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吐ブ腋！�
当刘永好在2001年第一次以首富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包括国际社会都震惊了——他们几乎不敢相信，一个做饲料的企业家怎么有如此能量，如同企业名字“希望”一样富有活力？在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上，刘永好、刘永行分别居第14名和第29名，财富分别为290亿元和180亿元。
并不避讳首富头衔
1982年，刘永行、刘永好四兄弟辞去公职共同创业，他们的第一桶金来自饲养鹌鹑，因为鹌鹑蛋是中国人餐桌上的美食。他们的启动资金是1000元，是四兄弟将手表、自行车和电视机卖掉后凑的。
6年后，那1000元已变成了1000万元。刘永行有个本子，里面记载了他们创业伊始每笔生意的收益，都是几毛钱或几块钱。
刘永好后来如此解释他当年下海的动机：“下海前我是一个普通教师，不敢奢望挣多少钱，只是想怎么做都会比当时每月38元的工资高吧，开始想当万元户，那时万元户可是了不得。”
1992年，中国第一个经国家工商局批准成立的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在希望饲料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这一年，刘氏四兄弟来了个“准分家”，即多元化经营，每人各掌管一块——老大刘永言重拾老本行，致力于电子产品的研究和中央空调；老二刘永行和老四刘永好一起到各地发展分公司；老三刘永美放弃饲料去搞房地产。他们四人平均划分资产，各占整个集团25％的股份。
1995年，刘永行与刘永好再次明晰了产权，以长江为界，刘永行主持东方希望，刘永好坐镇南方希望。自此，刘氏四兄弟彻底分家。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刘氏兄弟的做法应该是中国企业史上最平淡却又最完美的分家一幕了。
分家之后，四弟刘永好发展最快。1997年，他剥离南方希望集团中部分资产并追加投资，以16亿元注册资本成立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希望集团。次年，新希望A股上市。
我们于2000年第一次见到刘永行，一起在浦东一家酒店吃了顿便饭。我们一直以为他会很严肃，没想到见面后他无话不说，彼此相谈甚欢。在2000年的“胡润百富榜”上，刘氏家族财富为828亿元，仅次于荣氏家族。
见到刘永好则是在2001年底，那是一次很有戏剧性的见面。见面前不久，我们刚发布了这一年的百富榜，刘氏兄弟一跃成为首富。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邀请我们前去北京录制关于富豪榜的节目，刘永好也是嘉宾之一。
他一见到我们，就上来握手，率真的脾气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节目录制过程中，当主持人崔永元问到刘永好当上首富的感觉时，他的表现出乎我们的意料：“我很高兴当上首富，我的每一桶金都是很阳光的。”
刘永好是第一个欣然接受首富头衔并声称自己是个阳光富豪的中国企业家。新希望集团从一家带着泥土气息的小公司，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之一，暗合了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逐步走向城市的蹒跚步伐，刘氏兄弟发家的方式也符合了中国人传统的“实业兴国”理念。
恰到好处的“傻气”
1993年，刘永好和四十多位政协委员共同提案，呼吁成立一家主要由民企投资、主要服务于民企的银行。这促成了1996年1月民生银行在北京挂牌成立，经叔平任董事长，刘永好为副董事长。2001年民生银行上市前，刘永好成为第一大股东。他的主要政治职务有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等。
1982年刘氏兄弟创业时到银行贷款1000元，碰了一鼻子灰回来。于是有人戏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多年后，刘永好竟然捣腾出一个民营银行来和国有银行抢饭碗。当然，这只是坊间说笑。
不过，刘永好从未从民生银行贷过一分钱。陈斌在《前程密码》一书中说：“对于刘永好而言，左手握着政治资源，右手捏着企业资源，不该做的事情，他一件都不做，该做的事情，再困难也要做下去，这才是中国企业界最缺乏的‘大智慧’。”
刘永好生活简朴，内心永远是一种向善的乡土情结，对财富积累始终抱有一颗平常心。他讲过一个故事——2005年某天，在四川农村一个山坡上，他看见一对老夫妻在挖红薯，挖起来的红薯特别大、特别多，他们特别高兴，“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特别幸福，因为他们种的红薯丰收了，尽管他们可能卖不了多少钱”。
无心插柳柳成荫。到2007年年底，新希望集团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饲料企业之一，中国西部最大的乳制品、肉食品企业，同时在房地产开发、金融、矿产、化工领域也有相当的规模，在国内和东南亚共拥有170家各种类型的企业，总资产超过100亿元。
在2007年的“胡润金融富豪榜”上，56岁的刘永好位居榜首，这得益于2006年下半年和2007年10月前中国股市的大牛市，其持有的民生银行股份市值一年间涨了200％！
然而，刘永好并没有在资本市场上大干一场，而是倾向于在老本行饲料、养猪等传统行业走得更远。一些企业老板私下对我们说，刘永好太“傻”了。
直到2008年，不少在大牛市中一度狂热的企业相继陷入资金链危机，资本大鳄魏东跳楼谢世，他们开始转而佩服起刘永好的稳妥来——如果说刘永好有股“傻气”的话，他一定是傻得恰到好处的那位。
在2008年“两会”期间，刘永好就猪肉涨价问题积极谏言，受到温家宝总理的点名表扬。随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明确表示，新希望的核心还是大农业，金融只是一项财务性投资而已，“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不会亲自去经营金融业。同样，房地产也不是我们的重点产业，只是保持现有发展规模，不会特意做大”。
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刘永好当选“中国十大民营企业家”时，评委赠给他的一句言简意赅的评语，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刘永好的脾性和风格——“在内地民营企业家一轮又一轮的大浪淘沙中，刘永好以其谦逊姿态、平常心态，一直保持着敏锐的触觉，不断探寻财富的前沿和边际。”
中国的“尤努斯”
刘永好的目标是把新希望集团打造成一家成熟的现代农业企业。他对现代农业企业的定义是：“年销售收入至少100亿元，更重要的是产业链规模，产业链的体系，养殖、食品加工等，联系着千千万万农民朋友，是一个体系的建设。”
“一个体系的建设”成为刘永好的努力方向。2008年前后，刘永好在农业金融方向的步伐快了起来。
他成立担保公司，为农民们向银行贷款做担保，然后推动他们成立养猪、养鸡合作社等。合作社就像是一个“小社会”，和农业企业达成协议，利益共享，保证农民的基本收益，而农民也要保证配套的产品不随便拿出去卖。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银行家尤努斯的小额信贷模式一时在中国掀起旋风，中国政府一些金融高层与尤努斯同台对话，探寻中国农村金融崛起之路。如今刘永好的农业担保公司有类似的功能，不过他不是放贷，而是担保；在刘永好的模式里，参与主体要多一些。
刘永好能成为中国的“尤努斯”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想提及一位“小人物”——山东济南近郊农民李允成。李允成从1992年开始做小额信贷，创造了连续十几年没有呆坏账的民间借贷神话，法国科学院经济学家裴天士曾称其为“伟大的经济学家”。
我们曾做过李允成与尤努斯信贷原则的对比分析，结果发现两人的做法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李允成优先考虑熟人、多层次担保，这与尤努斯的“五人连保”旗鼓相当；再比如，尤努斯用500个塔卡（约57元人民币）就能救助一个孟加拉穷人，李允成同样用“救急为先”“小片割肉不疼”等听起来很土的原则来实现救助与风险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李允成和尤努斯都不愿与“强势者”合作——李允成不愿意让行政元素掺到自己的行为当中，尤努斯也拒绝了与世界银行的合作。
尤努斯在孟加拉国成功了，而李允成2005年左右已收缩战线近乎偃旗息鼓了。他们两人为刘永好提出了一个难题：在农业和农村金融的路上，到底应该怎样定位与行政部门的关系？
在我们看来，中国农民脱贫与小额信贷等金融模式发展不尽如人意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政府部门的关注力度不够，恰恰在于干涉得太多了。干涉越多，效果越差，这几乎是条铁律。
另一方面，政策风向一有风吹草动，各地政府便可能蜂拥而上，比如当初说要成立小额贷款机构，一时间遍地都是，有的直接就在政府大院，有的是民间性质、政府运作。再者，对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小额信贷保护力度不足，加上行业协会缺失，其命运岌岌可危。
听说刘永好2007年在山东某地开张了一家农业担保公司，他自己投入1500万元，当地政府出资1000万元，养鸡合作社也成立了，钱已经放出去。刘永好称，这一套体系在当地运作起来后，“农民很高兴”。我们希望这种高兴能持久下去。
英国《经济学人》2006年某期曾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国农村的观察文章，开篇就很辛辣：“尽管政府采取了系列帮助穷人脱贫的措施，但农民们生活还是很窘迫。”
刘永好十年如一日，排在“胡润百富榜”的前列。他是一位商业企业家，但又通过“企业办社会”的形式来实现着自己的价值。
2002年中国企业界风声鹤唳，给我们的榜单带来一定难度。
1月，健力宝75％的股份被佛山三水区政府拱手卖给“局外人”，前掌门人李经纬仰天长叹，9个月后“涉嫌贪污”，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5月，曾创建了华晨集团汽车王国的仰融“涉嫌经济犯罪”，被迫出走美国；10月，欧亚农业掌门人杨斌“涉嫌虚假投资、行贿、合同诈骗、非法占用土地”被警方立案侦察……
李经纬是1999年的上榜富豪（第32位），杨斌与仰融分别是2001年富豪榜的第2名和第3名。三位上榜富豪之外，瞿兆玉（蓝田股份前董事长）、王雪冰（中国建设银行前行长）、朱小华（光大集团前董事长）等人均于2002年落马。
2002年的年中，一份广为传播的中国富豪纳税的调研报告称：“2001年，中国的存款总量达到7万亿元，人数不足20％的高收入阶层控制着这笔财富的八成左右，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仅占总量的不足10％……据估计，目前每年流失的税款大致在1000亿元左右。这1000亿中的大部分肯定被一些富豪们收入私囊。”调研报告的结论是：“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高收入阶层而言，相当一部分积累下来的财富来源于游离社会监管体系的‘灰色地带’，掺杂着浓重的冒险家和暴发户的味道。”
我们当时还沉浸在中国富豪们从2001年开始慢慢转变观念、开始配合我们工作的兴奋中，结果进入2002年，富豪或官员落马者接连不断，加上上述调研报告引发争议，《南方周末》在报道中称，“逃税之说搞得富豪们人人自危”，企业界气氛一时非常凝重。
于是我们面临巨大的压力，一是调研难度无形中增加了，二是接到过个别恐吓电话。期间也有朋友善意提醒我们，2002年的榜单要不要“暂停一年”，避避这阵风。
最后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2002年10月底，百富榜发布（这一年是我们最后一次在《福布斯》上发布），有趣的是，因为这一年的“特殊气候”，我们的榜单反而受到比前三届都要强烈的关注。最令我们庆幸的是，恐吓过我们的个别企业，在看到自己最终仍被登上富豪榜后，并没有对我们“采取行动”。
这一年的首富是荣智健，财富为70亿元。前十位富豪还包括许荣茂、孙广信、鲁冠球、陈丽华、刘永好、叶立培、刘永行、郭广昌、刘汉元。可以看出，我们开始将刘永好、刘永行兄弟分开计算财富。而最大的“财富黑马”，是仲盛集团的叶立培，与刘永好并列第6位。
与上一年的榜单相比，本年有34张新面孔出现。而2000年排行榜的前50位富豪，只有29位留在了这一年的榜单上，1999年排行榜中的50位首富更是只有9位仍榜上有名。
2002年榜单的另一个特点是，富豪们与资本市场的关联更紧。100位上榜富豪，52％的企业家至少拥有一家上市公司（2001年这一比例为47％），其中33％（2001年为29％）的企业在内地上市（其中24家在上海上市），12％（2001年为10％）在香港主板上市，3％（2001年为4％）在香港创业板上市，4％（2001年为4％）在新加坡上市，1％（2001年为2％）在纳斯达克上市。
与2001年类似，房地产业仍是最盛产富豪的行业。50％以上的企业涉足了房地产业，或者以房地产为主业。其中，47位企业家主要从事房地产项目开发，8位从事基础设施建设，6位从事建筑材料生产。
前几届的榜单，北京和上海富豪居多，而到了2002年，广东成为上榜富豪最多的省份（17位）。我们注意到榜单发布后，不少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广东富豪引用最多的一句俗语是“枪打出头鸟”——南方人大都喜欢“藏富”。
这一年的榜单中，35岁以下的几位富豪非常惹人关注，分别为复星高科的郭广昌（第9位）、大连实德的徐明（第12位）、鹏润投资的黄光裕（第27位）、福禧投资的张荣坤（第48位）、成功集团的刘虹（第68位）、阳光文化的杨澜（第71位）。这些年轻的富豪们，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传媒太多的关注，然而三五年过后，他们一个个成为炙手可热的焦点人物。
比如郭广昌的“复星系”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在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上，他的个人财富达360亿元；黄光裕在2004年和2005年蝉联中国首富；张荣坤和刘虹后来则是另一种代表——张荣坤是上海社保案主角之一，于2006年10月被正式批捕；而在2002年还顺风顺水、通过资本运作控制酒鬼酒的刘虹，3年后就因“涉嫌抽逃上市公司资金罪”被拘捕，“成功系”崩塌。值得关注的是，刘虹与“涌金系”掌门人魏东是同乡、同学，魏东同样一度是资本市场上的风云人物，然而最后的结局却是于2008年4月底在家中跳楼自杀，之后魏东的追悼会上，刘虹还送来花圈……这些都是后话。
我们发布2002年富豪榜十多天后的11月8日，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做了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报告中有一句话令这一年中因富豪落马、偷税争议等事宜而感到惶恐不安的民营企业家们稍稍舒了一口气：“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引人瞩目的是，民营企业家党代表首次亮相，如蒋锡培、刘思荣、沈文荣、昝圣达、孙甚林，这些企业家大都登上过或后来登上过百富榜。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逐步提升。
2002年11月27日，全国工商联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工商联新一届领导班子亮相，其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首次过半，新当选的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当中有11位为民营企业家，包括柳传志、张宏伟、罗康瑞、王玉锁、李海仓等人。没想到，两个月后，副主席之一的李海仓在其执掌的山西海鑫钢铁集团的办公室被枪杀，全国震惊。如何看待民营企业家这一“先富阶层”再次在全国引起热议。
从某种意义上说，2002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们“悲壮向前行”的一年。有人说是我们的榜单使得富豪们如临大敌，这种说法其实“抬举”了我们。“悲壮”的背后是转轨的深入、阶层分化的暂时加速，正如《三联生活周刊》在2002年10月底的一篇报道中所言：“中国转轨时期的财富积累天生带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胎记，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也许多年以后，我们终会承认这个现实，并且称之为‘不得不付出的历史代价’。”
当然，我们更希望中国的富豪们能洁身自好。《经济观察报》这一年报道我们榜单的文章题目是——《更多的财富更多的责任》。
悲情富豪李海仓和乔金岭
被杀与自杀，发生在百富榜上榜富豪的身上，令人揪心、扼腕。
2002年的“胡润百富榜”上，排在第27位的李海仓是山西首富，排在第58位的乔金岭是河南首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