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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怎么样？”我问。
“他和尼基据说要被处死，但是由于许多人都喜欢他们，他们就免了难。他们作个交易，以降职代替。”
迈克·沙贝拉和尼基·马伦格罗同意降职处分。现在他们只不过是勒菲蒂手下的普通兵丁。他们很幸运。
“这些变化，叫我们怎么办？”我问。
“我们没问题，我本来以为我也要被干掉。”
他说，甘兰特死了以后，他接到了孙尼·布拉克的电话。孙尼虽然知道勒菲蒂是迈克·沙贝拉手下的人，但还是下令要他在午夜和他相见，地点在布鲁克林的格拉汉姆和威瑟斯街道的一个酒吧间，那是孙尼常去的地方。勒菲蒂不得对任何人透露自己的去向。
“我以为他们也要干掉我，因为我一向紧跟着迈克，”勒菲蒂说，“他对我的吩咐是，我到他那儿去，这事不准告诉我自己的副官。我没有办法，只好听命，因为我知道孙尼现在是个有实权的人物。我驾车到布鲁克林见孙尼，究竟干什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会见的气氛很友好。孙尼向他谈到局势的变化，谁遭到贬降，谁会成为新的副官等等全都说了出来。我在交谊俱乐部里见过的那个胖子乔伊·马西诺被任命为副官；多依兰俱乐部的另外一个家伙萨尔·卡塔拉诺成了拉链行动的老板，拉链活动分子都是从西西里那边运到美国来的。甘兰特被打死那时候，一个瘦条条的拉链活动分子凯撒·邦万特在陪他吃饭，也成了副官。他才28岁，是家族里最年轻的副官。孙尼让勒菲蒂作出选择：要么跟他，要么跟乔伊·马西诺。但是，孙尼想要他。
“我就说，‘啊，我当然跟你干。’”
在党徒之间打交道，你所问的问题只涉及你个人方面。本来是很正常的好奇，对于一个老练的党徒来说也属于不正常。老练党徒不会转弯抹角去问是谁干掉了老板。看上去你过于好奇，但只注意你自己。警方如果真的披露些什么，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有告密者。我不希望人家说：“多尼怎么事事爱打听？”
联邦调查局可能从知情者那里得到凶手的消息，我也知道一些情况，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使自己的行动超出了界限。作为一个联络党徒从逻辑上说应该知道多少就是多少，我不想知道得更多。懂得太多和懂得太少其危险程度相同。我要是知道得比自己应该知道的还多，我还得要对此进行分析整理，我不想增加这样的负担。
大街上，人们对杀害老板的凶手谈论得并不多。家族的政策并不改变。党徒内部有一条不变的政策：你弄到了钱，你就得交一部分给上面。要变的只是人品。普通的入盟党徒或联络党徒对此毫无过问的权利。你只顾干你的行当，权力由各个派别的头头们进行分配。
“等到勒斯蒂放出大牢的时候，”勒菲蒂说，“情况将会有所变化。”
他喜欢“菲力普·勒斯蒂·拉斯苔尼”，他们本来就是老交情。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拉斯苔尼，因为他犯了抢劫罪，自1975年起就一直关在牢房里。
在桑树街上漫步，经过沙沙贝拉旅馆的时候，我意识到：迈克·沙贝拉已经不再拥有权力。想到这一点，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有一次，勒菲蒂说：谁也不会采取什么重大行动。他还干他的支票骗局和彩票行当。他决定把那爿炸鱼、炸土豆片的店铺改成快餐烤鸡食品店，叫他女儿经营。由于附近都是住宅区，所以店铺将会有稳定的收入。他想购买拐角处的一家酒吧，但我们要拿出6万块钱。联邦调查局根本不想出这种钱，我也不想待在一个酒吧里把自己束缚住。
这时候，我的行动已经有些自由，可以到处转转，还可以参与别的破案行动计划。别的特工可以把我作为联络党徒和他们在纽约的朋友向别人介绍。这样可以提高他们在同歹徒共事的那些人中的威信。我对勒菲蒂说，我想要挣一些大钱，因此要到四周对一些情况作点了解。我为调查局各种不同的特工搞调查研究作过一定的工作，地域上涉及到新英格兰和西南部一带。这些地方的行动计划有的还在继续，有的一无所获，有的我还不便讲。
拉里·基顿是在洛杉矶外执行任务的特工。他的破案工作在一个城郊的城镇上，涉及到一帮黑人。他们从事对政府官员的政治腐蚀、赌博以及毒品交易。他想向这些匪帮表明他与党徒有联络关系，要我到拉斯维加斯去，扮演一个代表某个老板的黑手党党员。他让另外一个伙伴扮成这个老板。
要我担当的作用是：看看这帮家伙所干的一些项目中有没有值得向老板汇报的东西。如果有，我就安排他们和老板见面，教他们言谈举止。
我来到了沙漠旅店，我们租了一大套房间。他们来了四条汉子，个个长得结实，衣装入时，都是滑头滑脑的花花公子。我们把他们安排在房间里，叫他们坐有坐相。有个家伙把双脚搭在咖啡椅子上，我把它踢下去，说：“像你那样跷着脚，你以为能同老板谈话？你不尊重家具？”我教训另外一个家伙说：“哪能像你那样躺在沙发上！坐好，要表现出会见老板很有兴趣的样子。”
拉里说：“要明白，这位伙计真的难得转到这儿来。要是老板来了，你们弄得不成体统，那就是叫我脸上无光，因为这里一切好坏都与我有关。”
这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斯文地坐在那里，显得思想很集中。我对他们一个一个地问话：“你，再说一遍，叫什么名字？干什么活？”他们告诉我：他们运可卡因、大麻，开赌场。我说：“我们要确保你们受到当地政府官员和司法官的保护。”我要他们讲一讲自己能干些什么，因为我要计算老板花多少时间。他们说：“我们买通了城里一些政府官员和司法官。”他们真想要我相信：他们有资格和老板见见面。他们向我说了姓名、年龄、人数及计划。
“嗨，慢慢讲！”我说。“老板进来以后，你们要慢慢讲，一件一件地说清楚，因为老板不想对任何事还问个再说一遍。他没有同黑人谈话的习惯，也不想听黑人的乱七八糟的谈话。”
另外，我们在房间里安了窃听装置，我们就可以确保得到所有的情况。
我说，老板进来，他们要站起来，表示敬重，别指望要同老板握手，任何人都不得碰一碰老板。没有问到他们就不准说话。他们不该期待老板对他们讲话，因为老板不直接同普通人说话。老板只是到这儿来走一走，表示对拉里的喜欢，因为拉里非常尊重他。我们大肆渲染了一下气氛，叫他们一个个专心致志，特别要他们注意行动无误，好端端地坐着，说话要慢、要清楚。
接着，我到隔壁房间去叫老板。
老板就是化名为史蒂夫的特工，装成老板真是天衣无缝。他身穿一套黑西装，白色领带，翻领上系一棵白色康乃馨。身体敦实，黝黑的脸膛，浓密的短须，样子就像电视里放的老片子《不可捉摸》里的弗兰克·尼蒂。
我耀武扬威地把他领进来，端了椅子让他坐。
“啊，好，唐纳德，”老板说话了，“给我介绍介绍这些先生们啦。”
我一个一个地介绍了他们。我说：整个情况我已经告诉了老板，你们一心一意在干，还能有大的行动，他非常高兴，因为他很看重拉里。他不想看到拉里处于对他不利的任何环境。
啊，不会，他们说：我们不会那么干。
老板史蒂夫一声未吭，只是点点头。他问他们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问问老板。没有，没有，没有。接着我问史蒂夫：“老板，可有什么话对这些先生说说？”
他说：“你告诉他们，这儿事事都干得不错，我对此感到很高兴。”
我重复了他的话，然后说：“好了，就到这儿了。”我送老板出了门。
整个活动用了大约40分钟。
这件案子我没有什么更多的工作要干了，因为拉里把他们全都定了罪。
我和勒菲蒂在迈阿密一带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度假，在赛马场、赛狗场里输钱，找交易。迈阿密像拉斯维加斯一样，多少是个开放的地方。各个家族的党徒，只要不干扰别人的事，大家都能干自己的行当。勒菲蒂总是在打着主意，想着怎么样挤进赚大钱的地方——佛罗里达。我们一有什么活儿，手头有些现款，他就想着要买个酒吧或娱乐场所。他常常说：“要是抓到个像样的娱乐场所，那你就发了大财。”
我们常常待在悌维尔旅馆或雷鸟旅馆，因为他知道那里住着许多老练党徒，他不时地把我向他们介绍介绍，其中还有一些布拿诺家族的成员，他们就住在这一带。勒菲蒂非常喜欢到悌维尔旅馆，因为经理尼克是个坚定的党徒，是他的朋友。勒菲蒂老是同他谈起要搞个娱乐场所，或是在一家旅馆里搞一间赌室。尼克听他说话总是睁着骨碌碌的眼睛。
8月份我和勒菲蒂待在迈阿密，那时候有一批党徒带着妻子或女朋友从纽约到这边来度假。他们老是谈论着，要是有一艘船在海面上游弋一番那有多痛快。勒菲蒂因为自己的那艘船已经没有了，也一直巴望到水面上观光观光。
这一时期，隐蔽的“螫刺行动”，即人们熟悉的代号为ABSCAM行动正在进行。此案最终将有几名议员被逮捕，因为他们接受了装扮阿拉伯富翁的特工的贿赂。联邦调查局为实施这一行动，用一艘轮船招待目标中的人员。这艘船名为“左手”，是中国制造的一艘白色汽艇。当时这种型号的汽艇世界上只有两三种。船上有一名全天工作的船长。
巧得很，从事这项ABSCAM行动的隐蔽特工我认识，他的隐蔽姓名是：托尼·戴维塔。我和他取得了联系，说明了我的要求：如果我能借用一下气艇，让一帮老练党徒和他们的女人在海上游弋，他们将会非常感动。我问他：ABSCAM行动是不是即将破案，如果不是，可否借用一下。他说：此案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对外公开。他在行动日程表上找了一个公开接待的日子，为我们借用“左手”做出了安排。
我对那伙党徒说，我在劳得戴尔堡那里和一个女人玩在一起，她对我说，她的兄弟很有钱，还有一艘很漂亮的船。这位兄弟住在加利弗尼亚，但那艘船停泊在劳得戴尔堡的66号码头。她兄弟来的时候，她介绍了我。我们很谈得来。他让我见到了船长，并且说：欢迎我用他的船。因此，我要求借用一天。
大家都非常高兴。我们共有十几个人，包括勒菲蒂和116号的荷里得酒吧店里的一名招待。我们出去买了意大利冷切肉、面包、橄榄、腌渍食品以及配菜。女人们制作了三明治。冷冻箱里塞满了啤酒、红酒和苏打。东西都堆到车上，大家开往66号码头。
他们一看到船，个个都高兴得像发了疯似的，尤其是勒菲蒂，他为自己的伙伴能为大伙儿弄到船感到非常自豪。他说：“真他妈的漂亮船！多尼，你真棒，弄到这么一艘船。”大家上船的时候，一个个欢呼雀跃。
“你那位女人呢？”勒菲蒂问我，“你不是说那女人有个兄弟，她人呢？”
“她不能来。”
但是，我的确带来另外一个人。对于从事另一项破案工作的那位特工，我为了感谢他，我带了一名搞隐蔽工作的警察，让他跟这伙黑手党人混在一起。这位警察的化名是罗基。带罗基一道游玩，这样他以后在办案中若碰到歹徒还可能与他们拉上关系。
我们向海洋游弋。玩了一天，又吃又喝，大家玩得很痛快。有几个人还带了照相机，挺高兴地相互拍照。
然后我们返回，把船停在一个小码头旁边，又吃喝了一顿。大家说：“游艇这么大，真没见过！乘这样大的船，航行到巴拿马都没有问题！”
这天真是痛快。事后，我把ABSCAM行动以及船的事全都置于脑后。
勒菲蒂把他妻子露易斯带到了迈阿密。我和他们一道去雷鸟旅馆吃饭，然后观看表演。我们去得很晚，尽管我们紧催店老板，但我们还是坐到了舞台正中前面的一张桌子旁，因为那场子已经挤满了人。
一个喜剧演员登了台。我以为他是澳大利亚人。他开始对观众表演，对坐在靠近舞台的观众闹点玩笑一类的表演。很快，他就注意到了我们这一边。
勒菲蒂挥手要他离开，说：“别在这儿打扰我们。”
那位演员以为自己善于取笑，走到勒菲蒂面前，接二连三地说些俏皮话。
“我告诉你了，叫你拿着麦克风到那边去，”勒菲蒂边说边指着舞台的另一端。
那位演员还不肯罢休。突然间，勒菲蒂跑上舞台，从演员手里夺走麦克风，跑到了另一端，扔在地下，然后回到演员这里。“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
勒菲蒂对我说：“如果这家伙再要到我们这儿，你就上去，把他妈的从舞台上拖下来。”
那演员到了那一边，但仍然对着我们说些讥讽话。观众都以为这一切是演出的一部分。
演出结束以后，勒菲蒂对我说：“去对那家伙说说，下次表演别往我们这儿来。”
我追上了那家伙，抓住了他的胳膊。“嘿，伙计，下次你可得注意一点。我们还要进来看，你就当作我们不在这儿，当作根本不知道我们。”
“你听着，”他一面说一面挣着要走，“我一向对观众就是这样，不能因为你们不喜欢就改变我的演出。”
我随手就给他肚子一拳，打得他东倒西歪，然后把他又拉了回来。
这时候，经理已经来到了我们这里。他问：“多尼，出了什么事？”
“你看清楚了，我们尽量叫他别惹我们。”
“是啊，我也一直在对他使眼色。真对不起。”
我放了那个家伙，第二天他被解雇了。
勒菲蒂收到新泽西那边一个老练党徒的电话，是“撒姆·普拉姆堡·迪卡瓦坎特”①的一个伙计，负责解雇了那个演员，对头天晚上发生的事表示歉意，并且邀请我们还到那个地方去，他当天晚上要设宴招待我们。
① 普拉姆堡：即Plumber，代号“堵漏”。
我们去赴宴，所有费用都由他掏腰包。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赔礼道歉。
“算了吧，”勒菲蒂说。“那家伙简直是个混帐。多尼已经教训了他一顿。”
在我搞隐蔽工作的初期，隐蔽特工查克曾经办理录音机和音乐会方面的案子。现在，查克在迈阿密办理银行案子，因为有些银行为哥伦比亚和古巴顾客用瞒汇漏税法在犯毒资金上打掩护。联邦调查局立此案代号为“班克舍尔斯”。歹徒们总是寻找各种方式瞒汇漏税。查克以为，我可以把布拿诺家族的人引进来。
我向勒菲蒂提到了这件事，向他建议：我们或许可以指派一些顾客进去，参与分利。他决定，我们应该打进去，要与背后策划人相会。查克不能和勒菲蒂直接见面，因为多年前，他在纽约市里曾以“作证”特工而不是隐蔽特工与勒菲蒂见过面。我们引进来尼古拉斯·J·罗尔特工。他曾在加利弗尼亚工作过，从联邦调查局退休以后一直就住在那里。他扮演的是搞大买卖的自由职业者，是一切活动的总后台，各银行之间的交易都由他来总负责。
我在无意中向勒菲蒂提到了尼克，我们那天在海上游弋正是乘了他的船，就是我认识的那个女人的兄弟。把一个有亲属关系的人带入伙，比单纯带一个普通人入伙，就会使我们这一伙的买卖更具有真实性。
我们接着就和尼克见面。勒菲蒂的印象中，尼克是个大款。他在基·比斯凯涅酒店请我们喝酒吃饭，还向勒菲蒂介绍了“托尼·佛南德斯”特工，把他作为各银行之间打交道的中间人。托尼和迈阿密一家银行的总裁一起工作，那位总裁是个古巴人，在他的银行里为贩毒钱财瞒汇漏税已陷得很深。
勒菲蒂想把银行里瞒汇漏税的业务与纽约取得联系。他还想走私可卡因买卖。在那个时间，你在哥伦比亚买一公斤可卡因要5，000…6，000美元，拿到纽约出售大概高达45，000美元。但是，勒菲蒂对毒品的态度是：什么中间人，去他的，不同任何人分利，我们自己干，自己得。多尼自己就能到哥伦比亚弄到货。他说：“我在纽约不需要任何人，多尼进去干，谁也搞不清他的买卖。”弄到了钱不同家族的人分利，要么使你发财，要么就使你掉脑袋，要么又发财又丢脑袋。由于我们打交道的人不是家族里的党徒，甚至还不是美国人，勒菲蒂认为值得冒险去干。
佛南德斯把这个建议转告了那个古巴人、银行家，说他要与纽约来的老练党徒勒菲蒂和我一起干买卖。银行家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