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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位诗人，王昌龄居长，便在阁子里低声对高适、王之涣讲：此辈不知我们是谁，既然要歌，必歌时人之作，这倒不失为对吾辈之诗一次难得的评断机会。到底要看看这些歌手，会唱出些什么来。
说话间，音乐声起，一位歌手引吭而歌：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这是王昌龄的诗，他竖起拇指。接着，又一位歌手也款款地站起来唱道：
开箧泪沾臆，见君今日书。
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
这是高适的诗，他也竖起一指，面露喜色。随后，第三位歌手被众人推上前来，她一张口，使得王昌龄笑逐颜开：
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王昌龄竖起两指，表示他连捷。
王之涣自以为得名要较之他俩早一点，却没想到歌手们不唱他的作品，使他很没面子。遂一摆手：“此辈皆潦倒乐官，所歌皆下里巴人。俗物岂敢近哉？”他指着那四位歌手中未献唱的一位，也是最出色、最俊美的一位，说道：“待此子所唱，若非我诗，即终身不敢与君等抗衡矣！脱是我诗，君等皆须列拜床下，奉我为师。”大家笑着说，就依你，我们等着看她究竟会唱什么？
她姗姗地走到众人面前，樱唇初启，玉喉高启，唱出来的果然是王之涣的成名作：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唐朝的歌手（2）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也将指头竖起，“田舍郎，吾岂妄哉！”
因大谐笑，诸伶不解其意，皆起身曰：“不知郎君，何此欢噱？”昌龄等因语其事，诸伶竞拜曰：“俗眼不识神仙，请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者从之，饮醉竟日。（《说郛》卷二五载薛用弱《集异记》）
由此可知，唐诗之所以繁荣，很大程度上因为唐诗是可歌的。后来的诗，便不可歌了，于是，也就远不及唐，也就休想超越这座中国文学史上的诗歌巅峰。诗不可歌，干巴巴地停留在文字的审美意义上，诗的活力便先衰减了大半。再后来，诗变成白话，变成拆开分行的散文，连顺口都说不上，何从歌起？这样，中国的诗也就走到了尽头。
因为诗之可歌，在唐朝，也成就了歌手这一行当。
在中国，只有唐朝这些职业歌手的名字，是正经八百地写在史书上，写在文人的作品里。我很钦佩唐朝的歌手，他（她）们没有禁忌，没有教条，没有框框，没有任何阻隔，也没有任何踌蹰，面对那些瞪着牛大的眼珠子，视他们为异端的正统派，敢把西域胡人的音乐引进中原，敢将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视为华夏正声，敢将本土诗人的词章，大歌而特歌之。在印刷术出现之前，是歌手的声音将诗人的文字，覆盖在整个大唐王朝的全部版图之上。
无妨如此说，唐朝的歌手将唐朝的诗人，送上缪斯的神殿。
（武）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被于管弦。（《旧唐书武元衡传》）
李益……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贿求取，唱为供奉歌词。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画为屏障，“廻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为歌词。（《旧唐书李益传》）
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吾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白居易《与元九书》）
诗人成为香饽饽，诗篇成为抢手货，而那位李白，竟大马金刀地不买唐玄宗的账，“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种盛况，既空前，更绝后，也就只有在浪漫的唐朝才会出现。
盛唐诗歌之所以盛，很大程度上，是诗人和歌手珠联璧合的结果。诗到盛唐，蔚为大观，云蒸霞蔚，众星璀璨，歌手对他们作品的演绎、传播、推广、媒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强大作用。同样，诗人的华彩词章，珠玑文字，为歌手们的演唱，拓展想象空间，深入情感境地，扩大美学视野，放眼广阔世界，在艺术的完美创造上，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在这种相得益彰的精诚合作中，诗人和歌手，常常结下深厚的情谊。
我估计，当时的诗人，相当感念这些歌手。至今，在《全唐诗》中，我们还能读到留在诗人笔下的，如李氏兄弟，如米氏父子，如八郎李衮，如念奴等等歌手名字。因此，玄宗开元年间，既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唐诗的鼎盛时期，更是唐朝歌手这个行当的鼎盛时期。
说来也许要让今天那些当红的歌星嫉妒，别看她们在屏幕上连跳带蹦，连吼带叫，和她们一起疯狂的歌迷，基本是她们的同辈人，更多的是中学生。而当唐朝的歌手出场献艺的时候，谁是她们的追星族，恐怕当今那些红歌星连做梦也不敢想的。
一国之主，九五之尊，人称风流李三郎的李隆基，居然带头为之鼓掌叫好，为之神魂颠倒。“宫伎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帝尝谓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尝一日离帝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眄，帝谓妃子曰：‘此女妖丽，眼色媚人’每啭声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宫妓中帝之钟爱也。”
领衔文坛的诗人李白，翰林待诏大学士，也肉麻兮兮地来凑这份热闹，甘为女歌手的“粉丝”。“宁王宫有乐妓宠姐者，美姿色，善讴唱。每宴外客，其诸妓女尽在目前，惟宠姐客莫能见。饮欲半酣，词客李太白恃醉戏曰：‘白久闻王有宠姐善歌，今酒肴醉饱，群公宴倦，王何吝此女示于众？’王笑谓左右曰：‘设七宝花障，召宠姐于障后歌之。’白起谢曰：‘虽不许见面，闻其声亦幸矣！’”（以上均见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由于帝王的提倡，由于诗人的支持，唐朝的歌手也自然成为快活一族，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享受豪华奢侈的生活，府邸不亚贵族，车马拟比王侯。以开元时期最有名的李氏兄弟为例，据郑处诲的《明皇杂录》：“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洛阳）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这三弟兄在洛阳盖的连跨数坊的大宅门，恐怕当下那些红得发紫的歌星也未必有这份财力。在五环路外，买幢花园洋房，在远郊区县，盖栋郊区别墅，应该不算困难。而要她们投入上亿资金，去修一座恭王府式的建筑群，估计是力不胜任的。
所以，真浪漫，要有真本钱。开元年间这种自上而下的浪漫，就是建筑在这样雄厚的物质基础上的。说实在的，在玄宗开元之治前的唐朝，并非如一些历史学家所鼓吹的，是那样一个尽善尽美的大唐盛世。
据今人钱穆的观点，“（唐）贞观时代之社会情况，实未必胜于（隋）大业”，他认为，“隋室虽祚短运促，然其国计之富足，每为治史者所艳称。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隋朝的综合国力，远胜于李世民、李治、武则天所经营的唐。“在其（隋炀帝）末年，天下储积，足供五六十年”（《国史大纲》）。
李唐王朝的统治者，从贞观开始，不过只是给中原百姓创造了一个休养生息的安定环境罢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人口生丁的繁殖，与社会大环境的安定丰足，有着莫大关系。唐也是直到玄宗朝的开元十四年，有户七百零六万；开元二十八年，有户八百四十一万，与隋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差可比拟。所以，钱穆认为，“一到唐玄宗时，社会富庶已与隋代相似”。
中国人那种百折不挠的顽强抗力，那种承受磨难的经久耐力，也真是令世人赞叹不已。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无论是旷日持久的折腾，还是疾风暴雨的摧残，只要能让老百姓喘口气，假以时日，很快，这块国土上又将春风和畅，焕发生机。
同样，盛世文章，自然也是随之而来的一片繁荣景象。
在这二十九年间，“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新唐书食货志》）
唐朝的歌手（3）
这二十九年，才真正称得上盛唐。要没有这点本钱，李隆基也不敢放开手脚浪漫。据唐刘肃《大唐新语》：“开元中，天下无事，玄宗听政之后，从禽自娱。又于蓬莱宫侧立教坊，以习倡优曼衍之戏。”现在也很难分得清楚，耽安宴乐的这位风流李三郎，是他带领着歌手和诗人沉迷于物欲的渊薮中呢，还是整个社会已经形成的腐朽败坏风气，簇拥着这位陛下走向覆灭呢？
正如欧阳修对他的评价一样，“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考其始终之异，其性习之相远也至于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新唐书玄宗本纪》）
这大概也是握有最高权力的中国皇帝，几乎不能逃脱的，最后必将走向自己反面的命运。公元755年（天宝十四载）冬，他的宠将，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叛变，南下攻入洛阳，次年占领长安，所过之处烧杀抢掠，生灵涂炭，中原化为丘墟。其部将史思明攻占河北十三郡地，更是燹毁夷灭，神州陆沉。史称“安史之乱”的这场浩劫，就是这位原来的有道之君，后来成为无道之君的李隆基一手造成的。从此，李唐王朝一蹶不振，走向衰亡。
大约在公元770年（大历五年）左右，由于战乱的关系，流落到潭州（今湖南长沙）的诗人杜甫，恰巧遇上了同样流落到江南一带卖唱为生的李龟年，故人相见，一言难尽，彼此潦倒，惟有哽咽。诗人当时到处投奔，无所傍依，而这位开元年间排行榜总在榜首位置的名歌手，混得似乎更惨。“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阙，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郑处诲《明皇杂录》）。
这能让杜甫那颗诗人的心平静下来吗？于是，就有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
一位盛唐歌王，一位盛唐诗圣，随着盛唐的不再，也终于鞠躬谢幕，相继退出人生舞台。
其实，回顾整个中国文学史，一个大时代的开始，总是一次新文学运动的开始。同样，一个大时代的终结，也必然是这个文学进程的终结。唐朝的歌手也好，唐朝的诗人也好，兴也固然由于盛，这是不必说的了；其实，衰不也是盛时种下的苦果吗？
因此，总结一下时代更迭及文学盛衰的历史教训，对后人而言，也是不无裨益的。
唐朝的不死药（1）
唐朝的不死药唐代上层社会，服长生之药，求不死之风甚盛。
人岂有不死之理？但不想死之心，人皆有之。明知其绝不可能，可没有一个人碰到这种可能性的时候会放弃的，哪怕百分之百的荒谬，也不肯失之交臂。即使科学发达至今天，不也有过这种功那种功，弄得一帮愚民膜拜崇信，成为现代白痴吗？
何况一千年前的唐朝？
在中国，怕也不止是唐代，有钱的，有名的，有权的，有势的，日子过得滋润得不行的那些人，以及没钱的，没名的，没权的，没势的，日子过得不那么舒坦快活，而在孜孜奋斗企冀改变的那些人，都在千方百计地延年益寿，寻丹觅药地争取不死。
再则，最好的死，也不如最不好的不死。于是，可想而知，唐朝人吃不死药，比当代人吃补药的积极性高上十倍，不足为奇。当时的长安，恰逢盛世，人们自在得简直不知所以，便想办法要长久的快活，想办法能取得长久快活的灵丹妙药。于是，来自西域、南洋的胡僧，来自道教名山的方士最吃香，因为他们能炼不死神药。皇帝下帖诚邀，名流登门求教，官员趋前问候，小民望风追随。有一个名叫“那罗迩娑寐”或“那罗迩婆娑”的高僧，是从印度尼西亚的婆罗门岛渡海来到大唐，那就更是不得了。最后，他混到了李世民的高级医药顾问一职，负责监制御用的长生不老之药。
在太极宫的金飚门，为他建造一座炼丹的冲天炉，白天火光熊熊，夜晚耀如白昼。
同是洋人，这个叫“那罗迩娑寐”或“那罗迩婆娑”的胡僧，可比当今瑞典科学院专管诺贝尔文学奖的院士来到中国，要神气得多。人称“天可汗”的万世之尊，亲下丹墀，合十礼敬。因为这位外国和尚，能让你不死，活八百岁，活一千岁，能让你与你的重孙子，一块儿再娶媳妇，能让你与你的灰孙子，一块儿重做新郎，那是金山银山也买不来的福气啊！至于挟重金而来华的洋院士，相比之下，那诺贝尔奖的区区五十万美金，就不免有点赧颜了。
唐朝的不死药，种类繁多，系统不一，方剂互异，用药有别，冶炼炮制的方法手段，也各有各的高招，通常都秘而不宣。若像做豆腐、炸油饼那么简单，那些卖野人头的胡僧，那些推销狗皮膏药的方士，还能骗谁去？这也是时下文学界经常被几个故作高深的假洋鬼子，唬得一愣一愣的原因。这也不稀奇，自有人类，就有骗子，正如盖了房子，人住进去，必然会有耗子、蟑螂一样，是不受时间控制和空间影响，是防不胜防的。
唐朝的不死药，大致有两个来源，一是魏晋时文人服用的五石散；一是域外传进中土的炼丹术。有一位名叫高罗佩的荷兰人，在他的专著《中国古代房内考》中，认为有关长生不老之术，永寿不死之药，无论在印度的还是中国的古老性文化里面，都是与房中术（Sexology）相关连的一门学问。
但无论什么事情，一落到中国的犬儒主义者手里，就常常学招变样，偷换概念，形同实异，荒腔走板。狸猫换太子，化严肃为粗鄙，挂羊头卖狗肉，认真求实被油腔滑调代替。《淮南子》曾云“橘逾淮为枳”，而被他们捣弄折腾以后，过了淮水，橘就变为驴粪蛋、屎壳螂，令人啼笑皆非。
因此，别把李唐王朝看成一个不死药泛滥成灾的世界，其实，更是一帮骗子兴风作浪，得其所哉的世界。尼采说过，上帝要你灭亡，先让你疯狂。唐朝人拚死吃河豚地服不死药，为之命丧黄泉者，不知几许。其中包括帝王，包括诗人，但没有一个清醒的人站出来喝止这种狂热，一直到唐亡以后，不死药才在中国基本绝迹。
这就是说，人要是执迷不悟到底，必然出现蛮可怕的精神症状。就看神勇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时，坚信刀枪不入，一排排走向死亡的誓不回头；就看“文革”期间那班造反派和红卫兵，在武斗中打红了眼的视死如归；就看近些年来，这个功或那个功的信众，念经除病，坐地升天，吞符作法，顶礼膜拜的死不改悔，便可领教了。一千年前的唐朝人，对不死药的虔信不疑，坚定不贰，死也要吃，吃死不悔的铁定了心，你能说些什么呢？
唐太宗都吃的呀！武则天都吃的呀！据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说，“惟武后时，张昌宗兄弟亦曾为之合丹药，萧至忠谓其有功于圣体，则武后之饵之可知。然寿至八十一。岂女体本阴，可服燥烈之药，男体则以火助火，必至水竭而身槁耶？”不知道这种女宜服男不可服的说法，是否具有某种科学道理？但唐王朝最杰出的这两位男女，都在为他们的子民率先垂范，这种推广宣传，能不教全民追随，步其后尘吗？
所以，唐朝的不死药，几乎成为全民参与的群众运动。
在服药而死的人当中，最令人喷饭的，莫过于代宗朝曾为怀泽潞观察使留后，德宗朝曾为检校工部尚书的李抱真了。他大概可以算得上唐代服不死药而死的最为典型的人物了。
李抱真到了晚年，“好方士，以冀长生”。一个名叫孙季长的江湖骗子，投其所好，登门兜售其不死之药。称只要服了他炼出来的金丹，短期内可以祛病延年，久服后必然成仙升天。这等绝顶的荒唐，李抱真竟被蛊惑得深信不疑。于是邀他入幕为宾，礼敬备至。给他发高薪，配助手，还拨出大批银两，供他建炉烧丹。结果弄得满院子烟薰火燎，云缠雾绕，以致居宅所在街坊，笼罩在一片乌焦巴弓的难闻气味之中，路人皆掩鼻急走，不敢停留。
李抱真却兴奋之极，因为，对他而言，不死已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