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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最后，邓小平在信中提及他的孩子们，请求毛泽东帮助，“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能使小儿子飞飞有个“较好的分配”，最好到工厂当工人，能有固定的收入；小女儿毛毛能让去“学医”。在说了这些事后，邓小平写道：“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了。当然我了解，这种事是完全应该听从组织的考虑和处理的。”
邓小平还提到希望继续同汪东兴写信保持联系的事：“过去，主席交代我有事情找汪东兴同志，今年初我因大儿子的事写信给他，工作同志告诉我不要再写信了，所以十一个月来，我没有再写信。不知以后有事，是否还可以写信给汪东兴同志。”
信的最后，邓小平写道：“我衷心地诚挚地祝愿主席万寿无疆，主席的健康长寿就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了！”
这封信通过江西省革委上转中办主任汪东兴，并呈送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了邓小平的这封信，并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汪说：“没有不管啊，我跟你在外地，不在北京，就让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管着的。”毛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汪东兴管！”在邓的来信的信封上，毛泽东批示道：“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毛泽东的回应和批示，给千里之外的邓小平带来了喜悦。
1972年4月初，江西省革委会根据汪东兴的招呼，安排邓小平的儿女一个进江西工学院上学，一个进江西医学院读书。让邓小平忧心的孩子们的事算是解决了。邓小平于4月22日致信汪东兴说：“两个孩子得到这样的照顾，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地感谢！”
到了7月份，形势进一步好转，在毛泽东的自悟和周恩来的努力下，一大批老干部相继“解禁”，从“牛棚”走出来，恢复工作。同在江西“流放”的陈云，也于1972年4月22日离开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从南昌乘火车回到北京去了。……
各种信息、消息不断传到步校“将军楼”。
邓小平还在江西。
8月1日，他在厂里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传达。同时，他从广播、报纸上获悉：陈云、王震、滕代远等被疏散的老干部已回京，并参加了8月1日的国防部庆祝建军45周年招待会。叶帅还在会上讲了话。……
邓小平再也忍耐不住了！
事在人为。第二天，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计：要争取复出，争取工作。他第二次上书，给毛泽东写信了！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用真切的语言再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林彪集团的揭露和批判，并据自己所知揭发了林彪集团的一些事情，对自己的“错误”作了应有的检查，提出了工作要求。
邓小平在信中表达了他对林彪事件的看法。
在信的最后，邓小平向毛泽东表示说：
我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了……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工作……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邓小平上书，颇为适时。
8月3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信交江西省革委会呈送中办主任汪东兴。
邓小平没有料到：8月3日从南昌发出的信，在北京中南海的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此信，并且于8月14日就作了批示（本书第七章详述）。
邓小平的“静候”没有落空，得到了最好、最高、最快的佳音。……
第六部分 狂飙骤起南北分离第62节 邓小平六年磨难生活的终结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为古训，亦是邓小平历来的风格。
“九一三事件”后，林彪反党集团被摧毁，江西的程世清等人也下台了。中共中央于1972年4月调整了江西省的党政领导班子，任命佘积德、白栋材、黄知真等为省委书记，政治氛围宽松好转了。
邓小平在江西的处境，也得到相应的改善。
省委领导白栋材、黄知真等来到望城岗，专程看望了羁居中的邓小平。邓一家在生活上得到了更多的关照，甚至可以每周都到省委招待所洗澡了。
原先那个态度不好的监管人员也撤换了。
在邓小平的请求和周恩来的关照下，邓小平家的老公务员、秘书吴洪俊夫妇调来江西，帮助料理家务。此后，邓小平夫妇家务劳动的负担减轻多了。
邓小平的孩子们，境况也好多了。
长子邓朴方获准去北京治疗。
大女儿邓林从宣化回到江西，在家里等待中央美术学院分配工作。
二女儿邓楠也回来了。她已身怀六甲，全家人都为之高兴。
小女儿邓榕（毛毛），小儿子邓质方已在南昌上大学，一个学医，一个学工，学业优秀，总算了了邓小平夫妇的一大心愿。
“将军楼”里有个小院子，那是邓小平夫妇活动的小天地。
一向达观的邓小平，自从林彪垮台、形势好转之后，心境更加好了。他自信，总有一天，他还是要出来工作的。在羁居江西的日子里，他从没有放弃希望，没有停止思索。在刚安排到南昌还没入住“将军楼”的时候，当监护他的“邓小平专案组”的人员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好回京向中央反映时，邓当即就说：“我同意中央对我的安排。我到江西来了，但我还会出来工作的，我还能为党工作十年。”这话，令当时的专案组人员“十分意外”。现在，形势有大变化了。邓小平更是充满信心，为自己日后的复出作准备。
这种“准备”，除了大量地阅读从北京带来的马列著作和《二十四史》，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外，还要做好充分的“物质准备”，那就是锻炼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复出的条件。为了使自己保持健康的体魄，将来有朝一日重新为党国效劳，肩挑重担，邓小平加紧了对身体的锻炼。
邓小平选择了走路。对于一个68岁的老人来说，走路是最好的锻炼方式。
他每天要走一万步。从“将军楼”沿“邓小平小道”，走到新建拖拉机厂车间，约3华里，来回差不多5000多步。每天午睡后，他在“将军楼”院子里，要步行40圈，每圈约130～140步左右，就5000多步，总共有一万多步。
这样，每天步行一万步，一个月就是30万步，一年就是360万步。以千步为一里计，一天一万步等于10里，一年就是3600里，三年就是一万多里，不就接近于半个二万五千里长征了吗？
邓小平在院子里散步时，习惯微低着头，迈着轻快的步子，深深地陷入沉思，一边漫步，一边思考着什么。
人们不会忘记，20年后即1992年，邓小平以88岁的高龄视察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发表著名的南方讲话，体质依然那么健康，头脑依然那么清晰，这同他的达观与锻炼不无关系。人们从他的雄姿中，看到了春天的希望！这是后话。
邓小平对形势的判断是很准确的。1972年9月，在中央还没有通知他回京工作之前，他捕捉时机，提出了“在江西省内，到井冈山、赣州老区走一走”的要求。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请示中央后，中央于9月底批准了邓小平的这一要求。随后，省革委会作出了具体安排，出去参观时按“省级干部”规格接待，用伏尔加轿车，一路由省里打招呼，以便接待。
这是邓小平自“文革”被“打倒”后六年以来的第一次外出、第一次自由！
这次外出、自由，标志着六年禁锢的解冻，六年磨难的终结！……
第七部分 国难思贤“军师”出山第63节 毛泽东把视线投向邓小平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心力交瘁。古人云：“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将。”面临国家危难，毛泽东大病一场后，在巨痛中思考，究竟谁来担纲治国？74岁高龄的周恩来已于1972年5月18日被确诊“患有不治之症”，“四人帮”又难以担当治国大任，这样，年富力强的68岁的邓小平呼之欲出，担纲主政。是天降机缘，还是水到渠成，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呢？
林彪身亡后，毛泽东在巨痛中把视线投向邓小平
林彪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毛泽东不得不审视自己的理念：在这些老臣、老帅中，到底谁是忠臣、谁是奸臣？……
他用自己的睿智，作出了新的判断和行动。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逝世。一月的北京，是非常寒冷的。1月10日下午，毛泽东突然抱病冒着严寒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陈毅夫人张茜悲切地问：“主席，您怎么也来了？”毛泽东凄然地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听了毛泽东的话，张茜喃喃自语：“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毛泽东打断她的话，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在询问了陈毅子女的近况后，毛泽东勉励道：“要努力奋斗。陈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随后，毛泽东又坦率地把林彪事件告诉前来参加追悼会的西哈努克亲王，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毛泽东在追悼会上，站在前排，静静地听着周恩来致悼词，在陈毅的骨灰盒前深深地三鞠躬。毛泽东离开八宝山时已无法自己上车。
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追悼会，在党内外引起强烈震动。这种包含着歉意的举动，给全党全国发出一种“暗示”：广大老干部包括对“文革”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是好的，应当适时给予“解放”和平反。这是广大老干部们企盼已久的信号！
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还当众提到邓小平，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
毛泽东从陈毅想到了邓小平。一个是井冈山的老战友，一个是中央苏区的老战友，都是当年战争岁月的麾下大将，也是共和国的一代老臣、一代忠良啊！
在场的周恩来听到毛泽东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这个信息传出去，以便为邓的复出制造舆论。
这是周恩来的一片苦心。他对千里之外的邓小平惦记着呢！
1月2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的面，提到刘伯承、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讲的。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又说：听说有的地方还在讲“二月逆流”，现在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这是经主席批准的。你们听到那些违背中央指示的话，为什么不批驳？江、姚听了，面面相觑，置之不理。
毛泽东在参加陈毅追悼会回来不久，大病了一场。
就在毛泽东大病一场后不久，周恩来的健康也出现了意外。是年5月18日，74岁高龄的周恩来已被确诊“患有不治之症——膀胱癌”。但他依然抱病苦撑着，承受着极为繁重的国务工作，并为纠正“左”的错误、落实老干部政策作不懈的努力。他经常对身边的人说：
“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林彪的身亡，总理的病重，引起了毛泽东深深的沉思。
国之重任，谁来担纲？
天下大事，谁来共商？
……
毛泽东深知：江青一伙只能造反、闹事，而不是治国安邦之材。
在巨痛和深忧中的毛泽东，不得不开始把“治国担纲”的视线转向邓小平。……
4月24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的讲话精神，发表了经周恩来审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指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方针；并强调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这对邓小平来说，又是一个喜兆！
4月下旬，陈云到达北京参加批林整风会议，进行体检。7月21日，他给毛泽东和党中央上书：“请求中央根据我身体情况，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陈云曾是八大选出来的党中央副主席，九大后靠边，后到江西劳动。毛泽东阅后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8月1日，陈云在国防招待会“亮相”。
8月3日，邓小平在江西上书毛泽东（本书第六章已述），吐露心曲。
8月14日，距邓小平上书仅10天时间，毛泽东在阅读了邓小平从江西流放住地写给他的信以后，浮想联翩，提笔批示道：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
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这就是极为重要的毛泽东的“8·14”批示。
毛泽东的批示，在全党全国历来是至高无上、具有绝对权威的。这个批示尽管不是很全面，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非常难能可贵了。
首先，毛泽东指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这话当然是不正确的，但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毛泽东称邓小平为“同志”，这就再一次印证、重申了他在陈毅追悼会上说的“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话，实际上等于摘了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帽子。“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这主要是指“文革”初期派工作组，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事。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当然要维护他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当然要维护他自己所写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观点。尽管如此，毛泽东还着意强调了邓小平与刘少奇应“加以区别”。
接着，毛泽东以十分精当的语言，高度概述和评价了邓小平的革命历史：
“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这一段历史，毛泽东是记忆犹新、时常念及的。在江西中央苏区时，邓小平的命运总是和毛泽东的起落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的中央“左”倾领导人博古、洛甫等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打成“江西的罗明路线”、“反党的派别”，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泽东的。打击邓、毛、谢、古，就是打击毛泽东。这一点，毛泽东、邓小平都非常清楚。他俩在中央苏区可谓患难之交。毛泽东受排挤，邓小平跟着挨整；毛泽东出山主政，邓小平就摆脱逆境。这种患难之交的关系，大概是毛泽东追念与启用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是清清白白的。刘少奇之所以被打倒，开除出党，正是在所谓“历史问题”上，被林彪、江青一伙陷害得逞的。
“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这一点，毛泽东最清楚。从挺进大别山到逐鹿中原，从淮海战役到进军大西南，“刘邓大军”威震敌胆，名扬中外，邓小平勇挑重担，战功卓著，都是有史为证的。
“他没有屈服于苏修。”邓小平三去莫斯科，舌战赫鲁晓夫、苏斯洛夫，挫败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与尊严。毛泽东为此还亲赴机场迎接邓小平率团凯旋归来呢！
毛泽东的批示，是邓小平的一大福音！
显然，“8·14”批示表明：毛泽东经过林彪出逃的阵痛后，已开始下决心启用邓小平了。
周恩来喜出望外，立即抓住这一“尚方宝剑”，派人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