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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6月20日邓小平要陪同丹麦首相哈特林飞往长沙，拜晤毛泽东。于是，为了争取“主动”，赶在邓小平到长沙之前，来个“恶人先告状”，江青派出王洪文翌日直飞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
王洪文的长沙之行，是背着周恩来和政治局的。
第七部分 国难思贤“军师”出山第71节 长沙决策：邓小平主政的关键
长沙，这个“荆豫唇齿，黔粤咽喉”的中南重镇和历史名城，1974年秋成了中国政坛风云际会、政要进出和决策党和国家命运的地方。
从1974年10月13日起，毛泽东就一直在长沙养病、长住。他患了“老年性白内障”等多种疾病，需要休养。这里有华国锋的悉心照料。他下榻在陈家山的别墅“九所”六号，一直到1975年2月3日才离去，住了110多天。
在此期间，围绕着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展开了以周恩来、邓小平等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为一方，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为一方的较量和斗争。
是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在最近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通知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江青瞅准了这一时机，想当“后台老板”，野心勃勃地开始“组阁”了。她的如意算盘是，让王洪文取代年迈的朱德当人大委员长，让张春桥取代病重的周恩来当国务院总理，她自己则当“吕后”，当“女皇”。她企图以此计划形成中国政坛的“三驾马车”，圆“女皇”之梦。
她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一篇《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刊登在1974年10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透露了江青的这一“天机”。这篇文章写道：
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像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文章借古喻今，露骨得很：他们把毛泽东比作刘邦，把江青比作吕后，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比作晁错、张汤、桑弘羊，期待着“刘邦死后”，“在中央主持工作”，形成一个“领导集团”，保证“文革”路线的贯彻执行。
在江青看来，实现这个“组阁”计划的最大障碍，一是周恩来，二是邓小平。而要扳倒这两个人，只有求助于毛泽东。于是，有了王洪文的长沙之行。
10月18日，王洪文根据江青等人的旨意，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乘专机飞抵长沙。王洪文在毛泽东面前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指王、江、张、姚——引者注）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
毛泽东听了后，当即批评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谈。”
王洪文不知趣，接着又告了邓小平一状，说：“在昨天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同志与邓小平同志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听了王洪文攻击邓小平的话后，毛泽东很不高兴，说：“小平同志会打仗。你要同小平同志搞好团结。”
王洪文赴长沙告状碰了一鼻子灰后，于当晚飞回北京，一到钓鱼台，就跑到江青等人那里去了。
与此同时，江青又同王海容、唐闻生二人谈了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情况，借题发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王、唐二人听后，感到事态严重，于翌日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表示说：“我所了解的情况并不像江青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计划好要整小平，他们已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小平已忍了他们很久。”
10月20日，外交部王海容副部长、唐闻生副司长陪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飞往长沙，拜晤毛泽东。客人走后，王、唐二人将北京近几天发生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反映。毛泽东听后，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江青还这么闹。”
随后，毛泽东讲了经反复深思熟虑的两项重大决策，要王、唐回京后立即转达给周恩来、王洪文。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听到王、唐二人传达毛泽东的这两项决策后，极为振奋，连续十多天在医院里抱病开会，分批与政治局委员们商研四届人大的筹备与人事安排问题。11月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表示说：“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11月12日，邓小平陪同也门外宾飞抵长沙。毛泽东会见外国客人后，与邓小平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毛：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
邓：主席也知道了。
毛：好！
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只一次了。
毛：我赞成你！
邓：她（指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指王海容、唐闻生）都不高兴。
邓：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这个好！
邓：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
这番坦诚、直率的对话表明：毛泽东是多么赞许和信任邓小平！邓小平又是多么光明磊落，襟怀坦荡！
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后，王海容、唐闻生交给毛泽东一封江青带来给毛泽东的信。江青在信中谈了提议谢静宜出任副委员长、迟群出任教育部长等人事安排的内容。
毛泽东当日在江青的信上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随后不久，江青又一意孤行，交代王海容、唐闻生去长沙向毛泽东转达她的又一意见：由王洪文出任人大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王、唐二人赴长沙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说：
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毛泽东明察秋毫，一针见血地点破了江青“组阁”的最终阴谋。
12月23日，周恩来、王洪文先后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毛泽东当天会见了他们。周恩来关切地询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毛泽东也很惦念周恩来的病情，交代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以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去顶吧！”
从24日起到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一连进行了四次谈话，鉴于江青等人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的帮派活动，毛泽东严厉警告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提出，江青应该作自我批评，王洪文要写书面检查。
与此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毛泽东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毛泽东还当着王洪文的面，对周恩来说：邓小平“政治上比他（王洪文）强”，“他（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
在谈话中，毛泽东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提出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同时还就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以及各部长的人选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这一天的谈话，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两位相处近50年的老战友，在决定党的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促膝长谈，通宵达旦！……
就这样，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作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长沙决策”！
这一决策，彻底打破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组阁”图谋，为邓小平复出铺平了坚实的道路。
第七部分 国难思贤“军师”出山第72节 重用邓小平的深层原因
毛泽东作出十二月“长沙决策”后，邓小平的职务又上了一个台阶，又一次“大起”了。
这时，邓小平已被毛泽东、周恩来“内定”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党、政、军要职集于一身，成为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党内第三把手，执掌重权、名副其实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启用”，而是“重用”了。
毛泽东为什么要重新重用邓小平呢？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和必须弄清的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毛泽东之所以在1974年12月下决心重新重用邓小平，是由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局势和党内状况的客观需要所决定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诸多因素促成的。用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来解说，根本的原因，是“时势造英雄”。
具体说来，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论析：
第一，当时的客观形势迫切需要一个德高望重、能治国安邦的人出来支撑局面。当时“批林批孔”已搞了整整一年。由于江青等人到处“放火烧荒”，批判“复辟回潮”，树立“反潮流”典型，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之类的山头组织，一些刚落实政策的领导干部又被当作“孔老二”打倒在地，许多地方和单位的领导班子又陷于瘫痪状态，一些反潮流组织又提出“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口号。这样，就使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为此，毛泽东在1974年10月决定筹备召开全国四届人大时，就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1月6日，李先念副总理陪同外宾到长沙拜晤毛泽东时，在会见后，就向毛泽东汇报了全国工交战线和国家财政方面的情况，谈到由于1974年初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呈现出下降的态势，全国财政收入也比去年同期下降，而财政支出却比去年同期大大增长。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感到形势严峻，沉默不语。最后，只作了一句指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因此，要实现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能治国安邦的、德高望重而为全国人民公认的“帅才”来承担这一重任。这个“帅才”，非邓莫属，这就是“时势”，即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
第二，周恩来病重，需要有人接替。周恩来是建国以来的老总理、好总理，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可是，他在1972年5月经北京医院、协和医院、三○一医院和肿瘤医院共同检查鉴定，已确诊为膀胱癌。11月间，保健医生向中央写出正式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态，承担着极为繁重的国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他在江青一伙“批周公”、“批宰相”、“批党内大儒”、“批现代大儒”的氛围中，以超乎寻常的毅力，继续顶着压力，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但毕竟心力交瘁，病体难支，不得不于6月1日住院，躺在病床上办公、开会。12月的长沙之行，沉疴在身的周恩来是不得已而为之。行前，医务人员已再次发现总理便中潜血，需要马上进行治疗。周恩来自己也明白，这样远途来回奔波会使病情恶化。但他以国事为重，坚定地向医生吴阶平等表示：“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叶剑英再三叮嘱随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不能改变计划，但要想尽一切办法，绝对保证周总理的安全。周恩来登机时，“走得很慢，很费劲，而且还有点晃”。毛泽东在长沙看到周恩来的憔悴模样，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深情地嘱咐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以后，你安心养病吧！”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考虑由邓小平来接替周恩来的重任了。
第三，毛泽东对王洪文已感到失望。王洪文自1972年9月调中央学习后不久，毛泽东就安排他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工作，经过几个月的“政治实习”后，毛泽东又破例安排他担任“十大”的准备委员会主任（名列周恩来等人之前），随后又在“十大”上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十大”时青云直上，晋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虽然名列周恩来之后，但毛泽东指定他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可以说是对他寄予了莫大的厚望。但是，王洪文却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经过一年多的观察，毛泽东发现他不仅才能平庸，底气不足，而且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帮派，积极参与江青“组阁”的阴谋活动，衔江青之命到长沙告总理和小平的状，几次批评、警告他，竟屡教不改，还是与江青等人搞在一起，兴风作浪。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于是，毛泽东责令他写出书面检查。王在检查中写道：“两天来我认真地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地按主席的指示办事。”“虽然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十月十七日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关于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为‘风雷（庆）号’的批示发生争吵一事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的是（事）实是：小平同志并没错，而我是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地听取各方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地向主席报告，干扰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王洪文的地位从此急转直下，他辜负了毛泽东的厚望。毛泽东不得不另择他人。
第四，党内健康力量的荐举。据邓榕回忆，1972年“五一”节前，王震从江西红星垦殖场回京后，在太平庄住地约见邓榕，“胡子叔叔详细地询问了我父亲及全家人的情况，他让我回江西转告我父亲，毛主席对我父亲是有区别的，并说他自己要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我父亲出来工作”。叶剑英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时，于1973年12月向毛泽东建议，让邓小平参加军委，担任军队的领导工作，所以毛泽东在12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和叶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当军委委员。”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复出更是呕心沥血，煞费苦心，排除万难，狠抓落实。当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讲到“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时，周恩来就示意陈毅子女将这个信息透露出去；当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作出批示后，周恩来立即抓住这一良机，印发文件，在全党造成舆论影响；当毛泽东的“8·14”批示被搁置四个月后，周恩来又旧事重提，给中央有关领导人写信提示；当邓小平从江西回京后，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工作安排问题，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当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工作时，周恩来抱病亲拟文件下发全党、全军；当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周恩来表示“积极支持”，与毛泽东一道作出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长沙决策”。有了周恩来、叶剑英、王震等老同志的鼎力荐举、支持，毛泽东重用邓小平的决心就更坚定了。
第五，毛泽东对邓小平一贯看好，极表赞赏。这是毛主席下决心重新重用邓小平的思想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时就因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打成“江西罗明路线”，成为“毛派”头子，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