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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的写作只有思想和才情，没有太多的锋芒，也没有表层的“知识谱系”。但他的文章对学院派具有启示录的意义，他似乎在说：“回到内心去感受文学，别用‘学问’装腔作势了。”
聪明人说，诗就是翻译过程中失去的东西。翻译过来的诗歌似乎不值一看了。我读陈敬容、冯至等翻译的里尔克的诗，仍然觉得里尔克的伟大和光辉。
对具体翻译作品的说三道四给人以一种假象：似乎存在着最完美的翻译，只不过现在没达到罢了。其实翻译本身即不被信任，这才是根子上的问题。人们不知道把翻译作品放在哪儿才好。比如说汉译海明威作品，当然和海明威用英语写的原文不一样，现在是电影导演但以前是小说家的朱文，学习写小说的时候把海明威作为目标盯了两年，之后才恍悟道：“我所了解的海明威从某种角度说毕竟是一个汉化的海明威，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汉语作家。”
按照比较文学里的一些看法，其实存在一个叫海明威的汉语作家，只不过顶着这个名字的不只是一具身体。海明威的汉语作品是由海明威和汉语译者共同创作的——对于这一点似乎没有多大的疑问，如果不考虑变为汉语作品之前的环节，只从成为汉语作品那一刻算起，那么在进入汉语环境的程序和形式上，就和一个汉语作家写的汉语作品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比较文学会说：汉语里的外国文学，是汉语文学的一部分。
这似乎为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中找好了一个位置。人们通常是把翻译文学叫做外国文学的，当这种粗略的叫法被语言的根本性差异所质疑的时候，就只好再另外找个安置的地方——大概它两边都呆不舒服。
其实处在两者的中间地带有什么不好呢？不好不过是来自一些自以为是的俗见吧。要是一个人阅读翻译作品，他就得准备应对类似这样的劝告：一种劝你干脆放弃，还是回过头来读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作品吧；另一种则建议你直接去读原文。
第二种意见似乎颇有道理，这个道理已经被重复了无数遍，总而言之翻译靠不住，翻译使原作失去了很多有价值的、独特的东西，文学尤其不能翻译，诗歌尤其尤其不能翻译……如此等等。直接去读原文当然是一个好方法，但我想来仍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方法：是不是要先变成一个外国人再去读外国文学，否则怎么能确保读原文就不失去什么呢？
聪明人说，诗就是翻译过程中失去的东西。翻译过来的诗歌似乎不值一看了。我读陈敬容、冯至等翻译的里尔克的诗，仍然觉得里尔克的伟大和光辉。我找不出哪一个汉语诗人可以取代他，好似我只读来路纯正的汉诗。这个经验得到的普通事实，同时也可以用来答复第一种劝告。不信的话来读读冯至翻译的《秋日》——
主啊！是时候了。夏日曾经很盛大。
把你的阴影落在日规上，
让秋风刮过田野。
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
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
迫使它们成熟，
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
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
在林荫道上来回
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
如果指出具体翻译的错误而不是从根本上排斥翻译，当然没有什么话好说。但“正确”的翻译却未必好，却也是不得不承认的。徐梵澄译《苏鲁支语录》，“缀言”里说：“一个译本无疵可指，处处精确，仍然可能是坏译本，不堪读。正如为人，‘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仍往往是‘乡愿’，不是‘圣人’。”
而博尔赫斯说得更彻底，他认为伟大的作品根本就不会因为翻译而失去其伟大：“具有不朽的禀赋的作品却经得起印刷错误的考验，经得起近似的译本的考验，也经得起漫不经心的阅读和不理解，它不会失去其实质精神……《堂吉诃德》在其作者死后的战斗中战胜了它的译者，并且不管这些译本多么粗制滥造，它仍然保存了下来。”
文学不是意见，生活也不是
张新颖
现在要避开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意见，很难，大家都是有见解的人，而且随时随地表达、传布、宣扬。
我们好像不是生活在生活中，而是生活在对生活的看法和意见中。
文学生活好像也是如此，并不存在文学生活，只是有一大堆对文学的看法和意见而已。也就是说，有些家伙整天在谈文学，其实并不拥有文学。
“对于那些从事媒体艺术和广告工作的人而言，他们的名气和声望来自发表他们‘自己私人意见的能力’。这些‘意见’毋须凭借世世代代的人类与‘人的经验’搏斗所累积下来的、取之不尽的‘资讯’宝库，而单凭一个‘光说话的脑袋’能够以‘富有刺激性的’和‘新颖的’的方式说出一己之见即可。”（史华慈遗笔《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
文学不是看法和意见。苏珊·桑塔格在接受“耶路撒冷奖”的演说中说：“文学的智慧与表达意见是颇为对立的。‘我说的有关任何事情的话都不是我最后的话。’亨利·詹姆斯说：提供意见，甚至改正意见——无论什么时候被要求——都会使小说家和诗人的看家本领变得廉价，他们的看家本领是省思，是感受复杂性。”
最好的看法和意见也是对复杂性感受的简化，何况充斥我们周围的看法和意见大都离最好远着呢。
“好的头脑应该像一丛乱蓬蓬的植物，而不应该像一种草。”法国的阿兰说达尔文描绘的世界所以展现了非凡的魅力，是因为那里面始终具有初生的概念和不可模仿的力量，而不是由失去了灵活和丰富性的一般和抽象的东西构成的知识。
而现在，连中学生也被鼓励、被强迫要表达看法和意见了。中学语文的专家说这几年的高考作文是“话题”式的。什么是“话题”式的呢？也就是要你的看法和意见。当一个人刚刚开始学着独立体验生活的时候，甚至当这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要简化、甚至是取消他的复杂性感受了。那些已经成为能够发表各种见解的专家们，他们是大人，没有生活也就算了，可是孩子们，他们的生活怎么可以从一开始就没有了呢？这好像是危言耸听，可这真是危险。
文学生活怎么就变得没有意思了呢？其中一个原因是，那么多的看法和意见是没有意思的。
没能成为的那个人
张新颖
“我是应该娶你没有选择的那个姑娘的人，是应该在岔路口选择另外一条路的人，是应该在另外一口井喝水解渴的人。你不做出选择，也妨碍了我的选择！”
莫文蔚的歌《爱》，最后唱：“你还记得吗/ 记忆的炎夏/ 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 最后又有谁到达”。“选择的分岔”，这稍嫌别扭的汉语，让人想到那首著名的诗。词作者李焯雄一定读过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一条未走的路》（The Road Not Taken），相信你也读过——
深黄的林子里有两条岔开的路，
很遗憾，我，一个过路人，
没法同时踏上两条征途
想起来了吧？那就不用我往下引了。“林中有歧路，偏向荒径寻。”他选择了一条路，而把另一条留待将来。可多年后他要感叹，那条没走的路是一条永远不可能再走的路，因为，人生这东西，像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物说的那样，回不去了。
那条没走的路会造成什么不同的生命情景，只能去想象，那个你没能成为的人是什么样子，你不会知道。
可是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在《命运交叉的城堡》里，让一个犹豫不决者碰到了他本来有可能成为的人——
“你是谁？”
“我是应该娶你没有选择的那个姑娘的人，是应该在岔路口选择另外一条路的人，是应该在另外一口井喝水解渴的人。你不做出选择，也妨碍了我的选择！”
“那你去哪里？”
“去与你将要去的旅店不同的另一家旅店。”
“我在哪里能再见到你？”
“在与将要吊死你的绞架不同的另一个绞架上吊着。再见！”
说到绞架，就到底了，没有什么好玩的了。谁在乎一个绞架和另一个绞架有什么不同？像卡尔维诺这样的聪明人，有本事把有意思的问题弄得索然寡味。
有意思的不是这样的聪明和智慧，而是，类似于葡萄牙诗人佩索阿（Fernando Pessor ）在《烟草铺子》里写出的句子——
我活过，学习过，甚至相信过，而现在，我羡慕任何一个乞丐只因他不是我。
世纪畅销关键词·启示录
在90年代的人们尚不懂何谓炒作之时，新鲜的畅销书在中国就已被“炒”得异常火暴。时值今日，畅销一面背负着批判的声音，一面另很多人望尘莫及。而批评之余更多的还是感叹。勿可否认今日畅销已成时尚的代言，当今之文坛亦是畅销之文坛，与其叹息经典黯淡，传统文学渐行渐远，不如寻找出路拯救曾经的盛世文坛。
现在出版业有一句话叫做“做书”，不叫“出书”。畅销书之功效在于应时而生、与时俱进，洞悉社会潮流，定位阅读主体，调制大众品味，把握时代脉搏细分市场。
《达芬奇密码》2003年的畅销神话《狼图腾》畅销榜上至今在畅销榜上有名。
网络文学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让人们知道了“网络文学”。从此文学一夜之间“网络”中国。一时间研究文章课题遍及纸端，最后发现的确给评论者和毕业生的论文增加了不少实用素材。而今网络速读如《北京故事》、《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此间的少年》又在网络中声名扶起，引领风骚几个月。
《上海宝贝》
《上海宝贝》走俏的那阵，人人买而不读，引以为荣，使得“卫慧”、“美女作家”、“70年代作家”、“女性写作”、“宝贝”成了很时髦的话语，至今用着都觉得与时尚贴近。
魔幻时代
当感谢《幻城》。就连代表国影中坚力量的第六代陈凯歌导演也从魔幻中找灵感。而畅遍全球的《哈利波特》系列滚起了图书、电影票房的雪球，作者罗琳财富也超过10亿英磅。
青春文学
新概念造就了韩寒，《三重门》 热热闹闹，俨然已成张爱玲教导下的“出名要趁早”的典型和榜样。因为韩寒的“出色表现”和“大胆尝试”，红到父亲都跟着出名，使得青春文学成为中国畅销书的主流，在年度文学榜榜首高居不下，作者群体也不再局限于特别突出的某个作者，而是有一批表现突出的作者。前有韩寒，郭敬明，后有李傻傻，春树。一些词语如：80后新锐写手也名正言顺成为这一作家群的定义新词。
读图时代
放松的读图方式乖巧讨人喜欢。《几米绘本》、《麦兜》不着很多字，也得风流。
言 情
钟情；激情，畅想爱情。言情也是无聊透时的消遣 。琼瑶，亦舒之后《菊花香》、《冬季恋歌》，继续编织爱情，赚大把的眼泪还有金钱。
戏 说
借鉴当年还珠格格的畅销；“二月河文集”之《康熙大帝》的成功，清宫电影、电视的泛滥，同类历史小说也随之走俏。
实用经典
是谁说实用是永远的畅销？《新华字典》、《唐诗三百首》、和一些经典文从虽未突破一系列销售数字 但一直有市场。倒是“必读名著”、“必知经典”一直把自己当权威，混在其中凑热闹。
西 藏
西藏从来就能蒙老外，能蒙老外的都能蒙小资。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熟悉的姑娘不解风情，只有西藏，去的人不多，回来动情的讲给大家听，听者不免心驰神往，所以《藏地牛皮书》、《藏羚羊》之类旅游书比《国家地理》来得更实际，火而又火，卖的特别好。送人最好，女朋友一定说你有品位，襟怀旷远。
经管图书
经管图书很畅销；如《谁动了我的奶酪》《富爸爸？穷爸爸》。
《富爸爸，穷爸爸》教育我们不要做金钱的奴隶，而要让金钱为我们工作。迎合了一夜之间发财致富的大众美梦。最后看书的没发财，倒是让那个叫罗伯特·清崎的人赚了一大笔。
家长的心态
望子成龙的父母们恨不能把别人的成功经验在自己的子女身上复制。但并非每个天才孩子都能克隆的。在纷繁复杂的图书市场，《哈佛女孩刘亦婷》、《轻轻松松上哈佛》、《我家笨笨上剑桥》等类似的书籍炙手可热，高居排行榜前列。
畅销语启示录
“痛并快乐着”
“痛”成为当年大众流行文化的标本之一，这是畅销的功效，是一个开启记忆的开关……记忆中的2000年，明星出书同样有如走马花灯，但是惟独白岩松的畅销书跟牙疼一样的被人记住了。
“无知者无畏”
王朔以他持之以恒的“痞子”风格和赤膊上阵的“浪漫”姿态打破了这样一种温吞水的格局。他的书也变成了最有争议畅销书。
“余秋雨经济学”
余秋雨自1992年携《文化苦旅》横空出世，就在风骚文坛内外制造了一片余秋雨的“文化广场”。有人说：上海妓女手中的道具之一就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雅得让学院派争个你死我活，俗得让当红名妓不可放过。而所谓“余秋雨经济学”就是余秋雨骂人以及遭遇人骂，出书以及被盗版，作秀以及反作秀，出游以及反出游等等所创造的经济效益，他真是为国家的GDP做出了重大贡献，奈何有那么多人眼红心痛干着急呢？
《大话西游》
当其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时，《大话西游宝典》的出笼和热销就在所难免。甚至连该书作者在向出版社社长请求出书时，用的也是经典台词：“如果咱们不出这本书，若干年以后我们会说：“曾经……我希望是——两万册”。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
海岩的快餐小说俗得讨巧：让道学家看见教化、政治家看见时代、英雄看见崇高、小人看见狡猾、男人看见美、女人看见爱……它具有让读者爱不释手、废寝忘食的巨大“杀伤力”，所以本本流行。从《便衣警察》、《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你的生命如此多情》、《玉观音》到《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一路披关斩将，拯救畅销。
“中国式……”
从《中国式离婚》之后，“中国式……”特别流行。
永远的经典
其实畅销书没有什么概念，读的人多了，也就成了畅销书。
如此畅销时代会有永远的经典吗？
“布衣”不饶的思想
网 文
毕淑敏大姐的小说，很明显的后继无力。一个人的精力和才华都是有限的，又想当一个好作家，又想当一个好医生（心理医生），又想做青年导师（如同知心姐姐）循循善诱、指点前程，这比以前的女人既想当囗囗（古代一种女性职业）、又想树囗囗（中国古代一种建筑样式）一样很难，如果不说更难的话。又听说毕医师曾经领衔的心理诊所收费不菲，颇疑心怎么会有人信得过她呢？——八成是神经有毛病。（色十三郎）
巴金老人走了，《收获》杂志总算可以把“主编”一职从他头上摘下了，这让我辈该刊的读者都松了一口气。前几年民间知识分子就有一个说法：“政府不让巴金死，不人道。”现在好了，都没有了压力。（莳花人）
出了名的小说家被人求着要书稿，没出名的小说家上赶着求杂志社出版社给发表出版作品，而在已出小名、未出大名之间徘徊的小说家其实最难过，就像女人在床上，高潮待来不来；又好比旧时代的寡妇，日子其实最难熬，真羡慕人家大姑娘或尼姑那样压根儿不知男女之事倒还落得清静。（中国民选杰出中年）
成了名的小说家想想也真不容易，就跟出租车司机似的，每天一睁眼就已经有了负债（要交份子钱啊），写得水平次了还挨骂。作者骂还理所应当，毕竟人家掏银子买你书了，可气的是一些不甘寂寞的评论家也会来骂，颇不厚道，有本事你丫来写写看！（不依族）
十年目睹文坛之怪现象
赵岚玉
第一怪：书？写真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