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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开始了全民族抗日的新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的公关艺术达到成熟。全民抗战的到来，使党摆脱了在少数根据地孤军奋战的局面，为广泛团结全国各爱国民主阶层和广大群众共同奋斗创造了条件，也为周恩来施展公关艺术才华提供了舞台。周恩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等职，并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是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的最高职务，代表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即团结各方面抗日救国力量的工作。可以说，第一个代表中国共产党，走出根据地，进入国民党统治区，面向全中国、全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风貌的，正是周恩来。周恩来炉火纯青、外圆内方的公关艺术表现在提出了一整套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公关活动的方法、守则；维护国共合作大局，击退国民党反共高潮，巧妙处理好国共关系；通过广泛结交，团结了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广大知识分子和国际友人等。这个时期，由于周恩来能充分理解事物的全部复杂性，对公众作出清醒、透辟、有系统而又多层次的分析，提出明确而恰当的对策，尽管各种斗争波涛汹涌，高潮迭起，中国共产党还是赢得了民心，还广泛结交各界朋友，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许多人从他身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对团结、争取军界特别是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也很重视，各地方实力派如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山西王阎锡山，湘军程潜，滇军将领龙云等，他都亲自做过工作。他还同各方国际友人、许多国家的驻华使馆和一些援华组织广泛地建立联系，同他们结交朋友。比如，美驻华使馆官员、美国总统的代表，苏联驻华使馆官员，国际友好人士斯特朗、史沫特莱、王安娜、艾黎、爱泼斯坦，甚至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学者费正清和加拿大朋友文幼章等，他都常有往来、时有过从或有所交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他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同时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造成了导致蒋介石在国统区大失民心、军心的第二条战线和第三条战线。解放战争时期，是周恩来的公关艺术继续发展的时期。
前言：公关艺术视野里的周恩来（4）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一直任政府总理，曾兼任外交部长，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军委副主席等职，他担负着在一线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最初几个五年计划，都是他主持制定的。他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给予特殊的关注，指导这些工作取得重大成绩。他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决策。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获得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他先后访问过欧、亚、非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为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社会主义时期，周恩来的公关艺术达到了高峰。建国以后，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带来了新的考验。面对新的考验，周恩来的公关艺术更加成熟，更加光大。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执政的条件下更加重视公关艺术的作用，并能运用自如，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从被压迫的在野党一跃成为执政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拥有极大的强制性影响力。周恩来也成了具有最高强制性影响力和崇高威望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在胜利的欢呼声中，在执政的条件下，有的党员干部，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逐渐骄傲和自满起来，摆架子，听不进不同意见，不愿或不善于同各方搞好关系，不愿或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周恩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谦虚谨慎的态度，地位变了，作风不变。他一再强调，在执政的条件下要主动和各方面搞好关系，不忘老朋友，结交新朋友。这使人们对他愈加心悦诚服。他的公关艺术感人、动人。
第二，他的公关活动面由国内扩大到国外，他在国际公关活动中所表现出的高度艺术水平，迄今为止是无与伦比的。
周恩来是新中国第一位举世闻名的杰出伟大的外交家。在外交场合，他无论待人接物还是言谈举止，总是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在国际上树立了新中国自尊自信而又谦虚自处的崇高形象。他实事求是，说话算数，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使朋友感到可以信赖，使对手不敢掉以轻心。他交友以诚，肝胆相照，设身处地体谅朋友的困难，帮助解决问题，赢得了广泛的敬重。他在对外活动中虚心好学，把各方来宾当作送上门来的老师，了解情况，切磋问题。这不仅为他本人，而且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和尊敬。
第三，在党屡犯“左”倾错误的情况下，他仍然维系了党与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良好合作关系，成为凝聚、团结广大党外朋友的一面旗帜。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共产党搞了一些“左”的运动，犯了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伤害了不少党外朋友。尽管他也说过一些违心的话，甚至做过一些违心的事，但总的来看，周恩来是“左”倾错误的反对者和抵制者，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尽力减少“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维系党与各方人士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在造成民族劫难的“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在劫难中再次从他身上看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真正形象，许多党外朋友在受到伤害时，出于对周恩来的深切信任和衷心敬仰，仍然对党给予谅解，继续与党合作，拥护党的领导，甘苦与共，不变初衷。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在党外朋友中，特别是在中间阶层的朋友中，能够这样深得人心，享有如此崇高的声誉和威望，无论在国际共运史上还是中共党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周恩来公关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史，能给人许多有益的启迪，是今天人们（特别是各级领导者和管理者）学习公关艺术的最好教材。
执政过程的公关艺术
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周恩来
执掌国家权力，必须面对整个社会公众，必须发生广泛的公共关系。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不能争取广大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不能形成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执政者就不可能执政下去。可以说，公共关系是执政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执政者沟通和协调内外关系的强有力手段。在现代社会里，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共关系在执政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在长达二十六年的执政过程中，始终认为执政者力量的源泉是人民，执政的过程就是人民支持和信任的过程，是政府与人民沟通共识、相互理解的过程。他所倾心追求的是政府目标与人心所向的一致性，是政府对人民的关怀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全国人民的亲密团结与和谐共处，是政府所有人员的齐心协力和诚恳合作。他指出：“共产党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就是因为坚定地依靠群众，才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推翻了。把群众发动起来，力量是无敌的。依靠群众，依靠六亿五千万人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不足怕。我们搞经济建设，搞科学文化建设也要依靠六亿五千万人民。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对周恩来说，执政者的权威乃是立足于“人和”的基础，维系于人心之背向。周恩来在执政过程中所运用的公关艺术，至今仍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无我之境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周恩来执政过程的公关艺术，那就是“无我之境”。
任何执政过程，按照执政主体对于执政客体的把握方式和作用方式，按照执政的主客体双方在相互作用中结构起来的关系模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强求之境”、“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强求之境，是以强权为核心原则而形成的一种执政过程。在这种执政过程中，执政者依仗强权手段，迫使社会公众以奴仆的身份臣服于自己，迫使社会公众放弃自己的一切权利和主体自由意识，绝对地服从执政者的驱使。这种执政的过程，完全忽视了公共关系，执政者也毫无公关艺术可言。
有我之境，是以合理控制、合理调节为原则而形成的一种执政过程。在这种执政过程中，执政者以理性代表的身份出现，社会公众以服从理性的名义服从执政者。各种法规、原则、规范把执政者与社会公众联系在一起，构筑了一个执政体系。帮助执政者的主要是理性，而不是公共关系。人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为体制理性的工具。
无我之境，是在理性控制基础上，执政者与社会公众和谐一致、情意相通的一种执政过程。在这种执政过程中，尽管执政也是按照各种法规、原则的要求在正常运行，但社会公众并不感到自己与执政者之间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反而处处觉得自我个性的存在，一切过程都成为自己人的有效努力，一切成功都可以说是我之自然。这种执政过程，依仗的是在法规、原则基础上的公共关系，是执政者绝妙的公关艺术。
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善用人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其所言，意在使执政者要善于得人之力，而不专仗自己之力；而要善于得人之力，就不能凌驾于社会公众上，而要居于其下，要谦卑礼下，搞好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从公共关系的角度来说，老子这番话，说的就是执政者依靠公共关系，造成“无我之境”的执政过程。对此，老子说的另一句话可以引为注脚，那就是：“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句治国格言告诉人们，它不认为执政是执政者对于社会公众的绝对控制和精确操纵，而认为执政的整个过程应是社会公众自觉行动的过程，从而使全社会公众自动地为实现执政目标而奋斗的过程。执政者要做到这一步，靠的是公关艺术。
周恩来在世执政的二十六年，中国也经历了众多的灾难——既包括天灾，也包括人祸。天灾有三年自然灾害，人祸有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深重的浩劫。但是，人们在当时并没有失去对他的信任，乃至于周恩来的名字就是一种具有巨大号召力和巨大组织力的行政力量，能够在人民心中引起强烈的感情冲动。这种感情冲动所引起的自我驱动和自我约束是任何理性制约所难以达到的。为了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六十年代初，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的决定。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约2000万，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这样一件影响人们切身利益的大事，不但没有引起骚动，而且被减者都很愉快。而周恩来的逝世，在国内形成了一次任何理智的宣传都无法企及的行政动员。他去世后，人民仍然亲切地感觉他的存在，把他引为亲人、朋友、兄长。
周恩来十分重视执政过程的公关艺术。他曾经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应该主动地和各方面搞好关系。”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精神上要有这样的气概，“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种人叫做有大勇。”
周恩来说过一句最能表达其执政过程的公关艺术精髓的话。“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他指出，对群众“主要用说服的方法，不用行政的方法。只有在情况紧急时，才用命令的方式。”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因此造成了“无我之境”。
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1）
从某种意义上说，执政就是决策。决策是执政过程的首要职能和核心环节。无论是提出执政目标，还是组织指挥，以及监督控制，选人用人，都离不开决策。决策的正确与否，事关执政的得失成败。
决策离不开公共关系。所谓决策，是人们选择某种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途径的活动。对执政者来说，正确决策的过程，就是从公众中来，到公众中去，一切为了公众，一切依靠公众。周恩来正是这方面的楷模。
细察众心了解实情
决策首先要考虑公众的需要，了解公众的情况。对于执政者来说，由于掌握着国家权力。很容易高高在上，脱离公众，这是执政者之大忌。怎么样了解公众的情况呢？仅仅通过材料和汇报间接了解是远远不够的，很难保证决策的正确性。这并非是材料不真实，汇报不可靠，而是说这些材料、汇报作为一种信息，已经过了筛选、过滤和传递，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信息可能被筛选掉，真实的信息也可能变形，甚至被歪曲。执政者如果不对已获得的信息进行验证就决策，就可能出差错。要避免失误，最有效可靠的方法就是和公众见面，直接倾听公众呼声。这种倾听不是一般地开座谈会、调查会，而是深入公众之中，像学生一样去听公众的意见。这样，公众就会信任你，愿意把真实想法告诉你，使你获得真实的信息，从而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决策。周恩来就是善于深入公众，倾听公众呼声的执政者。
1954年的一天，正是下班时间，周恩来叫来身边工作人员说：“群众反映现在北京公共汽车拥挤很厉害，上下班要在路上浪费一两个小时，今天咱们去乘公共汽车，了解一下情况，你们不要告诉保卫部门。”
周恩来和工作人员出了国务院北门，来到公共汽车北京图书馆站等车。一会儿车来了，周恩来随着群众上了车。车上果然很挤，没有空座。他往里走了几步，手握住吊环，站在中间。汽车开动了，人们在拥挤中顾不上东张西望。过了几分钟，站在他对面的一名乘客才大声叫起来：“哎呀！这不是周总理吗？”“总理？总理？！”车厢里立即活跃起来，有的站起来让座，有的往中间挤，有的把手伸过来。随行人员见此情景，心里十分紧张，忙往他身边凑了凑，恐怕他被挤倒。
周恩来挥动着一只手臂，劝大家：“请坐！请坐！别挤！别挤！不要动。”乘客们要他坐下，他坚决不坐。借此机会，他与乘客们攀谈起来。乘客问他：“总理，你那么忙，怎么还来坐公共汽车？”周恩来笑着回答说：“也来体验一下你们的生活嘛！”一句话，沟通了他们之间的心灵。周恩来亲切地问他们都是什么单位的？住在什么地方？每天上下班需要多少时间？有的乘客只顾和他谈话，忘了下车，坐过了站；有的乘客挤不到他面前，总不甘心；新上来的乘客向他打招呼，下车的乘客又都向他告别。车上虽挤，气氛却很活跃。随行人员劝他说：“公共汽车上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咱们赶紧回去吧。”他不肯。后来，下了公共汽车，他又上了无轨电车，在北京城转了大半圈。
回来后，周恩来很快将有关领导同志找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制定解决公共汽车拥挤问题的具体措施，很快解决了问题。
周恩来有一句口头禅：“你们不能把我同群众分开。”为了掌握第一手的真实情况，他曾经多次以普通老百姓身份出去体察民情。
有一次，他想去北京的百货大楼调查了解情况。身边工作人员不让他去，劝他说：“你的目标太明显。”他说：“不要紧，化化妆，或戴个大口罩不就行了。”
看他那个执著劲，警卫人员只好给警卫局领导打电话，局领导坚决不同意，要求制止，说：“可以等关了门再去。”
周恩来说：“那我去干什么？我就是为了去看看群众。你们不能把我同群众隔开。隔开了，还有什么意思，我不去了。”
后来，达成了一个妥协的方案：稍晚一点，百货大楼的顾客少一些时再去。
暗访不行，周恩来就利用一切机会明察。可以说，全国除了台湾省和西藏自治区外，他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
1958年2月，为了对三峡工程做出决策，周恩来刚从国外出访回来，就带领有关人员，从武汉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