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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53万余人），解放了云、贵、川、康4省50余座县城，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当局企图盘踞西南，卷土重来的迷梦。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剿匪作战
当全国大陆即将解放时，国民党反动派潜留下来了共约200万政治土匪、60万特务分子和60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妄图以所谓“大陆游击”同人民解放军进行长期斗争。这些以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为头目，以惯匪、国民党残余军队的散兵游勇为骨干，以地主恶霸、封建势力、帮会组织为靠山，并以一部分被胁迫、受蒙蔽的落后群众作掩护的武装匪特，给新生的共和国政权造成了严重危害。土匪的疯狂破坏活动，也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的安宁，给人民群众带来深重灾难。1950年1月，华东地区土匪袭击乡、区、县级人民政府达100多次，仅苏南地区就有120多名干部被杀害。四川仪陇县发生的一次匪特投毒事件，使3800多人中毒。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新解放区可能出现的严重匪情，早有预见，及时做出了剿匪的决策。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南方解放后，地方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要在乡村中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的斗争。为了保证剿匪作战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规定了“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剿匪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和方针政策，人民解放军从1949年5月至1953年底，先后抽调6个兵团部、41个军部、144个师、2个旅另21个团共150万人的兵力，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大体上经历了进剿、驻剿和清剿三个阶段。各剿匪部队，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和当地人民群众协助下，贯彻军事清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对国民党残余、土匪、特务及其反动武装，展开了清剿斗争。
中南军区自1949年5月起，首先在解放了的河南、湖北、江西等省展开了剿匪作战。1949年底广西战役胜利结束后，除海南岛及沿海岛屿外，中南地区全部解放。但在国民党有计划的“展开大陆游击战争”的策划下，全境普遍发生了严重匪患。1950年1月，中南地区6个省相继进入大规模的剿匪斗争。经过强大的军事进剿和政治攻势的打击，到1950年11月底止，全区除广西及川黔湘、粤桂、闽粤等边缘地区尚残留小股土匪流窜外，其他广大地区匪患基本平息。随后，转入深入清匪肃特阶段。1952年6月，中南地区剿匪工作结束，在3年零1个月的剿匪斗争中，全区先后抽调了50个师及各省地方武装力量，共歼灭国民党土匪和反动武装115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278门，各种枪支103万支。
1950年2月2日，西南军区发出第一号剿匪指示。蒋介石在逃窜台湾前曾专门部署力量进行潜伏和破坏活动，因此，匪患也最为猖獗。西南军区部队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的战术，先腹心富庶地区和交通线两侧，后其他地区；先歼危害最大、最凶残的股匪，后打较小的股匪，实行重点进剿和分散围剿相结合。全区剿匪斗争，自1950年2月至1953年11月止，在近4年的艰苦作战中，共歼灭土匪116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700余门，各种枪支60余万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西南军区剿匪的巨大胜利，特电贺嘉奖：你们路线正确，方针适当，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
1950年春季，西北各省除新疆外，先后歼灭了当地主要股匪，局面暂时呈现平稳。5月份各地土匪特务阴谋组织武装暴乱，在平凉、关中、临夏、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匪特发展很快，多者达数千人。原投降之惯匪及国民党起义部队也曾多次发生叛变事件。为此，西北军区立即召开了剿匪会议，统一部署剿匪工作。在1949年11月到1953年7月的剿匪斗争中，西北军区先后投入2个兵团部、11个军部、38个师、1个旅13个团的兵力，共歼灭土匪12。9万余人，根除了西北地区的匪患。
华东地区，当时包括山东、浙江、福建、苏南、苏北、皖南、皖北和上海。这里活动着数以万计的土匪，加上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留下的许多残兵败将和反动骨干分子也转化为匪，因而不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沿海岛屿，都一度匪患成灾。1949年7月，全区陆上有土匪11。3万多人。1950年5月，浙江、福建海域和长江口外，有海匪一万多人。1949年7月至1955年2月，海匪在浙江沿海袭击507次，内潜4700多人。华东地区的剿匪斗争，从1949年5月第三野战军向南进军时开始，至1953年底基本结束，历时4年多，共歼灭土匪24。6万多人，不但肃清了陆上残匪，而且解放沿海大小岛屿50多个，基本上根除了匪患。
绥远地区剿匪于1949年下半年对河北、察哈尔、山西、平原诸省之股匪展开了进剿，股匪基本肃清。绥远省因解放较晚，故匪情较严重，土匪主要散布在伊克昭盟乌审旗、乌兰察布盟西部、包头、萨拉齐、后套、绥中之武川、绥东等地区。为消除匪患，从1950年3月至12月，军区使用了骑兵第1师、第3师、第4师、第5师，步兵第22师、第202师，另3个骑兵支队，以及军分区武装，对上述地区之股匪，先后进行了4次较大的进剿，共歼2500余人，俘匪首奇正山、张疤子。1951年1月又展开了全面驻剿和清剿，至1951年底将潜匪、散匪基本肃清。华北军区在3年中，共歼灭匪特武装近5。3万余人，并迫使一部分残匪、特务及反动会道门等反革命分子悔过登记，缴获火炮十余门，各种枪支8800余支。保证新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各方面社会改革运动的实施。
人民解放军历时4年的剿匪作战，以歼灭匪特273。8万余人的辉煌战果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剿匪决策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胜利，是人民解放军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胜利，也是党政军民密切配合、共同奋斗的胜利。这一胜利，结束了中国人民匪患久远、危害甚深的历史，粉碎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建立“游击根据地”以策应反攻大陆的企图，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安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民主改革的完成，为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舟山群岛
位于杭州湾以南海域，共有大小岛屿400多个，其中以舟山本岛最大，面积523平方公里。舟山群岛既是中国海上的交通要冲，又是沪（上海）、宁（南京）、杭（杭州）地区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9年夏，上海市和浙江省大陆解放后，国民党军将舟山群岛作为控制长江口和封锁、袭扰、反攻大陆的重要军事基地来经营。到1949年7月中旬，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已有4个军13个师的番号，实际兵力约6万人，另外还有海军舰艇五六十艘和部分作战飞机。7月下旬，守岛国民党军组建以石觉为司令，周■为副司令的“舟山防卫司令部”，并进行了整编，调整了防务。敌人企图通过对舟山群岛的控制，实行海上封锁和袭扰，窒息大陆经济，屏障台湾安全。
为粉碎国民党军的企图，1949年5月28日，即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和华东战场形势的发展情况，命令第7兵团准备解放舟山群岛。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对解放舟山群岛十分关心，多次做出重要指示，在不断增加舟山群岛方向作战兵力的同时，并从组建不久的海、空军中抽调部分部队配合作战。7兵团司令员王建安、副政治委员吉洛（即姬鹏飞）确定了“先攻外围，后取本岛”，逐岛攻击的作战方针。8月18日，开始向外围岛屿发起进攻。我第22军一部在攻占大榭岛、梅山岛后，于10月5日全歼金塘岛国民党守军，使舟山群岛侧翼直接处于解放军炮火威胁之下。第21军61师在进占六横岛后，乘胜于10月中旬攻占桃花岛。至11月3日，第7兵团共攻占外围岛屿30余个，歼敌近万人，为夺取定海本岛创造了条件。但在11月3日的登步岛作战中，由于我军对国民党87军221师据岛顽抗及援军迅速登岛估计不足，遭国民党守军、援军和海、空军联合反击，造成千余人伤亡，被迫撤出战斗。
进攻登步岛受挫以后，中央军委指示参战部队，要力戒骄傲轻敌思想，采取慎重态度，集中优势兵力，充分作好再战准备。11月14日毛泽东指示三野，舟山作战必须集中足够兵力，充分准备，如果准备不周，宁可推迟发动攻击的时间。从11月份开始，参战部队进一步展开了解放舟山本岛及其外围一些岛屿的战役准备工作。三野先后把第21军的1个师和第23、第24军调往浙东沿海，准备参加舟山战役。经过调整后，解放军参战部队的总兵力比舟山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略占优势。同时，从12月开始，华东地区实行了解放舟山群岛的党政军民的总体战役准备。
国民党当局对解放军未能攻克登步岛进行大肆宣传。从11月起，又先后从台湾、金门等地抽调第19军等部队加强舟山防务，使舟山守军增至5个军16个师，连同海、空军及特种兵部队在内，总兵力增加到12万人。1950年5月1日，当台湾国民党当局获悉第四野战军解放了海南岛，不久又得知三野将对舟山群岛实施大规模的三军联合登陆作战。为了保存实力，避免覆灭命运国民党军乃于1950年5月13至16日秘密撤逃台湾。我第7兵团立即组织渡海，19日全部解放舟山群岛。此役，共歼国民党军近万人。
舟山群岛的解放，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长江口的封锁。对建设上海和巩固浙东海防具有重要意义。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第一野战军向新疆进军
1949年8月26日，兰州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沿兰（州）新（疆）公路西进。一野第1兵团率第2军于9月5日解放西宁后，继续北进。接着，第1、第2兵团不顾长途转战的疲劳，挺进河西走廊，于酒泉、玉门、安西、敦煌一线集结，威逼新疆。
新疆国民党当局在我军努力争取和全国形势的影响下，军界和政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如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参谋长陶晋初、警备副总司令兼整编42师师长赵锡光和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秘书长刘孟纯、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市长屈武等人，积极主张弃暗投明，举行和平起义。一切准备就绪后，陶峙岳于9月25日发出起义通电。包尔汉于9月26日发出起义通电，从而宣告新疆和平解放。
为了接管新疆，巩固国防，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率第2军、第6军大部火速挺进新疆。1兵团决定：以战车第1师装甲团（战车5团）附1个加强步兵连组成的先遣支队挺进迪化市，接管市区防务；第2军率4、5、6师分成两个梯队，分头接管喀什、莎东、和田、阿克苏、库车、库尔勒、且末、婼羌（今若羌）等地的防务；第6军乘飞机和汽车迅速开进哈密、吐鲁番、奇台、绥东（今玛纳斯）、景化（今呼图壁）等北疆、东疆重镇和迪化市，主要负责接管北疆、东疆防务。
按照计划，战车5团作为陆地进军先遣支队，由天津出发，西出玉门关，北穿星星峡，于10月20日下午到达迪化市，并在3天内接管了城防，控制了机场，保证了后续部队的顺利到来。11月5日，第6军16、17师部分先遣人员乘飞机抵达哈密、迪化，11月6日，司令员王震率第1兵团指挥部和第6军第一批主力到达迪化，至1950年1月20日，近2万名指战员先后到达哈密和迪化。徒步行军的部队于10月上旬先后从酒泉、张掖等地出发，陆续抵达东疆各要地和天山山脉东部边沿城镇，南疆边疆重镇喀什市、达阿支苏、和阗等地。到达新疆后，解放军先后平息了哈密、鄯善、吐鲁番、焉耆等地极少数特务分子发动的叛乱，保卫了新疆和平解放的胜利成果。至1950年3月底，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的行动胜利结束。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人民解放军第18军进军西藏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西南的云、贵、川、康四省解放以后，全国大陆按省份来讲，只有西藏尚未解放。为解放祖国大陆的全部土地，1950年初，正在苏联访问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党中央并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及贺龙诸同志，指示：进军西藏由西南局担负、西北局配合，立即进行进藏的各种准备工作。1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决定，由第18军执行解放西藏的任务，以张国华统一领导。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参谋长陈明义、李觉。下辖第52、53、54师。此外，中共西北局和西北军区也派出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配合18军行动。不久，以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组成。
进军西藏是一项极其艰苦的任务。西藏位于中国的西南边陲，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为世界最大高原，平均海拔约4000米，素有“世界屋脊”之称。高山缺氧，气候寒冷（藏北年平均气温…5℃左右，藏南平均10℃左右），交通不便。西藏社会长期以来保持着封建农奴制度，占藏族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生活极其悲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时，以达扎摄政为首的西藏反动势力勾结英、美帝国主义，积极策划“西藏独立”。
1949年7月，他们以“遣走一些可疑的共产党秘密人员”为借口，在拉萨制造“驱汉事件”。同时，他们将藏军14个代本（相当于团的建制，每个代本约500人）扩充为17个代本，并从国外购进大批军火，企图阻止解放军进入西藏。
为了慎重解决进军西藏所涉及的政治、宗教、民族等复杂问题，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1950年6月2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委托西南局起草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政策，作为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基本条件。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确定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原则，从多方面着手进藏准备。为了保证物资供应，西南军区组织了支援司令部，调集7个工兵团、11个辎重团、1个空运师、汽车800多辆、飞机30架、担任进藏的筑路、运输任务。
进军西藏的战略决策，得到西藏百万农奴和上层爱国人士的欢迎，但是西藏地方当局中的顽固势力，为了维护农奴制度，进而达到“西藏独立”的目的，不仅拒绝和平解放西藏，杀害人民解放军派出的联络代表，而且还在昌都地区增兵设防，将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二，计7个代本全部、3个代本各一部共4500余人和土兵（部族武装）3500余人，部署于昌都周围及金沙江沿岸，企图凭金沙江之险，阻止解放军进军。
为了打击西藏上层反动势力，并警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要插手西藏，经中央军委批准，1950年10月6日，西南军区发起昌都战役。人民解放军以第18军一部、青海骑兵支队及云南军区126团共6个团的绝对优势兵力，运用正面攻击和迂回包围相结合的战术，将参战部队分为南北两个集团向昌都地区挺进。12日，解放军进占芒康，藏军第九代本起义，19日解放军逼进昌都，并截断了藏军退路。藏军原认为“雪山恶水胜过10万大军，没有两个月的时间解放军是到不了昌都的”。不料，神兵天降，解放军10天之内就飞来了。20日，防守昌都地区藏军总司令带领的4个代本和总署机关共2700余人停止抵抗。到24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历时18天，大小战斗20余次，共歼藏军6个代本全部、3个代本一部，争取了1个代本起义，计5700余人，占领了藏东地区政治、经济中心昌都，打开了进藏门户，促进了西藏爱国力量的发展，为和平解放西藏和继续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1年春，西藏地方当局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和谈代表到达北京，同李维汉为首席全权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经过20多天的友好协商，于5月23日，双方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根据协议规定，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于5月25日发布《进军西藏训令》。
《训令》指出，人民解放军为了保证协议的实现和巩固国防的需要，决定派出必要的兵力进驻西藏。《训令》对进军、补给、修筑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