，囚犯们变得情绪不稳。”津巴多的坏木桶腐蚀了好苹果。
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曝光后，津巴多和媒体很快将它与斯坦福囚徒实验联系起来。接受了几次采访之后，一家律师事务所找上了他。这家事务所要为上士伊凡？弗雷德里克（Ivan Frederick）做辩护。上士是部队的宪兵，在阿布格莱布监狱1A和1B层值夜班，而这两层，正好是全伊拉克虐囚事件最严重的地方。津巴多并未否认弗雷德里克虐囚的事实（弗雷德里克对此供认不讳），但他知道，自己想要探究的是促使警卫们折磨、虐待、羞辱囚犯的深层环境原因。按津巴多的说法，弗雷德里克到伊拉克之前，是个地道的爱国青年，“经常去教堂，家门口每天都挂着美国国旗，一听到国歌就热泪盈眶地挺胸起立，信奉民主自由的美国价值观，他参军正是为了捍卫这些价值观。”弗雷德里克被控虐囚后，津巴多安排了一位军方的临床心理医生给他进行了全面的心理评测。评测指出，从各个方面来看，弗雷德里克都再平常不过了。他有着平均水平的智商和个性，“没有虐待狂或病态倾向。”对津巴多来说，这些结果“有力地说明，军队和检方主控人强加给他的‘坏苹果’特质论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根据自己在斯坦福监狱实验和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发现，津巴多提出了人、环境和制度的三要素说，以及这三者如何相互作用，驱使好人做恶事。这里我们看到了恶的特质论（人）、恶的环境论（环境），以及津巴多在考察了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之后新增的第三项要素——也即人与环境共存的背景（制度）。“看到有关阿布格莱布监狱的报道时，我很想知道，到底是谁创造了这种扬恶的环境，”他回忆说，“制度是更大的木桶：也就是确立此类环境的法律、经济、历史和政治势力。大多数制度都有一层外壳，毫无透明度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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