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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如果说地球就象《圣经》所描述的那样，是由上帝创造的，那么他肯定是把它创造成一个“发达的企业”。一旦这种概念被认为是必然的，）月它来解释地球的地质史就有点困难了。河流对土地缓慢侵蚀的迹象，弯曲倾斜的地层，海中生物遗体形成的石灰石山，死火山的熔岩，冰川在岩石上留下的擦痕，史前动物的脚印，埋葬的骨头上的牙印，以及千百万散布在地球上的化石——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现象，在在都证明过去的地质变化，而这些地质变化却从未实际发生过。
戈斯写道：“也许有人反对说：如果设想世界在创造出来时，其地壳中就存在着骨骼化石——从未实际存在过的动物的骨骼，那无异是指控创世主制造出一些有意欺骗我们的物体。答案很明显。难道上帝创造的树上带有年轮，仅仅是为了骗人吗？难道上帝创造的贝壳上的生长纹也是为了骗人吗？难道上帝创造的人类身上有肚脐，目的是为了欺骗他们，让他们相信自己有父母吗？”
亚当是否有肚脐这个问题并没有被人遗忘。几年前，北卡罗来纳州国会议员卡尔·德拉姆和他所在的众议院军事小组委员会在“第85号公共事务文件”（鲁恩·本尼迪克特和吉恩·韦尔特菲什合著的《人类的种族》）中，对一幅亚当和夏娃的漫画提出了异议。漫画上的人都有肚脐。当人们指出，米开朗琪罗画的西斯廷教堂大壁画⑤上的亚当也有肚脐时，小组委员会的过虑才算消除。
戈斯对这一问题考虑得十分周到，甚至论述到粪便化石的发现。他写道：迄今为止，这个“一直被认为是非同一般的有力证据，证明创世之前已有生物存在”。然而，他指出，这个问题并不比说明下面的事实更困难：上帝新创造的亚当，肠子里有在也有废物存在。他的动脉里也一定有血液流动，而有血液就必须先有乳糜和食糜；反过来，有乳糜和食糜必须先有肠内难消化的残余物。“这乍一看来似乎有点荒谬可笑”，他承认说，“……但事实终归是事实。”
戈斯的论点实际上是无懈可击的。他不需要放弃任何地质学方面的真理，而且又与《创世纪》完全相符。正如戈斯所指出的，我们甚至可以假设，上帝就在几分钟前创造了世界，包括所有的城市和史料，以及人们心中的记忆，简直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方法能够驳倒这样一种可能的理论。
然而，《肚脐》一书并未被多数人所接受。小戈斯在他的《父与子》一书中写道：“从来还没有任何一本书能比得上这本奇怪、固执而异想天开的著作那样，指望获得很大的成功而不计报酬。……他以热情的姿态把它奉献无神论者，同样也奉献给基督教徒们。……但想不到无神论者和基督教徒们都同样对它一笑置之。……甚至连我父亲指望会立刻对这本书表示赞赏的查尔斯·金斯利也写道，他不能……‘相信上帝会在岩石上写下一个巨大而不必要的谎言’。”
与戈斯对地质学和《圣经》所作的卓越的调和相比，后人在这方面的努力显得相形见细，但这个题目继续有人在写，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从本世纪初以来，仅在美国出版的新教徒攻占进化论的著作就有几千种。这些著作大部分不堪一读，但偶而也有带点严肃和学术味的书问世。例如，辛辛那提大学物理学教授，著名评论家保罗·莫尔的兄弟路易斯·莫尔博士1925年在普林斯顿作了一系列演讲，以《进化论的教条》为门名出版。这是一本令人十分愤怒的书。莫尔博士使用了一切陈腐过时的论点来攻击进化论，但就是不让读者准确知道他本人对化石的解释。人们的印象是，他认为不同“物种”的形成是一系列孤立的创造活动的结果。对进化论的类似的攻击，还有“文学人道主义”运动成员、芝加哥大学希腊语系主任保罗·肖里博士在1928年10月号《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进化论，保守派的辩解》，其中虽然充满了引自文学界和哲学界大人物的语句，但这部暴露出作者缺乏科学知识。
在二十世纪反对进化论的新教徒中间，有一个人，而且仅仅是这一个人，堪称鹤立鸡群。他就是在著名的田纳西州斯科普斯审判案中，布赖恩作为主要权威而提到的那位“地质学家”⑥。在近30年来几乎所有原教旨主义者在攻击进化论时，主要武器都取自他的著作。事实上，他是最近的和最大的反进化论者。
这位杰出的人物就是乔治·普赖斯，1870年生于加拿大。他曾几次在安息日耶稣再生派的各学校中获得学位并在一些地方任教，后在内布拉斯加州安息日耶稣再生派的一所规模不大的学院中任地质学教授。他于1938年从该教派的另一所大学华盛顿州的沃拉沃拉学院退休后，一直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马林达。
虽然普赖斯出版了大约20本书，但他的论点主要集中在1923年出版的726页的大学课本《新地质学》中。这是一本经典型的伪科学著作。立论精到，大量引用地质学术语，所以当今数以千计的新教原教旨主义者都把他的著作奉为这一问题的定论。甚至持怀疑态度的读者也发现，如果没有相当的地质学知识，也很难反驳普赖斯。
普赖斯观点的核心可以用几句话说明。他指出，进化论的神圣不可侵犯之处在于这样一种观念，即随着从古代到较晚时代的地层变化，化石也从简单的形式逐渐变为复杂的形式。但不幸的是，除用埋在地层里的化石以外，又别无其他适当的方法来确定地层的年代。这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恰象一只狗追咬自己的尾巴那样。进化论的作用，在于按进化的顺序对化石分类，而又用化石来确定地层的年代。所以，化石从“老”到“新”的变化，被认为是进化发展的“证据”。
普赖斯的观点则是，整个世界创造于基督诞生之前几千年，就象《创世纪》所描述的那样，正好用了6天时间。不同的地层并不表示不同的地质年代。它们都是由大洪水时期同时淤积下来的，而大洪水则是由于天体干扰引起的大浪潮而造成的，大浪潮冲击整个地球，使当时的山脉崩塌，破坏了伊甸园的温和气候。⑦他曾写道：“科罗拉多大峡谷……可能并不比埃及的金字塔古老多少。”按照普赖斯的观点，化石只不过是被大洪水所埋葬的洪水前的动植物遗骸。
果真如此，那么在化石地层露出地面的岩层中，人们一定会看到化石的层次有的与进化的次序相符，有的则与进化的次序相反，两种情形不相上下（虽然普赖斯也估计到这样的事实，即海里的生物往往先被埋葬，其次是陆上生物，最后是鸟类）。普赖斯宣称，事实正是如此，他的普作用了很大篇幅刊登这种“颠倒”地区的图片并加以说明。普赖斯断言，为了对这些使人为难的地层作出解释，传统的地质学家虚构了想象中的断层和折皱。下面所引有关这一问题的话，可以说明普赖斯的说理方式：
……
近年来造成的人造地质断面，几乎没有一个不包括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冲断断层”或叫中断层”。但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记住的真正之点是，仅仅由于发现化石埋藏的次序有颠倒，才认为需要这样的方法——这种方法就象前面所说为解释证据而采取的权宜办法一样，可与托勒密著名的“本轮”说相提并论，总有一天会这样的。
对一个不熟悉地质学的读者来说，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例如，他怎么会知道，地质学家们确定是否发生过断层或折皱已有几十种公认的准则呢？当然，在很多情况下，整个折皱或断层能清楚地看得出来。如果看不出来，有经验的地质学家还会寻找其他的标志。例如，一个颠倒过来的折皱实际上使地层上下倒置。这自然会把诸如风波痕、土地裂痕、雨迹和足迹等化石遗迹颠倒过来。三叶虫会仰面倒卧。埋葬在原泥土岩层中的大块东西的重心会在高处而不在低处，等等。如果是断层，那么总会有一条很清楚的断层界线，并且断层运动的地方，岩石的表面常常是光滑的，另外还有其他力学方面的迹象，能证明所发生的变化。
普赖斯描述他看到的地层颠倒的地区时说，没有断层或折皱的遗迹，只有化石次序颠倒的现象，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只须到原来考察过的地区去，就会发现大量断层和折皱的技术证据，这些证据与化石毫无关系。例如，普赖斯喜欢举落基山脉阿尔贝塔——蒙大拿地区的主山峰的例子，那里的古老地层在新地层之上。虽然在《新地质学》一书中复制了该山峰的7幅照片（有一幅还印在封面上），普赖斯忘记告诉读者，在山的底部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逆掩断层的断层线，还有光滑的岩石表面证明有过断层活动。怀俄明州的哈特山是普赖斯喜欢举的另一个地层颠倒的例子。然而，他没有提到，在这里断层线清晰可见，长达25英里左右。
普赖斯也没有指出，与化石总是按正确的进化顺序排列的千千万万个露出地面的岩层相比较，地层颠倒的地区为数极少。事实上，发生地层颠倒的地点，也正是如人们所预料的曾明显地发生过折皱和断层的地方。实际上，主要地层的年代早在进化论流行之前便相当准确地推定了，而且，近年来用放射方法测定的年代，令人信服地证明，旧过去的方法确定的年代是准确无误的。
关于早期人类遗体化石的问题，普赖斯的观点是附和“安息日耶稣再生派”信徒、据说是很灵验的女预言家E。G。怀特大人的话。她在《天赋的才能》（1864年）一书中写道；
如果说有一种罪恶比需要用洪水毁灭人类的那种罪恶更大的话，那就是把人和兽混合起来的卑鄙罪恶，因为它损害了上帝的形象，到处引起混乱。……
上帝创造的所有物种都在方舟中保留了下来，上帝没有创造的那些由于人兽混合结果而产主的混乱的物种都已被洪水毁灭。自洪水以来，出现了人兽混合的现象，这可以从动物种属几乎没有休止的变化，以及从人的某些种族身上看到。
普赖斯有一次写道：“我相信，怀特女修士的话是按上帝的意旨恩赐给我们的教导。……我深信，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些教导，我们自己也一定会在这个“物种”问题上陷入混乱和困惑的境地。……”
希特勒断言非雅利安种族是由早期的雅利安人和人猿交配而产生的那段话，在《我的奋斗》一书第二版中被删去了，无独有偶，怀特女修士上面这段关于人兽混合的话，在她的书的后来的版本中也删掉了。尽管如此，普赖斯对她的说法仍然是笃信不渝。他认为，在洪水之前生存的人类已经完全被洪水所毁灭，因此，不会发现他们的遗体化石。他写道：“……因为我们听说，上帝希望把那个不信神的邪恶种族毁灭掉，他可能是把这件事做得很彻底，把他们埋在很深的地方，以致我们仍未发现他们的遗体。”他认为，已发现的人类骨骼化石，是在洪水以后生活的人类的遗迹。
早期的耶稣再生派信徒常常把某些原始部族，如非洲的游牧部落、霍屯督人和美洲挖植物根作为食物的印第安人等，有时则把全部黑人看成是退化的混血种的典型。普赖斯还不至于达到这种程度。他认为黑人和蒙古人种是上帝在巴别的通天塔⑧创造的纯种人混合而产生的退化种族的类型。然而，现代类人猿则可能是混血人种。下面是普赖斯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
在古生物学中找不到明显和确实的证据，能够证明现存的类人猿在世界大灾变，即大洪水之前就已存在。今天的这些类人猿可能和人类中的黑人和蒙古人等类型一样，是现代条件下的产物。假如一定要我在类人猿是退化或混血种的人类和人类是进化了的类人猿这两种说法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相信，我不用花很多时间便能作出决定。我认为，稍有学问的科学家，都不需花很多时间就可作出选择。⑨
文艺复兴以后的一些博物学家，从苏格兰的人类学家蒙伯多勋爵到美国的动物普及知识书籍作家伊万·桑德森等都认为，高级的类人猿根本不是动物，而是原始的或退化的人类。蒙伯多认为猩猩是人类的一种。这种想法产生了皮科克的小说中《梅林科特》中奥兰·豪特顿爵士这样一个人物⑩。桑德森对大猩猩也抱有类似的看法。他在他所著《动物宝库》（1937年）一书中写道：“看着这些动物的生活，听着它们的喊叫声和谈话声……，我只能把它们看作是一种退化了的人类。”（桑德森对动物学的最新贡献是发表在1951年6月号《真理》杂志上的一篇关于在佛罗里达州西部一个海滩上发现恐龙足迹的文章。）
普赖斯当然是一位虔诚的安息日耶稣再生派的信徒。他象维利科夫斯基一样，具有强烈的宗教动机，要把《旧约全书》的记载确立为真理。但是，仅仅这样一个目的能驱使一位象他这样有学问的人，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中扮演一个古怪而孤独的角色吗？当他写“不得不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改革地质科学”时，也偶然暴露出别的动机。但总的来看，他的书摆脱了伪科学著作明显表现出的那种强烈的自我吹嘘的特点，这是难能可贵的。普赖斯的文笔朴实、简炼、明确。这里举一个例子，他在描写他很难找到机会发表他的观点时，竟出人意料地没有表现出那种愤懑情绪：
25年前，当我第一次在地质学方面有了一些革命性的发现时，我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新观点介绍给公众。只是在我发现正常的出版渠道部走不通之后，才决定利用仍然敞开的其他大门。我也许是犯了一个错误。我也许本来应当尊重科学界那些迂腐的老规矩，应该卑躬屈膝地站在不止一次给我以闭门羹的编辑部的大门外面。但我并没有那样做，并完全了解这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而且，我还没有理由认为自己的确犯了错误。总有一天人们会认识到，“有声望”的科学家所把持的统治集团，永远也不能垄断自然界的事实。
普赖斯在出版了《新地质学》一书后，曾期待着进化论会枯萎凋谢，被一阵风吹走。他在1924年写道：“生物进化已经死亡。……本书只不过是一篇悼词。请安息吧！”一年之后，他在伦敦与约瑟夫·麦凯布辩论时，曾预言英国公众对进化论的看法在两年之内将会改变，就象他认为在美国已经发生的那样。当然，在美国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种变化。事实上没有一位地质学家认为普赖斯的书值得一驳。这曾在普赖斯的心中引起怀疑吗？当然没有。“我以前在这个问题上写的长篇论文还没有人回答，”他写道，“也没有人能够回答。但是它被人忽视了，也许将继续被人忽视。因为即使在科学界，也几乎不会有人肯耐心地仔细倾听一种以人们所不熟悉的事实为根据的全新论点。”
虽然安息日耶稣再生派的信徒们认为天主教会是撒旦搞的，但很多天主教著作家在写进化问题的文章时还是认真看待普赖斯的地质学的。最具有学术价值的例子是1925年出版的《控诉进化论》。作者乔治·奥图尔全盘接受普赖斯对地质年代学的幼稚批评。他关于“化石起源”的一章，只不过是把普赖斯的观点作了一个冗长的概述而已。同样，阿诺德·伦恩在《逃避说理》一书1932年修订本中，把普赖斯说成是“美国某大学的地质学教授”，并赞扬他对“任意重新安排地层的作法给予了应得的嘲笑。”在三十年代初，普赖斯写了几篇文章登在《天主教世界》杂志上，在一篇关于“怪人和预言家”＇11＇的文章中，他把自己和那些曾被同时代人看成怪人的伟大科学家们相提并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从开始到现在，天主教会对进化论的反应远没有正统的新教团体那么激烈。在达尔文的著作问世后的几十年里，教会除明确表示天主教徒不能接受人类的灵魂是逐渐进化的这一点之外，并没有对这个学说采取任何行动。当时，大主教徒的一般反应当然是表示反对，但与新教徒的狂热文章相比，很少有天主教徒就此发表著作。这可能是由于天主教会在伽利略的问题上吸取了惨痛的教训。
然而，在下级的教会中，那些不是僧侣的天主教徒却写了不少反对达尔文和他的学说的书。在美国，这类著作的典型是1922年出版的艾尔弗雷德·麦卡恩所著《上帝或大猩猩》一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