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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到五年，仅仅两年多一点，“小河村”的构想就变成了伟大的现实。
小河村会议前，毛泽东作出了“刘邓经略中原”的决策。但战略进攻的具体目标，究竟指向哪里，并未确定。小河村会议结束后当天，毛泽东立即下定决心：刘邓大军“直出大别山”！
大别山，雄峙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这里又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老革命根据地，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和革命传统，刘邓大军中有许多曾在大别山战斗过的红四方面军将士，部队在这里容易立足扎根。我军占领大别山，从战略上看，就可以西逼武汉，东慑南京，南扼长江，瞰制中原，实施战略展开，以达到战略进攻的目的。
邓小平领悟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他在1948年4月25日关于《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中，谈及大别山的战略地位，说：
中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当敌人的大门，其中大别山是大门边……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个是大别山，一个是伏牛山，敌人最关切的还是大别山，它比伏牛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敌人时时刻刻受到我们过江的威胁。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
毛泽东看准了大别山东慑南京、西逼武汉的战略地位，指示刘邓大军“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并且以个人名义致密电给邓小平，说“陕北情况甚为困难”，意思要刘邓赶快行动，推进大别山。一直牵挂着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邓小平同刘伯承看完电报，“立即就烧毁了”，“二话没说，立即复电中央，说十天后行动，用十天作千里跃进的准备”，但刘邓“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了”。
然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谈何容易！后有蒋军追兵，前有黄泛区，还有沙河、汝河、淮河的阻隔，真是困难重重，险象环生啊！对刘邓大军来说，进军大别山，无异于“纵井救人” ，是一件很艰难、很危险的事情。但邓小平对部队斩钉截铁地说：
“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
毛泽东曾预计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有三种可能：一是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站稳了脚。
结果如何呢？
1947年6月30日黄昏，刘邓大军12万人马兵分三路，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大别山进军。
进军途中，部队一直坚持快走。由于白天有敌机侦察轰炸，部队经常夜间行军，从黄昏走到天亮，疲困不堪，天又下雨，指战员们几乎连恢复体力和晒衣服的时间都没有，出现过埋怨情绪。但刘邓常说，“慈不掌兵”，坚持南进疾行。在过黄泛区的时候，刘、邓首长和战士们一样，臂挽着臂，手牵着手，在没膝污泥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步行，连汽车和重炮都忍痛扔掉了。经过22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刘邓大军通过黄泛区，突过汝河、淮河，终于在8月27日进入大别山北麓的潢川、固始地区，胜利完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空前壮举。
当刘邓大军惊现在大别山地区时，蒋介石如梦初醒，方知我军意图，急调重兵防堵，企图拔掉刘邓大军这把已插进其心脏的刀子，但为时晚矣！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成功地为国共两党逐鹿中原的较量抢先走胜了一步险棋！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大秘书胡乔木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毛泽东几个月来心里郁积的“一块石头落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第四部分 决战决胜龙吟虎啸第30节 毛泽东称赞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地区，立即产生了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的神奇效应，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安全，犹如一把尖刀，直刺敌人心脏！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蒋介石立即调集33个旅进行全面“围剿”，大别山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了！
“中原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这是邓小平不可动摇的决心。为此，邓小平“全心全意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
要站稳脚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关键有两条：一是打破敌人的军事围攻，二是开展土地革命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戴，用邓小平的话说，即“大量歼灭敌人和充分发动群众”。
邓小平对“控制”大别山自有“锦囊妙计”。1947年8月27日，即刘邓大军刚到大别山区时，邓小平就亲笔起草了《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以刘邓的名义一面上报中央军委，一面发给所属部队。
邓小平的韬略有六条：
（一）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之跃进任务，敌人追击计划完全失败。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面控制中原。
（二）实现此历史任务，要经过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发展半年以上的时间。如不大量歼灭敌人和充分发动群众，要想站稳脚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应切勿骄躁，兢兢业业，上下一心，完成每一个具体任务。
（三）应向全军说明，我们有完全胜利的把握。首先有陈谢兵团在伏牛山、豫西、豫南广大地区及山东大军在陇海路南北的互为配合。其次是我当面敌人只有二十三个旅，兵力分散，战斗意志薄弱，此次尾我失败，战略上愈显被动。再次是大别山区有长期的革命传统，且保存有游击战争的基础，我们有许多本地干部。特别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军上下一致的决心和信心，胜利是有把握的，虽有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
（四）应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的大回家，他们的子弟在华北胜利了，壮大队伍了；说明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条件；说明我们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
（五）在军事上，我们在最初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城镇，肃清土顽，争取打些小胜仗（一两个团一次的歼灭战）。同时，特别注意引导大家熟悉地形，习惯生活，学习山地仗，为大歼灭战准备条件。但必须了解，如果我们不在半年内歼灭十个旅以上的敌人，就无法使群众相信我们不会再走而敢于起来斗争，我们也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因此，任何时候，全军都必须有高度的战斗意志和战斗的准备。
（六）充分发动群众及其游击战争，同我们一块斗争，是实现我们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而我军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风纪，是树立良好的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各级必须专门检查实现，万勿忽视。
邓小平的上述韬略、见解是非常切合实际、至关重要的。毛泽东阅后极为赞赏，立即指示转发彭德怀、东北局和华东局。
时局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所预料、所判断的那样，刘邓大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站稳了脚跟，出色地完成了战略任务。
先说“大量歼灭敌人”。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区后，蒋介石就命令白崇禧以23个旅的重兵扑向大别山！敌军来势凶猛，我军乍来刚到，为避敌之锋芒，挫其锐气，刘邓决定采取“避战”方针，以主力部队留在大别山区，在内线开展游击战，牵住敌人；以总部机关和少量部队分兵出击，跳出包围圈，转入外线，实施战略展开。这时，刘、邓分开，一里一外。刘伯承率部去淮西，在外线实施运动展开。邓小平率领李先念、李达组成一支精干的指挥所，坚守大别山，“方针就是避战，站稳脚，一切为了站稳脚跟”，与敌人周旋，声东击西，来回穿梭，“就这样搞了两个月”。在此期间，刘伯承率部开辟了大别山以西的广大淮西地区，由此把淮河变成了我中原解放区的内河，并实现了与陈粟、陈谢在平汉线的胜利会师；陈粟野战军和陈谢集团，积极实施对平汉、陇海两大铁路的破袭，歼敌二万余人。我军在中原其他战场的作战，迫使敌军从大别山调出13个旅的兵力，从而有力地解除了敌军对大别山区的围攻之势。经过刘邓大军及其友邻部队陈粟、陈谢三路大军的内外配合，积极作战，四个月歼敌19万5千余人，解放县城近百座，创建了长江、淮河、汉水之间的新的中原解放区，把南线敌军总兵力160多个旅中的90个旅，调动和吸引到中原战场，取得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
再看“充分发动群众”。据当时在野战军二纵政治部负责民运工作的江川等回忆，在开创豫皖苏新区时，开始由于缺乏经验，政策观念淡薄，有些急于求成的急躁情绪，群众发动工作做得不够充分，在土改中出现分给群众的粮食、浮财，群众不敢要，白天分了，夜晚又偷偷地送还地主老财；有的地方还不分阶级地对大、中、小地主甚至富农一起下手，致使树敌过多，造成混乱，甚至连基本群众也疏远工作队。邓小平得知这些情况，立即指示说：“由于一些同志对新区工作的政策和策略把握不住，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力量，忽视了群众工作的艰苦性，产生急躁情绪，在阶级划分上所提出的‘贫雇农路线’本身就不够准确，在实际斗争中又出现了把富裕中农划为富农，而将富农划为地主，其结果使贫雇农孤立起来，易受摧残，使广大贫雇农也不敢起来与恶霸地主作斗争。”于是，他坚决地表示说：“这是政策上发生了‘左’的偏向，必须纠正。群众之所以把分得的浮财夜晚送还给地主，是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这样做，实际上是我们脱离了广大的劳动群众，孤立了自己。”随后，邓小平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了确切情况，并建议在新解放区，在我们没有牢固地站住脚以前，不宜搞土改，应采取适合新区实际情况的稳妥政策，具体措施就是在新解放区实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政策。
党中央、毛泽东批准了这一建议。毛泽东还在邓小平的报告上批示：
“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报告非常之好，立转各地仿办。希望你对凡你处能联络的同志或骑马能送信的同志或当面接洽的同志，将你所提的那些策略观点、政策观点普遍通知他们。只要有机就不失时机地指导他们，并要他们向你处反映结果。”
可见，邓小平在大别山的工作是多么实事求是，多么正确果断！毛泽东对邓小平又是多么赞赏，多么信任！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和毛泽东的批示，新区的工作有了新的转变，普遍实行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政策，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局面很快打开了，广大群众积极支前生产、参军参战，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新区由此成为野战军实施战略反攻的新基地。
1948年初，邓小平致电党中央、毛泽东：“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
几十年后，邓小平同二野老同志回顾当年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时，说：
关键是能不能站得住，站得住就是胜利。结果，我们站稳了。我们前进了一千里，直达长江，面对着武汉、南京、上海，扩大了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新解放区。这是个真正的胜利，前进一千里的意义就在这里。
毛泽东曾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了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起点的战略进攻。他说：
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间，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期间，邓小平与毛泽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有一两天没有见到毛泽东的电文，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消息，邓小平就显得坐卧不安。对此，曾在邓身边工作的段君毅、刘子久回忆说：
一次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后，他竟破例请我们喝酒。问及原因，邓小平笑答：“我们已经三天没得到毛主席的消息了，今天收到了党中央发来的电报，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安然无恙，所以喝一杯庆祝酒。”
当时，毛泽东撤离延安，辗转在陕北大山；邓小平南渡黄河，千里进军大别山。人分两地，天各一方。毛泽东担心邓小平能否在大别山站稳，邓小平深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忧、焦虑，可见毛、邓之间的亲密之情。
“于细微处见精神”，真是战友情深，同志义长啊！
第四部分 决战决胜龙吟虎啸第31节 战略思想
邓小平说：“这一套战略思想是毛主席定下来的”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是一个伟大的战略举措。这一战略举措，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进攻的序幕。
这一战略举措，自何而来？
对此，邓小平是这样认为的：
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行动。没有一个伟大的战略思想，是做不出这样的决定的。这一套战略思想是毛主席定下来的。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邓小平的话，是切合实际的肺腑之言！
没有伟大的战略思想，就没有伟大的战略行动。
没有伟大的战略家，就没有伟大的战略思想。
没有统帅、战略家毛泽东的运筹帷幄，就没有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千里决胜！
毛泽东作出刘邓大军“直出大别山”的战略决策，是在1947年7月23日党中央“小河村会议”结束这一天。
“小河村会议”前，毛泽东根据时局提出了“刘邓经略中原”的构想和部署，但具体战略目标并未确定。在刘邓大军南渡黄河之前，毛泽东几次电示刘邓大军在中原地区内线作战，大别山只是进攻目标之一。如：
1946年7月13日（“小河村会议”一年前），毛泽东致电中原军电示：“我中原军之任务是以机动灵活之行动，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境内，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是为作战之第一阶段；然后我内线部队渡淮向南，与中原军会合，夺取信阳、大别山、安庆之线，是为第二阶段。”
这个电文将夺取信阳、大别山等地作为刘邓大军等“内线作战部队”机动经略的目标之一。
194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致中原局电文中称：“我们计划在今后四至六个月内再歼敌二十个旅左右，便可粉碎此次国民党大举进攻并获得向中原发展之可能性。如果我能再歼敌二十个旅，则我刘邓军必可渡新黄河向南阳、信阳之线发展，我华中军及山东军之一部必可向大别山发展，到那时便可和你们直接配合作战。”
此电也提到了“向大别山发展”，但不是给刘邓军的任务，而是华中军、山东军的发展目标。
1947年7月初刘邓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实施战略突破后，战局已有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业已成熟。这时，毛泽东对整个战略部署已有新的考虑，决定召开中央扩大会议，确定战略方针。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习仲勋、贺龙、陈赓等人。会议确定了主力出击外线、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歼灭国民党军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五年打倒蒋介石”的构想。
小河村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即致电刘邓：
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在这个电文中，毛泽东正式确定和提出了刘邓野战军“直出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决策和目标。
小河村会议是解放战争处于战略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后，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构想和决策，调整了军事部署，决定陈、谢集团归刘邓指挥，其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