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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工作人员汇报放映影片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时，周恩来说：“问题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宣传。”
文以传意胜似有声（1）
文以传意胜似有声
在宣传中，文字宣传也是一种重要方式。精彩的文字宣传——公关书面语，常常能起到口头宣传所不能起的作用。
周恩来很重视文字宣传。他曾说：文字宣传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街头标语要多用易于使人记忆的语句。他进行文字宣传的公关艺术，处处闪耀出迷人的光彩。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在北调途中突遭国民党袭击，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等遇难。为了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和全世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罪行，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他的手书题词。
题词共两条。在第二版占六栏位置的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在第三版占五栏位置的是一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满含悲愤的25个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一下揭穿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报纸躲过了国民党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一清早就冲破了山城的浓雾，传遍了全城，送到了读者手中，轰动了整个重庆。
这天的报纸，上午就在市内销完，每份后来增卖到五角，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反响。毛泽东从延安致电周恩来说：“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示。”
1941年9月18日，周恩来发表了《“九一八”十年》。这是一篇充满着爱国激情的文章。文章一开头，便强烈地吸引住读者的注意力。
周恩来这样写道：
“东北沦陷，整整十年了！十年沉痛，在今天，对于全国同胞，对于抗战将士，特别是对于在敌蹄蹂躏下过着奴隶牛马生活的东北同胞，不能不从悲惨的回忆中发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倒鸭绿江边，驱逐日寇，消灭伪满？”
这一段文字，勾起了读者无限的联想。他们既痛恨疯狂的日寇，也痛恨丧权辱国的反动派；既对历史和现状悲愤羞辱，又对将来充满抗争的企盼。读者的心情，此时真是无声胜有声了。
周恩来接着又写道：
“尤其是流亡在关内的东北同胞，十年风霜，使壮者老了，年轻的变成壮年，孩提之童也长大了，他们更会慷慨悲歌：‘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他向苦难中的东北同胞，苦斗中的东北义勇军、苦干中的东北流亡人士致以深深的敬意：
“海可枯，石可烂，你们的民族正气，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最后，周恩来郑重地写道：
“在纪念‘九一八’十年的今天，我们中共党人，再一次向全国声明：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总是坚持抗战到底，不到驱逐日寇出境，决不罢休！”
铿锵有力的字句，掷地有声。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英美相继对日宣战，美国也向德、意宣战，这种局势，引发了许多错误的看法：国民党官员们认为这会吸引住日本的主要注意力，从而放松对中国的侵略；有些人幻想太平洋战争很快会结束，日本将很快放弃对中国的进攻；苏联就应该出兵进攻日本。
为了澄清种种错误看法，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周恩来除向各方人士广泛进行解释外。于12月13日写了一篇题为《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的长文。
他一开始就指出：
“今天的战争，已经是世界人类绝续存亡的战争，亦即是侵略者与反侵略者你死我活的斗争。”
他概述了七个方面的有利条件，论证战争的胜利必属抵抗日本侵略者和德、意法西斯的国家。但他并非盲目乐观，接着指出：
“这一胜利与和平，只是前途的瞻望。由今天争取到前途的实现，还须要经过若干过程，才能由漫漫长夜中渡过黑暗，走向光明。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民主国家尚存在若干弱点和困难，大家的长处还没有能发挥尽致，而轴心国家的弱点，也还未全部暴露。”
周恩来提醒大家应该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太平洋战争在初期还会有若干挫败，这正如中日战争、英德战争、苏德战争在初期的一样。”为什么存在这样挫败的可能呢？他指出五种原因：
一、 日寇是无耻海盗，惯于乘人准备不周，袭人领土。
二、 日寇如其他侵略者一样，操着进攻的主动权……
三、 日寇已全身武装，有了对付战争的长期经验……
四、 日寇海空军，虽较英美为劣势，但在太平洋上却握有军事的优势……
五、 英美虽非全无准备，但究因企图和缓太平洋上的目前冲突，在精神上，物质上，总还准备未周。
周恩来预言：这种初期的挫败，也许会丧失若干岛屿，某些土地以及其某些交通线，然而决不足以悲观，只要太平洋沿岸各友邦、各民族团结一致，互信互助，牺牲一切，坚持最后，必能改变目前太平洋的不利局面。
周恩来认为，为免发生不应有的认识和错误估计，更重要的是要看清太平洋战争的特征。
一、太平洋战争是持久战，决非速决战。在准备未成、布置未周以前，决不能冒进攻势，自陷错误。二、解决日本，以海军为主，空军陆军只能为辅。……三、英美今天还不能且不宜对日立即采取攻势，而须先巩固南太平洋上联合的力量打击他，才能置他最后的死命。必须记着，生产能力是决定现代战争的主要因素。
为了使读者明了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的关系，周恩来还指出了整个世界反法西斯解放战争的特点：一是长期性，二是不平衡性，三是全面性（人力、物人、生产人的全部动员），四是一致性（世界各国的反侵略战争变成一体），五是阶段性，六是主从性（世界战局来说，德为主，日、意为辅）。只有懂得目前世界战局的规律，才能正确地认识太平洋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的任务。同时，也必须从世界反法西斯的任务的分担上来解决太平洋战争问题。
这一篇文章，刊登在1941年12月14日的《新华日报》上，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战争的整个进程正如周恩来所预测那样一步步地展开。
文以传意胜似有声（2）
文字宣传不仅要从正面宣传自己的各种观点、主张、以影响广大读者和公众，更重要的是有时还要驳斥谣言，澄清事实。在这方面，由于文字宣传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因而其作用是其他宣传方式所不能企及的。
1942年5月，国民党参政员许孝炎在一次宴会上公然向新闻记者造谣：中条山激战时，第十八集团军抗不遵命配合对敌作战。在周恩来声明驳斥了这种谣言后，一向标榜中立，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有相当大影响的《大公报》，竟然发表了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论，重复了上述谣言。
周恩来当即写信给该报的张季鸾等人，严肃指出：
“我可负责警告贵报，贵报所据之事实，并非事实。在贵报社论发表一周以前，晋南白晋公路一段即为第十八集团军部队袭占，停止通车；其他地区战事正在发展。只因远在敌后，电讯联络困难，此间遂不能按时报道。而中枢及前线旬余军事磋商，与夫配合作战之计划，皆因军机所限，既不便且不能公诸报端，亦不宜在此函告。于是惯于造谣者流，曾公开向人指摘第十八集团军拒绝与友军配合作战。我曾为此事一再向中枢请求更正，不意市虎之意，竟亦影响于贵报。当自承同业联络之差，惟环境限人，贤者当能谅我等处境之苦。”
周恩来在信中列举八路、新四军的战绩，巧妙地暴露了国民党没有给之任何补给，并讥讽国民党竟为中条山战役失利而诿过于人的种种“抱怨”。他这样写道：
“我们一向主张团结抗战，而且永远坚持团结抗战。去年阜北百团大战，战中未得到任何配合，战后未得到任何补充，虽中外电讯竞传捷音，贵报备致奖誉，而犹为人诬为虚构战绩，然我们并不因此抱怨。”
“尽管十八集团军饷弹俱断，尽管无任何友军可以配合，尽管有人造谣说十八集团军已撤回陕北，然事实胜于雄辩，十八集团军终于击破了敌人扫荡。虽弹药越打越少，但我们也不会以此抱怨别人。”
《大公报》社论把事情说成：仿佛整个阜北战场只有一个中条山。周恩来在信中指明：山西高原并非仅限于中条山。敌寇所以难渡黄河，“不仅因中条山留有中央大军，扼此北方锁钥，且因山西所有高原都控制在我军手中，方使敌寇三年多屡试渡河屡遭失败。”
周恩来最后写道：“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四五年来常持此语自励励人。”现在日寇正欲“先给我以重击，并以封锁各方困我，”还“辅之以挑拨流言，和平空气”。因此，他提出一个《大公报》难以拒绝的要求：希望“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
《大公报》在5月23日全文刊登周恩来的这封信，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影响。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你的信与文（指《论目前战局》——引者注）均在《解放日报》发表并广播。那封信写得很好。”
后来，国民党中央社仍然造谣，周恩来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谈话、列举事实，加以驳斥。
一封公开信、一个声明，一时轰动了山城重庆，帮助人们弄清了真相，使一切造谣者无词以对。这两期《新华日报》增刊，前一期销售一万七千多份，后一期达到两万份，均打破了以往的发行记录。
应付突发事件的公关艺术
这位光辉的领导人、战士、组织家和谈判能手——他有不可思议的远见卓识和适应急剧变化的局势的天赋才能。——佚名外国评论家对周恩来的评价
突发事件是指那些事先没有预料，突然发生的事情。因突发事件而形成的公众在公共关系活动中称之为临时公众。每个组织或组织的领导者都难以预测到某些突发事件的产生；有时即使预感到有事情要发生，但由于某种原因无法阻止或处置不当，还是会产生突发事件。当突发事件发生时，组织或组织的领导者需要赶紧应付。这就产生了一个如何应付突发事件的公共关系的问题。处理不当，会使组织蒙受不利影响甚至重大损失。如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水门事件发生后，由于没有正视社会公众对事件热切希望了解真相的要求和情绪，失去了引导公众舆论的时机，使自己越来越被动，最后只好辞职下台。事后，尼克松在总结水门事件的教训时认为，这完全是“公共关系的失策”。
周恩来一生历尽沧桑，搏击风浪，出生入死，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遇到过无数意外事件，有个人遇险、组织危机、党内变故、敌人突袭，还有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除个人遇险外，当组织发生危机、党内出现叛徒、敌人发动突袭和社会出现动荡等突发事件发生时，周恩来都必须面对十分复杂的公众，有同志、朋友，也有旁观者、敌人，即顺意公众、逆意公众、边缘公众，他们都是因突发事件发生而形成的临时公众。怎样应付突发事件，实质上就是，为使情况恢复正常而避免进一步恶化，围绕已发生的事件所产生的影响而怎样处理与方方面面的关系的问题。周恩来应付突发事件的办法，首先沉着冷静，处变不惊；其次分析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也就是事件是由什么人因什么事而发生的，分清公众中的敌、我、友；再其次果断采取行动，用制止、回击、解释、疏导等方法，处理与事件相关的问题和人事；最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防患于未然。我们之所以称周恩来应付突发事件的公关方法为艺术，是因为周恩来在采取这些方法时，无不闪耀着他独到的富有创造性的智慧，所谓公关艺术，便是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公关方式与方法。
处变不惊，急中生智（1）
当意外事件突然降临时，当事者首要做到的是保持镇静，否则就会慌中出错，忙中添乱，更不说从容应付了。但不是任何人面对“祸从天降”都能泰然自若的。周恩来就是一位具有大智大勇、胆识过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领导人，处变不惊，临危不乱，既是他坚强意志和顽强毅力的表现，也是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中练就的作风。面对死亡而毫无惧色。这样的事例在周恩来身上太多了。1937年4月的一天，周恩来和三十多个警卫人员乘一辆卡车，由延安赶赴西安，途中突然遭近两百多名土匪的袭击，完全被敌人包围了，周恩来一边指挥警卫员还击，一边指挥大家安全撤退，看准机会冲出伏击圈。经过紧张的战斗，周恩来等四人突围，其余同志全部牺牲了。大革命时期，有一次，周恩来得知廖仲恺被无理扣押了，立即驱车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论理，刚到门口，门前的警卫突然喝问口令，随即开枪打死了司机，鲜血溅到了周恩来的身上。周恩来立即跳出车外，高声宣布自己的身份，警卫才不再开枪。处变不惊、急中生智使周恩来闯过了一次次死亡大关。
如果说个人历险的经历表现出周恩来超人的英勇的话，那么，在另外一些背景复杂的突发事件面前，周恩来则充分地展示了他超人的谋略。应付这些突发事件比个人脱险也许更为艰难，因为它牵涉到复杂的人和事，周恩来的谋略就表现在他能冷静分析形势，理清各方面的关系，从中找到化险为夷的对策，这种公关艺术不是常人都具有的。
面对蒋介石的突然袭击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云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云龙派中山舰到黄埔时，立刻谣言四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云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此即“中山舰事件”。
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突发事变，事前毫无精神准备。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往蒋介石那里，向他提出质问，也被软禁了一天。最后，蒋介石提出两个条件：一、共产党退出第一军；二、不退出的要交出名单。
面对蒋介石精心策划的这些反共排共事件，周恩来和聂荣臻、陈延年等曾在一起讨论。周恩来认真分析了与事情相关的彼我力量对比，指出：蒋介石的力量并不牢固，国民革命军中只有第一军直属蒋，其他五个军都不会听他的，有的还想乘机搞掉蒋；即使第一军的三个师，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有七个共产党员，团长中也有两个共产党员，营以下各级军官和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不少。至于同情左派的革命力量就更大了，黄埔军校内一部分革命师生在校内张贴标语反对蒋介石逮捕共产党人，准备上街游行。在广州及其附近，共产党直接掌握着叶挺独立团，还有两千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和十余万有组织的工人。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认为，蒋介石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立即同共产党分裂，他所采取的行动，仍带有试探性质。为了维护统一战线，打掉蒋介石的反动气焰，共产党和左派力量应进行坚决反击。毛泽东等人也主张给予反击。
应该说，这是周恩来等人面对突发事件，冷静分析所面对的临时公众——蒋介石方面、国民党左派、革命群众的力量对比之后，所作出的明智判断。但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于是，暴露身份的两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陈延年为此事，气得大骂他的父亲陈独秀是“老糊涂”、“混蛋”！
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等的分析和主张是正确的，陈独秀的让步使蒋介石得寸进尺，终于酿成不可挽回的恶果。
彭湃被捕后
1929年8月24日下午4点多钟，在沪西经远里一家小楼，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和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等人，正在开会。按照原定计划，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也要来参加会议，只是临时有事未能前来。正在等待周恩来之际，几辆红皮铁甲车载着敌人围了上来，如狼似虎的法国巡捕和上海警察局的中国警探冲了进来，把彭湃等五人抓了起来。
彭湃因叛徒告密被捕了！
周恩来获悉消息后，立即想到与此事相关的人，必须马上采取措施：一、查出叛徒是谁；二、马上通知有关同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