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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批评了干部政策上的宗派主义和唯成份论。当时，顺直省委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而且分配工作和提拔干部，只相信自己头脑中的几个熟人，尤其错误的是把反机会主义变成反知识分子，认为凡属知识分子都是机会主义，凡属工人都没有机会主义，甚至提出要不客气地排斥党内的知识分子。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严肃批评说：知识分子虽然有很多动摇的，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中，也有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许多同志不明这个道理，于是放着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而造成党内的工学界限，增加了党内纠纷，这种观念根本上仍是小资产阶级意识。他要求大家破除狭隘观念，维护党员的团结统一。
梳理“乱麻”（2）
此外，为了克服经济主义的偏向，周恩来还帮助大家分清雇佣观念和为党工作的界限，剖析了命令主义与说服群众的区别、惩办主义与铁的纪律的区别。
周恩来解决顺直问题的方针，不是用命令的手段，也不是用“快刀斩乱麻”的方法，而是依靠政治上的说服。他在深入调查研究，弄清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坚持从思想教育入手，开展切合实际而又充分说理的批评，引导党员以向前看的精神在积极工作的过程中去求得纠纷的解决，这种做法果然收到预期的效果。周恩来在12月17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讲到：经过工作，“大多数接受中央恢复省委职权、扩大省委改组常委的办法，并一致认为必须积极到群众中工作，从参加和领导群众斗争做起，才能建立起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才能逐渐肃清小资产阶级意识，才是解决党内纠纷的正确出路”。原来像一团乱麻那样的问题，终于理出了头绪。顺直党内的思想逐渐接近，并趋于统一了。
1928年12月底，周恩来在天津秘密召开了北方党的代表会议。他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主要是传达党的六大的精神。他说，这次会总的方针是贯彻六大决议，争取群众，发动斗争，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他分析了革命形势，从政治上、思想上给顺直省委以指导，并采取有效步骤，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陈潭秋、刘少奇也在会上做了报告。1929年1月10日左右，宣布了新的顺直省委名单，顺直问题解决了。
第二个“麻团”是江苏省委问题。
江苏省委的工作范围，包括江苏全省和上海市，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无论是党员人数，还是党的指导机关的健全程度，江苏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都居于第一位。因此，江苏省委的工作在全国各省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周恩来去解决顺直问题时，中央和江苏省委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争执。1929年1月初，根据向忠发、李立三的建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由中央兼江苏省委，从原省委中抽出一批干部去加强上海各区区委。但这一决定暂未通知江苏省委。周恩来返回上海后，获悉政治局的决定，立刻觉得是不正确的。他建议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讨论。经过他的说服，政治局决定不由中央兼江苏省委了。但是，政治局原来的决定已从小道传到了江苏省委。他们误认为中央对省委不信任，反应十分强烈，并采取了不正确的做法。正当周恩来等开会重新研究时，收到团中央的书面报告，江苏省委已召开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和各区会议，表示无论中央怎样决定，省委将一概拒绝，并到部分省来上海联系工作的代表那里进行违反纪律的活动。这样，事态发展得严重起来。
周恩来坚决反对中央兼江苏省委，也同样反对江苏省委的做法。他认为这破坏了党的组织，只会造成党组织的涣散和分裂，甚至会在严酷的秘密环境中直接危及党的生存。政治局为此召开紧急会议，一方面正式通过中央不兼省委的决定，另一方面也严厉批评了江苏省委。周恩来在会上指出：江苏不过是各地问题的积聚和反映，促成这次问题的大爆发，中央要有坚决的态度。他说：“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教育全党的机会。”随后，他同向忠发、项英等出席江苏省委的会议，做了报告，耐心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严肃指出：江苏省委对中央派人来参加工作持不同意见，但“未向中央抗议而先行向下级机关报告与讨论”的错误做法，危害了党的团结，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会后，他与项英又找江苏省委负责人谈话，指出他们的做法是违反组织原则的。经过耐心细致的教育，江苏省委在1929年1月19日召开省委临时会议通过决议案，承认错误。24日，政治局决定改组江苏省委，由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担任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参加省委工作，委员还有李维汉等三人。次日，周恩来向江苏省委七个负责人宣布了中央决定，并作了详细说明。他们表示接受，并谈了从这次事件中得出的教训。一场轩然大波，由于采取坚决的态度和教育说服办法，终于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并使全党受到了教育。
顺直省委问题和江苏省委问题两大“麻团”的解开，初步扭转了党内存在的严重涣散和无纪律状态，使党的工作走上了能正常运转的轨道。
解决红四军的危机
在全国红军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1929年2月7日，根据对红四军处境艰危情况的了解，周恩来为中央起草的致红四军指示信（史称“二月来信”）曾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部队，到中央工作。随着红四军境况的好转，经周恩来修改过的中央第二次指示信不再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四军，改而提出“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但是，“二月来信”在红四军传达后，便有人利用“二月来信”希望毛泽东交出军权。
1929年5月，刚从苏联归来的刘安恭出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他对情况不熟悉，引起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紧张。6月8日，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取消临时军委。然而，在红四军内部，对于红军的领导方法和建军原则，产生了严重分歧。就连毛泽东和朱德，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当时争论焦点是究竟在红军中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还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毛泽东的领导，被认为是“家长制”。6月下旬，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在福建龙岩召开，在重新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落选，争论的问题也没得到正确解决。于是，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留在闽西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不再随军行动。红四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
1929年8月下旬，根据中央要求红四军来一个得力的人出席各地军事联席会议并汇报工作的精神，陈毅奉命到上海。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听取陈毅的汇报，弄清楚了红四军面临的危机，决定组织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的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解决红四军因内部分歧而产生的危机。
周恩来对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前委扩大会在处置红四军领导内部分歧问题时的缺点提出了四点批评：第一，红军是生长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没有引导群众对外斗争，自己不提办法，而将问题交下级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第三，这次扩大会议、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没有指导地任意批评，而一般同志的批评大半又是一些唯心的推测，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并且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
陈毅按周恩来多次谈话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经周恩来审定后，带回红四军。周恩来特地嘱咐：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
中央“九月来信”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明确规定了红军的任务，并着重提出了在红军中“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的任务，指出：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的破产农民，他们中自然会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
信中明确支持毛泽东的领导说：
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经过周恩来的正确处理，红四军摆脱了危机。1929年11月下旬，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四军任前委书记，他报告中共中央说：
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
根据“九月来信”的精神，红四军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古田会议不仅标志着红四军胜利地渡过危机，而且进一步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大踏步地向前发展。
处理派别纠纷（1）
毛泽东曾经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民主革命时期，派别纠纷曾经严重地阻碍党的事业向前发展，周恩来也耗费了许多精力在处理派别纠纷上，以至于有些外国政治家和学者称他为“中共的和事佬”。
反对并解决托陈取消派的右倾宗派问题，是周恩来主持进行的。
大革命失败后，政治环境的极端险恶，党所遭受的暂时挫折，使党内一部分不坚定分子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进而走上右倾取消主义的道路。他们反对党领导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甚至把红军运动污蔑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之中许多人是党的早期领导人或正在担负地方领导职务的重要干部，他们以陈独秀为首，在党内组织秘密的小派别，散播秘密刊物和小册子，制造思想混乱和纠纷，并同国际上的托洛茨基反对派联结在一起，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到1929年，上海、北京、香港等地建立起各种名目的托派小团体，托派活动对处于秘密状态下的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直接威胁。
周恩来指出了托派活动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反对派有计划地打入党内来，是非常严重的。
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党内反对派问题的第四十四号通告。通告指出：
现时中国党内反对派同样也在党内形成小组织的活动，这是破坏中国党的统一之最危险的企图，是布尔什维克党所绝不容许的。故中国党除掉思想上与反对派作坚决的斗争外，并要从组织上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
1929年10月初，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的报告。他具体分析了托派产生的原因，提出要把这一问题提到下层去，指导同志们讨论与坚决地肃清一切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活动。10月5日，政治局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定：各级党部如发现这种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经讨论后，仍坚持取消主义思想，不服从党的策略、不服从党的决议的，应开除出党。
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周恩来找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反对派首领陈独秀谈话，对他进行帮助和挽救，要求他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但是，陈独秀和其他托派分子没有听从劝告，继续在党内进行反党宣传和非组织活动。于是，中央采取了组织措施，将陈独秀等开除出党，解决了托陈取消派的右倾宗派活动问题。
解决托派问题与处理由于“立三”路线引发的派别问题相比较，算是最简单不过的了。
1930年3月初，周恩来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他离国后，李立三在中共中央内部起着主要的决策作用，不久就走上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道路，形成了“立三路线”。1930年8月，周恩来回国。他立即在实际工作中着手纠正立三错误在各地的贯彻，使全党工作重新转移到正常轨道上来。9月下旬，他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纠正了立三路线错误。但是，共产国际却批评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留苏回国不久的王明等人为夺取中央领导权力，借机开展了派别活动；一些原来对中央不满的人如罗章龙等，也到处制造纠纷。对此，周恩来认为在处于极端秘密的特殊环境下，这个问题不宜在党内扩大讨论，要求王明等人站在巩固党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强调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害工作。
王明等人却有恃无恐，罗章龙等人也继续活动。周恩来等到处解释，舌干唇焦，也无法平息风潮。
不久，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等以国际代表身份来到上海。他支持王明、罗章龙等人，召集了四中全会，造成了统治中央领导机关长达四年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会间，周恩来的处境十分困难，事实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但他针对当时的分裂危机和派别分歧，仍强调要维护党内团结。他指出：
站在派别观念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允许的。
当时，经过四中全会，中央威信被剥夺殆尽，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活动到处都是，情绪严重对立，正常的党内讨论已难以进行。罗章龙等正在酝酿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等正在准备成立第二江苏省委，全党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分裂的现实威胁。
尽管周恩来自己遭受了不应有的打击，他仍然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他没有为自己解释，而是恳切地说服许多同志不能意气用事，要在四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机构领导下团结起来，使党避免出现大的分裂。
罗章龙、王克全等不但没有收敛，相反更派人四出，到处串连，煽惑鼓动，加紧分裂党的活动。周恩来代表中央同罗章龙、王克全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要他们立刻停止活动，认识错误，回到党这边来。他告诫说：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这次谈话没有生效，王克全态度蛮横地大吵大闹。最后，周恩来要他们慎重考虑，限三五天内作出答复。
后来，鉴于罗章龙、王克全不向党做出回答，中央政治局采取了坚决措施，决定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及党籍，开除王克全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使党内局势稍为稳定下来。
处理派别纠纷（2）
1930年开始，中央苏区在敌我双方异常尖锐激烈的生死搏斗面前，出现了令人痛心的肃反扩大化。许多地方在反对“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的斗争中，滥施刑讯，大搞逼供信，轻信口供，任意捕杀被怀疑对象，牵连范围很广，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有的地方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周恩来对苏区出现肃反扩大化十分焦虑。他在1931年3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苏区内现在确有一种观念，夸大了敌人在内部进攻的情况，这种过分的估量，会动摇阶级斗争的信心，应指出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强调：在中央苏区存在着“对AB团过分的恐慌”，一方面把这个斗争“简单化”了，另一方面“你们又把AB团扩大化了”。
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就任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他到苏区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采取积极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