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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但中日关系也不可能建立盟国式的亲密，中日关系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全球战略的影响，日本的外交是以美国为轴心的，对中国来说，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打破太平洋地区现有的势力格局，影响到冷战时期美日建立的亚洲防御体系，“沉没的日本，升起的中国”的说法，在亚洲问题的国际会议上经常被提到，这是日本关于“中国威胁”忧虑的由来。
不过，中日两国确实应当把具有深层心理情感因素的、已经过去60多年的历史问题与国家战略选择中显而易见的现实利益问题，在具体处理的过程中尽量分开。前者要经过长期的相互对话、沟通、理解和磨合才能逐渐疏解，历史本身就是最好的良药。后者则要通过保持适当的利益均衡和互利互惠才能长治久安。
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秘书长、日本庆应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国分良成教授，送我一篇他为纪念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30周年发表在日本《外交论坛》上的文章，题目是《日中关系应当建立超越“1972年体制”的新关系》。他在文章中认为，支持1972年中日关系蜜月体制的经济、政治和国际秩序等因素，现在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日友好”的口号发挥巨大威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正处于尚未建立新关系体制的不稳定状态，必须在中日之间以互利为基础建立成熟的“成人”关系。这大概也可以说是一种日本学者的“对华新思维”吧！
2500字了解日本历史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与欧美国家的大学生相比，中国大学生对欧美主要国家历史和文化的了解，远远胜于欧美国家大学生对中国的认识。中国的不少大学生都能对那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事件和著名人物倒背如流、如数家珍，甚至比对自己国家的历史还熟悉，而在多数欧美大学生的脑海里，中国仍是一个遥远、神秘、落后的古国。
但中国和日本之间相互认识的情况却不一样。在日本的图书馆里，中国古代的典籍文献
，几乎全部都翻译成了日文，很多日本大学生对中国历史的了解，远远超过中国大学生对日本历史的认识。如果在中国，你去问大学生日本的德川幕府是怎么回事、福泽谕吉何许人也，大概会遇到一脸茫然。
许多中国人对日本的历史，是一种带有民族情绪的漫画式理解：日本有什么历史？不就是古代历史上学中国，近代历史上打中国，学生打老师，那是最大的不敬。
但是，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如果你不了解它的过去，你就很难理解它的现在。现在的青年生活节奏快，很少去看历史书，我希望用2 500字来叙说日本2 000多年的历史。
日本民族和语言都是比较单一的，除了北海道有两万多阿伊努族人和15个阿伊努族人可以说阿伊努族方言，其余的都是“大和族”。大和族也有自己的创世神话，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天地间有三件宝物—八尺镜、八尺勾玉和天丛云剑，天照大御神把它们交给了日本的第一位人皇—神武天皇，神武天皇从此横扫千军，建立了大和王朝，从此这三件神器成为日本的国宝，护卫着大和民族数千年来的繁荣和向外拓展。“三件神器”也成为今天日本语言类似“三大法宝”的习惯用语。
据日本最古老的历史书籍《古事记》与《日本书纪》记载，日本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国即位，即位日相当于现在的公历2月11日，因此就把这一天定为“建国纪念日”。
实际上，直到公元11世纪，日本各地有100多个小国。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到了公元4世纪，这些小国逐渐得到统一，在关西地方建立了大和王朝。按日本官方的说法，当今的明仁天皇是大和王朝“万世一系”的第125代天皇。此时中国已进入两晋时期。
5世纪初，大和国发展到鼎盛时期，势力曾扩大到朝鲜半岛南部。6世纪，正式接受儒教，佛教也传入日本。公元645年发生大化革新，建立起以天皇为绝对君主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7世纪时，推古女皇的侄子圣德太子仿效隋唐，锐意政治革新，实行“大化改新”，试图仿照唐朝律令制度，建立一个以天皇为绝对君主的中央集权国家。只可惜圣德太子壮志未酬身先死，其革新大业也因之付诸东流。传说圣德太子曾派遣特使小野妹子远赴中国，捎去一封“东天皇敬白西天皇”的国书，结果让天下独尊的隋炀帝大怒，不过小野妹子成了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驾桥铺路的先驱。
公元710年，日本定都“平城京”（现奈良市及近郊），标志着日本皇室开始从古坟时代进入了奈良时代，同时也迎来了律令国家的兴盛时期。奈良时代与此前的古坟时代，基本上是男女天皇分掌天下，18位天皇中女性占了8位，而在此之后900年中，都是男性天皇，直到1633年德川幕府时期明正女皇登基。8世纪末，日本将都城移至“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开始了在日本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平安时代。10—11世纪时，皇室的外戚藤原氏垄断政权长达200年，皇权开始旁落。几位天皇禅位后被迫退隐寺院，与青灯古佛相伴。这一时期被史学家们称为“院政时代”。
12世纪末进入由武士阶层掌握实权的军事封建国家，史称“幕府”时期。13世纪后期，幕府的武士统治开始面临困难，镰仓幕府逐渐走上灭亡的道路。应仁元年（1467年），“应仁之乱”爆发，日本进入长达100年的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的日本群雄四起，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乱世争雄，最终德川家康于庆长五年（1600年）发动关原合战，建立德川政权。
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战国时代结束。德川家康受封征夷大将军，在江户建立了幕府政权。此后260多年，德川家统治日本全国，这段时期被称作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严格控制天皇、贵族、寺院神社，统治着支撑幕藩体制的农民。元和九年（1623年），德川家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就职，下令锁国，除开放长崎作为对外港口外，一律禁止外国人来日本，也禁止日本人远渡海外。由于闭关自守，幕藩体制迎来了安定时期。但是随着产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自给自足的经营体系崩溃，18世纪起幕藩体制开始动摇。
江户幕府末期，天灾不断，幕府统治腐败，民不聊生。且幕府财政困难，使大部分中下级武士对幕府日益不满。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叩开锁国达200余年的日本国门。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日本人逐渐认识到只有推翻幕府统治，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才是日本富强之路。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展开了。
1868年1月3日，维新强国的“倒幕派”成功发动政变，迫使德川幕府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交出政权，并由新即位的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诏书，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明治维新”。日本从此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揭开了近代史的帷幕。
明治维新后，明治天皇迁都江户，并改名为东京，之后从政治、经济、文教、外交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日本国力逐渐强大，但也开始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要与西方列强争夺东亚资源控制权。日本1894年发动甲午中日战争（日本方面称“日清战争”），打败了中国北洋舰队，侵占了台湾和澎湖列岛。1904年进行了日俄战争，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1910年侵占朝鲜半岛，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借机对德宣战，将德国在青岛和山东的权益攫为己有。1929年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日本走上了通往军国主义的道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时期是日本历史以及中日关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8月9日，苏联红军正式参战，迅速击溃日本关东军；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签字无条件投降。
战后日本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经济，实行“国民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福利的增长”的“新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末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1966年超过法国，1967年超过英国，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
1972年9月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和外务大臣大平正芳访问中国。9月29日，中日两国总理和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友好关系，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正式恢复邦交。
日本经济在1973年受到国际性石油危机的冲击，增长速度放慢，转入“稳定增长”时期，但增长率仍然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泡沫经济，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日本进入长达十几年的经济低迷和停滞期。2003年，日本经济出现明显复苏势头。
福泽谕吉与“脱亚入欧”的选择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日元的货币单位很小，有些像意大利原来的货币单位里拉，1美元等于上百日元，在日本买起东西来，通常是几千几千地花，心理上挺过瘾。
一般国家的纸币上，都是印着开国之父或历史名君的头像，但日本却有些特别，在1 000日元的纸币上，印着有日本“国民作家”之称的一代文豪夏目漱石（1867—1916年）穿西装的头像。夏目漱石的成名处女作是《我是猫》，这部长篇小说构思奇特，匠心独具，以幽默
与讽刺为主要特征，由一只被拟人化的善于思索、乐于议论又富于正义感的猫担任叙述者与评论者，通过这只猫的眼睛，俯视日本当时的社会与20世纪所谓现代文明的大潮，并以连珠般的妙语警句极尽嬉笑怒骂，化嘲笑为利刃，直刺向“恃众凭势，胡作非为”的拜金主义。鲁迅曾以“轻快洒脱，富于机智”评价该作品。日本最大面值的钞票是万元大钞，上面印的头像是穿和服的福泽谕吉（1834—1901年），即我所在的庆应大学的创始人。庆应大学的师生曾多次拿着万元大钞，以自豪的神情向我介绍他们的校父。我则调侃地说，看来庆应大学始终掌握着日本的金融命脉。
福泽谕吉生于日本一个下级武士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汉学家。受父亲影响，福泽谕吉熟知孔孟等儒家名著和中国历史，青年时代在长崎学习荷兰文。曾在大阪师从著名兰学家绪方洪庵，并成为优秀的兰学学生。福泽谕吉在26—34岁的时候，三次出访欧洲和美国，并将在欧美的所见所闻写成《西洋事情》、《西洋导游》和《西洋衣食住》等书。这三本书轰动一时，影响甚大。福泽谕吉目睹了欧美国家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坚船利炮、富国强兵和工商繁荣，也反思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封建主义的相继没落，遂萌生“脱亚入欧”的思想。福泽谕吉在其所著《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泽谕吉还在报纸上发表《脱亚论》文章，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他还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号称明治三杰之一的福泽谕吉为日本选择的振兴之路，就是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进而使日本成为欧洲型的民族国家。
福泽谕吉有点像中国康有为式的人物，是近代维新派的精神领袖。19世纪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思想家，推动和促成了“明治维新”，也奠定了日本实行一个多世纪的脱亚入欧国策的思想理论基础。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戊戌变法”在时间、变法取向、主导思想上都非常相像。“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初叶，“戊戌变法”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末叶，其先导运动“洋务运动”则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初叶。“明治维新”的那些改革措施，如废藩置县，摧毁封建制度，成立新的常备军，实行全民教育，统一货币等等，其实远不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的制度设计周密。中国光绪皇帝虽然也发布了《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图新，但最终慈禧太后政变后发布训政谕旨，变法流产，前后只持续了103天。“百日维新”的失败，表面看似乎是一个中国老太婆改变了中国此后的方向和命运，其实是有深层社会原因的。
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就是倡导“全面西化”，这种取向，实际上也是戊戌变法派精神领袖们骨子里的东西。但中国与日本不同的是，封建制度根基太深太久，这种制度已经发展到它自身极精制和极完备的地步，不改变它已经无法与时代共同发展，要改变它又必然触及那些深层的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这就好比旧时单身娶亲、妻丧续弦或者只是纳妾，都比较好办，但若喜新厌旧、休妻另娶，问题就复杂了。好比在废墟上另起高楼，相对容易，但要把已经建好的楼房推倒重来，谈何容易。所以中国骨子里也想全盘西化的戊戌维新领袖，实际上为了操作的可能性，与“洋务派”一样，也是“中体西用”。中国当时主流的“中体西用”话语和实践与日本维新派“脱亚入欧”的“西体中用”，其实不是思想观念上的差异，而是思想观念背后的那个制度基础和利益格局的差异。
日本是一个孤悬于太平洋上的群岛国家，位于东方世界的最东方。在世界新航路开辟以前，日本与远在亚欧大路西面的西方文明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和联系。在历史上，日本也曾实行过闭关锁国政策，且比中国的“锁国令”早颁行10多年。1633年，德川幕府由于害怕西方枪炮，同时也担心宣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天主教涌入会威胁和动摇其封建统治，颁布了以“禁止日本人与西方人贸易”为主要内容的“锁国令”。但日本的“锁国令”有一个例外的保留，即特许日本人与中国、荷兰人在九州长崎附近的种子岛通商，并允许荷兰人在种子岛长期生活居住。几代日本人从荷兰人那里获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即所谓“兰学”，为日本在19世纪的“明治维新”播下了种子，长崎因此成为日本人了解世界的窗口和培养通晓时代先进科学知识和社会制度人才的摇篮。
据说，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曾派40人的庞大使团到欧美12国考察，亲眼所见那些快捷的蒸汽机的火车、高效率的纺织机械、奇妙的电报电话、无坚不摧的炮船枪弹，让日本考察者“始惊、次醉、终狂”。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使日本人不仅感到日本乃至整个东方在世界上大大地落后了，为了不沦为殖民地，必须全面学习西方，“脱亚入欧”。 这样，19世纪下半叶，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思想家，推动和促成了“明治维新”，也奠定了日本实行一个多世纪的“脱亚入欧”国策的思想理论基础。日本的这个转折点，也成为中
日后来发展路线的分水岭。
日本作为孤悬岛国，发展经济的自然资源非常贫乏。日本经济能够迅速崛起，并能获得今日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的骄人成就，这的确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奇迹，并树立了一个“脱亚入欧”的成功典范。
“脱亚入欧”，用老百姓的粗话说，就是“傍大款”，所谓富贵有远朋，家寒无近友。日本的成功，使“脱亚入欧”像一个梦想一样充满魔力，成为至今仍在游荡的神灵。
但是，“脱亚入欧”在日本历史上的成功，并不说明同样的选择就有同样的结果，而且后来的模仿者有可能沦为东施效颦。几乎在日本提出“脱亚入欧”的同时，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在推翻奥斯曼帝国后，也试图使土耳其走出西亚伊斯兰传统的帷幕，不仅建立了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化国家，更以欧洲为师，全盘向欧洲靠拢。在“脱亚入欧”的道路上，土耳其有些方面比日本走得更彻底，以至于土耳其的足球完全成为一种纯欧化的风格，而让人们忘记它是一个地理上97％的国土属于亚洲的国家。土尔其的“脱亚入欧”路线并未能使其重展当年奥斯曼帝国的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