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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他在家读十年书，至今才八年，不行。倘不回去补课，就把他派到外地当差。这也是官场摘桃心态，竞争者总是愈少愈佳地排挤。
解缙上下活动，四出求援，无论如何，他是冒天大风险，为韩国公李善长平反冤狱，代王国用上书申诉过的，加之惠文帝登基后，亟想转变其祖之暴政统治，解缙凭这点政治资本，被惠帝召为翰林待诏。这样，在南京的他，又成为官场要员，文坛重镇，自然常庖彩侵泄娜酥僚蔚淖栽诩志辰纾踔恋搅私裉欤业囊恍┩校苍谀Χハ黪嗟匚硕Ψ芏纺兀�
从明·焦《玉堂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马不停蹄地应酬，四面八方地联络，忙得要死的情景：〃解大冲素无崖岸，求文与书者日辐辏，率与之，无厌倦意。或言有不当与者，公笑曰：'雨露岂择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与进者？'〃他信奉的人生哲学，就是〃宁如有瑕玉，不作无瑕石〃，可为，不可为，应为，不应为，如果需要，统统不在话下。到了这一步，他还有什么不能为和不敢为的呢？因此，永乐从北京打到南京，夺了他侄子建文帝的江山，面临这场不死即降，不降即死的两难局面，解缙在这第三局的博弈中，简直和了个大满贯。
据《明史·王艮传》：〃燕兵薄京城，艮与妻子诀曰：'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复生矣！'解缙、吴溥与艮、（胡）靖比邻居，城陷前一日，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奋激慷慨。〃相约死殉。一方面，解缙信誓旦旦，掷地有声，他要苟活下来，将来怎么有脸去见太祖和惠帝，非死不可，必死不可，而且要在文庙的大梁上自缢，以儆降者。一方面，解缙连夜赶至金川门燕军大营，〃驰谒，成祖大喜。明日荐胡靖，召至，叩头谢，李贯亦迎附〃。在方孝孺、黄子澄这类重臣拒不合作，更不投降的情况下，朱棣能得到解缙、胡广之流的竭诚拥戴，也就相当满足，自然委以重任了。
不足十二个小时，这位学士的两面派表演，卑鄙得那么坦然自若，无耻得那么津津有味，可谓登峰造极矣！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连川剧的〃变脸〃也望尘莫及。尽管如此，我也不想将〃小人〃这个字眼，加诸解缙头上。因为，他这样做，是他自己的生存之道，无可非议；而且，他也没有拿别人当垫脚石或者当见面礼。也许由于我一辈子，从来没碰上过这样一位〃君子〃式的小人，仅这个缘故，我佩服他。
这个极有眼力，极善揣摩，极能体会，极能迎合的解学士，一夜之间，易主而事，成为永乐的首席宠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文人要拍马屁起来，而且是一个高层次的文人来拍马屁，一定能抚摸得主子通体舒泰，身心安逸的。于是，朱棣马上给这位解学士派下来修《太祖实录》，修《永乐大典》这样极体面，极荣耀，也是极需要学问的重大差使。
如果，他安于此，老于此，解缙很可能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然而，一个太政治化的文人，还有心思坐得下来做学问吗？他那奇佳的胃口，奇精的脑袋，已经全身心地盘算着那个胖子朱高炽大明王朝未来的第四任皇帝了。试想，朱元璋、朱允、朱棣，他都无一失手地周旋应付过来，有什么理由不从现在起，就进行前期投资呢？芽此时，他还不到四十岁，他以为来日方长，若是像欧阳修那样活到六十多岁，他认为自己很可能还要侍候第五位、第六位皇帝呢！可是，一肚子学问的解缙忘了，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牌桌上同样也没有常赢的赌客，他怎么可能永操胜券呢？
据《明史》：〃先是，储位未定，淇国公丘福言汉王有功，宜立。帝密问缙。缙曰：'皇长子？穴朱高炽？雪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太子遂定。高煦？穴朱高炽之弟？雪由是深恨缙。而太子既立，又时时失帝意，高煦宠益隆，礼秩？嫡，缙又谏曰：'是启争也，不可。'帝怒，谓其离间骨肉，恩礼寝衰。〃封建社会中的大位继承，从来就是伴随着血风腥雨的难产过程。狗拿耗子，用得着你多管闲事么？解缙不自量力地介入这场最危险的宫廷游戏，分明是在找死了。
１４１０年（永乐八年），他又犯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缙奏事入京，值帝北征，缙谒太子而还。〃应该聪明，却是一位笨伯，应该灵敏，却是一只呆鸟的解学士，在这第四场博弈中，连连败绩，现在又做出这等授人以柄的傻事，只好将身家性命统统搭进去了。〃汉王言缙伺上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帝震怒。逮缙下诏狱，拷掠备至。〃好了，他的故事到此也告结束。１４１５年（永乐十三年），〃锦衣卫帅纪纲上囚籍，帝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宗族徙辽东。〃呜呼，解缙诗云，〃天风吹我不能立〃，他要是有一点先见之明，预知最后冻死在雪堆里的命运，还会如此耽迷政治，热衷名利，酷嗜权力，到成瘾成癖的地步吗？不过，看时下一些同行，经营竞逐之积极，张罗奔走之忙碌，上下其手之努力，攀援迎附之热烈，好像还很难说这位学士就肯消停下来的。
十个文人，九个轻狂，这种说法，也许不无道理。
细雨骑驴入剑门
李国文
饮恨一生，爱国不成，这八个字，便是诗人的生平概略，这也是中国历来士大夫说不尽的哀史。
在那种做一个悲哀的中国人的日子里，只有陆放翁的诗词，能让我读得热血沸腾，读得慷慨激昂，让我感到不那么悲观，不那么绝望。
南宋孝宗乾道八年（１１７２）十一月，陆游由南郑赴成都，经剑门关，写了这首无人不知的小诗：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
此身合是诗人末？细雨骑驴入剑门。
虽只四句，但剑门之美，羁旅之情，战士之心，诗人之思，跃然纸上。古往今来，堪称绝唱。
蜀道天险，剑门关隘，历来都是名流雅士，骚人墨客，忍不住要赋诗一首的地方。这种中国式的表现欲，也是中国文人说来颇有些可怕的职业病。好像过剑门关，不诌出两句诗来，对不起自己似的。心就抓挠，手就技痒。但有唐人卢照邻、李白、杜甫的诗在前，更有宋人陆游的这首诗在上，知道难以超越，通常也就罢手。与其丢丑，无如藏拙，这就是聪明人了。
不过，在中国，这样的聪明者，好像不多。
近人某公是最具有强烈自信的名人了。此公游兴高，诗情盛，我琢磨他在世时，不把中国的名山、名水、名景、名胜，走遍写遍，是不肯罢手的。所以，在神州大地，他的墨宝，比比皆是。可无论什么事物，再好，多了就要贬值。
他在剑门，也曾留下过一首五律：
剑门天失险，如砥坦途通。
秦道栈无迹，汉砖土欲融。
群峰齿尽黑，万砾色皆红。
主席思潮壮，人民天下雄。
对某公这首诗，不敢恭维，好在在政治上，纲举目张，无懈可击。“思潮壮”的“主席”，“天下雄”的“人民”，比肩并立，谁敢摇头说个不字？但应景文章的弊端在于应景，一旦走出剑门关外，在旗亭里喝杯茶，也就会忘个干干净净。在人们的记忆里，还是陆游那句神来之笔，“细雨骑驴入剑门”，那是怎么也磨灭不了的。
好诗，是心田里流出来的，这是陆游的诗歌得以不朽的缘故。
身居要位、儒林泰斗的某公，与报国无门、壮士扼腕的陆游，是大不相同的。同过剑门，同赋词章，某公临池砚墨，挥笔龙蛇，掌声雷动，笑脸殷勤；陆游霏霏细雨，驴蹄橐橐，形单影只，茕茕独行，岂能同日而语？一位，如此大幸，一位，如此大不幸，正是这幸与不幸之分，写出来的诗，也就有了天壤之别。
不是后来诗人写不出好诗，也不是后来诗人没写过好诗，而是谁也不能违背文学规律：凡是太快活的人，太满足的人，太神气飞扬的人，太想达到政治目的，达到了还嫌不够，还想锦上添花的人，心田里塞满了欲望，即使有诗，通道堵塞，也流不出来了。古人云，诗“穷而后工”，还是很有道理的。
时下的那些脑满肠肥、肉食者鄙之辈，声色犬马、蝇营狗苟之徒，尽管在文坛招摇过世，在儒林张牙舞爪，在市场签名售书，在报纸抛头露面，但那些不是自心田流出来的，而是从腋窝，或从其它什么部位排泄出来的文学，无论怎么炒作，怎么畅销，那来路不正的味道，总是遮掩不住的。
陆游早年，就盛名鹊起，被时人目之为“中兴之冠”，为南宋诗坛的领袖人物。这位爱国诗人，不仅写不来那类形迹可疑的作品，连敞开大嘴，自吹自擂，或拿大，或倚老，或卖乖，或作秀，也不符合他的诚实做人原则。所以，他的一生，除了文学的辉煌成就外，个人事业，官场业绩，爱国情怀，杀敌抱负，可谓不甚得意。这一次，过剑门，折翅铩羽，尤为沮丧。
陆游（１１２５—１２１０），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生那年，适逢北宋亡国的靖康之耻，从此，这种“准亡国奴”的身份，对诗人来讲，是他终生摆脱不了的厄运。据说，他死前三呼“渡河”而后气绝，说明他一生就以“横扫虏廷，雪我国耻”为其终身的奋斗目标。
诗人还在幼年，就蒙异族侵略之害，不得不由原籍淮北，辗转逃难至江浙。成年后，又“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诩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跋傅给事帖》），“未尝不相与流涕哀恸，虽设食，率不下咽引去”（《跋周侍郎奏》）。在如此深刻的抵抗潮流影响下，以雪耻报国、抗敌御侮为其生命基调的诗人，想让他具有当代文人的那些苟且勾当、下流作派，是学不来，更做不到的。
精神时代，出精神斗士，物质时代，出物质庸奴！这就是时代赋予文化群体的总体特色。
乾道七年（１１７１）他在夔州任上，分管教育、农业，甚不如意。正好，枢密使王炎宣抚四川，聘他为幕宾。他终于如愿以偿，到了南郑幕府。并有机会巡行汉中一带，在接壤金兵的最前线，施展其军事才能。栉风沐雨，驰骋沙场，霜凝铠甲，奔走边关，终于实现其“恨不以此劳，为国戍玉关”（《雪后苦寒，行饶抚道中有感》）的理想。
然而，这个世界，是个绝对偏心眼的世界。好人想做好事不成，坏人想做坏事必成，已是一种规律。在王炎幕下，任干办公事兼检法官的这位诗人，主张抵抗，也在说服长官抵抗。“为炎陈进取之术，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宋史》）
这当然是给主张不抵抗的皇帝添堵，是给主张不抵抗的投降派好看。于是，两者沆瀣一气，联手出来镇压。第一招，将王炎调回临安，闲置起来；第二，长官一走，幕宾自然也就只好作鸟兽散，各谋出路。我们这位诗人，灰溜溜地离开南郑，经剑门到成都去，再豁达，再想得开，这心情也好不起来。
在中国历史上，凡统治者对外孬种之际，必是对内凶恶之时。对金人，他们称臣称侄，忍辱蒙羞，纳币强虏，苟且偷安；对抗金将士，他们排挤之，打击之，排挤、打击还不行的话，则杀戮之，屠灭之。中国人这种在狼前为懦弱之羊，在羊前为狠毒之狼的劣根性，是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人种基因上出了什么问题？否则，为什么几千年来，始终不断出汉奸，出卖国贼，出假洋鬼子，出民族败类呢？
一腔热血，换来一盆凉水的陆游，在郁闷中，在惆怅中，无法写出那“思潮壮”、“天下雄”的时代最强音。爱国有罪，何“壮”之有？抗敌有过，“雄”从何来？一直到乾道九年，他的一首《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仍可读出诗人被剥夺了爱国权利的忿懑、失去了杀敌机会的激愤：
当年脍鲸东海上，白浪如山寄豪壮。
去年射虎南山秋，夜归急雪满貂裘。
今年摧颓最堪笑，华发苍颜羞自照。
谁知得酒尚能狂，脱帽向人时大叫。
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
破驿梦回灯欲死，打窗风雨正三更。
不过，从这首诗看，时在成都任参议官的他，仍是壮志未泯，仍是精神不死。屡遭挫折，收复山河之心不变，远离前线，憧憬颦鼓之声依旧。可是，生在这个极不争气的王朝，碰上这些极不争气的皇帝，他一生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一个比一个窝囊废，又能有什么作为？
不是他不想为国效劳，而是这个国家说，谢谢你，你不必效劳，你最好的方式，就是不作为，你要不识相，非要作为不可，那我就要收拾你。诗人不由对天大呼：“至今磊落人，泪尽以血续。”（《闻虏乱次前辈韵》）手脚被捆绑起来的陆游，任由心头滴着鲜血，那岁月也太痛苦了。
有时，我替这位诗人想：他怎么就不能像今天的文人，稍稍灵活圆转一些呢？
如果相信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如果相信外国的菩萨比中国灵，如果见到洋人来临，马上立正，骨头收紧，如果听到老外讲话，立刻敬礼，如聆圣谕；倾倒之而数典忘祖，膜拜之而手舞足蹈，信仰之如醍醐灌顶，陶醉之如狐魅附体，也许陆游就不存在这些爱国烦恼了。
说不定解脱了、觉悟了以后，在新左派刊物或非主流网站上，发表《试论金兀术的绝对霸主权威及不可惹论》、《谈女真国的绝对军事优势，以及绝对打不过，既然打不过，莫如趁早归顺》等文章或帖子，也可增加一些到大金帝国设在淮、泗边上的领事馆，办理出国签证的资本。
然而，古人多古道心肠，而古道心肠之人，多古板，古板的性格，难免认死理，难免一根筋，陆游，对于这个破碎的半壁河山，那根深蒂固的爱，对于异族侵略者，那斩钉截铁的恨，倒也不是说变就变，说改就改的。“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三月十七日醉中作》），他是很把这个不怎么样的国家，当回事的。
不像我的某些作家同行，前脚到得外洋，后脚回脸骂娘，转眼忘掉曾经遮过风雨的老屋，唾弃之，敝屣之，也未免势利得太快。所以，像陆游这样与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这个民族，血脉相连，心气相通，而对那些与自己所认知的文化传统精神相背的“妖氛”、“胡尘”、“夷音”、“逆虏”之类，格格不入，难以认同；那些努力使自己眼珠绿起来，头发黄起来，皮肤白起来的朋友，是无法理解的。
这就是两千三百年前那位漆园吏所说的了：
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秋水》）
那些同行，甚至还会将一顶“爱国贼”的帽子，加诸陆游头上的。这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想想也就不奇怪了，端谁的碗，服谁的管，啖饭，本难，啖洋饭，尤其难，而啖外国主子嗟来之食，更是难上加难。在人家需要他讲什么，而必须讲什么的时候，不这样也难以生存。于是，也就谅解这种讨好主子的谋生之道了。
如果读一读陆游乾道九年（１１７３），写的一首《金错刀行》，就知道两种不同价值观点的差异了：
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
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
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
千年史策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
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刚。
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一个心中有中国的中国人，和一个心中只有外国的中国人，是没有共同语言的。
饮恨一生，爱国不成，这八个字，便是诗人的生平概略，这也是中国历来士大夫说不尽的哀史。谁教他偏偏生在鼻涕虫统治的时代，偏偏赶上不是奸佞当道、小人得势，就是脓包蛋掌权的时代？于是，空有满腹韬略、万卷兵书，徒有爱国热忱、杀敌壮志，也只能在无可奈何的岁月里，销蚀殆尽，付诸东流。
尽管如此，悲壮的诗人仍旧将自己命运，与这个衰微的王朝维系在一起。因为这是他的国家，也是他父母和他儿女的国家，母亲是不可替代的，祖国是不可更迭的。甚至到了开禧二年（１２０６），他八十二岁时，还把自己喻为一匹老马，等待着祖国的征召：
老马虺聩依晚照，自计岂堪三品料？
玉鞭金络付梦想，瘦稗枯萁空咀噍。
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
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老马行》）
如果，再读他写于嘉定三年（１２１０）春天的绝笔诗：
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