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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你的眼晴怎么了？你觉得眼睛有什么感觉吗？
患：眼睛刺痛，一定是他点进了该死的药水。
治：你觉得把药水点进你眼睛的那个医生怎样？
患：我真生气，那简直是胡来。
治：如果你能够和那个医生算账，你想要对他怎样呢？
患：＇忿恨地说＇我想揍他。
治：好吧，你想象医生的面孔就在沙发上，就在你旁边。现在揍它吧！
患：＇咬紧牙关，握紧拳头，捶打沙发，大约打了10拳＇
治：再打，好好揍他一顿出出气。再揍他！
患：＇大笑＇不，这太傻了。
治：现在头疼怎样了？
患：好些了。治：现在，咱们把这一切都联系在一起。注意你的头疼，……注
意你的眼睛的感觉，……你的鼻子，……愤怒的感觉。还有别的吗？
患：＇顺着左胳肢窝搔肋部＇真好笑，我忽然想到我姐姐老是胳肢我。我已经很多年没想到这件事了。
治：你出生的时候有过什么感觉，使你想起被人胳肢呢？
患：＇又搔胸部＇我不知道。
治：你想接生的医生是怎样把你抱起来的？
患：他可能是把手放在我胸脯下面把我抱起来的。
治：想想有人把你抱起来会有怎样感觉。他手上的温度怎样？
患：我想是暖的。
治：他说什么了？
患：“来，你现在把他抱走吧。”
治：“现在”是什么时候？
患：怎么，现在，就是目前呀。
治：你是1951年出生的吗？
患：不，当然不是。
治：你能够把你出生时的那个“现在”和1951年的这个“现在”区别开吗？能吗？
患：当然能。
治：假定你的头疼是由于“现在抱走他”那句命令造成的，那会怎样呢？
患：我不知道，我似乎一点也想象不出来。
治：“抱”是什么意思？
患：意思是带……，是拿……。
治：现在是什么时候？
患：啊，我明白了，那就是说，我的头疼一直带到了现在。
治：不正是因为接生的医生说了句“现在抱走他”，你才把出生时的头疼一直带到现在吗？
患，不，那是瞎说。
治：现在头痛怎样了？
患：好多了，实际上是过去了。
从上面的对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对于头痛的意念解释，仅仅存在于治疗者的头脑里，而且是经过相当大的困难才诱使病人顺着他说。治疗者提出的那些问题，具有一种“诱导”的性质，就连温特医生也承认那是“鼓励幻想”。这位医生说，事实上，这些记忆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关系不大！这真叫人吃惊。这样一来，哈伯德那套关于胎儿期和出生时“印象”的学说是应该扬弃的。也许这恰恰正是这位医生从那以后所要做的。因此，他1952年出版的新书《人的苦脑都是心身性病症吗？》，就再也没有提到意念说。
哈伯德本人也承认，许多病人对于自己在子宫里的经历想入非非。他写道，“病人谈到他的父亲和母亲，以及他们坐在什么地方，卧室是什么样子，然而他那时却是在子宫里。”哈伯德不同意“受苦的胎儿有一种超感官知觉”的理论。他承认这是一种好的理论，但他又不承认这种理论，因为胎儿并没有思想，因而也就不存在超人的洞察力。
实际上，认为神经机能病和心身疾病可以追溯到脑子失去知觉时的经历，不管是在子宫内还是子宫外，根本没有经过任何科学试验的证明，以致没有一位有名望的精神病学家肯对它一顾。不少精神分析学家指出，把一个人的病因归咎于他在胎儿时期发生的事件，是回避对神经机能病根源进行真正研究的最简便的办法。
在为意念说辩护的各种辩词中，“它有作用”这个辩词是最无聊的。因为在治疗神经机能性的各种症状时，病人相信的任何事物都有作用。这一类的“疗法”不胜枚举。从年轻的珀金斯关于他父亲的金属牵引器治疗效力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几百个远比意念说的病历更能给人印象的故事。这一切说明，意念说作为一种信仰疗法能影响某些病人。此外，再无其他。
自然，哈伯德是想到了这样的反对意见的。他写道，“如若发现有人试图阻止患者接受意念疗法，即应立刻通知验察师。……任何企图制止病人接受意念疗法的人，不是想利用病人的心理失常，……便是有意要隐瞒什么。”
意念说的狂热发展确实如火如茶，就连哈伯德本人也被卷进一场个人的纠纷中去了。1951年，他的第三个妻子、25岁的萨拉·哈伯德跟他闹起离婚。她把他称为“偏执狂型的精神分裂症者”。控告他在她怀孕时折磨她，并声明医学顾问们已断定，哈伯德已“无可救药地疯了”。
1952年2月，设在威奇塔的意念说基金会破产了。哈伯德最近又发信要求人们捐助25美元，帮助他支付生活费用，以便在“全美国”建立一个意念说学派和实现一些其它的小计划。作为回报，他将赠给捐助者新成立的“黄金”意念说组织的会员资格。
小约翰·坎贝尔是多年前当哈伯德为他治疗窦炎时接触到他的意念说的，后来他便向全世界大肆宣扬起意念说。但他至今仍然在患着窦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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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班卓琴，一种类似吉他的乐器。——译者
第二十三章 普通语义学及其他
在讨论了生命能和意念说之后，再来介绍任何其他突出的精神病治疗法方面的狂热迷信，必然会使人感到索然无味。不过，如果不谈谈波兰出生的艾尔弗雷德·科尔兹布斯基伯爵的“普通语义学”和罗马尼亚出生的精神病学者雅各布·莫内诺的“心理剧”，我们的考察就是不完整的。应该说，这两种活动都没有达到前两种迷信的荒谬程度。为此，必须把普通语义学和心理剧看作引起争论的两可的例子，它们可能有相当大的科学价值，也可能没有。
科尔兹布斯基1879年生于华沙。他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俄国的波兰军队中任少校，受过重伤，后作为炮兵专家被派往美国。他留居美国，此后10年他依靠个人的财力写作和出版了800页的普通语义学的“圣经”——《科学与神志健全》。该书于1933年由这位伯爵的“国际非亚里士多德学派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这部书内容组织很差，繁琐冗长，从哲学上来说论点幼稚，从有才干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那里剽窃来一些重要思想，反来复去，使人腻烦；其中还夹杂着许多神经病学与精神病治疗方面的新词汇、混乱的观点、无聊的空话和含混可疑的推测。
艾沦·里德写了两篇论述“语义学”一词的历史和各种不同涵义的学术论文。其中提到，伯爵在《科学与神志健全》一书的原稿中并未使用这个词。但是，在该书出版前，有几位波兰哲学家采用了这个词，科尔兹布斯基遂从他们那里偷来了。
绝大多数使用“语义学”一词的当代哲学家，把这个词仅用于研究词汇和其它符号的意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伯爵把这个词用得非常广泛，以致它变得几乎毫无意义了。正如黑德指出，科尔兹布斯基把植物的向性，比如向上生长而不朝下生长，看作为一种“语义上的反作用”。他在《科学与神志健全》一书中讨论一个婴儿为了得到第二次喂奶而呕吐问题时写道，“呕吐成了她支配‘现实’的语义上的方法。”伯爵的现代追随者往往把“语义”和“估价”等同起来，对“普通语义学”下的定义是“对人类估价过程的研究和改进”。
科尔兹布斯基不厌其烦地要推翻“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思想习惯，尽管事实上他所谓的亚里士多德学派，只不过是一种毫无价值的结构，跟那位希腊哲学家的思想方法毫不相干。实际上，这位伯爵对亚里士多德是相当尊敬的（他把自己的书题献给许多思想家，其中就包括亚里士多德）。但是他认为这位哲学家的推理被用词习惯严重地歪曲了。这种用词习惯与印欧语结构，特别是与带有强语调“是”的主一谓形式有密切的关系。①伯爵说，“‘是’，是毫无意义的”。他显然没有认识到，象他不断使用的“异种同质”这类概念，如不采取数学结构的特征，是无法定义的。
伯爵猛烈抨击的另一个“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习惯，是根据“双值逻辑”来思考问题，这种逻辑的陈述必然是非真即假。谁也不会否认，许多推理错误是由于在不能应用“非此即彼”的逻辑的情况下搬用这一逻辑，这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许多逻辑学家早就认识到的。但是伯爵的许多追随者却没有认识到，有一种情况，双值取向是无法避兔的。在一切已经发明出来的“多值逻辑”中，推论的方式仍然是非“正确”即“错误”。举一个简单的例于，我们不妨假定一个人有一支自动铅笔，这种铅笔只有红、蓝、绿3种颜色。如果有人对我们说他的铅笔既不是蓝色的也不是绿色的，那么我们的结论是红色的。这是三值②体系中的一种“正确”的推论。如果推论铅笔是蓝色的便是“错误”的，因为这和前提之一相抵触。还没有人成功地创造出一种逻辑，可以省却非此即彼的双值取向，当然也可以给两分法以其他的名称。没有理由对此感到不快，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看出，普通语义学对双值逻辑的大量抨击，只不过是对无害的风车作战而已。
许多学派的哲学家反对拙劣的语言学的思维习惯的斗争，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但是人们发现《科学与神志健全》一书对这一事实几乎只字不提。比如，该书矢口不提约翰·杜威（只是在以后几版的书目中提到），而近代哲学家对伯爵所谓的“对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斗争，几乎没有人比他更为坚决或斗争的时间更长的了。事实上，除伯特兰·罗素以外，该书几乎对每一位当代重要的哲学家都偷偷地诽谤一番。
科尔兹布斯基强烈的自高自大，凡是认识他或读过他的著作的人都很清楚。他自认是在世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科学与神志健全》一书是不朽的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头两部是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培根的《新工具》。他象哈泊德一样，相信他的治疗方法几乎能治任一种类型的神经机能病症，并且能把绝大多数人的智力提高到象他那样的天才水平。他认为所有的行业，从法律到牙科学，都应该以一种普通语义学为基础，因而只有传播他的思想，才能拯救世界于毁灭。在《科学与神志健全》第二版的前言中“他呼吁读者们敦促各自的政府把普通语义学的诸原则付诸实施，并在书中表示了他的这一信念：他的学会终将成为国际联盟的一部分。
伯爵的“普通语义学研究所”设在芝加哥大学附近，创办于1938年，经费由芝加哥的一个富有的浴室设备制造商科尼利厄斯·克兰提供。研究所的门牌号原为1232，后改为1234，以便和“东56街”连写成为连续的6位数。③伯爵总是模仿电视节目那样的声调指导他的学生。在讲课的过程中，他老是在引人注目的时刻突然停下来，他的学生们就齐声高喊：“不是！”或“是！”他非常喜欢扮演这种演说家和受人狂热崇拜的领袖的角色。在许多方面，普通语义学的传播正象伯爵在《科学与神志健全》第800页上所说的“类似偏执狂的语义流行病”。他的追随者们就在这位领袖的魅力下患上了这种流行病。
按照这位伯爵的说法，当人们脑子里反映现实的图景，与真实世界稍不一致时，他们就是“神志不健全者”。如果内心世界歪斜得厉害，他们就成为“精神错乱者”。这一切的主要根源是亚里士多德派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歪曲了现实。比如，它设想一件物体或者是椅子，或者不是椅子，而明明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偏偏把一种东西叫做椅子，它叫不叫椅子，这取决于人们对“椅子”所下的定义。但是要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不可能的。“椅子”不过是我们起的一个名子，用它来叫一批多少相象的东西，但是它们依连续统向四面八方扩展而成为不叫做椅子的别的东西。正如H。G。 威尔斯在《最初的和最后的东西》一篇论形而上学的文章中所说：
……想想那些扶手椅，阅读坐的椅子，餐厅里的椅子和厨房里的椅子，变为长凳的椅子，那些已经超出椅子的界限成为长靠椅的椅子，牙科椅子，帝王宝座，歌剧院的长排座椅，各式各样的座椅，那些摆在工艺美术展览会地板上碍事的、怪模怪样的霉菌状的东西，你就会发现这个简单易懂的词，实际上代表一堆怎样模糊的东西。如果和一个精明的细木工打交道，我保证你就没有办法给椅子或椅子一类的东西下个定义。
非亚里士多德派的看法，实质上是承认上述的基本事实。根本就没有象纯“椅子”这样的东西。只有1号椅子、2等椅子和3号椅子，等等。这种用数字编号的作法，科尔兹布斯基称之为“编制索引”。同一把椅子，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由于经受日晒，风吹雨打，被人使用，等等，这一瞬间的椅子到下一瞬间已不是同样的椅子了。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作“标注日期”。我们说的是1952年的椅子，1953年的椅子，等等。伯爵相信，对于神志不健全的人，和许多精神错乱的人，可以教他们用这些方法和类似的非亚里士多德派的方法思考问题，以帮助他们恢复神志正常。例如，一个神经病患者可能憎恨所有的母亲。原因可能是由于童年时代的某种情况使他憎恨自己的母亲。由于没有摆脱亚里十多德的习惯，他以为所有的母亲都是一样的，因为她们都是被人叫作母亲的。但是这个词，正如科尔兹布斯基反复说过的那样，并不是那个意思。当一个人学会为母亲编制索引，就是说，称她们为1号母亲、
2号母亲、3号母亲时，他才会看出别的母亲和他自己的母亲并不一样。另外，即使自己的母亲，也不是他童年时的那个母亲了。而是1910年的母亲、1911年的母亲、1912年的母亲，等等。懂得了这一切，那个神经病患者对母亲们的憎恨情绪就会大大减弱。
当然，非亚里士多德派的取向，不仅限于编制索引和标注日期。例如，为了理解抽象的程度，伯爵发明了一种教具．叫做“结构差异器”。这是一组上面打了孔的小盘子，用绳于和木钉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把孔连系在一起。《时代》杂志把它叫做“语义学念珠”。
显然，为了教授良好思维习惯而设置的各种普通语义学设备，本身没有什么“神志不健全”之处。在精神病学方面，这些设备对于各种学派的医生在和病人交谈或给予指导时，都可能是有用的。不过科尔兹布斯基和他的追随者们把它们的治疗价值夸大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了。在各种会议上，普通语义学家们都要证明一番语义学的治疗方法可用于酒精中毒、同性恋、盗窃癖、坏的读书习惯、口吃、周期性偏头痛、慕男狂、阳萎以及无数其它神经机能病和心身性病症。在一次会议上，一位牙科医生报告说，他向病人讲普通语义学，使患者情绪更加稳定，从而减少了他们口腔里的酸液。结果，填料在牙齿里保持的时间更长了。
科尔兹布斯基关于非亚里士多德思考方法对身体有治疗效果的解释，本是有理论根据的，不过这一理论被他的追随者们认为在神经病学上不可靠而摒弃了。这种理论与皮质和丘脑有关，认为皮质在合理思考时才起作用，而丘脑则在发生情绪反射时才起作用。在情绪反应的冲动下采取行动之前，科尔兹布斯基推荐一种“语义停顿”法，即从1数到10，使皮质有时间作出和谐的正常决定。一个养成这种自我控制习惯的人，他的神经系统就会产生“神经—语义的松弛”，从而达到血压正常，增进健康。
在这方面有一个事例挺有意思。这位伯爵注意到只要友好地拉一拉学生的胳臂，就能使学生的紧张情绪得到缓和，于是他就发明出一种特殊的肌肉松弛法。这就是普通语义学研究所1943年出版的夏洛特·舒恰尔特的《语义学的松弛法》所提出的方法，即抓住身体各部分的肌肉，并摇动它们。
现代科学哲学和神经病学的著作，都没有提及伯爵的这些理论。例如，罗素的专著本来论及一些科尔兹布斯基自以为是大权威的课题，但专著中连顺便提到这位伯爵的地方也找不到。这倒不是因为顽固的偏见和正统观念。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科尔兹布斯基貌似博学地写出的著作，对于所涉及的任何领域都没有作出有意义的贡献。伯爵的大多数追随者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坚持认为，他的著作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