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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则天理灭。”（《语类》）克得一分人欲，就复得一分天理，当人欲被克尽之日，就是天理流行之时。这就达到了超凡入圣的境界。
上述“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信条，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中，长期起着钳制人民思想维护封建剥削制度的作用。
七、绝世儒学宗师 一代孔孟传人
朱熹一生的建树，主要表现在他适应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政治的需要，建立了一个博大而精深的庞杂的以“理”为核心范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是以儒家政治伦理为中心，广泛吸取和揉合佛、道思想，又在理一无论基础上吸收了一些唯物主义思想资料而建立起来的。清人全祖望说：朱熹的学说“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宋元学案》卷48）朱熹的学生黄囗在《朱子行状》中说：“道之正统，待人而传……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此后，人们公认为朱熹是孔、孟之后最伟大的一位儒学家。如清初的江藩就说：“晦翁是宗孔嗣孟，集诸儒之大成者也。”
朱熹一生孜孜不倦，呕心沥血所营建的一套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虽在其生前未被统治者所用，但在他死后不久就得到理解和重视。南宋理宗认为理学“有补于治道”，追封朱熹为“太师”、“朱文公”，不久又改封“徽国公”，下诏将朱熹的牌位供奉于孔庙，让他同孔子同享后人的祭祀。
由于朱熹的学说对维护封建制度有用，因而自南宋末年历经元、明、清三代，各个王朝都把他的学说定为指导思想。从元朝开始，朱熹的《四书集注》和其他经学注释就被定为科举考试的依据，他的言论几乎成了判断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因此，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实际上就是朱熹的理学思想。
朱熹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由于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少有的博学多识和思想深邃的著名学者，因而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也包含了一些真理的成分。从总体上讲，朱熹哲学固然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但从其中某些方宙来看，却表现了为许多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所不及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例如，他在以“理”为宇宙本体的同时，又强调了“理”不离“气”；他的“格物穷理”说也具有合理的成分；在他的形而上学中，也讲了“一个包两个”和“一分为二”等等。上述这些合理的思想，对尔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如王廷相、王夫之等都有启发作用。作为一位博学多识的大学问家，朱熹有很多方面值得后人学习。他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博览经史，治学严谨，著作宏富。他在训诂、考证、注释古籍，整理文献资料等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另外，他对天文、地理、律历等许多自然科学，也都进行过广泛的研究。他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位官员，他在努力维护那个制度的同时，也能体察民情，反对横征暴敛与为富不仁者，敢于同贪官污吏和地方豪绅的不法行为作斗争。在地方官的任期内，朱熹也做了一些如赈济灾荒、鼓励生产等安定民生的有益工作，在封建社会的官员中，不失为一位正直有为的人。最后还应指出，朱熹还是中国教育史上的著名教育家之一。
（李刚兴 撰）
主要参考书
1．宋史·道学·朱熹传》
2．《宋元学案·晦翁学案》
3．《朱文公文集》
4．《朱子语类》
5．江永《近思录集注·改订朱子世家》
6．黄囗《朱先生行状》
7．郑士范《朱子年谱》
8．《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三卷上《朱熹评传》齐鲁书社
9．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第12、13章
10．《宋元学案·象山学案》
11．贾顺先《宋明理学新探》
湖湘学宗 张栻
（1133—1180）
张栻是南宋时期与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齐名的思想家，朱、吕、张栻三人传学于东南，时人誉为“东南三贤”，同时代的另一位学者陈亮说：“乾道间东莱吕伯恭（吕祖谦），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陈亮集》卷21）。《宋史·道学传》将朱张并列一传。两人的学术思想基本倾向一致，并且交往很深，他们相互切磋，相得益彰，共同发展了二程的理学思想，而有朱熹集其大成，因此，张栻在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爱国名臣之子 忧国忧民之人
张栻生于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卒于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字敬夫，又宇乐斋，号南轩，汉州绵竹（今四）11绵竹）人。出身于大官僚家庭，他的父亲张浚，字德远，徽宗时进士，做过南宋高宗、孝宗两期的丞相，一生以恢复中原为职志，在他主持政务和执行军务时期，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并选拔重用韩世忠和岳飞等抗金名将，对稳定南宋统治作出了贡献。张栻从小就随父辗转各地，后来才定居于衡阳。出生于这样家庭的张栻，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薰陶。
公元1163年，孝宗继位，张栻“慨然以奋战仇虏，克服神州为己任”（《宗文公集》卷89，《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这时他父亲再被起用（这以前受秦桧等主和派的排斥，被谪贬20年）开府治兵，都督军事，张栻“时以少年，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其可综画，幕府之人皆自以为不及也。”（《宋史·道学三》）他秉承父志，反对和议，力主抗金。曾因军事入奏，进言孝宗，激励孝宗“上念宗社之仇耻，下闵中原之涂炭”（同上），要求孝宗励精图治，革除因循之弊，报仇雪耻，匡复社稷。这次入奏，得到孝宗赏识，于是“乃定君臣之契”。公元1163年，张浚再度被主和派排斥下台，于第二年含恨去世。张栻办完丧事，又屡次上疏言事，鼓励孝宗坚持抗战决心，总结失败之教训，明赏罚，悦人心，充士气，“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同上）其后，又多次上疏，要求坚持抗金，反对和议。他说：“自虏入中国，专以‘和’之字误我大机……谋国者不可以不知也。”（《南轩全集》卷34）他指出，抗金之所以屡遭失败，是因为朝廷的抗战决心不坚定。他要求孝宗“誓不言和”，“虽折不挠”，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张栻的主战，同那些不切实际空喊抗金或寄希望于侥幸取胜者不同，他认为，要取得抗金战争的胜利，必须增强自己的实力，要“专务自强”，其关键是得民心，他说：“夫欲复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心。求所以得吾民心者，岂有它哉，不尽其力，不伤其财而已矣。今日之事，固当以明大义，正人心为本。”（《宋史》本传）这样的战略思想，是从根本上考虑问题，不单纯从军事上考虑问题。从根本上考虑问题，就是要得到人民的支持，而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就必须爱护民力，减轻其劳役负担，并且“不伤其财”，减轻其经济负担，让老百姓好好生活下去，如果不爱护民力，减轻人民负担，使老百姓生活不下去，大后方不稳，就谈不上抗金复仇。由此可见，张栻的建议是很有卓识远见的。据《来史》记载；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张栻受湖南安抚使刘珙之聘，主管岳麓书院教事，在此苦心经营三年，使书院闻名于遐迩，从学者达几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之规模。乾道五年（1169年）又由刘珙推荐，除知抚州，未及上任，又改知严州（今属江西），次年招为吏部员外侍郎，并暂时兼任起居郎侍立官，兼待讲。在京一年，得孝宗召对达六七次之多，所言“大抵皆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侥幸，屏谗谈。”（同上）在这段时间，他做了几件很出色的事。第一件是在宋孝宗乾道元年（1170年），虞允文认为敌势衰弱可图，建议派遣使者前往金国，以索取徽、钦二帝陵寝为名，要金人归还洛阳、巩县等失地，“士大夫有忧其无备而召兵者，辄斥去之”（同上）。独张栻不怕打击排斥，进见孝宗皇帝，陈述了自己不赞同虞允文贸然出兵之理由。当时的孝宗本想支持虞的建议，他问张栻：一卿知敌国事乎，金国饥馑连年，盗贼四起”（同上），张栻答对说：“金人之事臣虽不知，境中之事却知之矣。”孝宗曰：“何也？”张栻答曰：
臣切见比年诸道多水旱，民贫日盛，而国家兵弱财匾，官吏诞漫，不足倚赖，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今日当下哀痛之诏，明复仇之义，显绝金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且必治其实而不为虚处，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同上）。
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国内连年天灾严重，民贫日盛，国家兵弱财匾，并且官吏荒诞很不可靠。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因而没有足以屈服敌人的实力。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修德立政，用兵养民，选将帅，练甲兵，先作好准备，使自身有了足够的实力，才可战服敌人，收复失地。孝宗为他的高见所折服，便否定了虞允文不切实际的错误意图。
第二件事是虞允文重用史正志为发运使，名为均输，实际是大量掠取州县财赋，致使远近骚然，士大夫争相指责其为害，张栻也向皇帝陈述其害，但孝宗因受了史正志的蛊惑，认为只是取之于诸郡县的财赋，不是取之于民。张栻说：“今日州郡财富大抵无余，若取之不已，而经用有缺，不过巧为名色取之于民耳！”孝宗矍然曰：“如卿所言，是朕假手于发运使以病吾民也。”事后经过查实，确实如张栻所言，便停止了此项弊政。
第三件事是朝廷准备用宦官张说除签枢密院事，张栻连夜起草奏疏，极陈其不可，并在第二天早朝中，当面指责虞允文：“宦官执政，自京辅始，近习执政，自相公始”。（同上）弄得堂堂宰相“惭愤不堪。”接着再上奏劝阻皇帝不可用张说掌握枢密院，终于使孝宗省悟，制止了这次任命。但自此以后便和虞允文结下怨恨。次年就将张栻排出中央政府，除知袁州（今属江西）。淳熙五年（1178年）改知江陵（今属湖北）。淳熙七年（118。年）迁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祐观。同年八月，年仅48岁的张栻就病逝于住所。
张栻一生不仅力主抗金，反对和议。他居官期间，廉明清正，关心人民。每到任，常“问民疾苦”，调查当地“利病”，认真改革地方的弊政，减轻人民的负担。公元1171年，湘中大旱，农民大量逃亡。张栻对此种情况十分关心，当时朱熹正在兴办“社仓”（由封建国家的地方政府，组织筹划，掌握部分必需的生活资料，在青黄不接之际贷给农民。年成不好，则利息减半，遇饥荒年则全免利息，然后用产品偿还）。他十分赞同这种作法，认为它能减少农民流徙，还能阻止大地主的高利剥削和土地兼并。张栻提出了“薄赋宽民”的主张。公元1169年除知严州，到任即访民疾苦，首以丁盐钱捐太重为请，得蠲是岁半输”（《朱文公文集》卷89）。他在江陵时期多次弹劾了信阳守刘大辩“估势希赏，广招流民，夺户熟田”，他清楚地知道刘大辩有后台支持，冒着丢官的危险，要求朝廷论其罪，表现了他“勇于从义”的无私无畏精神。张栻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清官，对贪官污吏十分痛恨。在任荆湖北路转运副使、知江陵期间，竟“一日去贪吏十四人”，此外，他做地方官期间，还取缔了一些有害于社会的恶劣习俗。如知静江府时，刚上任即发布了《谕俗文》说：“访闻愚民无知，病不服药，妄听师巫，恶僧邪说，以致害人致死。”明申要对那些“班惑百姓”的“师巫”、“恶僧”重作施行，《谕俗文》又说：“访闻乡落愚民诱5！他人妻室贩卖他处”，明申对拐卖人口者要“严行惩治”。还规定对婚丧葬礼中存在的“竭产假贷，以侈糜相夸”的有害风俗，要加以“制抑”，严申“若有不俊，当治其尤者以正风俗。”（《全集》卷15）张栻做地方官时，也十分重视倡办教育事业，积极兴办地方学校。其中以静江府为最，为倡办学校，他先后为地方州府撰写了许多《学记》，进行鼓吹。认为兴办学校的主要目的是“明人伦”，“人伦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废，废则国随之”，故“有国者之于学”，“不可一日而忽。”（《全集》卷9《袁州学记》）不仅如此，他还亲身执教，带头示范，在主持岳麓书院期间，为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他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张栻为人“表里之同然，勇于从义，无毫发滞吝，每进对，必自盟于心，不以人主意悦辄有所随重”（《宋史本传》）。他正直无私，每遇君臣问对时，不投人主之所好，不视君主之脸色行事，敢于“犯颜直谏”。据《宋史》记载：
孝宗尝言：“伏节死义之臣难得”。栻对：“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若平时不能犯颜敢谏，他日何望其伏节死义？”孝宗又言：“难得办事之臣”。栻对：‘陛下当求晓事之臣，不当求办事之臣。若但求办事之臣，则他日败陛下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从上面问对之中，可以看出张栻就是犯颜直谏之人，他公然敢于同皇帝顶嘴，大胆说出自己与那个具有无尚权威的人的不同意见。在多次问对中，孝宗为他的忠义所惑动，还赐手书进行褒奖。甚至在临终前，还写了奏疏劝说孝宗“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团丕图。”真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忠义形象受到了世人的传诵。宋宁宗嘉定年间追赐谥宣，理宗淳祐初再下诏从祀孔庙以示表彰。
二、以古圣贤自期 上承二程学统
张栻出生于一个忠义之风十分浓厚的家庭，从小接受儒家传统思想的薰陶，“自其幼壮不出家庭而因以得夫忠孝之传”（《南轩文集序》）28岁以前，没有做官，一直在家读书，接受圣贤之教。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遵从父命，去衡山拜胡宏为师。胡宏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全祖望对此人在儒学上的造诣十分推崇，认为“中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胡宏）之上”，“卒开湖湘之学统”（《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在这样的老师指导之下，张栻所受教益匪浅。关于师事胡宏一事，张栻有如下记载：
仆自惟念妄意于斯道有年矣。始时闻五峰先生之名，见其话言而。心服之，时时以书质疑求益。辛己之岁（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即公元1161年）方获拜之于文定公（胡宏之父安国）书堂。先生顾其愚而诲之，所以长善救失，盖自在言语之外者。然仅得一再见耳，而先生没。自尔以来，仆亦困于忧患，幸存视息于先庐，细绎旧简，反之吾身，寝识义理之所存，……如是有五载……。（《南轩全集》卷26，《答陈平甫》）
在上面这段自述中，可以看出，张栻在师事胡宏之前，就非常佩眼他，并且经常用书信方式向胡宏请教。正式拜师之后，得到了老师的言传身教。可惜第二年胡宏就去逝了，故谓“仅得一再见矣。”永别之情，形于言表。然而自此以后，他谨遵其师之遗教，以老师为榜样，“反之吾身”，渐渐积识义理之所存。说明他在学问和道理上的成就，基本上得益于胡宏。
对张栻在胡宏门下的受业情况，朱熹也有记载，他说：“（栻）自其幼学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义之实，既长又命往从胡公仁仲先生问河南程氏学，先生一见知其大器，即以孔门论仁亲切之旨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书质焉。而先生报之曰：‘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奋励，直以古之圣贤自期，作《希颜录》一篇，蚤夜视省，以自警策”（《朱文公全集》卷89）o在这里，朱熹既证实了张栻拜胡宏为师的事实，又指出了他在那里求学情况，并且说明了张栻之学上承二程文遗绪，又得到胡宏之传授，而他自己也作了《希颜录》，以古圣贤自期，这为他成就为一位正统的理学大师，具备了坚实可靠的条件。张栻在叙述其师的学术渊博时说：“先生自幼志于大道，尝见杨中立（二程高足杨时）。先生于京师，又以侯师圣（二程弟子）于荆门，而卒于传文定公（胡宏之父安国）之学，优游南山下二十载”（《全集》卷十四）。胡安国虽非二程嫡传，但他服膺于二程，曾多次声称其学得之于“伊川书”，又与二程之高足谢良佐、杨时交游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