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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是欧洲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多种外币交易中
心。其他的外汇交易中心基本上都是买卖本国货币。
然而在伦敦，仅有10％的外汇交易是与英镑有关的。
国际清算银行3年发表一次调查报告， 其1995年秋
发表的报告表明：在过去的3年中，伦敦在全球外汇
市场的市场份额从27％上升到30％，且日均成交额
攀升50％，达到1200亿美元。
伦敦的市场份额同纽约、东京、巴黎加起来差不
多大，是法三克福的6倍。伦敦是流动资本所在地，
是上演重头戏的地方。
你可能会认为，随着全球贸易的发展，新兴民主国家的加盟，大部分外汇买卖将服务于进出口之类的经济学概念。而事实上，在全球30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中，仅有5000多亿是同商品与服务贸易有关。
货币买卖本质上是出于金融的需要，而不是商业的考虑。更为恰当的表述应是，货币在哪里能赚取最高利息的问题，或者说是由于某个国家经济状况好转，该国货币有升值的可能，而资本能从这种可能中赚钱的问题；或者资本在出现政局动荡之时，能在哪里找个避风港的问题。资本会因为当局可能出台更多的管制措施而外流，也能从一个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的国家撤走。大部分资本都被被用于外汇投机，做这种钱生钱的生意。
对大多数人而言，想到外汇买卖主要是出于投机就感到非常不安。而且在当权派中，还存在这样一种普遍担忧，那就是外汇交易商在摘投机的同时也在掠夺着政府的权力。反过来，政府也感到自己权力受到侵犯。外汇市场是全球性的、公开的、自由的，其主人不是政府，而是市场参与者。
斯坦利拉斯斯·雅苏科维奇在伦敦开了一家银行——欧洲银行公司。该银行在外汇市场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特别反感政府对外汇交易商的攻击：
每当出现英镑危机时，工党的部长们就会指责外
汇交易商。这些交易商大多是伦敦人，历来干这行。
这些人的父辈推着手推车在街头叫卖，他们是活跃的
交易商。他们对外汇买卖这行有看真感情。他们是不
遗余力，甚至是极端的亲英派。若有什么情况，他们
很可能是赌英镑涨，而不是赌跌。你必须包容他们的
这种乐观态度。
鉴于这种情况，我过去在给这些部长们的信中曾
这样写道： “你们清楚，我认为你们的指责是没有根
据的，你们指责的是一群实际上从事着一项十分有价
值的工作的人。是这些人使伦敦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外
汇交易中心。为什么你们不亲自来交易所，看看他们
是如何工作的呢？。你知道，部长的回答总是。我没
时间。”他们对于交易商偏见颇深，执迷不悟，这令
我十分恼火。因为在我看来，交易商是本分的公民，
从事着一项有益的工作。
我们不妨把外汇交易商比喻成CNN的记者。新闻记者目睹事件发生，于是发布消息，这其实是他们对于事件的理解。CNN记者的观点，以及外汇交易商的观点，都要求立即作出反应。这些事件要是没有他们的介入，往往会被束之高阁。有时，我把CNN看成是新时代的“世界政府”——从抽象意义上来看——克里斯蒂安娜·阿曼波尔是国务聊。这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而是一个更富现代感的政府。它与选民相互作用，有力地影响着大众的思想、注意的焦点及行为。传统的政府正被要求对这个“世界政府”负责。当CNN将摄像机镜头转向波斯尼亚，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有所表示。当外汇交易商把他们的注意力投向一个经济不景气的国家，认为该国货币汇率过高，他们就会将价格压下去，因为它根本就值不了那么多钱。这促使该国政府关注此事，并采取措施。CNN的记者与外汇交易商手里有着政府所畏惧的权力——全世界加快发展的能力以及对外交事务的影响。
这会不会让我们感到坐立不安呢？自由市场经济正在运转，遍布全球的数以千计的外汇交易商对经济作出各自的判断，用钱说话。他们决定公道的市场价格。从他们的计算机上就能看到这些价格。交易商使某种货币贬值，正好说明究竟是 什么促使他们首先使出了这一招。
斯坦利斯拉斯·雅苏科维奇继续说道：
人们应让政府对他们的失误负责。要是一家公司
管理不善，股东减仓，股价下跌，那么公司要不是换
经理，就是被兼并。对于这点，政客们是感到再自然
不过了。
同样也是这些政客，当他们管理不当造成严重后
果——汇率受到不利影响肘，他们就会怒不可因。总
的说宋，政客们极不情愿对金融工作的管理不当承担
责任，所有的错都是外汇市场的错。
当他们谈及外汇交易时，就像是愚蠢的国王杀死
带来坏消息的臣子那样——外汇交易商不过是在把供
需真实地反映出来，我要高呼交易商万岁。他们的目
的可能是要让政府负责。他们是诚实的最后一道防
线。
但在穆里尔·赛伯特的眼中，凡是不服务于贸易的外汇买卖都是值得怀疑的：
若你生产面包、铜或别的什么东西，你得耗费大
量人力、物力、财力宋冲销成本。有人出于政治动机
买卖外汇。他们认为：这个国家经济不好，因为……
于是他们便开始大量卖空。每笔交易的金额都是巨大
的。
我直到去了法国，才开始意识到这点。我在里昂
信贷银行吃过饭的第二天，法国法郎就受到了对冲基
金的冲击。你可能还记得这件事。法国央行数次干预
市场，然而面对外汇投机商的进攻， 他们无能为力。
要知道，法国还是个大国呀…。
由于交易商决定着某种货币的价值，因而会加快这种连锁反应。汇率的动荡将加剧国际贸易中的不稳定因素，使贸易双方无法同时获利，只能是有输有赢。由于正是一国经济本身决定了外汇交易商将如何估计这个国家的商业与消费状况，于是问题也就成为到底该不该准许外汇投机。我们打个比方：在股市上，当某公司的利润不及预期时，股民们就会迫使其股价下跌。若该公司状况持续不济，股价还会进一步下跌。近些年来，这种现象已成了促使管理上台阶、公司增加盈利和股票升值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昏昏欲睡、平庸无能的经理们必须面对现实，要么改观，要么走人。
不论是一个公司还是一个国家，不可避免性是问题的突出之处。若市场不能像现在这样迅速对经济作出评判，改革的时间就会拖长。但是变化总会发生，只是时间问题。灵敏的市场和高效的电脑，及大额资本大大缩短了时间。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有利条件能有效地把公众注意力吸引到这种不断恶化，不得不想办法解决的经济问题上来。汇率不稳对于那些从事国际业各的公司是最头痛的。这也正是衍生工具市场欣欣向荣的原因——在汇率动荡时保护自己。
汇率大起大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改变进出口商品的价格，然后影响进出口量，最后反映到就业机会及个人收入上。但是汇率制度在外汇投机商崭露头角之前早就有了。当央行和政府联合控制汇率时，就曾出现过竞争性或突发性的货币贬值。这种贬值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研究外汇投机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缺乏连贯性及市场预期是促成外汇危机的主要原因。拉蒙·莫勒诺是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他在考察了1980—1994年的东亚外汇投机后，这样写道：
我们进行了调查统计，试图发现在投机压力与一
国不同寻常的货币及财政政策及经济状况之间是否存
在联系。我们的统计表明：东亚国家的货币贬值是与
同期的巨额央行预算赤字及内债增长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在汇率较为稳定期间，预算赤字，央行内债增长
也都缓和得多。这点同投机压力加大是相符的， 因为
宏观经济政策没有与盯住汇率制保持一致。
加州大学贝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莫莱斯·奥布斯持菲尔德这样解释道，即使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与该国外汇体制步调一致，经济不景气，或者政府不愿捍卫本国货币的市场预嘲，都可能增加对外汇市场的压力。
市场预期在外汇投机中举足轻重，也正是基于此，一些国家持“强硬”态度就不难令人理解了。维护本国货币的理想汇率，在这点上，他们从来都是坚定不移的。通过各种会谈、讨论、讲话，把汇率说高说低，是当局惯用的手法。然而理想中的外汇投机商却会这样想：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谈话、会议，一且政府在捍卫本国货币时耗尽外汇储备，当下次外企风波来临时，它就会力不从心了。
私人资本在外汇市场上起了多大作用呢？穆里尔·赛伯特在前面提到的在法国活动的对冲基金就是为私人客户工作的。要是这些交易商为知名人士的话，他们是会被其余交易群起效法的。1992年，当欧洲开始推行他们的ERM（欧洲外汇机制）时，（该机制预计在1999年完成），外汇交易商往往跟随大的美国私人基金旗下的交易商一块动作。这种一窝蜂上的后果是有些国家的货币贬值，而另一些国家的货币则被炒作的走了样。
就在这时，乔治·索罗斯及他的头号交易商斯坦利·德鲁肯米勒为英镑定价过高，必跌无疑。德国开始执行高利率政策，而英国经济持续萧条，形成索罗斯所描述的“欧洲汇率机制的动态不平衡”的情形。英德间的政治较量，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以及市场认为英国可能不会加入该条约，都给英镑带来了压力。于是，人们开始抛售英镑。
索罗斯不仅从抛售英镑中净赚10亿美元的交易利润，而且成了外汇交易商中的龙头老大。这些交易商都是大户，指挥巨额资金流东向西。索罗斯在为他的做法辩护时这样讲，基金总是不会在他们看来是非理性投资或不稳定资本流动上下注的。他们所做的实际上是为了稳定、市场。公众认为1992年的英镑风波将索罗斯及他的量子基金推上了外汇投机的头把交椅。然而不管有没有索罗斯，这场英镑风波也是在所难免的。大跨国公司也预料到了英镑疲软，因而事前就大量抛售英镑。他们先走一步。除了强行实行外汇管制外，当局是无法命令外汇投机商住手的。实践证明，管制对于一国经济的好转并无多大帮助。索罗斯式的人物仅是在煽风点火。不过，大批的外汇交易商早就把一切看在眼里，一有风吹草动便倾巢出动。有时私人资本比起公共资本风险更大。私人投资由富有的私人投资者组成。由于这些人想获得比共同基金更大的回报，也清楚他们得承担更大的风险。风险会以多种形式出现。在外汇交易中，一些私人基金使用期权，有的用衍生工具，甚至连他们的银行贷款也被安排得能赚取更大利润。在暂时的外汇风波中，这些炒家也确实加大了涨跌幅度。但是市场是如此之大，这些大户的作用不过是暂时的，有时甚至是无用的。
不仅是对冲基金和英国财政大臣辞职加速了英镑的贬值，全球各大跨国公司的外汇交易商及英国本国的大公司也加入了抛售英镑的行列。
1992年，外汇交易圈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德国马克将成为坚挺货币。西班牙比塞塔对德国马克的汇率下跌25％，意大利里格汇率也急剧下滑，法国及葡萄牙货币也在贬值。国际资本从这些货币疲软的国家大量流出。要是这些国家执行那 些能让他们加入单一货币体系的条款，其货币还会进一步走低。打那以后，法国由于失业率持续上升面临更大的压力。仅仅是出于法国银行的干预及法政府的强硬立场才使法郎免于进一步贬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预计法德两国会采取一切措施，只准许两国货币在较小范围内浮动。
法国总统希拉克曾把外汇投机称作是“经济中的爱滋病”。他在鼓吹法郎及拥护欧洲货币联盟方面不遗余力。外汇交易商一度很看重巴黎——波恩同盟。一旦法国失业率达到12．9％，希拉克的政策面临来自新社会主义反对派的挑战，人们的看法就变了。法国法郎的价值并末突变，但其对美元、英镑的比价多次下跌。当人们对一国经济及该国领导人信心下降，感觉不稳定性增加时，外汇交易商们就会撤走资金，直到危机过去，形势好转。
1994年，当墨西哥政府出尔反尔，出人意料地宣布比索贬值之时，暴发了对比索的信任危机。当时人们对新当选的墨总统也信心不足，人们还预计通货膨胀会升至20％以上，经济将萎缩2％。对外贸易逆差加大，农民骚动不安，政府负债累累。这时的墨西哥看起来还象是个投资的好地方吗？显然人们是不愿上沉船的。
交易商及投资者难以宽恕糟糕的墨西哥经济，他们撤资了。墨西哥股市顿时下跌50％。股票及其他投资都被兑换成更保险的货币了。美国给予了墨西哥多达几十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资金流向了在投资者看来更稳定的德国马克。社会对此是会作出反应的。难道那些为了吸引外资并保留外资的行为是不对的吗？你能指责那些为了保全资本而撤出墨西哥的公司与投资者吗？外汇交易商及投机商仅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部分，造成问题出现的并不只是他们这个因素。
让我们再来看看1995年的日本。那时外汇交易商们均看好日元，对日本经济充满信心。他们认为日本消费考将从廉价的进口食品、原油及纸张等商品上受益。日本企业通过降低国内成本，加大向马来西亚、泰国等货币低于日元的国家出口。日本企业似乎没有受到日元升值的影响。也是在1995年，资金流出加拿大魁北克省，因为外汇交易商们对该省脱离加拿大的运动深感忧虑。1996年，美国国会与总统就1997年预算草案达成一致部分原因是出于这样一种畏惧：要是国会与总统不共同努力避免政府瘫痪的话，外汇交易商就会拿美元开刀。每次达成预算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美元汇率都会大幅下跌。要是再往后推，美元将继续下跌，因为外汇交易商及投资者将转移其资金，移到经济前景更好、政府更可靠的国家。说白了，转移到对投资更有利的地方。1997年，泰国遭到了投机泰铢风暴的打击。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建立的IMF，凑集了17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帮助泰国渡过难关。在此之前，泰国中央银行已动用数十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试图阻止泰铢汇率下滑。这是至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后IMF最大的一笔紧急援助。这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IMF就曾敦促泰政府及央行缓慢调低汇率，泰铢汇率过高使其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相对昂贵，特 别是比起低成本的中国货。泰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14个月内连换四任财长，银行系统不堪一击，房地产价格暴然下跌——这一切都不是什么好事。泰国当局之所以态度强硬，置本国经济遭到破坏于不顾，是因为泰国大公司必须加大盈利，才能偿还成本升高的外债。泰国政府及央行面对本国经济一步步滑向深渊，竞持置之不理、弃之于不顾的态度，不愿采取任何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对泰国经济有益，还能向国际金融界证明泰国经济掌握在谨慎的人的手中，有好转的可能。
当外汇投机升级时，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出现在那些贫富悬殊的国家。正如我们在80年代目睹的发生在较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那样，我们又在泰国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那里再次看到了危机重演；为应付危机而必须执行的紧缩的财政政策给那些贫穷无助的大众造成巨大痛苦。然而，正是这些国家急需外资，迫切需要外资流入其证券及股票市场。这些国家只有成为全球经济及国际金融的一部分才能有所发展，才能更合理地广泛分配财富。无法获得国际贷款，不能进入资本市场的代价是生活水平的下降。融入全球经济的门票是好的政府。若一国的经济政策挫伤国际资本的流入，这种管理方式将会剥夺中下层人民的发展机遇。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成功的关键。建立理性的政治与经济领导层，奉行廉洁、透明的经济政策，这两者的结合才能鼓励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