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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期货能被用于冲销风险，把风险从一家公司转移到另一家公司，从一个不愿担风险的人那里转移到一个愿意冒险的人那里。这时，不论是冒险的还是避险的，双方都认为自己能从中赚钱。这样，金融期货就有效地降低甚至是消除了不愿冒险的人的风险。当一家公司或个人全面套期保值，那就既不会赚钱，也不会赔本。愿意冒险并能从中赚钱的公司或个人是投机商，而避免冒险的另一方则是在进行风险管理或是套期保值。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公司为一条货船安全返航承保，这时劳埃德就是在投机，认为自己会赚钱。而船主则在防范风险，通过购买保险将自己完全置身于风险之外。
后来，货币互换这种衍生工具出现了，它可使一家持有德国马克的公司将手头的马克同另一家持有美元的公司的美元进行交换。双方都想要对方的货币。要是你认为法郎汇率有变的话，外汇期权使你能按固定汇率买卖法郎。费城交易所于1982年开办了这项业务，商业银行紧随其后。80年代初又出现了利率管理衍生工具。据说IBM与世界银行是世界上第一笔利率互换交易的买卖双方，此事发生在1981年。利率互换使得交易双方能在一段时间内交换现金流动，其动机在于人们愿付固定利息而不是浮动利息。于是你把你的浮动利率同别人的固定利率交换。很显然，这种交换要求你的成交对方喜欢浮动利率。互换交易双方按货币互换协定规定的各自固定利率支付利息。利息取决于利率的变化，同本金无关。J·P·摩根公司、美林公司、摩根·斯坦利公司、瑞士银行以及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等大银行，通常是自己一方面当卖家，同时又当买家。
卡罗琳·杰克逊是原大通曼哈顿银行第一个从事互换业务的交易员，在互换开创之初就活跃在这个市场上。他讲道：
互换市场初始于1983年，主要进行大额外汇互
换。人们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出于套汇的需求。在没有
互换业务的时候，要是你是美国公司，你可能会局限
在本土搞贷款，因为你不想在外国，比如说瑞土赚
钱，这样做你不得不面对瑞土法郎的风险。
于是人们想出了这么个办法，若你是一家瑞土公
司，你在瑞土以瑞士法郎借钱。有意思的是， 有了互
换，美国公司就能以法郎贷款。而目在整个合同期将
法郎换成美元。与此类似，瑞士公司也能在美国借
钱，然后再换成法郎。由于在整个交易期间，瑞士投
资者手上持有的仅是瑞土法郎，那么美国方面的利息
开支就低得多，比起先借法郎，最后再换成美元的老
办法，这是全天候、全方位、全球化的市场。但是同
任何套利方式一样，互换业务也随着时间推移发生着
改变，现如今人们也从事类似交易，不同之处在于这
仅是通向更大机遇的跳板罢了。
到了80年代后期，银行开始在衍生工具市场上大展手脚，以弥补被非金融机构抢走了基本银行业务而带来的损失。公司客户购买银行的衍生工具以套汇或套利。后来衍生工具成了人见人爱、有利可图的买卖。从那以后到1994年，象城市银行、银行信托这样的大银行，也参加了衍生工具交易。衍生工具业务蒸蒸日上。1993年，银行信托三分之一的利润来自其衍生汇具业务。1994—1995年后，有关衍生工具的事件成了头条新闻，并且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1994年是个分水岭。美元利率突增。美联储在12个月内连续7次提高利率。德国金属公司、阿斯金公司、宝洁公司、吉普森公司、哈理斯信托、巴；林银行、格拉斯考银行控股公司等众多银行和大企业纷纷在做衍生工具生意时触礁翻船。于是，人们展开了一场衍生工具到底是有用，还是一个有着重大杠杆效应的定时炸弹的激烈辩论。投资者开始对衍生工具避而远之，银行损失惨重。摩根银行的衍生工具业务1994年度盈利下降17％。大通曼哈顿银行利润也明显下滑。1994年头9个月，城市银行衍生工具盈利下跌50％。银行信托本是衍生工具市场上的大玩家，也被金融官司、顾客投诉弄得焦头烂额，市场占有率锐减。谨慎的顾客虽然最终还是回来了，但比起以前显得更为保守、审慎。
市场观察家们认为，衍生工具带来的巨大的杠杆作用是其问题所在。当利率较低时，经过复杂的数学计算，衍生工具的杠杆作用能给你带来比其他金融工具更大的回报。但是人们则忽略了这么一点，利率可能突然上升，且居高不下。
现在，几乎所有的银行及金融机构都有内部规章制度，要求他们的推销员在向客户出售衍生工具时，说明其包含的杠杆效应有多大。对于真正需要它的人来说，衍生工具是个好东西，但这点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有的衍生工具杠杆效应巨大，有的中等，有的很低。总之，买主当心。顾客应对他们选择的杠杆效应作出科学明智的估价。这一点十分关键。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要是客户对衍生工具很内行，他的判断也就不会总是明智的。正如希斯·皮利指出的那样：“尽管衍生工具好处颇多，但它同其他金融工具一样，也会被人滥用。”
1994年，美国加州橘城的240亿美元的资产蒙受了170亿损失，该市被迫宣告破产。这就是决策者失策造成的结果。这个城市的财务长官罗伯特·西特伦，将该市的投资通过杠杆作用放大到200亿，他下的赌是利率不会上升。事实相反。当局意识到斯顿造成了巨大损失，只好把他解雇了。西特伦被判一年监禁，缓期5年执行，罚款10万美元，同时还受到1000小时无偿社区服务的惩罚。
事后，西特伦指责美林银行向他兜售高风险的投资项目。该市政府起诉美林银行，要求赔偿30亿美元。美林公司则称自己是替罪羊，且称银行多年来一直在警告西特伦，他的买卖风险太大。但西特伦是个“专制武断”之人。西特伦从来就认为他比手下的投资专家更内行。他购买了期权、股票及其他衍生工具，均挂靠不同的利率。他甚至不惜举债来撬起杠杆。
有一位交易商这样评价西特伦的投资组合：“它的投资组合里面有复杂的分期付款条款的倒挂浮动债券，，还有倒挂杠杆息票等。”80％的资产都投在了倒挂浮动债券上，若利率下降，这种债券就让你赚大钱，否则就亏老本。早在1994年，他的投资组合就被放大了300％。使用倒挂浮动债券到这个份儿上，还要赌利率，杠杆放大3倍，简直是疯了。
问题多半是出在基金经理和公司财务主管身上。这些人要么搞不清白己在干什么，要么是对他人的财产极不负责。这种圈子比比皆是。卡罗琳·杰克逊是这样看待西特伦一案的
西特伦清楚他在干什么，我认为他肯定清楚。只
要利率保持在3％，他就在3％的大环境中赚着18％
的利润。最复杂的算术也不过是求出了平方。当然你
能算出万一利率升高，你的亏损有多大。这一点不一
定得是数学天才才搞得清。
西特伦没有受到监督。我肯定他想都不会想到向
别人解释一下他的投资的杠杆作用有多大。同李森一
样，只要他还在赚钱，人们也就懒得多管闲事。当他
在低利率的情况下，赚的钱堆积如山时，人们还觉得
他是个天才。可惜，根据我的经验，要是你发现谁跑
得太远，就应有所警惕。这是在抛硬币呀。
利奥·梅拉梅德对于所谓的衍生工具大膨胀自有他的看法，他认为规章制度也无法阻止不测事件发生——这些人都是投机客。你没法约束投机。犯错误的人就是犯错误的人。西特伦判断失误，德国金属公司也是如此。
德国金属公司的问题出在它向客户签订了长期固定价格石油供应合同，然而它并不能履行合同，因为公司拥有的油不多。于是该公司通过购买短期石油衍生工具合同，利用其杠杆效应试图保值。公司认为石油价值会涨，这样一来，从衍生工具中赚的钱就可填补因石油不够而必须高价购买出现的亏空。然而，当短期石油价格下降后，衍生工具不是赚钱，而是赔钱。德国金属公司由于赌注下错损失了13亿美元。
吉普森公司损失了2000万。在这个案子中，美国证监会判定银行信托对吉普森购买的衍生工具价值进行了误导。银行信托从内部录音中发现，下属的一名推销员没有对吉普森的亏损讲真话。银行将损失掩盖了2年，最后导致吉普森亏损2000万。银行信托并未认罪，而是向吉普森赔偿1400万，向政府缴纳1000万罚金。
这件事同交易本身无关，而是不断撒谎的推销员的错。银行信托的另一名推销员曾这样讲：“先诱敌深入，再一网打尽”。雇用这种类型的推销员意味着什么？信誉受损，员工背叛，客户投诉。银行信托启用了一名新的金融经理，还出台了培训计划。推销员按规定，应不遗余力地向客户解释清楚各种风险。同时；该银行还划出4．23亿美元专项资金，用于填补潜在的衍生工具业务亏损。
宝洁公司损失1．57亿美元。公司使用了一种叫做差额互换的衍生工具。在5年的时间内，赚钱与否将取决于美德两国的3年期利率。宝洁公司认为，相对于推算出的远期利率利润曲线，德国的利率下降同美国的利率上升幅度都较小。然而事实却不是如此。这不仅仅只是判断失误，后来据报道，宝洁的财务主管在签署互换合同时连看都没看合同，而且事发后也没向上司汇报。在大多数与衍生工具有关的丑闻中，都是经理、公司主管和银行启用了衍生工具。尽管交易员要对个别问题负责，但1994年的道德大崩溃却让衍生工具交易商普遍受到不利影响，薪水下降，有的还丢了工作。在1993年挣100万至50万的人，到了1995年只能挣50万至70万了。再加上报界曝光，这些人成了众矢之的。化学银行的杰弗利·拉森抱怨说：我过去常讲：“我在做衍生工具买卖。”现在，要是我再谈及衍生工具，人们就会用异样的目光看我。我就只好对他们说：“你的住房抵押贷款附有提前付款期权。你认为银行会怎么应付不确定性——还是衍生工具。”
衍生工具在公众心目的不良形象使得交易量普遍下降，不论是在交易大厅内还是在交易场外交易市场上。
衍生工具丑闻带来的好处则是它促使人们重新审视风险管理，并真正采取措施对付风险。一连串的问题爆发后，销售衍生工具的公司在管理上下了更多功夫。管理当局也更加注意这个问题，他们同银行和证券公司一道，对交易与销售环节都加强了管理。高级管理人员还运用一种被称为“风险价值”的机制来监督并控制衍生工具风险。金融公司及银行用这种方法来计算自己有多少资金面临衍生工具风险。这种方法实际上是通过计算你的货币、利率和商品的平均风险度，告诉你亏损可能有多大。新的证监会法规要求企业公布其财务报告，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指出衍生工具风险，这些风险均可由“风险价值”计算得出。衍生工具与其到期日一起罗列出来，还连同由于利率变动而可能出现的升值与贬值。个人投资者就可以从报告中清楚地了解情况。若你很在乎退休基金或共同资金对衍生工具的使用的话，打电话或写信询问他们是否从事了衍生工具买卖。若回答是肯定的，而你又讨厌冒险的话，你就可以把钱转移到别的基金去。
直至今日，监管当局仍只是进行了相应调查，并未要求管理衍生工具市场。他们这么做，是有他们的道理的；英国的期权与期货协会公布了一条新规定，其中列出了公司及投资者应遵守的操作程序，以及使用衍生工具时应该注意的有关问题。1995年，来自16个国家的期货监管官员一致同意合作，改革危机管理监管机制，以及加强衍生工具的信息交流。由30人组成的银行家及政府官员的智囊团G—30还发表了一份报告，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安德鲁·克罗克特、就不赞成约束衍生工具市场，认为这么做没有必要。但他强调，公司应自己加强内部管理。咨询公司及软件开发商向出售衍生工具的金融机构卖去了各种风险管理软件，大大捞了一笔。对于那些使用衍生工具的人而言，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没有人想再次深陷泥潭了。
除此之外，交易规模也变小了。卡罗琳·杰克逊这样评价货币互换市场的转变：
当公司刚开始涉足大额互换交易时，如果是在市
场发售债券，债券量一般都在1亿美元以上，这一般
是平均数。当然也有5000万美元的。现在，我想平
均成交规模应为2250万美元。人们主要是在边际上
进行交易。总交易量很大，但交易规模却变小了。
衍生工具市场的创建者之一利奥·梅拉梅德，从G—30的报告及美联储报告中找到了答案。这些报告中提出了健全科学的风险管理观点。利奥于1994年指出，需要特别对期权加以完全的了解，出台完善的内部监管机制：
衍生工具，特别是场外交易市场的金融期权交
易，有很多未知风险，涉及到从标准期权一直到复杂
的集期货、互换、期权于一体的各种衍生工具。
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权变期权，其付款依据是多项
概率的函数。由于权变期权的风险不能通过套期保值
加以防范，因而它带来的风险就应通过动态套期保倡
过程来加以管理——这种动态套期保值仍是一种模糊
概念，能加剧价格变动，后果难以预料。
衍生工具的使用者应记住这些建议。对于提供该项服务的公司而言，应加强内部管理，加强对销售人员的培训。政府金融官员协会的成员则要求通过立法来规范衍生工具交易。他们在对美国国会做证时这样讲道：“许多谨慎的金融官员认为他们被银行销售人员误导了。”衍生工具正在政府部门中加以推销。销售人员向客户担保说：“衍生工具安全，有政府担保，本金得到保护。”推销员是在存在压力的情况下说服顾客购买衍生工具的。因为要是他没有客户，也就丢了饭碗。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创造环境，向推销人员传授必要的规定：不应向客户撒谎，他们自己应弄清他们的产品是怎么回事，应让客户清楚其中的风险。
绝大部分的衍生工具交易是银行及经纪人在场外交易市场上进行的。这是个私人市场，成交额之大，令交易所自叹不如。1996年，全球未到期的场外交易市场衍生工具合同金额为4100亿美元，其中包括外汇、利率、证券、股票及商品。
场外交易市场交易与交易所交易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差别也促使人们在二者间选择其一。场外交易市场交易没有固定场所，是个无形的市场。一台电脑、一部电话就是一个市场，数百万美元的交易几秒钟就可达成。在交易所内，衍生工具买卖是在大厅里进行的，面对面，金额也较小。你甚至无法将两个市场的成交额及性质拿来对比，好比是两头野兽，一个是林，之王，一个是笼中困兽。
场外交易市场交易意味着私人性。这是一个用电话或电脑进行交易的金钱网络，而不是在大厅里公开的交易。一般的做法是，你打电话给经纪人，让他帮你找成交对像。场外市场交易可根据顾客的不同需求设计交易方式，因而是与外汇、商品、股票等有关的风险管理的非标准金融工具。这些都不在交易大厅内成交。在美国，场外市场交易不受政府监管。在英国，场外市场交易则是在央行颁布的“准则”的指导下运行。在美国，你可看到受到监管约束的交易所有着明显不满，因为他们的生意像流水那样，源源流向场外交易市场。
被监管的交易所感到他们无法竞争。场外交易市场能构思出一个新产品，向客户提供专门为他设计的金融产品。要是交易所也有同样的想法，它首先得费尽周折，使其符合法律规定，进行大量文字工作，才能将想法落实成真正的合同。在交易所看来，管束让他们很不得势。两个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双方在谈到对手时都颇有微词。
卡罗琳·杰克逊本人同意交易所的这种看法，即交易所创新难度很大。但他同时又指出，大额交易并不来自新产品，而是来自那些简单的传统的产品。他还指出，场外交易市场还给交易所带来了新买卖。
国际货币市场的欧洲美元业务部门应感谢其手下的干将们发明了互换。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