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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尤令人费解的，当元稹坦然而又薄情，轻松而又得意，对他的文友，如白居易，如李绅，如李建，如前辈杨巨源，讲述这场情感上的经历时，在座诸公，固然“闻之者莫不耸异之”，“与坐者皆为深叹”，没有人对诗人这样的绝情辜负，这样的势利转向，有过一点谴责的表示。甚至，“多许张为善补过者矣”，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过，“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之不齿”。也许，唐代的社会风气，使之然耳；也许，人的生物属性，永远受制于人的社会属性，使之然耳。但我想不透的是，这位诗人既然舍寒门秀女而就市长千金，为势之所趋，为利之所择，天上掉馅饼，落在你的嘴里，你就偷着乐好了，似乎用不着大张旗鼓，写成文章，众所周知吧？
文人无行，古已有之，唐宋元明，离得太远，不得亲知亲闻。鲁迅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七论文人无行所鞭挞那些鬼鬼祟祟，也已相当隔膜。但以今度古，从当代文人的德行，大致也能猜测古代文人的一二。可奇怪的是，也许我的那些同行，对待他们个人生活中的莺莺，说不定比元稹更下作，更苟且，更卑鄙，更无耻。然而，要让他们像元稹那样行之于文，笔之以墨，把自己供认出来的傻瓜，是绝找不到的。
元微之倘不是缺心眼，冒傻气，倘不是太浅薄，太无聊，那就别有隐衷了。
读北宋赵令畤的《侯鲭录》，其中《辨传奇莺莺事》、《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谈及这段故事，在他看来，元稹所以要写这篇传奇，是有他想说，必说，可又不便全说，不能直说的言外之意。
一、“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
二、“盖昔人事有悖于义者，多托之于鬼神梦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见他书，后世犹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为人叙事，安能委曲详尽如此”。
三、“又况崔之始相得而终相失，岂得已哉。如崔已他适，而张诡计以求见，崔知张之意，而潜赋诗以谢之，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乐天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岂独在彼者耶”。
从这里，也就从“自避”、“心不自抑”、“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这三处提示，略可猜知诗人的心迹。
也许，这就是人的复杂性了。
对他来说，并不悔他的“始乱终弃”，并不悔他的背叛绝情，并不悔他对初恋情人的致命伤害。而让他魂牵梦萦的无悔之悔，就在于他痛惜自己错失了人间的至美。诗人一生，情之所系，爱之所在，经过时间的延伸，经过空间的移位，最珍贵、最留恋、最难忘、最能激荡心扉、最能引发波澜起伏感情的，仍是那位“殷红浅碧旧衣裳”、“满头花草倚新帘”、“为见墙头拂面花”、“二十年前晓寺情”的莺莺。
他写过一首《古决绝词》：“一去又一年，一年何可彻。有此迢递期，不如死生别。天公信是妒相怜，何不便教相决绝。”他不是不想终结这段记忆，然而，无论时间和空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份情，这份爱，仍是他欲罢不能，欲说还止，不吐不快，可又不敢直抒胸臆的心结，一份希望解脱，可又排遣不掉的沉重负担。也许，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脑海里已是一片空白之际，这个被他抛弃的女人的影子，隐隐绰绰还在。
因为，真正的爱，是不死也不灭的。
这就是他在那首脍炙人口的诗中所赞美所感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离思五首》之四）
于是，我想，写出这首诗的元稹，在他心灵深处，至少还有一小块尚未沦丧的净土。冲这一点，比之当下那些蝇营狗苟，争名夺利，让人泄气，渐行渐远的同行，还真是想对一千多年前的这位大师致敬。
无论如何，在他心里，还保留着一点最后的可贵良知。
总为从前作诗苦（1）
总为从前作诗苦中国人谈诗，离不开唐诗，因为那是中国诗歌史不可逾越的巅峰。
同样，谈到唐诗，泛泛地谈也好，具体深入地谈也好，是离不开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大诗人的。
郭沫若先生在“文革”期间，一时兴起，写了一本题为《李白与杜甫》的小册子，无论其抑杜扬李是如何的牵强附会，也无论其政治取向是如何的不敢恭维，但有一条，他选择这两位诗人来大做文章，恰好说明李白和杜甫代表着盛唐诗歌的顶极状态，代表着中国这个诗歌王国的最高成就。
要想读中国诗，必李白杜甫不可，而要想写好中国诗，尤非李白杜甫不可。清人吴伟业说过：“诗之尊李杜……此犹山之有泰、华，水之有江、河，无不仰止而取益焉。”作为文人，被盛评为泰山、华山那样巍峨，被美誉为长江、黄河那样浩瀚，被推崇到这等高度，可谓至尊至极了。而且，千年以来的历史也证实，不论朝代之更迭，不论时光之变迁，其生命活力的永存，其美学价值的常在，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成为中国人的精神财富，大概称得上真正的不朽了。
时下，不朽这个词，已被用滥用臭，也许因为物质社会的缘故，什么都可以拿钱买到，花上几两银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弄一个不朽的桂冠头上顶着，招摇过市。所以，当前文坛上，那些声称不朽者，已经不朽者，早就不朽者，不朽得一塌糊涂者，已经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真是让我们既惊讶，又痛苦。
余生也晚，民国和清以前的中国文人，怎样厚颜无耻地营造不朽，已不得而知。但当代的作家、诗人，为了活着能够瞻仰到自己的不朽，忙不迭地给自己立纪念馆，开纪念会，出纪念文集，接受纪念者顶礼膜拜。这也是文学界近些年来，够闹人，也够闹心的屡见不鲜的新闻。可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黄花菜一凉以后，不朽也随之泡汤。虽然，那些纪念他们的庙宇，形同孤坟寡鬼，还在他们家乡土地上矗立着，可也终于难逃蛛网结门，香火寂寥，门可罗雀，草蒿满庭的命运。
求不朽，是我们中国人长期以来，受到孔孟之道的立德、立功、立言的影响所致，活着追求声名，死后想要不朽，已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情结。有点名气的文人，魂牵梦萦着不朽，没什么名气的文人，也情不自禁着不朽，这不朽，遂成为文坛上很多同志坐卧不宁，寝食不安的心病。
其实，所有的表面文章，所有的轰轰烈烈，结果无不是镜花水月，过眼烟云。因为，视眼下中国文学尚未成器的进展状况，套用一句“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俗谚，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不可能出现不朽，连沾点边也没门。
《国语鲁语》中有这样一句话：“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是很有道理的。在物质欲望膨胀，精神世界萎缩的社会风气之下，吃得肥头大耳，喝得脸红眼直，左拥右抱，上下其手的当代英雄们，指望他们写出不朽之作，岂不是作白日梦乎？
什么叫作不朽，重温一下唐人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对于诗人李白的评价，便略知一二了：“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趋风，列侯结轨，群贤翕习，如鸟归凤。”这“千载独步，唯公一人”的褒誉，历数新时期文学开始以来，或者，再往前推一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可有一位作家，一位诗人，当得起这八个字？
看起来，假不朽者才斤斤于不朽，而真不朽者，倒并不介意不朽。
即使在开元、天宝年间，这两位诗人，正如日中天似地创造文学史之不朽之际，蜚声宇内，扬名海外，甚至连唐玄宗也买诗人的账，偶尔“爱卿长”，“爱卿短”地很是给足面子的。但无论李白，无论杜甫，都不曾向李隆基开口，要求在家乡盖个李青莲文学馆，或者杜子美文学馆。虽然，如今成都市区里，有间清幽雅洁的杜甫草堂，我估计，十有八九，是后人傅会的。
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也许想到了这一点，不过，可能觉得很没劲，很无聊，便随它去了。朽，或者不朽，那是后人的事，而且是很远很远以后的后人的事，用得着咸吃萝卜淡操心吗？再说了，不朽者，自会不朽，非不朽者，即使给自己作品每个字都镀上一层金箔，待到时光销磨掉最后的色彩，还不是成为一堆文学垃圾。
所以，目前形形色色的不朽，不过是跳梁丑剧的表演罢了。这其中，小闹闹者，闹在文坛，属于气血两虚，心浮气躁；大闹闹者，闹在社会，则是歇斯底里，近乎癫狂；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闹闹者，闹到大学里去，已经朽木不可雕也；还求孔夫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不朽，则绝对是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的行为了。
真正的不朽，对真正的天才而言，大概是用不着去闹，天上自会掉馅儿饼的。
回到郭老那部大作的本题上来，我们通常并称李杜，其实这两位诗人，除了不朽这个共同点外，李是李，杜是杜，浑不是一回事。
李白（701～762），号青莲居士。绵州昌隆人，祖籍陇西成纪，一说其祖先为西域碎叶人。“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天才早熟。二十四岁出蜀，仗剑行吟，遍游天下。四十二岁，由道士吴筠荐，至长安，玄宗用为供奉翰林。后受宦官排挤，遣金放还。安史之乱时，入永王李璘幕。因争夺帝位，永王叛，为肃宗所败，李白被定罪流放夜郎，后遇赦。六十一岁，代宗朝平反，往依当涂县令李阳冰，六十二岁卒。也有一说，因精神失常，泛舟江中，跃水而亡。
杜甫（712～770），字子美。巩县人，祖籍襄阳。“七龄思即壮，开口吟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少壮成名。三十五岁以前，游历江淮齐鲁，后入长安，应科举考试，不得举，潦倒十年，徜徉江湖。四十四岁，安史之乱中被乱军裹胁，后脱身至灵武，肃宗授以左拾遗。后被贬，弃官入蜀，入四川节度使严武幕，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严武死后，无所傍依，遂东下夔州。五十九岁，再经湖北入湖南，因贫病交加，死于耒阳湘江舟中。另有一说，由于饥饿，过量食牛肉暴毙。
总而言之，李白杜甫的差别在于，前者的公关面多为宫廷权贵、名流高士，看他的诗，一派富贵气象，盛唐雄风。后者的接触面基本上都是社会低层、草根人物，他写的诗，多为民间疾苦，沉痛呻吟。从贵族世家走出来的李白，是一个抱有鸿图大志，力求飞黄腾达，永远不安于位，永远力争上游的强者。而出身寒微的杜甫，仕途蹭蹬，发达无望，长期处于不得意的状态下，是一个欲振作无力气，常发奋屡挫折的弱者。
因此，这两位诗人沿着自己的轨迹，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李是理想主义者，杜是悲观主义者。李是永远的乐天派，杜是艰难的谋生人。李敢于说大话，敢于冒风险，是某种程度上的自大狂，投机政治，不计后果，终于因为站错了队，而付出一生的代价。杜谨小慎微，步步为营，其实是一个入仕无门，落拓穷困的潦倒者，尽管忠忱唐室，尾追玄宗肃宗，疲于奔命，队倒是站对了，可得到的一个八品微末之官，也当不成，到底贬谪迁徙，在蹉跎中走完了人生旅程。
因此，这两位诗人，虽并名为“李杜”，却有着鲜明的不同。
总为从前作诗苦（2）
看他们的创作状态：一个天马行空；一个脚踏实地。
看他们的精神面貌：一个神采飞扬；一个愁眉苦脸。
看他们的写诗主旨：一个提倡浪漫主义；一个主张现实精神。
看他们的情感寄托：一个陶醉醇酒妇人；一个在意妻儿老小。
看他们的人生抱负：一个梦想“为君谈笑静胡沙”，期望异常之高；一个只能“日暮聊为《梁父吟》”，欲念相当之低。
看他们的心路历程：一个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旦得意，自我感觉立刻良好得不得了；一个是“同学少年都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颠沛流离，心情始终是相当郁闷和自卑。
看他们的终结追求：一个仰面朝天，努力攀登，心比天高，“揄扬九重万乘主”，是要入阁拜相、问鼎当朝的；一个眼睛向下，扎根泥土，辛勤耕耘，“语不惊人死不休”，除了诗之外，他几乎再无其他了。
李白与杜甫，严格说，是不甚搭界的。
宋人李纲《杜工部集序》称：“自开元天宝全盛之时，迄至德大历，干戈丧乱之际，凡千四百四十馀篇，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无聊，一发于诗。”杜甫是一位心系社稷，悲悯苍生，于颠沛流离中，始终忧国忧民的诗人；而李白，以杜甫那首《饮中八仙歌》，其中四句极写李白的恣纵狂放，肆无忌惮的浪漫精神来看，“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则是一位充满自信，解放个性，于率真生活中追求淋漓痛快的诗人。
因此，无论为文，为诗，为歌，更重要是为人，李白和杜甫，可以算作两条道上的火车，很难走到一起。
然而，公元744年至745年，这两位诗人的运行轨道，有过短暂的交接。
天宝三载（744），李白与杜甫初次相遇，相识，相交往，时在东都洛阳。前两年，李白应朝廷征召入京，初到长安，即与贺知章相见，颇受推重，以贺的名望，复荐之于帝，身价倍增。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授为待诏翰林，拟以擢用。这位文学明星，顿成政治明星，一时间，“王公大人恤颜色，金印紫绶来相趋”，我们这位大诗人，“中宵出饮三百杯，明朝还揖二千石”，忙碌得不亦乐乎，开心得也不亦乐乎。我替来到京城闯荡的杜甫想，少不了类似今天那些文学青年、新秀作家来到北京，不能不向那些文学名流、评论大腕、出版巨头、编辑高手致以崇高敬意一样，自然要想办法拜李白这个码头。
一心要匡扶王室、立志疆域的李白，不想仅仅当一个哄皇帝开心的御用文人，正跟唐玄宗李隆基闹情绪，皇帝只要他作诗，不要他干政，诗人激动之馀，打了辞职报告，要求返回山林。那时的杜甫，说来也颇狼狈，科举未成，为宦不得，像在北京厮混的北漂一族，在长安、洛阳，以他的诗名，以他的才情，以他河南人那种质朴，或干谒权贵，或谋事衙门，或打杂蹭饭，或贩药求生。因此，类似科学院院士或社科院学部委员的李白，放下身段，能和杜甫来往，某种程度上说，是抬举他。杜甫很当回事，自然可以理解，李白不那么当回事，似乎也可以理解。
尽管李白不怎么把这个小他十岁的年轻诗人太放在心上，但是，《新唐书杜甫传》称，“甫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这种状况，我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这位待诏翰林的情绪。一般来说，文学强者对相对弱于他的对手，比较能够胸怀宽阔，而对势均力敌，存在着绝对年龄优势的对手，通常保持着一种警惧心态，也许在表面上不一定看得出来，但在心灵深处，这种戒备态势，是会存在的。对于李白与杜甫的关系，古人也好，今人也好，持两人“相知甚深”看法的论者颇多。这些皮相之言，似有未可尽信之处。
因为，文人与文人相处，不会比狼与狼相处更融洽，我指的是心灵深处的，那些最隐藏的特别较劲的方面。
天宝四载（745），李白的报告，李隆基批了，应该说，唐玄宗还是很欣赏李白，也未必不想予以重用，可他左右不了身边的宠幸、枕边的美人，只好“遣金放还”，让诗人体面地离开长安，一路向东走去。正好，杜甫探亲，也来到齐鲁，事有凑巧，两位诗人再次相遇于山东兖州。
也许一个遭遇挫折的人，容易现实一点，也许一个饱受不幸的人，也就在意他人的同情。天性张扬的李白，被一脚踢出长安，再多的遣散费，也安抚不了那极其自尊而受到极其屈辱的心。失落之馀，杜甫的殷勤，“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便是他在这座古城里难得的温馨了，遂与杜甫有了更多的交流。
时年三十四岁的杜甫，对于长他十岁的李白，仰慕之心，不一而足。他们同行同止，同唱同和，同饮同酌，同醉同酣，似乎给杜甫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