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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理解概率与统计数字的能力结合了起来。这是一种罕见的结合。将这种思维能力应用于应对万分复杂、瞬息万变的市场，从而取得成绩。在这个过程中，交易商也自然形成了高低之分。它特别适合于将未曾预料助事情加以定量化，或者参加进去以便加以控制环境。
考虑到上面这些因素，想要在证券交易中胜出，就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你只能当常胜将军，随时赚钱不亏本。这一行对那些未赚到钱的人是不能容忍的。假如人们工作的公司是将赚钱放在首位的公司，则公司的人的生活中心就是盈利，特别是他们能为公司赚到数量极大的钱时，情形更是如此。没有哪个证券交易商不了解自己的价值，金钱是为获得成功而进行竞争的最大动力。
纽约威特利集团的加里·戈德斯坦多年来一直在干招聘证券交易商的工作。我问过他他付给证券交易商的报酬有多高：
70年代兴起的CMDs（抵押责任）为超级证券交
易商的崛起创造了条件。抵押交易商成了这条街上工
资最高的人。以后才轮上业主交易和套利基金。掂押
交易风光了好些年。事实上，较之纯粹的商品交易，他
们今天仍然是收入最高的交易商。在那个时代，一个
好的交易商的年薪是100万美元或150万美元（包含
奖金在内）。而大多数商品交易商的年薪才lO万美
元，有的只拿到7．5万美元。我想，在那些年头，约翰·
古特弗雷奥一年也没有挣到200万美元。因此，他手
下最好的交易商，充其量只能挣到100万或150万美
元。
眼下不同了。贝尔·斯特恩斯公司的第一流交易
商的年薪是1200万美元，而所罗门只弟公司的第一流
业主交易商的年薪可多达2500万美元至3500万美
元。套利基金中的一些家伙的年薪，超过了1亿美元。
当然，这些都属登峰造极之辈，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这种地步的。正常的情况是，纽约的一个好的交易商的年薪，差不多是100万美元，包括奖金在内。伦敦的交易商的工资较美国的交易商的工资要少一些，而法国巴黎的交易商的工资，比英国的还要少一半。
收入最高的金融家是迈克尔·米尔肯。当他在70年代在德雷塞尔·伯纳姆·兰伯特公司当交易商时，他的收入没有锁定在一个水平上。他交易的是高回报率的债券。“胖子”伯纳姆回忆说：
迈克从事的交易，没有哪个人有兴趣。我给他的
年薪是2．8万美元。随后，我授权他可以交易数额为
50万美元至200万美元的业务。我同意他每挣3美
元，就提成1美元。1年后，他的交易权力翻了一番。
但我们之间的交易没有变。
1987年，迈克尔·米尔肯挣了5。5亿美元。
加里·戈德斯坦这样回忆道：
请看看垒球运动员的情况。请把现在的票价与5
年前或10年前的票价作一个比较。为什么会出现这
种情况？因为运动员的工资提高了。这其实是一个供
需关系。如果大家还是喜欢看垒球，仍然想用美元来
玩，那么市场就会自动纠正不足，找到可以容忍的价格
水平。假如大家不看球，还抗议说票价太贵，那么运动
员的身价就会掉下来。必须降价。
对大多数交易商而言，金钱是表明成功的一个标记。与其他人相比，你给公司挣的越多，说明你的成绩越大。这样也形成了攀比工资的压力。没有哪个人愿意自己的工资比别人少。通常的情形是，当你听说某交易商转到了另一家公司，得了100万美元的签约费，你一般就会另择高就。当然，这决不是说，在华尔街和伦敦证交界内长期盛行的那种合作精神已不复存在。那种宗族式的社会心理因素把人们集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行为，使人们愿意呆下去与公司共存亡。迈克尔·布鲁伯格在其名昨《布鲁伯格论布鲁伯格》中，就大谈“作为所罗门公司的人”的荣耀。老派交易商们仍然对激发他们向公司效忠的“团队精神”怀念不已。
以往的许多公司都有一群合伙人。他们在公司、拥有股本，因而在公司内就萌生出了其他公司难以出现的团队精神。由于合伙人自己的钱面临着风险，他们就抱成了一团。合伙人文化于70年代开始在华尔街走向衰落。那个时候，许多企业开始扩张，需要更多的钱，不得不引进更多的人。合伙人文化在伦敦不吃香，始于“大革新”（1986年10月27日英国金融市场停止执行限制性措施，开始推行协商价格与竞争价格；取消固定佣金制；公司也可成为证交所会员；金边证券市场上的某些垄断也被打破等。这一重大革新被称为大革新——译注）以后。这个规定因允许各种企业参加交易而改变了市场结构。美国式的投资银行活动成为时髦，将证券银行活动与股票经纪活动合并成了—块。结果使剩余的合伙人制度，即那些从事股票经纪活动的公司不复存在。
今天仍然保留合伙人制度的公司是戈德曼·萨克斯公司。但是，由于其他公司不再是合伙人公司，它的合伙制，正面临着团队精神的出现而引起的退化。因为业务的发展要求它必须从其他公司引进人才。
埃里克·森伯格在戈德曼公司干了40年。他指出，80年代公司的发展异常迅速，从而引起文化的变化：
我们必须聘用外人，因为业务太多，人手显然不
够。
过去，我们一直从大学毕业生中直接选聘人才，将
他们稍加培训就上岗。现在这样做不行了，业务太多，
我们不得不从其他公司聘请入。这些人会带进来什么
习惯，只有天才知道。 。
我们曾经中止过一个交易商的聘用合同。此人把
政治活动带进了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活动的办公室。这
是一个悲剧。他经常把工作人员带出去，还把别人的
老婆也带出去。他向这些人说，他要把他们的丈夫搞
成合伙人，他只想从他们的太太身上弄清楚她们的丈
夫的私人生活情况。我们无法理解此人为何要这样
做。这与他的工作有何关系？讨厌死了！
随着工资的提高，合伙制开始解体。对公司的忠诚也不复存在。新的企业环境出现了，那就是以“我”为中心的环境。该不该对公司表示忠诚？难道这仅仅是一种怀旧情愫？这对交易商来说是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竞争性的环院，让劳动力流动。另一方面，你也不得不考虑，别让这些人把公司搞垮了。因为他们所以敢冒险，无非是想得到更高的个人报酬。
由此想到尼克·李森这个搞垮了伦敦的巴林银行的交易商的事情。他对公司绝无忠诚可言，他与公司的利益格格不入。他只想到他能拿多少年终奖，能挣多少钱。在这种念头的驱使下，他终于铤而走险。
随着大型外国银行为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而进军伦敦与纽约，他们为延揽人才不惜花费重金。人们为能进入这种可以付重金而非精神奖励的公司拼命竞争。问题变得严重起来。
增加工资和争夺人才所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它有时让交易商采取为交易而交易的态度，他们只想更多更快地赚钱。寻求竞争性的人才的环境强化了这种取向。
斯坦利斯拉斯·雅苏科维奇在80年代曾任美林欧洲公司的董事长，他曾面试过一些大学毕业生。那些人“一切向钱看”的思想令他吃惊不小。而他们那一代人进入证券交易行时，却全然不是这种动机：
有人对我说，这儿出现了三四个了不起的交易商
明星，我们必须得到他们。由于戈德曼·萨克斯及其他
公司也想获得他们，我们就只能不惜一切代价先下手。
我对他们说，你们想要什么？
我的意思是，你们应当首先了解我们美林公司所
做的事，然后花一两年时间到处转转，调查整个行业的
情况。
不行。他们回答说。我想交易土耳其里拉。
理由何在？因为有人对我说，这样能挣很多钱。
他们还给我说，除非你派我去做那件事，否则我对一切
都不感兴趣。总有人要我去做它的。
我说，好吧，你们的长期打算是什么？想不想当公
司的经理？不想当，我没有兴趣，没有做经理的野心，
我只想赚钱。
我可以想像，为个人获取利益这个美国梦对一切人都带来了好处。如果不想赚钱，我们还干这一行？尽管这种说法时常引起争论，但面对今天边个日趋复杂的市场，专业化对于交易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这与旧派交易商们的理念大相径庭。鲍勃·姆努欣这位曾当过戈德曼·萨克斯公司合伙人的著名交易商告诉我：
你知道，世界正在飞快发生变化。当今世界的专
业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在50—60年代，我们正在当学
徒，那时的专业化还未出现。我搞的工作涉及一些场
外交易股票，一些可转换债券和普通股交易，全都搞在
一块儿。于是，你不得不把每一种都搞清楚。
雅苏科维奇也承认变化快得令人目不暇接：
过去我们都是多面手，然而现在的国际资本市场，
则是由专家在维系。我们这一代人，诸如迈克尔·冯·
克莱门等，也是在各方面都有所涉猎的多面手。我们
都懂得债券是如何交易的，如何出售，谁是买主，为什
么要买债券等。我们也懂得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建
立公司，我们在没有特殊技能的情况下从事一定量的
金融工程工作。今天，特殊技能显得尤其重要。
工资诚可贵，名誉价更高。对一些人而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名誉成了身份的象征。加里·兰佩奥尔现任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副总裁，他告诉我他在交易所当交易商时的情形：
我在交易所干了许多年，我的交易商证章成了我
的身份象征。如果我的编号不是零号，我真不知道我
会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问他零号是什么意思：
零号是我的交易商证章编号，也是我的交易员顺
序编号。但我还是我，零不过是我在那里的号码。零
比兰佩奥尔还要厉害。16年了，没人能把它与我分
开，要分开等于问我怎么是我这个问题。
零号非常出名。在这个国家乃至世界许多地方都
如雷贯耳。许多人不知道加里·兰佩奥尔是谁，我遇到
不少人，他们并不知道我就是加里·三佩奥尔。他们只
会说：呀，你就是零号加里。不当零号加里，却去当加
里·三佩奥尔，怎么可能？真是难事一桩。
这与当体育明星十分相似。你可以挣很多的钱，根据你的技能，工资也水涨船高。随着工资提高，你的名气、名誉也变得对你极为重要。
将证券交易与体育相比，似乎是对这个宗族似的行业的恰当比喻——尽管女性正在步入这个行业，美国证券交易所的总裁汤姆·里安是这样进行比较的：
当市场处于开放状态时，你必须作出决策，确定正
确与否，决定自己是赢家还是输家。要定性是相当容
易的。
因此证券交易行与打体育十分相似。我们尽量要
打好一场比赛，就可能出现一些失误。我们都想打赢
这场比赛。你必须明白，竞争来自何处，市场会发生什
么变化，供需情况怎样，顾客需要什么。必须明白，决
定市场走向的毕竟是各种变量。
然而当交易商又比当体育明星还要难。如果你成功了，你就赢得很多。赢多了，又怎么回头？加里·兰佩奥尔像个打垒球的小孩一样兴致高涨回答这个问题：
你开始取得成功，赚了一些钱时，就与打体育一样
了，而且好像还在为某个队打中锋。当我们挣了更多
的钱时，我们就把自己与报纸上的那些网球明星加以
对比。我们议论说，瞧，我们是联赛第4名。你就坐不
住了，你说，瞧，我与米奇·曼特尔挣得一样多。太令人
激动了，太好了。
如同体育明星，交易商都知道自己一生中挣大钱的时间并不长。交易大厅里的白头发并不多。每一天都要承受那么重的压力，当然不可能持久。只有极少数的人挣大钱的时间超过10年。一如市场有一个周期一样，他们也不可能永葆青春。
《华尔街写真》
＇美＇希拉里·戴维斯 著 曹德俊 付涛 肖荣 张放 译
第三章 买进沽出
在股票交易行中，你不再表示谦恭，以为自己掌握
了某种东西，你就基本上算是达到了活动的顶点。通
常的情形是，你也被拴住了牛鼻子。
——斯坦利·肖普科恩
他觉得这是他从未见过的最奇妙的情景。在一间挺大的、充满汗臭的交易厅里，人们摩肩接踵，你推我搡。
有人从他的身边挤过去。他抬眼望去，只见那人挤进一大群交易商中间，那群交易商个个挥舞双手，好像垒球手在投球或接球。每个人都扯开嗓于吼叫，在一片声浪中，他们怎么能听得清相互的说话？
持到他走近那群交易商，他渐渐听懂了他们在吼些什么。群交易商们吼叫的模样，犹如一群狂吠不已的疯狗。每一句话中都有一个“他妈的”，例如：“卖他妈的3000！”，“买他妈的3000！”他妈的不绝于耳。
他们活似一群退役的足球运动员。有的穿着棉布衫，有的人的衣衫上，印着热带鱼和旗帜的图案。他当过教师，觉得自己难以适应这样乱糟糟的紧张的场面。这些人表现出来的紧张，来自于一种急切与局促不安，好像在等待某种不祥的事情的发生。一旦事情出现，他们就要抽身先逃。
这时是1973年。现任纽约商品交易所总裁的兰佩奥尔，那时刚刚丢掉了工作。他虽然新娶了媳妇，却仍觉前途渺茫。他的一位亲戚在干证券交易，利用星期天吃烧烤的机会，说服了他来交易所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挣到钱。他饥不择食，每天坐火车从纽黑文到交易所，当上了一名收入微薄的跑单员。他心想，有这份工作至少不会吃亏。
下班回到家里已是半夜，一位先前在耶鲁大学认识的学生与他谈起了当资本主义走狗的事。那个时候，资本主义在校园里名声并不好。学生们问他现在干什么工作，他竟然无言以对。在他眼中，交易所里面的人似乎都在购买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而且对另外的人的倒霉，好像特别开心。
一干就是4个月，他多少懂得了一点人们在交易所干什么了。有一点他从来就不含糊，他进交易所的第一天起，他就觉得那里似乎有一股强大的电流，事情重要得很。他还喜欢上了那些百万富翁们的谈话及交友方式。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把话说到你想达到的程度。那伯你住在昆士区的普通公寓里，只要你聪明伶俐，他们这些住上东区豪宅里的人，也丝毫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
几年后，他变得更聪明，进一步弄清了发生在那间交易大厅里的形形色色的事，以及这些事对相邻的普通人家造成的影响。于是，在激动之余，他又对这些普通人产生了怜悯之情。
当他开始从事商品交易时，正值第一次能源危机爆发。他一周仅能得到够开两天车的汽费。还必须一大早起来去加油站排长队。有时还得把妻子也叫去帮忙排班。接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担心油价会上涨，商品交易所的人们开始交易油井，锁定油价，以免自己遭受外面世界的疯狂事情的侵害。
他渐渐明白，这一切都与经济的运行有关。经济运行对每一种日常消费品都产生着某种隐含的影响。他没有参加石油交易，但他密切关注着这些交易的进展，知道这些都是极有用的经济指标。石油的意义不仅与供暖所用的油和开车的汽油有关，而且对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有关。就连人们身上穿的化纤织物，也是从石油里提炼出来的。他的妻子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