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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访录》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还说：“我自己的政治活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待访录》内容丰富，有些观点也不免幼稚，不免带有理想甚至空想的色彩。这是历史的、社会的局限使然。
在哲学上，梨洲受蕺山先生的影响极深。然而，在生存的历史环境与经历的历史事件这两大方面，师生之间毕竟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梨洲哲学思想不尽同于蕺山，也不全来自蕺山。
梨洲多次论述理气心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建立了理气心性统一论。他认为，“天地之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是气以生，心即气之灵处……心体流行，其流行而有条理者即性也……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见，见之于气；性不可见，见之于心，心即气也”（《孟子师说·〈浩然〉章》）。所谓“气”，是客观物质之气、即自然界之气；所谓“理”，即物质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理与气是“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明儒学案·诸儒学案》）；“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也”（《诸儒学案》），理气心性是统一的。所以，不能“离气以求心性”，也不能心外求性。
梨洲在这里力图用心性理气统一论解释历史社会现象，以克服前人在自然观与社会观之间存在的理论矛盾，无疑是理论思维的一个进步，但仍然存在流于机械比附的缺陷。
其次，梨洲提出了“一本万殊、会众合一”的学术史观。他在《明儒学案·发凡》中写道：“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一本万殊”是学术发展的客观现实，不能强人就己，而“一偏之见”、“相反之论”也一定有其合理的成分在内；但是，如果不加以“会众合一”的学术归纳，混“金银铜铁为一器”，则令人茫无头绪，难以把握“数百年之学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明儒学案》正是梨洲“一本万殊，会众合一”学术史观的结晶。
梨洲一以史学为根抵”（梁启超语），在史学领域贡献甚伟，既撰有大量史学著作，又有一整套具有真知灼见的史学理论，实为一代史学大师；由他开山的清代浙东学派，也以史学成就最为著称。
“经世应务”是梨洲治学不容移易的原则，因此，其治史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明代，不仅著有长达244卷的《明史案》，对南明时期史料的搜集保存也极为注意，有《行朝录》、《弘光实录钞》等，一方面探讨、总结有明一代“治乱之故”，同时也借以寄托故国之思。
“寓褒贬于史”，是梨洲史学思想的一项重要原则。他认为史书应起到“扬善惩恶”的作用，如果“为史而使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其不如无史之为愈也”（《晋书·史》）；并且还对各种体例的史书提出适用的褒贬原则，比如他认为地方志应“存美而去恶，有褒而无贬”，不同于正史之“美恶俱载”，“犹其所去，是亦贬之之例也”（《再辞张郡侯修志书》）。
同时，梨洲也十分重视史料的搜求考证，提倡严谨求实的学风，批评那种“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终，徒据残书数本、谀墓单辞，便思抑扬人物”（《谈孺木墓表》）的浅陋轻躁习气。
在梨洲自己，无论是摆述历史，还是应人之请而作的碑志序铭等，都是遵循了上述原则的。
为明修史，是梨洲的夙愿，但是，出于民族大义，清政府几次礼聘都被他拒绝了。然而梨洲却始终关注《明史》的编写情况。他认为：“一代是非，能定自吾辈之手，无使淆乱，白衣从事，亦所以报故国也”（黄嗣艾《南雷学案·万石园先生》），因而同意自己的得意门生万斯同等参与史局（万斯同“不署衔，不受俸”，却是事实上的修史总裁）。梨洲虽身居草野，对《明史》的修撰仍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如全祖望所说：“公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必咨于公”，“历志出吴检讨任臣之手，总裁千里贻书，乞公审正而后定”，“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经》为考证。盖自汉唐以来，大儒唯刘向著述强半登于班史……而公于二千年后起而继之”（《神道碑》）。可见《明史》无论在编撰方针上，还是具体内容上，都有不少地方得自梨洲的贡献。
除了以上概略介绍的几点之外，梨洲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卓有成就，还为文化学术界培养了为数众多的各种人材，同时，他又是一位文学家、诗人和文艺理论家……
黄梨洲生当中国学术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前夜，他的学术思想承先启后，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他的那种一生奋斗不息、目光永远向前、不倦追求真知的精神必将永远激励后来的中国人。
（邱进之 撰）
主要参考书
1．《黄梨洲先生年谱》，黄炳囗编，《梨洲遗著汇刊》本，民国四年时中书局版
2．《清史稿·黄宗羲传》，上海古籍版
3．《南雷文定》，《四部备要》本
4．《明儒学案》，《国学基本丛书》本
5．《黄宗羲全集》第一、二册，浙江古籍版
6．《黄宗羲论》，浙江古籍版
清学开山 顾炎武
（1613—1682）
顾炎武是明末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起初名绛，后来改名继绅，以后仍名绛，字忠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占领南京后，才改名为炎武（一作炎午），字宁人，而学者都尊称他为亭林先生；曾经自署圭年，又因为一度侨居南京钟山下，所以有时自号蒋山佣。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元1613年7月15日），清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九（1682年2月15日）在山西曲沃因病去世，按过去的习惯计算，享年70岁。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伟大的思想家、开一代之风的著名学者，同时又是伟大的民族志士。他“耿耿孤忠”，至死不向清统治者低头，平生“足迹半天下”，一面考察山川形势，同时结识豪杰，联络同志，希望能有机会恢复明室；他一生勤奋治学，尤其重视有关国计民生、能“经世致用”的知识，治学的态度谨严而慎重，特别强调实地考察取证，所以能够“博学于文”，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清代学术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梁启超称为“清学开山之祖”。
一、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
顾氏为江东望族，祖居吴郡（今江苏苏州），后世几经迁徙，到南宋初年定居昆山。顾炎武曾祖章志，嘉靖癸丑（1553）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这以后家道中落，祖父绍芳万历了丑（1577）科进士，官却只做到从六品的左赞善，到了他的父亲同应（字宾瑶），就仅仅是个未曾入佳的国子监萌生了。炎武叔祖绍芾（字德甫，号蠡源）之子同古未娶而丰，其聘妻王氏矢志守节，因此，炎武出世之后，就过继给已去世的堂叔为嗣，由王氏抚育。
顾炎武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嗣母王氏是太学生之女，知书识字，而且意志坚强、深明大义，作为一个居孀的妇女，她别居一室，“昼则纺绩，夜观书至二更乃息”，尤其喜欢读“《史记》、《通鉴》及本朝政纪诸书”（《先妣王硕人行状》）。炎武6岁，王氏就教他读《大学》，9岁又读《周易》。万历四十七年（1617），顾炎武人塾学习，而家中对他的教育仍然抓得很紧。炎武的嗣祖绍芾虽然只是个从来没有当过官的国子监生员，但却关心国家大事，熟悉朝章典故，而且性格“豪迈不群”（顾炎武《三朝纪事阙文序》），“负气伉爽，不肯少河流俗”（陈济生《启祯诗选·太学顾先生绍芾》），与天启时期政坛人物常相往来，对当时朝政腐败的情况十分了解。有一天，他指着庭院中的草对炎武说：“尔他日得食此，幸矣！”（《纪事阙文序》）于是要炎武认真学习“古兵家《孙子》、《吴子》诸书及《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这时顾炎武年方10岁。第二年，绍芾又令炎武阅读《资治通鉴》。当时的人多不读《通鉴》，而代之以朱熹编纂的《通鉴纲目》，绍芾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他说：“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顾炎武《钞书自序》）在嗣祖的督促和用心教授下，到14岁，炎武已将《资治通鉴》全部读毕。功课之余，王氏还经常给他讲述刘基、方孝孺、于谦等明朝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故事，以激励炎武学习前辈先贤。
顾炎武少年时代受到的这些教育，对他以后的学术成就和立身处世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启六年（1626），顾炎武入学，成为县学生员，取学名曰继绅，开始致力于习学科举文字。在县学中，炎武与同窗归庄（字玄恭，号恒轩，明亡后更名作明，昆山人，其曾祖即有名散文大家归有光，1613—1673）结识。两个同龄少年常在一起切磋学业、纵论国事，由于意气相投，很快就成为莫逆之交。
这个时期，朱明帝国已是大厦将倾。当顾炎武降生之时，神宗皇帝朱诩钧已经有20多年不彻朝堂接见廷臣，以致朝政日益废弛，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万历末年。熹宗朱由校即位时仅16岁，为人庸懦无能，却喜爱作木活，史称其“好亲斧锯椎凿髹漆之事，积岁不倦”（《明通鉴·天启。年》）；他宠信宦官魏忠贤，魏目不识丁，竟被任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他处理章奏。于是大权旁落，国事无大小皆出入魏忠贤之门；内阁廷臣及四方督抚则多仰其鼻息，甚至拜忠贤为干爷，呼为“九千岁”，形成“阉党”集团。天启五、六两年，魏氏迭兴大狱，残酷迫害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正直官吏，许多志士仁人惨死狱中，而且株连极广，朝政败坏到了极点。加之内忧外患频仍：万历四十六年（1618），雄踞关外的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正式向朝廷宣战；天启元年（1621），清兵攻陷沈阳、辽阳；山东白莲教首领徐鸿儒起事，占领郓城、巨野、邹县、滕县，并一度切断运河漕运；永宁（今四川叙永）宣抚使奢崇明叛乱，下遵义、据重庆，兵围成都百余曰：天启二年（1622），清兵在取得辽河以东70余城之后又攻占广宁（今辽宁义县），兵锋直逼宁远，山海关危在旦夕；天启七年（1627）三月，陕西饥民暴动，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这年八月，嘉宗死，其弟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崇祯皇帝一意中兴国运、重振祖业，初即位便着手惩处清算阉党，逼令魏忠贤自尽，并为蒙难的东林党人平反昭雪。但其为人刚愎自用，且视东林与阁党的矛盾为“门户”、“朋党”之争，对这一点深恶痛绝；在用人行政上，则利用双方相互牵掣，以确保宸衷独断，政由己出。然而痼疾已深，积重难返，朝政并无多大起色，内忧外患交逼的局势也日益严重。
由于身处危机四伏的时代，所以，尽管顾炎武的祖父绍茉年事已高、十分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孙子取得功名，伺时仍教诲炎武“当求实学，几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三朝纪事阙文序》，下同），并要炎武用心研读邸报，以了解国家大事及朝章典故。不过，顾炎武虽然对政治产生了兴趣，却“以为书生无与国家之故”，祖父也曾对他说“汝习经生言，此非所急也”，这段时期他的主要精力仍放在“征逐为名”的举业上。崇祯三年（1630）秋，18岁的顾炎武至南京参加应天乡试，他与归庄加入复社大约就在此时。由名士张博（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人，1602—1641）等人发起组织的复社主张革新朝政，彻底清除阉党余孽，入社者多达数千，是继东林而起的有政治影响力的学术团体；但成员众多，难免良莠不齐，而顾、归二人“砥行立节，落落不苟于世，人以为狂”（《亭林余集·吴同初行状》），一时被称为“归奇顾怪”。
自入县学为生员后，顾炎武多次应科举，都未得一第。崇祯十二年（1639），炎武再度赴试，依旧名落孙山。长达14年的科举征逐，终究一事无成，而国事可以说已经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天下郡国利病书序》），炎武终于认识到“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阳之郊”（《日知录》16），认识到“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才出”（《亭林文集·生员论中》）；于是退而读书，“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全祖望《鲒囗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下引同），着手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由此可见，在青年时期，顾炎武即已树立起务求实用、不为空疏之学的治学精神，这与明中叶以来风靡士林的那种“合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亭林文集·与友人论学书》）的恶劣习气有着天壤之别。
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顾绍芾病死，享年79岁，身为承重孙的炎武为祖父服丧三年（三年之丧，实为二十七个月）。崇祯十六年（1643）夏，期满释服，炎武“循例入成均”，通过捐纳的方式成为国子监生，这年炎武31岁。半年之后，明朝就灭亡了，炎武的人生历程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有人宗国泪 何地洒孤忠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农民军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五月，清睿亲王多尔衮入北京；十月，清定都北京，世祖福临即帝位，改元顺治，命豫亲王多择率大军征服江南。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字完之，河南开封人）、凤阳总督马士英（字瑶草，贵州贵阳人）等拥立福王由崧为帝，五月初，在南京建立了小朝廷，年号弘光。
京师陷落的消息传到江南，一时人心惶惶，为避战乱，顾炎武率家人东躲西藏，到年底，迁往高旧居80余里的语濂经暂住。经昆山县令杨永言（字岑立，云南昆明人）举荐，行朝诏用炎武为兵部司务。
“须知六军出，一扫定神州。”（《亭林诗集》一，《感事》）顾炎武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满腔热忱，“思有所建白”（吴映奎《顾亭林先生年谱》），撰成《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即著名的“乙西四论”，为行朝出谋画策，针对南京政权军政废弛及明末种种弊端，从军事战略、兵了来源和财政整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顺治二年（1645）五月，顾炎武取道镇江赴南京就职，尚未到达，南京即为清兵攻占，弘光帝被俘，南明军崩溃，清军铁骑又指向苏、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