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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笃行之。”学、问、思、辨、行，是孔子归纳的从求知到实践过程的重要环节。其中“学”和“问”是广泛地吸收信息，产生感性认识的阶段；“思”和“辨”是对信息进行思考，包括归纳、分析、推理、演绎等思维过程，产生理性认识的阶段；“行”则是将认识贯彻到实践中去的阶段。孔子本人就是学与思与行相结合的典范，他从来不满足于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特别是能从极平常的事物中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和真理。孔子学琴于师襄，一个曲子弹了十日，本已十分熟练，师襄说：“可以学新曲子了。”孔子说：“我虽学会了曲子的韵律，还未得其技巧。”又过了十日，师襄说：“技巧已经很熟练了，可以学新的了。”孔子还是说：“我还未知其主题。”等主题表现出来了，他还不肯学新的，说：“我未能想见作者之为人。”又过了十日，突然有一天，他肃穆深思，幽然远眺，意味深长地说：“我得其为人矣！其为人也，黯然深思，欣然远视，眼波深邃，仿佛是君临天下的王者！这不是周文王还是谁呢！”师襄一听，离席再拜，连忙称是说：“对呀对呀！我老师说这就是《文王操》。”一次，孔子到鲁桓公庙观礼，发现一个歪倒着的瓦罐，守庙人告诉他那是“佑座之器”——欹器。孔子说：“吾闻佑座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命人注水实验，果然如此。然后感慨万端地说：“那有满而不覆的呢！”于是他从这个满则覆的启示中得出正确的处世态度，说。“聪明圣智之人，要保持礼让精神；武力征服天下之人，要保持敬畏心理；富有四海的人，要保持谦逊的态度。”（《荀子·有坐》）
其四是注重实地考察。走出鲁国，到诸侯国和周王室观礼，增加知识，放大视野。他首先把注意力投向了夏、殷后裔之国杞和宋。《论语·八佾》记孔子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
故也。足则吾能激之矣。
《礼记·礼运》也载孔子说：“吾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吾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夏时》，即夏代观象授时、颁历布政的历书；《坤乾》，论者以为是殷易《归藏》，属于占筮和哲理书。可惜反映夏殷的历史不多，对考察夏殷礼制帮助不大。后来孔子为观周礼而作的洛阳之行，却让他大开眼界，受益匪浅，终生受用无穷。史载孔子好学深思，在知识和修养上很快便成熟起来，蜚声贵族社会，甚至国君也有所耳闻。孔子19岁取妻，20岁得子，昭公特赐双鲤。孔子荣之，名其子曰孔鲤，字之伯鱼。大夫孟僖子称赞孔子是圣人之后，其后必达。临死，又将两个儿了孟懿子和南宫括送到孔子处学礼。僖子之子向鲁昭公进言，请求资助孔子前往洛阳考察周礼，昭公欣然许之，与车一辆、马两匹、僮仆一双。洛阳，营建于西周初年，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定都于是，至此建都已达200余年，衣寇文物，甲于天下。孔子来到天下共主周天子的都城，目睹其琳琅满目的文献、文物，当年西周盛世仿佛就在眼前，由衷赞叹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更加坚定了追求周礼、复兴周礼的信念。据说孔子在这次访问时见到过中国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老子。老子，名聃，楚人，当时正作周藏室史（国家图书馆馆长）。老子是道家的始祖，与孔子积极求知和汲汲救世的精神相反，老子对当时江河日下的社会彻底地失望了，主张无为无欲、绝圣弃智。老子长于孔子，在孔子告别时，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富贵者赠人以财，仁者赠人以言。我不能富贵，姑且冒充仁人送你几句话。你好古敏求，这是好事，但切不可照搬古代。世上有的人，虽然聪明深察；却往往难免钺斧之诛，只因好议人之是非；虽然博辩宏大，却不能保全首领，只因好发人之隐恶也。身为人子不可自私，身为人臣也不可自私。”这番话对孔子“信而好古”而不泥古的为学风格、“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的君子风采，以及奋身救世、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的形成，无疑是有帮助的。难怪他要感慨万端地说：“世界万物中，鸟飞于天，可以张罗以捕；鱼入于渊，可以结网以渔。因为它们都是有形的东西。只有龙，乘风云而上天，千变万化不可捉摸。吾今日见老子，晃洋渊深，其犹龙耶！”（《史记·孔子列传》）
功夫不负有心人。孔子精通了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知识全面，德行高尚。射，即射箭，他技高艺深，曾“射于瞿相之圃”，赢得“观得如堵墙”（《礼记·射仪》）。御，即驾车，孔子非常娴熟，常常自矜为看家本领。曾有人赞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谦逊地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子罕》）可见孔子对执御还是十分自信的。数，即计算。孔子长于斯道，后来他作季氏史，能做到帐目清楚，收支平衡（“料量平”），与这一修养自然分不开。书，即书法，更是读书人的基本功。致于礼乐，则是孔子兢兢以求，乐此不倦的专业特长。礼乐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在孔子以前有人将它分成礼和仪（又称数），并出现了只重形式（“仪”、“数”）不重内容（“礼”或“义”）的倾向。任何一种制度设施、行为规范都是在特定精神和原则指导下制定和形成的，每一形式都包含着一定的内容，礼乐也如此。如果抽掉了礼乐制度的内容，礼乐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孔子看到了这一点，强调礼乐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一方面，他对礼乐形式的研究十分精到，频频赢得“知礼”。“博学”之赞，令一些不知礼的贵族钦羡不已。他利用自己的专长，常常为乡亲或贵族们主办典礼，冠婚丧祭，无所不能。孔子还作为一位艺术家对礼乐进行了演习。他的礼乐素养极高，言谈举止，既合乎身份，又合乎场合，举止翩翩，文质彬彬，那简直就是文明礼貌的化身！他对音乐有很高的演奏技巧和欣赏能力，曾描述音乐的演习过程说：“乐其可知也，始作翕翕然热烈，放开后纯纯然和谐，皎皎然清晰，绎绎然不绝。至此便大成了。”（《八佾》）他曾问《韶》于齐，陶醉于美妙的音乐之中，如醉如痴，竟“三月不知肉味”（《述而》）！这使他声名雀起，不少有志青年集中到他周围，追随他学习礼乐。另一方面，孔子更注重礼乐内容的探讨。他发现无论礼也好，乐也好，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实质精神，即对人类普遍的友爱和对社会的维系作用，即“仁”“义”。认为仁义是礼乐的内容，礼乐是仁义的形式，仁义礼乐互为表里，相互为用。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强调了礼乐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并提出礼乐与仁义相结合，这是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在礼乐修养上高出伦辈和前人的地方，他认为，人间缺少爱，故需要仁；社会没有秩序，故需要义；各个等级都没有合理的行为准则，故需要礼。只要将仁义礼乐切实地推行于天下，天下就走上了有秩序和谐的正常轨道。这就是他仁、义、礼三位一体的思想；也就是他以礼治天下的政治思想。
完成“六艺”学习，大约在孔子30岁左右。他曾自称“三十而立”（《为政》）。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秦伯》）；“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不知礼，无所立也。”（《尧日》）可见，“立”的内容是“礼”，既然是“30而立”，那么他30岁时无疑已掌握了以礼乐为核心的“六艺”，应该说已具备进入贵族社会的全部本领了。因此，鲁昭公、孟僖子等也都很欣赏他。但是当时公室早就成了空架子，身为一国之君的鲁昭公也没有用人的实权。孔子曾感慨：“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季氏》）鲁国有势力的三家大夫，即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他们是鲁桓公支裔，世称“三桓”。三桓分掌鲁国军事和财政，“三分公室”。其中季孙氏实力最强，是鲁国的首席执政，进退人物，上下其手，权倾一时。也许是为了取得季孙氏的保举，孔子曾给季孙氏当过家巨。《孟子·万章下）说：“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史记》说：“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季氏史即委吏，掌管委藏工作，即后之司仓氏、司庚氏，掌保管、出纳；司职吏即乘田，掌管田作畜牧之事。孔子多才多艺，才能全面，将两件事做得很出色：管财务则账目清楚（“会计当”），收以平衡（“料量平”）。管田蓄则六畜兴旺，一把好干才！这无疑给季氏留下了好印象。
可事有不巧，孔子没来得及通过季氏的举荐进入仕途，却赶上了鲁国的一场政治危机，即“斗鸡之变”。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孔子35岁，季平子与后阝昭伯斗鸡，赛前两家都弄虚作假，一个在鸡翅上效上药粉，一个则在鸡爪上陪缚利钩。事情败露后，两个搞阴谋的人互相指责，最后竟兵刃相向，季氏出兵占领了后阝氏家业。后阝氏向昭公求援。本来就对股扈世卿季氏不满的鲁昭公愤然出师讨逆。结果却由于孟孙氏、叔孙氏与季氏联手，使这位怒气冲冲的国君大吃败仗，丢盔弃甲，逃亡齐国、面对三桓的非和无法行径，孔子大失所望，不屑与过臣为伍，慨然离鲁奔齐，追随昭公去了。
在齐国，孔子通过齐国宠臣高昭子见到了齐景公。景公对孔子不算陌生。五年前，齐景公与辅相晏婴访鲁，曾慕名造访过孔子。现在老朋友相见，很快便谈得投机了。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脱口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乃孔子的施政方略——以端正名份为主要内容的“正名”主张。即君要守君道，臣要守臣道，父要守父道，子要守子道。各尽本份，注重等级。当时的齐国亦正处于崔、庆、高、国擅权，田氏篡弑的前夜，孔子一语正中景公所忧，异常兴奋，赞曰。“善哉！僖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高兴之下，便要将尼溪之四封给孔子，只因晏婴反对未果。但景公还是给予孔子很优渥的俸禄：“待之以季孟之间”，与鲁国叔孙氏的待遇相当。齐景公只对孔子维护君主尊严的等级学说感兴趣，但对孔子的仁义思想却置而不论。不再向孔子“问礼”，并明确表示：“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想在齐国推行“仁义礼乐”的愿望又落空了。
孔子遂自齐返鲁。当时还是季平子专政，孔子无心求仕，潜心自我修养，平静地迎来“40而不惑”。何谓“不惑”？“不惑”者，相对于“惑”之谓也。孔子曾论“惑”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颜渊》）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同上）可见“惑”的特征是感情用事，偏激，走极端，然则“不惑”乃“惑”之反，即理智，不偏不颇，此即孔子推崇的“至德”——中庸。孔子又说：“智者不惑。”（《子罕》）又说：“40而见恶焉，其终也矣！”（《为政》）40而不惑，表明孔子40岁已成为一位具有独立见解的“智者”，掌握了不偏不倚的中庸方法。有独特的见识，再加之正确的处事方法，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
孔子42岁时，鲁昭公已从齐国奔于晋国，客死于潜溪。定公即位。5年后，季平子死，子桓子继为执政，政治形势更加恶化，阳虎专权。阳虎是季氏家臣，从手桓子祖父时就开始作季氏宰（大管家），如今已是积久势重，强奴逼主。季平子死后，阳虎肆无忌惮，将桓子囚禁起来，赶走季氏亲属、杀死季氏族人，逼近季桓子妥协与他盟誓。从此，鲁国政权又从大夫下移于家巨，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败落局势。阳虎越俎代庖，以陪臣身份主会盟、发誓愿、占国田，进而欲尽诛三桓之嫡，立自己的亲信势力为嗣。一切野心家在心理上都是虚弱的。为了孤假虎威，阳虎——这位从前蔑视孔子的势利之徒，现在却想借重孔子名气，为他倒行逆旋扯上块遮羞布。孔子自然不会买账。于是阳虎煞费苦心地制造了一个机会。一天，他派人趁孔子不在家时将一具蒸豚送去。按照“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的规矩，阳虎料定知礼的孔子肯定会上门称谢。殊不知孔子也针锋相对，趁阳虎不在家时才去回访。具有戏剧性的是，孔子在回来的路上又与阳虎相遇，刚想回避却被阳虎叫住了。他问孔子：“怀揣绝技却让国家迷乱，可谓仁乎？”孔子答：“不可。”“本来希望有所作为却屡失良机，可谓智乎？”孔子答：“不可。”阳虎激将说；。“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然，吾将仕矣”。
孔子一生讲究“仁、智、勇”三“达德”，阳虎专挑仁智这两个问题来诸难孔子，可谓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使得孔子不得不连连称是。但是，阳虎却抽掉了孔子思想中另两个内容——礼和义。礼即自西周以来的奴隶制等级制度。义即宜，即是尽本份，守原则，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统一。孔子认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前者即西周的太平景象，后者则是春秋乱世的形势。至孔子时，诸侯也不能“专征”了，而是政“自大夫出”，其至“陪臣执国命”了，眼前的阳虎就是陪臣执国命的罪魁！。孔子又诅咒说：“自诸侯出，盖十世希（稀）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季氏》）阳虎以大夫家臣（陪臣）的身份干预国政，上凌君，下逼主，专生杀，擅于夺，哪里还有一点仁义礼智的影子？君臣无序，主仆易位，实乃无道之至！面对这样的乱臣贼子，他孔丘哪里屑于合作！他历来奉行的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亦耻也。”（《泰伯》）在无道之世而得荣华富贵，必将采用不义手段，这是孔子最为不齿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里仁》）如果说，从前孔子发愤努力，学习六艺，是为了入仕、进入上流社会的话，那么，当他认识到礼乐的还以仁义为内容，形成了“仁义礼”三位一体的思想后，他的追求就从具有功利色彩的求仕。进入了另一个道德的境界，那就是为了推行仁义而求仕，即他的弟子子路所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微子》）既然此时出仕不能“行义”，与其作帮凶，不如洁身自好，作个“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季氏》）的隐君子。
“隐居以求其志”。“志”，即指“仁义礼”的政治抱负，也是“志于道”之“志”，即对客观规律的体认。如果说孔子“30而立”和“40不惑”时掌握了“六艺”和“中庸”等具体知识和方法的话，那么现在孔子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体验带规律性的东西，即“道”或“天命”，从而实现他认识进程中另一个具有质变性质的新飞跃——“50而知天命”！
“行义以达其道”，是说通过做自己份内的事情，来实现自己思想主张。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注重人伦，躬行孝道。有人问他为何不去“为政”？孔子说：“书曰：‘孝乎谁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在孔子看来，孝悌是仁义之体，仁义是为政之实，自己在居家时讲究孝悌，这就是行仁义，这就是为政。其次是躬自教育，造就人材。孔子是中国第一个伟大的职业教育家，也是第一个将教育职业化的人。既然“道之不行”，自己的主张得不到贯彻，那就将道宣传开来，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明道。他看准了“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阳货》）的政治作用。认为教育有两个功能：一是培养合乎仁义精神（以“爱人”为核心）的接班人（“君子”），二是把被统治阶级（“小人”）改造得更加驯服（“易使”）。前者是要以教育造就新一代（“爱人”）统治者（“君子”），后者是要以教育教化遵守秩序（“易使”）的驯民（“小人”），共同的目的是从上下两个方面来重振社会秩序和重建和谐的社会关系。教育，说穿了不过是一定阶级按照自己标准造就人材的事业，孔子正是中国第一个发现这一功用，并充分运用这一手段使自己政治理想传播开来，使之深人心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教育之于孔子，不过是假人之手以实现政治主张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