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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学传授过程中，关于《诗经》有所谓“六义”、“四始”、“二南”、“正变”等《诗》学义例问题。六义，《周礼·大师》又称“六诗”，即“风、雅、颂，赋、比、兴”。六诗各有寓意，故经学家又称为一六义”（《毛诗序》）。孔颖达说“风、雅、颂”是“诗篇之异体”；“赋、比、兴”是“诗文之异辞”。风分十五，《周南》、《召南》为其首，各系一国之事，为侯国诗章。雅分大、小，系天下之事，为王政之诗。颂分商、周、鲁，美盛德之形容，为歌功颂德之篇。赋者铺也，铺陈言辞，直叙其事。比者喻也，歌他事以喻此事。兴者起也，先言他物以引出正题也。前三者讲诗篇的体类，后三者讲诗歌表现手法；前者属文体学，后者属文章学。“四始”指《诗经》四种体类的首篇，即《史记》所谓“《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记住始篇，以免篇简错乱，此四始本意，后世关于“四始”阴阳五行化的说解都不可信。“二南”即《周南》、《召南》，为十五国风之一，二南问题古来纠葛最多，都为臆说，金景芳先生解“南”为任，周南即从周公所主之国（“自陕而东”）选出的诗篇，召南即从召公所主之国（“自陕而西”）选出的诗篇。“正变”：内容纯正，可为师法的诗为正诗；内容有怨刺，值得引以为戒者为变诗。《诗经》自孔子删定之后，儒者口诵心记，世代相传不绝，秦始皇焚烧诗书，《诗》即因深藏于人们记忆而不绝。汉兴，传《诗》有三家：齐、鲁、韩，立于学官，都是今文。鲁国申公（培）所传，是为“鲁诗”；齐人辕固生所传为“齐诗”。燕人韩婴所传为“韩诗”。又有诗古文：相传孔子授诗子夏，子夏作《诗序》，四传至河间大毛公，作《毛诗诂训传》，授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号为“毛诗”。今文诗倡以“四始五际”之说，颇陷于机祥。《毛诗》重名物训诂，质实雅正，大重于时。郑玄为《毛诗传笺》，三家遂废。其后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存而无传，后之学者唯毛诗是依，唐《诗经正义》即取毛传郑笺，以为定式。
书 又名《尚书》。是古代档案资料选编，《汉书·艺文志》：“《书》者，古之号令。”即指此。相传古者《书》三千余篇，孔子删焉，上断自尧，下迄于秦，几百篇。又作《书序》揭示作者之意，排安先后次序，这就是《尚书》。《书》有六体：典、漠、训、诰、誓、命，皆远古帝王不同场合、不同时期使用的文献名称。汉以来盛行“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的说法，实为谬说，《尧典》、《禹贡》、《洪范》等即是记事之篇，实无“记言”之科。《书经》选自历代档案文献，记言记事俱有，故孔子、庄子都说“《书》以道事”，并无《书》以记言之说。儒家以为《书》记先王前言往行，可以从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获得仁行义方的启示。《尚书大传》说：六篇誓辞可以观义，五篇诸文可以观仁，《甫（吕）刑》可以观刑，《洪范》可以观法，《禹贡》可以观九州之事，《皋陶漠》可以观政治之术，《尧典》可以观尧舜美德。儒家主张从寻常处看到不寻常，从一般中看到不一般。以今天的眼光看，《尚书》的文章，自《盘庚》以下多出实录，以前则多是故老相传的口碑资料。佚《家语》载：漆雕开“习《尚书》，不乐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索隐》引），知孔子在世时《书》学已有专门人才。至秦焚书，儒者藏书壁中。汉兴，济南伏生发取其书，亡数十篇，得29篇，以汉隶写录，是为“今文《尚书》”。汉代立于学官的欧阳、大小夏侯之学皆是今文。景武之际，又得孔子壁中古文《尚书》，孔子的后人孔安国以今文校之，多得16篇，是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藏之秘府，后来民间稍有传授，但终不甚显、至东晋时期，梅颐献58篇本的《古文尚书》，并有传注，说是孔安国所作。风行于南北朝，唐修《正义》，亦用该《书》。后来，南宋吴（木或）、朱熹对后出古文《尚书》以文字浅显提出怀疑；明人梅囗作了进一步论证，至清阎着璩、惠栋而成定说。
《十三经注疏》本，即沿用梅颐所献《古文尚书》，其中包括与今文29篇相同的33篇：即《尧典》、《舜典》（今文合于《尧典》）、《皋陶谟》、《益稷》（今文合于《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上、中、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滕》、《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诸》、《多士》、《无逸》、《君爽》、《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今文合于《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今文所无25篇：即《大禹漠》、《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诘》、《汤诰》、《伊训》、《大甲》（上、中、下）、《咸有一德》、《说命》（上、中、下）、《泰誓》（上、中、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囗命》。
宋、明、清代学者一般认为，梅氏所献多出的25篇，是梅氏伪造（也有人说是王肃伪造），58篇传注亦是梅氏所撰。不过清人还承认，伪《书》文字多系缀拾古书所引佚《书》的零篇断简而成，还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只要知其来源，校以原文，仍可引据。清人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惠栋《古文尚书考》和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发覆伪《古文尚书》根抵甚详，是清代辩伪的代表作。不过，孔颖达《尚书正义·尧典篇》引十八家《晋书》，列举了古文《尚书》自西晋郑冲、苏愉、梁柳、臧曹，到梅赜（即梅颐）的传授世次，还指出皇甫谧从“姑子外弟梁柳边（处）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前儒错误地否定了古文《尚书》这一传授记载，已经陈梦家、蒋善国、李学勤等先生考定证实。根据《帝王世纪》辑本，皇甫谧当时已引及《五子（之）歌》、《伊训》、《汤诰》、《仲扈之诰》、《君牙》、《伯囗》（即《囗命》）。还征引孔安国传两处。此外，仲长统还引述过《周官》，应劭引《泰誓》，徐干引《蔡仲之命》，郑玄引《伊训》、《周官》，郭噗亦引孔传等等。前贤已多有指出。可见58篇古文《尚书》，在梅颐之前（甚至早在东汉中后期）即已流行，广为学人征引，师传有自。还有学者研究指出，清儒指责是伪书的古文《尚书》孔传，与王肃《书》学不合，古文《尚书》及孔传也不可能是王肃所撰。因此，尽管古文《尚书》问题已历经宋明清以及近代学人研究，定为伪书，但是面对这样多难已解释的现象，仍有学者主张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还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甚至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礼 礼是政治伦理、行为规范的总称。从历史的角度看，礼起于俗。二者的区别在于：俗本于自然，礼出于制作；俗是礼建立的基础，礼是经典化了的俗。儒家对礼的起源补充了许多哲学的论证，一则以为“礼本于太一”（《礼记·礼运》）。在阴阳未剖，天地未形之时，礼的根据即已具备。天地既分，礼就形成了，如自然界的天尊地卑，动物界的长幼之序，即是礼的最初形式。一则曰：礼本于性情。此说以荀子为代表，认为人生性恶，性恶必有争，有争必生乱，故圣人制礼，节之以度，文之以礼，以绝乱源。儒家还说，早期的礼十分繁杂，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这当是包括礼与俗而言。今流传下来的所谓“礼”有三种，即《仪礼》、《周礼》、《礼记》。《仪礼》又称“士礼”，是关于士人婚丧嫁娶、祭祀社交的礼仪规定。《礼记》则是关于《仪礼》意义的文字说明。《周礼》原名“周官”，是先秦所传周人设官分职的记录，西汉末年刘歆表彰之，视为周公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题称“《周礼》”。礼经三书，各有专主，《仪礼》主仪节，《周礼》主制度，《礼记》主义理，相需而行，是有关先秦时期政治、伦理、社会制度礼仪的具体规定和理论阐述。
易 又称《易经》、《周易》。关于易的内容，前人每曰：“易本卜篮之书”，庄子则曰：“易以道阴阳”。前说得易之“用”，后说得易之“体”。在易学的早期历史上，《易经》正是以阴阳为内容来占筮吉凶的书籍。《易大传》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正好揭示了《易经》作者的宇宙生成观和《易经》创作的哲这基础。两仪即阴阳，天地为其代表；四象即少阴少阳、太阴太阳，四时为其代表。在作《易》者看来，天地万物、宇宙洪荒，无不根基于“太极”，肇始于阴阳。自太极而剖分为阴阳，由阴阳形成天地；又自阴阳而演化为四象，流为四时。自天地运行、阴阳合气、四时化生，然后万事万物得以化成。为了表现这一宇宙生成图式，《易》作者用“一”代表阳，用“一一”代表阴；两画相重以为四象，三画重之以为八卦；八卦相配（相摩相荡）即为六十四封，代表万物。既然天地万物皆是阴阳运行摩荡的产物，那么阴阳的流行、消长，自然也会影响事物的穷通利钝。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便运用卦象变化、交位升降的原理，来判断吉凶、预知祸福。其原理不能说毫无根据，但是何以能将实在的事物与抽象的卦形、交象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抽象的符号之变何以能预示事实之变？却无人作出满意的、可信的解释。因此用《易》来卜筮，表面上看起来有理有据，但是一旦与实践相验证，则多归于荒唐。《易经》结构，分经分传，由乾、坤至既济、未济共六十四卦，其卦画、卦辞、爻辞即经。其附于卦下的《彖辞》、《象辞》和乾、坤之《文言》，及《序卦》、《系辞》、《说卦》、《杂卦》为解经之传，其中象分上下，象有大小，系辞二篇，共十篇，号称“十翼”。关于《易》的作者，自古以来纠葛最多，传统看法是伏羲画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其说虽然不必坚确不易，但就各篇成书时代论之，则大致不差。
春秋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王道大行，有诗可以观、可以讽；王道板荡，风雅扫地，上篡下替，名份荡然，于是孔子起而作《春秋》。《春秋》正是孔子为了重整社会秩序、重订等级名份而创作的一部政治教科书。《春秋》原系鲁史，孔子据之，上断自鲁隐公元年，下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相当于鲁国的近代史和现代史。孔子之所以选择这段历史来垂教，是由于这段时期形势最乱，欲通过褒讥贬绝于乱世之间，让人们知道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明乎是非去取。孟子曾述孔子作《春秋》之意曰：“晋之《乘》，楚之《（木寿）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丘窃取之也。”孔子所修《春秋》，就其历史事实看，与晋《乘》、楚《祷机》没有两样，但若问其中的“义”，则是孔子的独家创造，与二史有本质不同。所谓“义”，即精神实质，经学上称之为“微言大义”。孔子的《春秋》与一般史书不同，她是一部孔氏思想史，是一部政治教科书。孔子修《春秋》，以“仁义”为指导，以周礼为准绳，对二百四十二年史事，取其可奉为榜样或可吸取教训者，笔则笔，削则削，严格去取，一丝不苟。行文措辞，或褒或贬，或讥或刺，用语十分微妙，这就是“一字褒贬”。故董仲舒曰：“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仁义）而已矣。”司马迁曰：“《春秋》，礼义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孔子作《春秋》，系用鲁国近、现代史寓教，涉及许多当世尊者、贤者、亲者，其间褒贬之意不便明确见之于文字，只口授心传，给弟子。孔子卒后，弟子人人异言，一部《春秋》，被解释得五花八门，彼此异义。迄至汉代已形成五大系统：公羊氏、谷梁氏、左氏、邹氏、夹氏。《公羊传》、《谷梁传》皆在汉代著于竹帛，《左氏传》亦发现于秘府，邹氏无传人，夹氏未有书，具有流传价值者，只《公羊》、《谷梁》、《左氏》三传而已。三传之中，公、谷传《春秋》之义理，注重微言大义；左氏传《春秋》之事实，注重历史依据。《春秋》本是极其简单的纲目，宋人曾讥之为“断烂朝报”；后人能知其微言大义者，以有《公羊》、《谷梁》二传；能知其义例之依据者，则端赖《左传》的史实记载。三传相需而行，互济不足，前人因门户家法的篱藩而是此非彼、抑此扬彼于其间，皆浅学曲士之见，不足为法。
综而言之，就内容观之，《诗经》是诗歌，属于文学；《书经》言政事，属于政论；《礼经》言行为规范，是士大夫行为守则（《周礼》讲设官分职，是官制；《礼记》讲礼意，是伦理哲学。）；《易经》讲阴阳变化，是哲学著作；《春秋》讲名分，是政治学和历史学教材。就其功能言之，《诗》可以发抒性情，陶冶情操；《书》可知历史得失，开发智力；《礼》可知行为准则，循规蹈矩；《易》可知吉凶，见微知著，提高预见能力；《春秋》可知礼义，正确地进退去取。另外还有佚失的《乐经》，可以抒发情感，加强和乐气氛。如果用今天的分类法来归类，《诗》学、《乐》学属于美育，《礼》学属于伦理学，《书》学、《易》学属于智育，《春秋》学属于政治学和历史学，六经分别由美育、智育、德育和政治指导诸方面，完成对士人的培育和塑造工作。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董仲舒曰：“六学皆大而各有长。”正是就六经各有所长、相辅而行这一功能说的。六经的唯一缺陷是缺少数理方面的内容。但是在知识还不太广博的古代社会，儒家能够选择出这样系统的教材来教育和造就人材，已经是举世无双的了。六经教育基本适应和满足了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伦理生活的需要，因此它才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数千年相传而不息；也正由于它内容基本包括了古代社会知识的各个方面，故数千年中国士子文人，无不以五经启蒙，又以五经立命，终其生游心于此而不疲。五经既是中国人的启蒙益智的教科书，也是中国人立言立命取之不尽、演绎不穷的圣经宝典。始于五经，终于五经，形成了一个世界少有的、有趣的文化学术怪圈。
三、儒学的内容
自孔子整理和阐释六经之后，儒学著作无虑千万；自孔子建立“仁义礼”结合的理论体系之后，儒家理论也历经演变。但是，就其基本特色言之，儒学又有其一以贯之的基本理论框架——自觉的人格意识论、和谐的社会关系论、合一的天人关系论——数千年相承而不绝。任何一门人文学说，都回避不了人的问题、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儒家，可以说是人类认识史上第一个就这些问题作出全面系统地解答和论证的学派。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儒家力倡培养自觉的人格意识，追求和谐的社会关系，提倡天人相与、天人合一的人天关系，从而形成不仅具有鲜明个性，而且具有发人深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关于“人”、“社会”、“自然”的博大的（也是实际的）理论体系。
人是什么？怎样作人？什么是理想人格？……这是自有史以来就始终困扰着人类自身的问题。只有认识了人和人的本性，才能解决怎样作人和塑造理想人格的问题。关于人性，儒家有所谓“性善”、“性恶”说：性善论者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人性中天然地存在“仁义礼智”四种善端，只要加以唤醒和培育，“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与此相反，性恶论者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只有通过教育和法制才能使人性变善——“善者其伪也”（荀子）。此外，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