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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中产生的，那么，自然会得出结论说，战争是以可能性、概然性、幸运和不幸运的赌博为基础的，严格的逻辑推论在这种赌博中常常会完全不起作用，甚至会成为智力活动的无用而累赘的工具；此外，还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说，战争可能成为一种有时很象战争有时又不大象战争的东西。
理论必须承认所有这一切，但是理论的任务是把战争的绝对形态提到首要的地位，并且把它看作是研究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使那些希望从理论中学到一些东西的人永远记住它，把它当作衡量自己一切希望和忧虑的基本尺度，以便在可能和必要的场合使战争接近这种绝对形态。
作为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基础的这个主要观念，即使最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来自完全不同的范畴时，也会赋予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以一定的色调和特点，这如同一个画家用他上底色的颜色，能够赋予他自己的画以这种或那种色调一样。
现在，理论所以能够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应该归功于最近的几次战争。如果没有这些触目惊心的例子来说明摆脱束缚的因素具有巨大的破坏力，那么，理论即使喊哑喉咙也无济手事，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目前大家所经历的事情是可能的。
假如1798年普鲁士预先知道它一旦失败就会遭到如此强烈的还击，致使欧洲原有的均势遭到破坏，难道它还敢以七万军队侵入法国？
假如1806年普鲁士考虑到第一颗枪弹将成为引起弹药库爆炸而招致自身毁灭的火星的话，难道它还会用十万大军对法国开战？
第三章（上） 战争的内在联系
由于人们对战争的看法不同，有的认为它具有绝对的形态，有的则认为它具有或多或少不同于绝对形态的现实形态，对战争的结果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在战争的绝对形态中，一切都是由必然的原因引起的，一切都会很快地交织在一起，不存在没有联系的、中性的（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空隙。在这种形态中，由于战争内部包含有多种多样的相互作用，由于战争具有一系列相继进行的战斗构成的内在联系”，由于每次胜利都有自己的顶点（超过这个顶点，就进入了损失和失败的领域），总之，由于战争具有这些自然的关系，战争就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最后的结果。在取得最后结果以前，一切都没有决定，作战双方既没有赢得任何东西，也没有损失任何东西。在这里必须不断指出：一切取决于最后的结果。根据这种看法，战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的各个部分（各个结果）只有同整体联系起来才有价值。1812年拿破仑占领了莫斯科和半个俄国，这种占领，只有当它能促成拿破仑希望得到的和约时，对他说来才是有价值的。可是，这种占领只构成他的战局计划的一个部分，这个计划还缺少另一个部分，即粉碎俄国的军队。假如他在取得其他成果的同时又实现了战局计划的另一部分，那么要达到媾和的目的就十分有把握了。由于拿破仑先前忽视了计划的这个部分，后来就再不能实现这个部分了，于是整个第一部分非但对他无益，反而对他有害了。
认为战争中的各个结果之间有联系的这种看法，可以看作是一个方面的看法。同这种看法相对立的还有另一个方面的看法，即认为战争是由一些各自独立的结果构成的，这些结果就象赌博中的各自独立的“局”一样，前几局的输赢对以后的输赢并没有影响。因此，在这里主要的只是这些结果的总和，而且人们可以把每个单个的结果象筹码一样积存起来。
正如第一种看法从事物的性质上来看是正确的一样，第二种看法从历史上来看是正确的。不遇到什么困难就能获得一些微小的普通利益的情况是很多的，战争的要素越缓和，这种情况就越多。但是，正如第一种看法在战争中完全适用的情况很少一样，第二种看法不需要第一种看法的补充就在战争中到处都适用的情况也很少。
如果我们坚持上述看法中的第一种看法，那么就应该承认，每一次战争从一开始就必须看作是一个整体，统帅向前迈出第一步时，就必须明确一个目标，使一切行动都指向它。
如果我们赞成第二种看法，那么我们就会为了每一个次要的利益本身就去追求这种利益，而把其他一切留待以后解决。
上述两种看法中的任何一种都不是完全不适用的，因此，理论对它们都不能不加考虑。但是，理论在运用它们时应该区别对待：第一种看法是基本观点，到处都应以它为基础，而第二种看法仅仅是第一种看法在具体情况下的一种修正。
腓特烈大帝在1742、1744、1757和1758年从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向奥地利发起新的进攻时，他明明知道，这些进攻不可能象进攻西里西亚和萨克森那样导致长期的占领。
他当时所以发起新的进攻，并不是想通过这一行动打垮奥地利，而是想达到一个次要的目的——赢得时间和力量。他追求这个次要目的是不致冒国家存亡之险的。然而，普鲁士在1806年，奥地利在1805和1809年虽然确定的目标要小得多，只是想把法国人赶过莱茵河，但是，只要它们没有考虑从迈出第一步直到媾和的这段时间内在胜利或失败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一系列事件，它们就不可能顺利地达到目标。无论是要确定在不必冒险的情况下可以取得多大的胜利，还是要确定怎样和在何处有可能阻止敌人取得胜利，考虑这些事件都是十分必要的。
仔细研究历史就可以看出这两种情况有什么不同。在十八世纪的西里西亚战争时期，战争还只是政府的事情，人民参加战争仅仅是被用作盲目的工具。而十九世纪初，作战双方的人民已经是举足轻重的力量了。同腓特烈大帝相对峙的那些统帅，都是一些遵照命令行动的人物，正因为这样，小心谨慎就成为他们主要的特征，而奥地利和普鲁土的敌人①，却简直可以说就是战神本身。
① 指1805、1806和1809年战争中的拿破仑。——译者。
这些不同的情况不是应该引起完全不同的考虑吗？
1805、1806和1809年的情况，不是应该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极端的不幸上，认为极端的不幸有可能发生甚至非常可能发生吗？因此，这些情况使人们确定的行动和计划，不是应该完全不同于以占领几个要塞和不大的地区为目标的场合吗？
虽然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强国在准备战争时已经完全感觉到政治气氛中孕育着大雷雨，但是它们没有采取与此相应的行动和计划。当然，它们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们从历史中还不可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正是1805年的、1806年的和1809年的战局以及以后的战局，才使我们容易得出具有破坏力的现代的绝对战争的概念。
因此，理论要求：在每次战争中，首先应该根据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概然性来认识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如果根据这种概然性，战争的特点越接近于绝对战争，战争的轮廓包括交战国的群众越广和把他们卷入旋涡越深，那么战争的各次事件之间就越有联系，就越有必要在迈出第一步以前先考虑好最后一步。
第三章 （下）关于战争目的的大小和使用力量的多少
我们必须给予敌人的压力多大，这取决于我方和敌方政治要求的大小。如果双方都已知道对方政治要求的大小，那么使用力量的尺度就会是相同的。然而，双方政治要求的大小并不总是很明显的，这可能是双方使用的手段所以不同的第一个原因。
各国的地位和情况不同，这可能是第二个原因。
各国政府的意志力、特点和能力很少相同，这可能是第三个原因。
上述三点使我们不能准确地估计会遇到多大的抵抗，因而不能准确地确定应该使用什么手段和可以提出什么目标。
在战争中由于使用的力量不够，不但可能得不到什么成果，反而可能遭到严重的损失，因此双方都力图在这方面胜过对方，于是就产生了相互作用。
这种相互作用可能使人们在使用力量方面趋向极端（如果这个极端是可以确定的话）。这样一来，就会不考虑政治要求的大小，手段就失去同目的的一切联系。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这个意图往往会因自己内在关系的牵制而不能实现。于是进行战争的人又回到折衷的道路上来，在行动时就或多或少遵循这样的原则，那就是只使用为达到政治目的所必需的力量和确定为达到政治目的所必需的目标。为了遵循这个原则，他必须放弃任何取得成果的绝对必然性，而不去考虑那些遥远的可能性。
在这里智力活动离开了严格的科学领域，即离开了逻辑学和数学的领域，而成为艺术（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也就是成为一种能够通过迅速的判断从大量事物和关系中找出最重要和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来的能力。这种迅速的判断显然就是或多或少不自觉地对各种因素和关系进行比较，这比进行严格的推论能较迅速地抛开那些关系不十分密切和不重要的东西，能较迅速地找出关系最密切和最重要的东西。
因此，为了明确进行战争要使用多少手段，必须考虑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必须考虑敌国和我国的力量和各种关系；必须考虑敌国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它们的能力，以及我方在这些方面的情况；还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和战争可能对它们发生的影响。不难理解，考虑和比较这些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多种多样的事物是一道难题，只有天才的真正的眼力才能在其中迅速地找出正确的东西，仅靠呆板的研究是决不可能掌握这些复杂的事物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拿破仑说得很对：这是一道连牛顿那样的人也会被吓退的代数难题。
如果说在这里各种关系极为复杂和极为广泛，而且缺少正确可靠的尺度，因而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那么我们不能不看到，虽然这一问题无比的重要性并不会增加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但却能增加解决这一问题的光荣。危险和责任感对普通人来说，不但不能使他们精神的自由和活动得到增强，反而会受到减弱，但对有些人来说，却能使他们的判断更为迅速，更为准确，毫无疑问，我们说的这些人都是少有的伟大人物。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只有根据对各种关系的总的观察（包括了解当时的具体的特点），才能判断即将来临的战争、战争可以追求的目标和必要的手段。其次，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判断象在军事活动中的任何判断一样，决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它取决于君主、政治家和统帅的智力特点和感情特点（不管这些特点是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当我们观察时代和环境形成的各个国家的总情况时，问题就具有一般的性质了，就比较适于进行抽象的研究了。
在这里我们必须概略地看一看历史。
半开化的鞑靼人、古代的共和国、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和商业城市、十八世纪的国王以及十九世纪的君主和人民，他们都有各不相同的自己的战争方式，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各不相同，所追求的目标也各不相同。
鞑靼部族经常寻找新的住地。他们携带着妻儿老小全族出征，因此人数的众多是任何军队都比不上的。他们的目标是使敌人屈服或赶走敌人。假如他们文明程度较高，他们用这种手段就可以很快地打垮自己面前所有的敌人。
古代共和国／罗马共和国是例外）的版图都很小，它们的军队尤其小，因为它们把广大的群众一一平民排除于军队之外。这些国家的数量很多，彼此十分接近，以致它们在自然形成的均势中（按一般自然法则，被分开的小部分总是处于这种状态的）总会遇到一些障碍，使他们不能采取大规模行动。因此，它们的战争只限于劫掠平原和占领少数城市，目的是在这些地方以后能保持一定的势力。
只有罗马共和国例外，但是这也只是在它的晚期。为了掠夺物资，为了同自己的邻国建立同盟，它曾长期地用少数的军队和邻国进行小规模的战争。它逐渐强大起来，但主要不是通过真正的征服，而是通过结盟，在同盟中邻近的各民族逐渐同它融为一体了。只是在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力量扩展到整个下意大利以后，它才真正开始进行征服活动。迦太基灭亡了，西班牙和高卢被征服了，希腊屈服了，罗马的统治扩展到了亚洲和埃及。在这个时期，它没有耗费太大的力量就维持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这是因为它占有丰裕的财富。这样一来，它同古代的共和国不同了，同自己过去的情况不同了。它成了独一无二的强国。
同样，亚历山大所进行的一些战争就其方式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他用自己那支人数少、但以组织完备著称的军队，推翻了亚洲一些国家的腐朽的建筑。他毫无间歇和毫无顾忌地长驱直入辽阔的亚洲，一直到印度。共和国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只有国王亲自指挥军队（就好象他是他自己的佣兵队长似的），才能这样迅速地完成这样的事业。
中世纪大大小小的君主国用封建的军队进行战争。在这个时期，一切行动都只能是短暂的。凡是不能在这个短．时期内完成的事情，就只得看作是无法实现的事情。封建的军队本身是由封建从属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各个部分组成的，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一半是法定的义务，一半是自愿的同盟，整体是一个真正的邦联式的集合体。装备和战术则建立在以自己的力量自卫的基础上，建立在个人战斗的基础上，因此不适用于较大的军队。总之，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象这个时期那样，国家的结构是如此的不牢固，各个成员是如此的不受约束。这一切决定了这个时期的战争的特点。这些战争进行得比较迅速，军队很少在战场上停留，战争的目的大多只是惩罚敌人，而不是打垮敌人，只是掠夺敌人的牲畜，烧毁敌人的城堡，在这以后就回家。
大的商业城市和小的共和国使用雇佣兵进行战争。
这种军队费用很大。因而人数大大受到限制。从它们的战斗力来看，它们的价值就更小。至于高度发挥力量，当然就根本谈不上了，它们作战时大多只是装装样子而已。简而言之，仇恨感和敌忾心不再推动交战的国家直接参加行动，而是变成了交易用的商品。战争中的危险大部分消失了，战争的性质完全改变了，人们根据战争的性质为战争所确定的一切，对这种战争已经完全不适用了。
封建的领地制度逐渐变成对整块领土统治的形式，国家的结构比以前紧密了，人身义务变成了物质义务，其中大部分逐渐被金钱支付所代替，领军饷的士兵代替了封建的军队。雇佣兵是它们的过渡形式，因而有一个时期也是较大的国家的工具。但是，这种情况维持不久，短期的雇佣兵变成了长期的领军饷的士兵，于是各国的军队就成了靠国库供养的常备军了。
军队逐渐向常备军这个方向发展，自然就产生了这三种类型的军队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同时并存的现象。在亨利四世时代，封建军队、雇佣兵和常备军就是同时并存的。
直到三十年战争时期仍有雇佣兵，甚至到十八世纪，还能看到雇佣兵的个别残迹。
正如这些不同时期的军队是各不相同的一样，欧洲各国的其他情况在不同时期也是各不相同的。当时的欧洲基本上分裂成许许多多的小国，在这些国家中有一些是内部动荡不定的共和国，有一些是政府权力极为有限的、不巩固的小君主国。这样的国家根本不能看作是一个真正的统一体，只能看作是一些力量的松懈的结合体。因此，我们不能把这样的国家看作是根据简单的逻辑法则就可以行动的组织。
我们必须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中世纪的对外政策和战争。我们想提一下德意志皇帝在五百年间连续不断地向意大利进行的远征，他从来没有彻底占领过意大利，甚至从来没有抱有这样的意图。人们很容易认为这是一种经常反复出现的错误，是一种有时代根源的错误观点的表现。
但是，较为合理的是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上百种重大的原因造成的，这些原因虽然我们也可以大体上深入地了解它们，但不能象同它们接触的当事者那样深刻地体会它们。只要从这种混乱状态中产生出来的大国需要时间进行巩固和发展，它们的力量和努力主要就只能用在这方面。因此，这些大国很少发动反对外部敌人的战争，即使发动了这样的战争，战争也带有参战国不够巩固的特征。
英国对法国的战争是最早的这一类战争，当时法国还不能算作真正的君主国，只能把它看作公国和伯爵领地的结合体。英国在当时虽然更接近于一个统一体，也仍然是在国内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