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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唐:日落九世纪-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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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种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时,宰相们便觉得有些过分,认为皇上虽虚怀听纳却不能坚决,实在是莫名其妙。韦处厚气得要辞去相位:    
    “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为宰相。不想凡有奏请,初蒙听纳,寻易圣意!裴度元勋宿德,窦易直忠事先朝,陛下尚难信任,微臣才薄,言既不从,宜先退位。”    
    从韦处厚的立场来看,他的话确有道理。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更何况已经决定了的事,怎么又能如此朝三暮四?!但他不知道的是,皇上实在是迫不得已。    
    文宗脸涨得通红,心里有苦说不出,只得一迭声地安慰韦处厚:“贤卿何至于此,何至于此!”言不投机,韦处厚说走就走,皇上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就已走出了延英殿门。皇上急起来,命人将他召回。    
    “好了,贤卿有什么话尽管说吧!”    
    韦处厚谢恩,接着就是一大段议论,要皇上彰善惩恶,强调法制,重用裴度。天子听得很认真,表示接受。宰臣们感戴圣德之余,觉得这一次心情大畅。    
    然而王守澄很不快,他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新天子不是寻常之辈。但尽管如此,守澄还是被暂时之得冲昏了头脑,没有把这个苗头扼杀在摇篮中。他的得意忘形预示着他将来是要倒大霉的。    
    皇上不动声色,一直在等待时机。他奇怪的是,两朝天子都无疑是被宦官所弑,怎么朝中就没有一点议论?他问过侍讲学士宋申锡这个问题,申锡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天子心里有气,可暂时又无可奈何。    
    


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失败的反击(2)

    事情到了这一步,当然有人不能容忍,其中就包括一大批朝臣。但话又说回来,朝廷重臣们毕竟老成持重,多少要考虑到皇上的颜面、朝廷的威信以及自己的退路,不敢把话说得太绝。事实再一次证明,无官无职的士子总是会成为担负天下兴亡的先锋,他们虽不一定能克功其事,却往往能率先出头。    
    大和二年(公元828年)三月底,天子亲试“贤良方正”科制举之人,昌平人刘蕡参加了这次对策。这次由考策官代皇上拟就的问题也同往常一样,都是泛泛之问,诸如“何施斯革于前弊?何泽斯惠于下土?何修而古理可近?何道而和气克充?……”等等,“策问”之题尽管以皇帝的名义发出,所谓“惟此龟镜,择乎中庸,期在洽闻,朕将亲览”云云,但实际上还是由主考官批阅审定,决定可否。所有的人都没想到,刘蕡就这个普通的策问作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回答。    
    主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读到刘蕡的这篇策文,甫览数节,口中便叫出一个“好”字,再往下看,竟不知不觉地出了一身冷汗,拿着卷子的手也禁不住微微颤抖起来。    
    刘蕡说了些什么竟让冯宿如此激动?说起来原因极其简单,就是他说出了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刘蕡认为,帝国已然之兆,是“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单这一句已就让人触目惊心。    
    宫闱之所以将变,乃因为“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刘蕡直接点出左右枢密、左右中尉这少数近臣操纵国柄,当此之下,“忠贤无腹心之寄,阉寺持废立之权”,因而社稷亦将危殆;刘蕡更是明确指出,正是这帮人“陷先君不得正其终,陛下不得正其始”,君不君,臣不臣,天下终必倾覆。而政刑既不出于天子,则攻伐必自于诸侯,“此海内之所以将乱也”!    
    刘蕡是普通的士人,对朝政现实更有一种十分清醒的洞察,文中一句句地痛斥了宦官祸国殃民的种种罪恶:“国之权柄,专在左右,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因缘而弄法……”对此刘下结论道:本朝眼下的情势,已足以与东汉末宦官专权的局面相提并论。    
    刘蕡洋洋数千言,都是一个主题:宦官骄横已臻极致,不仅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更出于人主之右,如此以往,祸乱未已!眼下是什么时候?禁中“四贵”不论,就连郑注仗恃中人宠信,收受贿赂,鬻官卖爵,人们都不敢议论,更遑谈其他了。刘言论如此,难怪冯宿看了要汗流浃背。    
    冯宿放下刘蕡的策文,抹了一下额头的汗水,叹道:“佩服!佩服!!”    
    诸考官传阅,一阵面红心跳之后,都感到痛快至极。可是,叹赏归叹赏,谁也不敢擅自做主把这篇策文列为上第。    
    策文抄本立即就传遍了长安,轰动了整个朝野。士人读其辞,无不感慨流涕。向来不满宦竖的一些谏官、御史,更是扼腕叹愤。而大小宦官却是怒火万丈。    
    王守澄大骂:“何其狂妄乃尔!”时任右神策领军将军的仇士良,在朝会上冲着刘蕡中进士时的座师杨嗣复诘问,出语就更是不逊:“这么个疯汉,你当初怎么把他取为进士?!”杨嗣复大恐,慌不择语:“嗣复当年取刘蕡及第时,他还没疯呀!”仇士良气犹难平,铁青着脸,又望着阶前的宰相。裴度、韦处厚两人不说话,面无表情,考策官冯宿、庞严等见状,更不敢多事,便把刘蕡策文压下不报。反正所谓“皇帝亲览”只是场面上的话,素未真正执行过。    
    刘蕡自然是落选。闰三月初九,诏制颁下,“贤良方正”一科共取了裴休、杜牧、李郃、李甘等二十二人,悉由吏部授官,独未有刘蕡。榜出,物议嚣然,皆为刘蕡称屈。李郃对同第者大声说道:“刘蕡下第。我辈登科,诸位能不羞愧?!”大家附议,于是联名上疏。及第者大为刘蕡忠直受屈抱不平,更为执政者不敢上闻而愤恨,疏中称:刘蕡既不能及第,而“臣等对策不及刘蕡远甚”,请求朝廷收回所授官职“以旌蕡直”。这简直就是激烈的抗议之辞,门下省不驳,也通不过枢密院,这份联奏上达于帝听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长安城中固是一片哗然,可也只能“哗然”而已。    
    对朝官们来说,无论如何,这种事情最好是大事化小。因为事情闹大,激怒了某些人,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宰臣中,裴、韦既不表态,另一位宰相窦易直资浅,更不好说三道四,剩下的就是去年六月又一次花了钱得以拜相的王播了。王播这次从淮南入觐,大小银碗就进奉了三千四百枚,绫绢二十万匹,当然,给王守澄的就更多。刘蕡所说宦官之下的“贪臣”,一半就是指他。对这次事件,王播当然要出点力。    
    王播不让谏官和御史们上奏。“此徒招黄门之怨而已,于事何补?”“黄门”即指宦官。王播先是同情了不平者一番,然后又说了番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国家开科取士,天子亲策,所求者辅弼俊才,所访者要道大务而已,岂胜矫直之辈狂犬吠日?!刘蕡不取也罢。”真正的嘴脸露出来了。    
    第一个造反者总是牺牲者。这场科场风波算起来是近二十年来的第二次了,前一次的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闵是久未升调:这一次刘蕡一辈子都未得到朝廷授官,只是屈为藩镇幕僚,郁郁而终。    
    天子始终不知实情,也未能读到这篇文章,否则,他的计划可能就要提前进行,可能也会更加周密、有效。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先帝性命都未能保住,更何况他这个他人掌心中的新帝!能不成为地道的傀儡就已经很不错了。    
    然而皇上没有忘记初衷,单日朝参从未缺席,甚至恨不得日日与宰相论政议事。罢朝后,皇上经常是手持着《贞观政要》发呆,要么就是在寝殿里来回踱步,他在盘算着一件大事,往往是想一遍,又想一遍,再想一遍。“谁能当此大任呢?”文宗问了自己无数次。    
    年底,因横海镇留后李同捷叛命,宰臣屡屡入朝会商军情,韦处厚不意早起遇寒,入殿白事时竟晕仆于案前。文宗亟命宫侍扶归私第,但不幸病重,越宿即殁,以身殉职。窦易直亦于同时罢职,翰林学士路随继相。    
    二    
    近一年多时间过去,皇上还是没有主意。    
    时间到了大和三年(公元829年)。这一年起初的几个月里,藩镇纷扰不绝,河北一带已经是尸骨横地,城空野旷,户口存者十无三四。朝中,气氛沉寂,所有的政务只是忙于调兵遣将,应付地方的叛乱,各路王师瞻头顾尾,亦全无效果。幸好,到了八月,双方又不得不妥协,局面渐渐平息,天子又得以有机会再次暗中计议他的大事。这时,他心里有点数了。    
    皇上先召回了李德裕。    
    文宗考虑:裴度年老多病,其威在外而不在内,似难膺负心中的这件重任;韦处厚又死,其他文臣,也不堪大用。穷则思变,皇上的思路稍稍有了点突破。    
    先是去年,裴度不经意之间,突然荐举二十几年前的旧人、此时起复为礼部郎中兼集贤殿学士的刘禹锡,皇上心中就是一动。后来一想不妥,此举多少有些树大招风,未必能行。可当裴度转而推荐李德裕时,文宗便觉得不妨一试。八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被召入京任兵部侍郎。对此,皇上不无深意,至少是欲用他为相。可没想到的是,就在同时,枢密院却引举了李宗闵入相。这么一来,计划就全被打乱了。    
    皇上开始还没意识到。    
    李宗闵什么人?此公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与皇甫湜、牛僧孺在制举试中一同上书指责朝政的主角,为此与僧孺受到不公待遇,长期不调。后来又在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一次科试纠纷中,因涉请托,罢官出朝。前数年复出,任礼部侍郎,算是有了一些转机。宗闵是元和三年那次风波以后最记仇的一个人,但奇怪的是,他把受迫害的帐没算到真正的主凶吐谷承璀身上,却记上了当时的宰相李吉甫。父债子还,他对李德裕十分反感。    
    在文宗印象中,李宗闵这个人没什么政绩,资望也不算高,他不懂枢密使杨承和为何就是要拜他为相。其实,宗闵走的是宪宗驸马沈■的路子,沈■又转托内宫中的老人、女学士宋若宪代请杨承和,绕了一大圈,这才算托到了正门,真难为他的一片苦心。说起来难以理解,宗闵早年也是反对宦官贪横的,但与元稹一样,吃过中人的亏后,反过来又去依托中人,不说朝秦暮楚,起码也可谓之生而多变。更奇怪的是,自元和三年以后,他就十分讨厌李吉甫、裴度、元稹以及李德裕,再也没有改变过,这又能称得上是极端专一了。也许,处在政治漩涡中的人,都免不了欺软怕硬的通病?    
    李宗闵一入台阁,就转命刚刚在几天前到京的李德裕为郑、滑节度使。    
    德裕见诏,长叹不已。行装甫卸就又得上路,满腔悒郁,无可申诉,一时黯然难禁。刘禹锡得知,送来一首诗,末句有道“自古相门还出相,如今人望在岩廊”。德裕读毕,虽明知这是老友安慰之语,但心中也略略好受了一些。八月底,德裕转赴滑州。    
    此后的事情也都是皇上无法想到的。    
    宗闵上台,自然就引举了亲密战友牛僧孺入相,时在大和四年(公元830年)正月。这事顺理成章,朝中没人反对,枢密使们更是赞成,不需天子就可以拍板。此后的几个月,李、牛二人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任免。    
    数年前回京的元稹首当其冲,被命为武昌节度使出京,填补牛僧孺入朝后的空缺;    
    李德裕的好友郑覃罢翰林侍讲学士,改任工部侍郎;    
    年高体弱、大病刚愈的裴度又被外任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裴度一手提拔的崔从出为淮南节度副大使。    
    ……,……    
    皇上开始明白了其中的奥妙了。这不是典型的囿于私怨而置国家于不顾吗?!日日听着宰相琐屑的奏事,再看着王守澄指指画画专横的样子,天子真是恼丧万分,宦者强横,全是这些相互攻讦之臣不以天下为意的结果,否则,有一人为朕分忧,亦不难改变局面。文宗心道:“此辈朋党比周,断不可当朕大任!”到这时.皇上拿定了主意,决定就选择不久前自己刚刚开始倾向的那位大臣:翰林侍讲学士宋申锡。    
    也是事出有因。六月的那一天,皇上召来申锡讲读《贞观政要》,其时,正逢心情不佳,君臣谈了一会,皇上突然控制不住,叹了口气。    
    申锡肃然,垂手不语。    
    文宗第一次仔细打量了一下他,心中开始掂量起来。皇上知道这位出身孤寒,进士及第,以对策而知名的大臣和其他朝官浑无爱怨,不属于任何派别,是个持重厚道之人。委以腹心,托以大事。确是个恰当的人选,只是不了解他心意如何。心念及此,皇上便道:    
    “贤卿日与朕讲经论道,竟不知道朕的心事吗?”    
    申锡惶恐:“微臣不能分主上之忧,罪该万死!”他清楚皇上的想法,一想到当今天子英明睿智而陷于人手,心里何尝不也是戚戚然,在皇上的追问中,申锡觉得自己无用,十分的惭愧。    
    文宗被他的情绪勾出了辛酸之事,再也忍不住:“宦者强盛,逐日为甚。元和、宝历比致宫禁之祸,至今弑逆之徒尚在左右,如今专横跋扈,犹有甚于昔者,”皇上一拍龙案,“朕每受其逼,尤须外示优渥,长此以往,为祸不远,朕何以告宗庙社稷?!”    
    申锡也是激动不已,声音哽咽:“陛下且宽圣怀,微臣不才,愿效死力!”    
    文宗甚喜,觉得自己判断没错,宋申锡确是个可用之人。实际上,皇上此时身在九重,欲求外助也不可得,申锡时为翰林侍讲学士,居于内廷,是惟一可吐心事的朝臣,皇上不靠他,又靠何人?    
    


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失败的反击(3)

    君臣商定了一些粗略方案,都认为先除去王守澄的内逼威胁是第一要务。申锡领旨,皇上还有点不放心,一再叮叮申锡务必联络外廷朝臣,广为准备,不可草率。文宗道:“朕可设法诏卿入相。居宰辅之位而行事,自多方便。贤卿千万小心,莫负朕之厚望!”    
    申锡叩首而退。    
    果然.几天后,文宗下诏加申锡“尚书右丞”之衔,一个月后的大和四年(公元830年)七月,又加“同平章事”入相。这一切并未招致枢密和神策军方面的怀疑,进行得十分顺利。    
    朝中很多人对申锡主事抱有幻想,都以为他对目前“威令不出于人主”的局面会有所改作,至少可以改变一下朝官之间不正常的现象。然而,申锡在政事堂的表现却令他们大大的失望了。这很自然,申锡的心思原本就不在更新朝政上面,他是密负上旨而来,有另外的重要任务,平常的政务剖断显得因常循旧,实乃不得已之事,外人又从何而知。    
    大和五年(公元831年)元旦前后,皇上在与申锡的往复商量中制定了计划,决定采取一种非常手段:即时诛杀宦官。文宗没想到的是,此举绝对是个下下之策。    
    首先,宦官目前势力颇劲,王守澄大权在握,若要从容剪灭,绝非易事。加之对方耳目众多,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其次,无奈之下选中的宋申锡,其实不是个恰当的人选。这个道理很明显,申锡不是个阴谋家,又如何能行“阴谋”之事?!    
    在不握禁军,又无外镇后援的情况下,对王守澄采取行动,必须要有一个人参加,这就是帝国首都京兆府的行政长官“京兆尹”。首都和陪都所在地称府,这是汉代的遗制。作为首都所在地,京兆府掌治天子辇毂之下,供给百物,调拨夫役,其务远重于外府州县。而护卫王畿,更是首要之责。以是之故,其长官“京兆尹”之地位不亚于台省首脑,出任人选,包括所属诸县的“令”、“丞”、“簿”、“尉”,皆选精明强干者为之。京兆尹倘不阿容苟且,京中权贵、宦官以及禁军将校之横暴就会相对收敛;反之,朝贵与京畿府官结成势力,帝国中枢就将大大不利。因而,本朝对京兆尹及其属官的任命一向极为慎重。申锡欲图事,第一件要做的就是委任可靠之人出任京兆尹,借其之力襄助大事。这点申锡是清楚的。    
    可申锡不知怎么却挑中了吏部侍郎王А4巳艘郧罢套攀芾罘昙湃危斡分胸形癜粒靠找磺校诔忻艹簟S幸淮危胱笃蜕淅铉诮稚舷嘤觯怀凳本共槐苋谩!捌蜕洹笔枪矣糯Τ荚娜儆埃湮奘等ǎ胃哂鲋兀闯⒗裰疲话愎僭笔潜匦氡硎揪匆獾摹@铉床还咄醐'的狂妄。给当时的皇上敬宗上了一表,指责他尊卑不分。为此,尽管有李逢吉的庇护,王б脖话瘴げ渴汤伞I晡恢浅鲇谑裁纯悸遣抛龀稣飧鼍龆ǎ残恚灿兴睦碛桑翟谔萋柿恕!   �
    事情是在极其秘密中进行的,正月中旬,申锡面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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