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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俘获的人员和火炮是体现胜利的主要标志，是胜利的真正结晶，那么，组织战斗时也就要特别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用杀伤的办法消灭敌人只是一种手段。
这一点对战斗本身的部署有什么影响，不是战略上的问题，但是，这一点同战略对战斗的决定是有关系的，这主要表现在如何保障自己的背后和威胁敌人的背后这个问题上。保障自己的背后和威胁敌人的背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能俘获多少敌人和缴获多少火炮，在许多情况下，当战略上极为缺乏相应的措施时，单靠战术往往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被迫同敌人两面作战，这是危险的；没有退路，这是更严重的危险。这两种情况都可以瘫痪军队的运动和削弱其抵抗力，因而影响胜负。而且，在战败时，这两种危险会增大军队的损失，甚至往往会使损失增大到最大限度，也就是说，使军队达到被消灭的程度。因此，背后受到威胁不仅能使失败的可能性更大，而且能使失败更加严重。
因此，在全部作战过程中，特别是在大大小小的战斗中，人们就本能地要保障自己的背后和威胁敌人的背后。这种本能的要求是从胜利的概念中产生出来的，而胜利的概念，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跟单纯的杀伤敌人还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认为努力争取保障自己背后和威胁敌人背后是战斗中最紧迫的任务，而且是一个到处都应该努力争取实现的任务。在任何一次战斗中，如果除了单纯的硬冲以外，不采取上述两种或者其中的一种措施，那是不可设想的。即使是最小的部队也不能不考虑自己的退路就去攻击敌人，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会试图去切断敌人的退路。
至于这种本能的要求在复杂的情况下多么经常地受到阻碍，因而不能顺利地实现，以及在遇到困难时又往往必须服从其他更重要的考虑等等，要谈起来就会离题太远，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这种本能的要求是战斗中的一个普遍的自然法则就够了。
这种本能的要求到处都发生作用，到处都使人感到它的压力，因而成为几乎所有的战术机动和战略机动必须围绕的中心。
如果我们现在再研究一下胜利的总的概念，那就可以发现它包括三个要素：（1）敌人的物质力量的损失大于我方；（2）敌人的精神力量的损失大于我方；（3）敌人放弃自己的意图，公开承认以上两点。
双方关于人员伤亡的报道从来不会是准确的，也很少是真实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故意假报的，甚至公布的战利品的数目也很少是完全可靠的。因此，如果报道的战利品的数目不很大，那么是否真获得了胜利还是值得怀疑的。
至于精神力量的损失，除了把战利品作尺度以外，就根本没有适当的尺度可以衡量了。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只有一方放弃战斗可以作为另一方获得胜利的唯一确凿的证明。所以垂下军旗就等于承认自己是错误的，就等于承认敌人在这次战斗中是正确的和强于我们的。失败一方的这种屈服和耻辱同失去均势引起的其余一切精神后果是有区别的，它是构成对方胜利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对公众舆论以及对交战国和所有盟国的人民和政府产生影响的，恰好是这一部分。
但是，退出战场并不等于放弃意图，甚至经过一场顽强而持久的战斗以后退出战场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前哨经过一番顽强的抵抗后退却了，恐怕谁也不能说它放弃了自己的意图。甚至在以消灭敌人军队为目的的战斗中，也往往不能总认为退出战场就意味着放弃意图。例如，事先计划好的退却，就是一边退却一边还在消灭敌人的。这都是我们在研究战斗的特殊目的时将要谈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只是想提醒，在大多数情况下，放弃意图和退出战场是难以区别的，退出战场在军内和军外引起的印象是不容忽视的。
对于一些没有声誉的统帅和军队来说，即使根据实际情况需要退却，也常常会感到特别为难。因为在一系列战斗中连续退却，尽管事实上并非失败，给人们造成的印象却是节节败退，这种印象能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退却者不可能处处表白自己的特殊意图，借以避免这种精神影响，因为要想避免这种影响，势必公开他的全部计划，显而易见，这是完全违背他的根本利益的。
为了使大家注意这种胜利概念的特别的重要意义，我们只要回忆一下索尔会战就够了。在这次会战中，战利品并不多，只有几千名俘虏和二十门火炮。当时腓特烈大帝考虑到整个局势，本来已经决定向西里西亚退却，但仍然在战场上停留了五天，并且以此宣告胜利。正如他自己说的，他确信利用这种胜利的精神效果，能比较容易地缔结和约。尽管他在劳西次的卡托利希—亨内斯多夫战斗和克塞耳斯多夫会战中又赢得几次胜利后才缔结了和约，但我们仍然不能说索尔会战是没有精神效果的。
如果胜利震撼了敌人的精神，那么夺得的战利就会达到惊人的程度。对对方来说，失利的战斗便成为不平常的大败。在这种情况下，失败者在精神上往往会瓦解，往往会完全丧失抵抗能力，以致全部行动只能是退却，只能是逃跑。
耶纳会战和滑铁卢会战就是这样的大败，而博罗迪诺会战却不是。
大败和一般的失败的区别只是失败的程度不同，只有书呆子才去寻找为它们划分界限的标志。但是，明确概念是弄清理论观念的中心环节，是十分重要的。至于我们用同一个词来表达在敌人大败的情况下取得的胜利和在敌人一般失败的情况下取得的胜利，这是术语上的缺陷。
第五章 战斗的意义
我们在前一章中考察了战斗的绝对形态，也就是把战斗当作整个战争的缩影进行了考察。现在，我们把战斗作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来研究它同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要探讨一下战斗的直接意义。
既然战争无非是敌对双方相互消灭的行为，那么双方就都要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并用这些力量在一次大规模的冲突中解决一切问题。在理论上，这似乎是极为自然的，在现实中，似乎也是这样的。这种看法也确实有许多正确的地方。而且，如果我们坚持这种看法，把最初的一些小战斗只看作是象刨花一样不可避免的损耗，那么，总的看来这也是十分有益的。但是，问题决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 显然，战斗数目所以增多，是把兵力区分开的缘故，因此各个战斗的直接目的和兵力的区分要一并讨论。但是，这些目的以及具有这些目的的战斗，一般是可以分类的，现在弄清它们的类别，将有助于阐明我们的论点。
消灭敌人军队当然是一切战斗的目的，但是，可能有其他一些目的同消灭敌人军队结合在一起，甚至还占主要地位。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消灭敌人军队是主要目的，一种是消灭敌人军队主要是手段。除了消灭敌人军队以外，占领一个地方和占领一个目标也可能是一次战斗的总的任务。这种总任务可能只是三者中的一项，也可能不止一项。在后一种情况下，通常总有一项是主要的。在我们不久将要谈到的进攻和防御这两种主要作战形式中，上述三项中的第一项是相同的，其他两项却不相同。现列表如下：
进攻战斗 防御战斗
（1）消灭敌人军队 （1）消灭敌人军队
（2）占领一个地点 （2）防守一个地点
（3）占领一个目标 （3）防守一个目标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侦察和佯动，那么上面这个表并没有把所有的目的都包括在内，因为上述三项中的任何一项都显然不是这类战斗的目的。实际上，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有第四种目的存在。仔细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侦察是为了使敌人暴露自己，骚扰是为了疲惫敌人，而佯动是为了使敌人不离开某一地点或者把他从某一地点引到另一地点。所有这些目的只有假借上述三种目的中的一种目的（ 通常是第二种） ，才能间接地达到。因为要进行侦察就必须装出真正进攻、打击或者驱逐对方的样子。这种假借的目的并不是真正的目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只是真正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在进攻者的那三种目的以外再加上第四种目的一一诱使敌人采取错误的措施。换句话说，就是进行佯攻。这个目的只能具有进攻的性质，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月一方面，我们必须指出，防守一个地点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绝对的，也就是根本不许放弃那个地点，另一种是相对的，也就是只需要防守一个时期。后一种情况经常出现在前哨战和后卫战中。
战斗任务的不同，对战斗本身的部署将有重大的影响，这是很清楚的。比如，只想把敌人的哨兵从他们的所在地赶走时使用的方法，同要全部消灭他们时所使用的方法是不同的。又比如，不惜任何代价坚守一个地点时使用的方法，同暂时阻击敌人时使用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很少考虑到撤退，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撤退却是主要的事情。
但是，这些问题都属于战术范畴，在这里列举它们，不过是为了举例说明问题而已。至于在战略上如何看待战斗的各种不同的目的，将在谈到这些目的的章节中再予以论述。这里只作几点一般的说明。
第一、这些目的的重要性大致是按上面表中所列的次序依次递减的。第二、在主力会战中占首要地位的总是第一种目的。第三、防御战斗的后两种目的不能带来真正的利益，也就是说这两种目的完全是消极的，只是在有利于达到其他积极目的情况下，才间接地带来利益。因此，如果这样的战斗过于频繁，就是战略形势恶化的征候。
第六章 战斗的持续时间
如果我们不再就战斗本身，而是就它同军队各个方面的关系来研究战斗，那么战斗的持续时间就有了独特的意义。
战斗的持续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战斗的一种次要的、从属的成果。对胜利的一方来说，决定战斗胜负从来都是越快越好，而对失败的一方来说，却不嫌战斗时间拖得很长。对胜利的一方来说，胜利来得越快，效果也就越大；对失败的一方来说，失败来得越迟，损失也就越小。
一般说来是这样的，但是，只有在相对防御战斗中，这一点才具有实际的重要性。 在相对防御战斗中，全部成果往往只取决于战斗的持续时间。我们把战斗的持续时间列为战略要素，理由就在这里。
战斗的持续时间和战斗的几个主要条件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这些条件是：兵力的绝对数量，双方兵力的对比和兵种的比例以及地形的性质。例如两万人不会象两千人那样很快地消耗掉；抵抗比自己兵力大一两倍的敌人不能象抵抗兵力相等的敌人那样长久；骑兵战斗比步兵战斗胜负决定得快些，单用步兵作战的战斗比有炮兵参加的战斗胜负决定得快些；在山地和森林地作战，前进的速度就不能象在平原上那样快；这一切都是很明显的。
由此可见，想通过战斗的持续时间来达到某一目的，就必须考虑到兵力的数量、兵种的比例和配置的情况。但是我们在这一问题的专门探讨中，重要的不是得出这条规则，而是把经验在这方面所提供的主要结论和这条规则联系起来。
一个由各兵种组成的八千人至一万人的普通师，即使对抗兵力占很大优势的敌人，而且是在不十分有利的地形上，也可以抵抗数小时；如果敌人的优势不太大，或者根本不占优势，那么也许能够抵抗半天。一个由三、四个师编成的军的抵抗时间比一个师的抵抗时间能够多一倍，而一个八万至十万人的军团的抵抗时间则大约可以延长两、三倍。
这就是说，这些军队在上述的时间内可以单独作战。如果在这一段时间内调来了其他军队，这些军队发挥的作用能够马上同已经进行的战斗所取得的结果合而为一，那么这仍然算是一个战斗。
上述数字是我们从经验中得来的。但是，我们认为进一步阐明决定战斗胜负的时刻，从而阐明结束战斗的时刻，同样是重要的。
第七章 决定战斗胜负的时刻
任何战斗的胜负都不只是在某一个时刻决定的，在任何一次战斗中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时刻，对胜负的决定起着主要的作用。一次战斗的失败如同天平的秤盘下降一样，是逐渐形成的。但是，在任何战斗中都有一个时刻，可以看作是这次战斗的胜负已定的时刻，过了那个时刻再进行的战斗，是一个新的战斗而不是原来那个战斗的继续了。对这个时刻有个明确的概念，对决定是否可以利用援军有效—地继续这个战斗来说，是很重要的。
人们常常在一些无法挽回的战斗中无谓地牺牲了生力军，在还可以扭转局势的战斗中，却常常错过了利用生力军扭转局势的机会。下面两个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点。
1806年霍亨洛黑侯爵在耶纳附近以三万五千人同拿破仑所统率的六、七万人进行会战，结果失败了，而且一败涂地，可以说是几乎全军覆没，这时吕歇尔将军企图以大约一万二千人的兵力重新恢复会战，结果在转瞬之间同样遭到了毁灭。
与此相反，在同一天，大约二万五千普军在奥尔施塔特附近同达乌率领的二万八千法军一直战斗到中午，虽然失败了，但是军队并没有瓦解，也没有比完全没有骑兵的对方遭受更大的损失。而普军却错过机会，没有利用卡耳克洛伊特将军率领的一万八千名预备队来扭转局势。如果当时利用了预备队，那么这次会战就不会失败了。
每个战斗都是一个整体，各个部分战斗的结果在这个整体中，汇合成总结果。而战斗的胜负就是由这个总结果决定的。这个总结果不一定恰好是我们在第六章中所说的那种胜利。因为有时可能事先没有计划取得那样的胜利，有时则由于敌人过早地撤退了，没有机会取得那样的胜利。
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在敌人顽强抵抗的战斗中，决定胜负的时刻往往也比构成胜利概念的那个主要成果出现得更早。
于是我们要问：通常究竟什么时刻是胜负已定的时刻，也就是说，从什么时刻起即使用一支相当大的生力军也不能扭转战斗的不利局面？ 如果撇开本来就无所谓胜负的佯攻不谈，那就是：（1） 如果战斗的目的是夺取一个活动的目标，那么对方丢失这个目标就是胜负已定的时刻。
（2） 如果战斗的目的是占领一个地点，那么对方丧失这个地点多半是胜负已定的时刻。但也并非总是这样，只有在这个地点特别难以攻克时才是这样。如果是一个容易攻占的地点，那么不管它多么重要，敌人也可以不冒很大危险把它重新夺回来。
（3） 在不能以上述两种情况决定战斗胜负的其他一切场合，特别是在以消灭敌人军队为主要目的的场合，胜利的一方不再处于松散状态，不再处于某种软弱无力的状态，而失败的一方逐次使用兵力（ 这一点已经在第三篇第十二章中谈过） 也已经没有益处，这一时刻就是胜负已定的时刻。
由于这个道理，我们在战略上是根据这一时刻来划分战斗单位的。
如果在战斗中进攻的敌人完全没有或者只有一小部分发生秩序混乱和失去作战能力，而我方却在不同程度上全部处于涣散状态，那么我们是无法恢复战斗的，如果敌人全部失去作战能力，但又重新恢复了，那么我们同样是无法恢复战斗的。
因此，实际参加战斗的那一部分兵力越小，留作预备队的那一部分兵力越大（ 单是它的存在就可以影响胜负） ，对方使用生力军夺回胜利的可能性就越小。任何统帅和军队，只要在战斗中善于最合理地使用兵力，并且处处都能充分利用强大预备队的精神效果，就能最有把握地取得胜利。
在现代，我们必须承认，法国军队，特别是在拿破仑亲自统率下作战时，在这方面是非常出色的。
此外，胜利的一方参加战斗的兵力越小，消除战斗的危机状态和恢复作战能力的时刻就来得越早。一小队骑兵在快速追击敌人以后，几分钟内就可以恢复原来的队形，危机也不会持续得更长。整个骑兵团要恢复秩序却需要较长的时间。成散兵线的步兵恢复队形所需要的时间还会更长。
至于各兵种组成的部队，它各个部分的前进方向可能是不同的，战斗开始后队形可能发生混乱，而由于相互间都不明确知道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