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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毛泽东要毛新远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等，谈谈自己的看法。
于是，毛远新这个“联络员”，于1975年11月2日找了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谈了自己的看法，说“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云云。
邓小平拒不同意毛远新的意见。
邓小平说：
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从9号文件（即1975年中共中央关于铁路整顿的第9号文件——引者注）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9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在毛远新“联络员”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开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并对邓小平进行了错误的批评。
整顿、改革，真是如履薄冰，举步艰难啊！
第八部分 筚路蓝缕奸佞进谗第80节 江青颐指气使，煽风点火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这是江青的一首自况诗，一张自画像。
江青是个野心勃勃、不甘寂寞的女人。自从四届人大“组阁”阴谋失败后，她一直在寻找机会，企图东山再起，显露一下自己的“峥嵘”，与邓小平“决一死战”。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1975年10月下旬，发生了“刘冰上书”事件，为江青出动“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时机”。
刘冰是当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一位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与党委副书记惠宪钧、柳一安和常委吕方正四人一起于1975年8月13日、10月13日两次给毛泽东“上书”，反映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
未料，毛泽东看了刘冰等人的“上书”后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在10月下旬的一次谈话中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江青等人得知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后，欣喜若狂。迟群、谢静宜是江青的亲信“嫡系”。江青看到毛泽东的批示保护了迟群、小谢，批评了邓小平、刘冰，就立即抓住这把“尚方宝剑”，召见迟群、谢静宜等人，精心策划后，到处煽风点火，组织对邓小平的“反击”。
迟、谢在清华大学的一个同伙、政治部某副主任，得知后立即在清华大学校园里贴出了一张《论走资派还在走》的大字报，矛头直指邓小平。迟群见了后，欣喜地对这位副主任说：“你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将在今后有很大影响，你应该继续写下去，不要放弃这个题目。”这位副主任心领神会，后来竟一口气写了十篇《论走资派还在走》的文章，其中有三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
10月31日晚，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我有些事须向主席当面谈谈，并取得主席的指示和教诲。明（一日）下午或晚上都可以。”
11月1日晚，邓小平到毛泽东处谈话。毛泽东肯定邓小平领导整顿的成绩，同时又批评邓小平为刘冰等转信的做法。
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来到清华大学，在校党委扩大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两封来信的批示。
清华大学校园内一时舆论大哗。有人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有人忧虑重重，顿生疑云。
11月12日，在迟群等人的操纵下，清华大学的党委扩大会竟扩大到1700多人！江青一伙还不满足于此，又指令北京和一些省市组织干部、群众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翻印转抄。“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等人，甚至还假借复旦大学的名义，翻印清华大学的大字报，寄送全国各地。在“四人帮”控制下的报刊、广播等新闻媒体也抛出了大量的批判文章。
一时间，一股黑风刮遍全国！
几年后，即1980年8月，邓小平在复出后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谈到江青，说：
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
江青坏透了……
第八部分 筚路蓝缕奸佞进谗第81节 张春桥老谋深算，推波助澜
江青等人刮起的黑风，是以“否定教育革命”为突破口的。
“四人帮”的军师张春桥，这时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开始出动了。
当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作出批示后，张春桥立即以分管教育的副总理身份，于11月8日找教育部长周荣鑫谈话，责令周作检查。周荣鑫指出：“当前学生不读书等总要急待解决。”张春桥却说：“现在社会上有股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风”，又说：“一个是培养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张春桥还说：“迟群1968年带领军、工宣队到清华、北大，路线是正确的。”
11月30日，张春桥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外宾时，介绍了中国当前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他说，“现在争论的头一个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教育怎样估计”的问题，这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但是，有人说，这十七年很好，那个时候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还说：“我们的教育部长（指周荣鑫）也有问题”等等。12月20日，中央在《外交通报》上转发了张春桥这个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谈话。
在此期间，张春桥又居心叵测地授意上海市委写作组编写《中共党史讲义》（第二版），以“复旦大学中共党史教材编写组”的名义出版发行。这部教材全面歪曲和篡改党的历史，污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江青等人树碑立传，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12月1日，在张春桥等人的精心策划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抛出了一篇题为《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长文。这篇文章发表在1975年的《红旗》杂志第12期上，《人民日报》于12月4日全文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中向全国进行了广播。
这是“四人帮”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第一发重型炮弹！
这篇文章声称：当前教育战线的形势同全国一样，“一派大好”。“从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学到辽宁朝阳农学院，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到大寨学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朵朵教育革命的鲜花竞相开放。”“从1968年7月27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以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蓬勃发展，广大工农兵学员迅速成长，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深刻变化。”接着，文章笔锋一转，写道：“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育战线的这场争论，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
12月14日，张春桥等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说：“今年7、8、9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报告》还点名攻击周荣鑫说：“教育部周荣鑫同志到处讲话，制造和散布种种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并且直接插手刘冰等人的诬告信。”
以《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文章的发表和《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被转发为标志，全国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正式爆发了！
12月20日，张春桥又批准同意周荣鑫主办的《教育革命通讯》停刊。
就这样，周荣鑫成了教育界“右倾翻案”、“否定教育革命”的典型代表，遭到严厉的批判和打击。在他重病住院后，迟群一伙又迫使他“出院”，追查、批斗达50多次。翌年4月12日，这位曾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担任教育部长仅一年多的杰出的教育家，昏迷在追查、批斗会上，当晚含愤而逝。他是被张春桥、迟群等人迫害致死的。
周荣鑫在1975年8月“全面整顿”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打倒，我也不怕。要做小平同志讲的那样不怕被打倒的人。”这条铁骨铮铮的山东汉子，果然被“四人帮”当作邓小平在教育战线的“黑干将”打倒，以身殉职了！
第八部分 筚路蓝缕奸佞进谗第82节 王洪文咒骂邓小平
王洪文自从1974年12月到长沙告状碰壁以后，就失宠了，“接班人”也告吹了。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王洪文成了闲人。毛泽东叫他抓中央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他牢骚满腹，对身边的亲信说：“妈的，什么副主席，空头支票一张。权都给邓小平夺了。我只落得个抓抓读书班，比弼马温还不如！”
他开始逍遥了，经常看外国影片、小说，在中南海里钓鱼、打鸟。
毛泽东闻知后，就指令王洪文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时间搞调研。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75年8月，王洪文回到上海，住在东湖宾馆。
王洪文在上海期间，花天酒地，骄奢淫逸，同时还做了几件非同寻常的事情：
一是重回“旧居”。王洪文曾在韶山参观过毛泽东旧居。1975年9月30日深夜，他在上海出席国庆晚会后，驱车来到定海路他当年的旧居，徜徉片刻后，满含深意地对身边的亲信说：“文化大革命中，这里可热闹了。这是一间值得永远怀念的小屋！真快啊，一转眼，九年了！”从此，他的“旧居”被他的“小兄弟”们精心保护起来了。
二是视察当年的“办公室”。一天，王洪文来到他当年工作过的保卫科办公室，对周围的人说：“这个办公室是有意义的，要保留下来。”其实，在十大以前，王洪文在上海的代理人就指令国棉十七厂的党委负责人，把这间办公室当作“圣地”保留原貌了。王洪文当年用过的办公桌、木椅、文件柜、选民证等，都保持了当年的原貌。王洪文此时来厂“视察”，主要是想检查、察看、欣赏、强调一下而已。
三是审阅造反《大事记》。王洪文早就策划组织专人编写《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为自己树碑立传。《大事记》计有三万多字，主要是鼓吹上棉十七厂是“文化大革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红色堡垒”，王洪文是“工人领袖”、“造反英雄”等等。1975年8月王洪文刚来上海时，就催促赶快完稿。11月5日，王洪文接到《大事记》送审稿后，看了两遍，然后召见写作人员说：“我昨天一连看了两遍，很受教育。”接着提出了修改意见：“《大事记》中人名不要太多，一般人只要提一下就可以了”，可是他自己的名字出现二百多处却一声不吭；还说1966年6月19日他在保卫科同厂党委的冲突“要详细记载”；又提出把厂夺权时间从1967年1月29日改为1966年11月4日，以此说明十七厂是全国夺权最早的单位，王洪文是“一月革命”的先驱，等等。
四是安抚、控制“老造反”。上海有个潘国平，是比王洪文“知名度”更大的“老造反”，后来被王洪文整下台了。此人从不把王洪文放在眼里，常散布说：“王洪文算什么？在‘工总司’成立大会上，有人要揪他，他吓得发抖；在安亭，看到火车停下来了，别人都冲上了铁轨，他才上去！哼，他倒成了副主席！”王洪文闻知后，“指示”对潘国平“要批判从严”，但“形式上不要搞得太紧张”，“把潘留在总工会，不让他回家去”，“一面交代问题，一面学习”。
王洪文在上海期间，并没有忘记同张春桥的“热线联系”。
1975年9月，张春桥告诉王洪文：江青已安排毛远新担任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11月初，张春桥又告诉王洪文：毛泽东已对邓小平的整顿产生不信任感了！王洪文听到这消息，喜出望外，在上海再也呆不住了。不满四个月，他就飞回北京，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了。
王洪文一到北京，就恶狠狠地对人说：“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复辟！”
“警惕还乡团，警惕党内资产阶级！”
……
他把毛泽东“不要搞‘四人帮’”的告诫忘得一干二净，又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勾结在一起了。
11月15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洪文同志已经回到北京。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由东兴同志通知）。”
当晚，毛泽东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
第八部分 筚路蓝缕奸佞进谗第83节 周恩来在病重时称赞小平同志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邓小平在遭受“四人帮”非难、攻击的时候，病重中的周恩来却一直在关心、保护着邓小平。
从1974年初起，周恩来的病情就日益加重了。但是从这年1月初到6月1日住进医院之前，他在多数日子里都工作12小时以上，很多日子工作18小时以上，有一次甚至连续工作30小时。他告别办公室住进医院，只不过是把办公室从西花厅搬到了三○五医院罢了。住院期间，他动过大手术6次，小手术8次，平均每40天左右动手术一次。他以超乎寻常的坚毅忍受了病魔带给他的痛苦和折磨。
周恩来在政治上、精神上所承受的折磨就更难以形容。他虽然是一国总理，党中央副主席，可处境并不好。他既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又要承受人家“批周公”、“批宰相”；既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每一项指示，又要尽可能地考虑到方方面面，避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既要同“四人帮”作斗争，又要讲究斗争策略；既要保护、支持邓小平，又要取得多数政治局委员的理解和赞成。他在医院里，经常同一些老同志谈话，开会。他在同叶剑英谈话后，又特别嘱咐：“要注意斗争方式，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
“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指‘四人帮’）手里！”这就是周恩来的原则，这就是周恩来的信念！
他把这个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
邓小平领导1975年的“全面整顿”期间，周恩来同邓小平的谈话次数就更频繁了。从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起，每隔几天他们就要见一次面。仅在7、8、9三个月，他们在一起开会、谈话就有12次，几乎每周一次。邓小平是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次数最多的中央领导人。此外，周恩来经常约见的还有政治局成员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吴德、华国锋、汪东兴等。
周恩来对邓小平“全面整顿”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取得的显著成就，感到由衷的欣慰。他在会见外宾时，曾毫不掩饰地表露了这种欣慰之情。
1975年8月26日晚，周恩来在会见西哈努克一行时，热情赞扬邓小平。一位在场的大臣秀浦拉西回忆说：“周恩来称赞邓小平副总理，并说有邓代替他，他就感到放心了。”
9月7日，周恩来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时，坦然而深情地说：
“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我现在病重，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