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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直不大相信白纸黑字的历史，果真百分百的可信。
以今鉴古，便知分晓，时下还活着的那些涂脂抹粉者，大言不惭，谎话连篇地伪造自己的辉煌。有的人物，连屁股上的屎迹，都未擦拭干净，就想孔雀开屏，也不怕别人看了作三日呕。因此，《明史》所言，是清朝的观点，作史传者并不想把江南士民的反抗如实写出来。
话说回来，虽然古人也有狗皮捣灶者，王朝倾覆之际，忙不及地降清求生，但更多的仁人志士，对于故国，山河，对于世道，人心，对于维系着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看得要重一些。对于朋友，师长，对于道义，责任，对于一个人站直了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很当回事的。因此，夏完淳一定会设法救他的老师，而陈子龙也一定要为他的明朝，他的故主，哪怕孤注一掷，以卵击石，也是当仁不让，挺身而出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硬骨头，支撑着中国文人本来就不多的气节，那么，一部中国文学史，就真是一摊烂泥巴了。
尽管，他们的抗争，是无力的，无效的；也许，他们的牺牲，是无谓的，徒劳的，但是，这种敢将国家、民族、百姓、社稷，担在肩膀上的丈夫气概，这种舍生忘死，从容赴义，百折不挠，宁死不屈的汉子精神，洗刷着中国文人那鼻涕虫的名声。
很惭愧，后来的文人，骨质疏松病似乎愈益严重起来。一到天塌地陷，一到大难临头，求生，便成每个人的本能。本能，倒也无所谓，若为这个本能，变得很“没起子”，就相当难堪。我承认我自己，不止一次地“没起子”过。因此，我对时下那些“右派”朋友，以及自称“漏网右派”，非要挤进来的朋友，或著书，或立说，或添油，或加醋，不惮余力地重塑金身，发扬光大，往往掩口胡卢而笑，心想，装什么孙子？虽然，我是到了患老年痴呆症的年纪，但是，记忆力谅不至于一下子都完蛋。谁不知道那些年月里，我辈为一口嗟来之食，一个个像瘪三似的趴在那儿，撅腚挨打的可怜相。所以，陈子龙被捕押送江宁时，那些朝秦暮楚，易主而事者，那些失节投靠，卖身求荣者，那些为虎作伥，发国难财者，那些鬼鬼祟祟，搞小动作者，仅仅只是顺治年间的文人，才会有的现象吗？
现在，回过头去看明末清初的这一场民族危机，衣冠所系的江南士子，坚决反抗者有之，勉强合作者也有之，既不反抗也不合作的逃避者则更有之，大体上表现得都很出色。或遁入深山，埋首经史，或闭门索居，潜心学问，或跌宕江湖，放浪形骸；即使忍辱负重，虚与委蛇者，其终极目标，也还是回归故里，追求文学。正是这种专心致志，别无旁骛的努力，才有钟灵毓秀的文化江南，才有与陈子龙、夏完淳相先后的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文人涌现。
诸如常熟的钱谦益（１５８０ —１６６４）、吴县的李玉（１５９１—１６７１）、海宁的谈迁（１５９３—１６５６）、绍兴的张岱（１５９７—？）、诸暨的陈洪绶（１５９８—１６５２）、海宁的查继佐（１６０１—１６７６）、宜兴的陈贞慧（１６０４—１６５６）、苏州的金圣叹（１６０８—１６６１）、太仓的吴伟业（１６０９—１６７１）、余姚的黄宗羲（１６１０—１６９５）、如皋的李渔（１６１１—１６７９）和冒襄（１６１１—１６９３）、昆山的归庄（１６１３—１６７３）和顾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在这长江三角洲一带，纷纷展现出非凡才华，这绝非上帝的慷慨，而是时代的赐予。 看起来，大时代出大作家，平庸的时代出平庸的作家，战斗的年代出战斗的作家，那么，堕落的时代，自然也就只能出堕落的作家。也许文学这东西，生于忧患，死于逸乐？太快乐，活得太自在，一天到晚，忙于数钞票，搂美人，一年到头，忙于抖乌纱，乘骏马，即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师，屁股粘不住座椅，大概也就写不出什么精彩的。
所以，历史上那些承平日久，享乐成风，人心浮靡，竞逐奢华的朝代，几乎不出文学大师。惟一的例外，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蹦出一部《金瓶梅》来，似是偶然，某种程度上也是必然，因为在中国文学史上，谁也比不上明代中叶以后的文人所拥有的挟妓放荡，青楼纵淫，金莲伴酒，缠绵性病的风流了。
性文学从来就是性放纵的副产品。
你能指望吃花酒，打茶围，热衷寻花问柳，精通房中之术的文人学士，写出多么有分量的作品么？同样，你能要求看毛片，点小姐，耽溺裤裆文学，言必脐下三寸的当代才子，写出具有忧患意识的不朽篇章么？由于太快活而带来的文学衰势，也真是令人无可奈何。
因此，谈到中国文学的发展，某个时期，物欲的腐蚀，对于文人创作的扼杀作用，远胜于政治上的高压统治。后者如梳，再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也会有缝隙；前者如篦，无孔不入，无懈可击，无处可躲，无计可施，只好对赵公元帅俯首听命。所以，文网密织，动辄获咎的康雍乾三朝，仍有一部《红楼梦》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白色恐怖，仍有一位鲁迅先生在；在故国黍离，社稷崩摧的明末清初，江南一带仍有群星璀璨的文学局面在，就是这个道理了。“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是说物质贫乏的时候，需要精神，其实，物质富裕，同样也需要精神。
正是因为这种精神，被清人沈德潜、周准褒誉为“十五从军，十七授命，生为才人，死为鬼雄，诗格亦高古无匹”的夏完淳，在塘河一处河汊的芦苇荡里，凝视黑暗的远方，努力谛听着桨声橹音，摩拳擦掌，准备营救他的恩师。
稍后，这个年轻人，也被清廷逮捕押往南京。处死之前，他在狱中与其岳父的一席谈话惊天动地：“当日者，公与督师陈公子龙及完淳三人，同时歃血，上启国主，为江南举义之倡，江南人莫不踊跃。今与公慷慨同死，以见陈公于地下，岂不亦奇伟大丈夫乎哉！”从这篇绝命辞中，可见他对于陈子龙的忠忱，他如果不率部埋伏，伺机劫船，倒是不可思议了。因为，无论陈，还是夏，他们都是不易降服，不肯认输的硬骨头，绝不能以我们常见的那些鼻涕虫来衡量的。
通常情况下，就多数文人而言，在板子还未挥舞之前，骨头就先酥软得像大麻花。“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常用“打倒”的说法，其实没有一个是被人打倒的，都是不打自倒，还未动手，早吓出尿来，湿裤子一大摊了。
不过，也有个别的，不听邪的，软硬不吃的，死活不买账的，顶让打倒者头疼的硬骨头。在古人中，或许比例还要高一点。因此，如陈子龙这样的勇敢者，很难想象如《明史》所写的那样轻松，一个要犯会由他从容“乘间投水死”，那自然是屁话了。
应该是一场绝望的夜战，一场劫法场的混战，一场明显是寡不敌众的殊死战，一场以为打他个措手不及，谁知早有防备的交手战。手起刀落，血肉横飞，船头船尾，厮杀不已。从船舱里纵身而出的陈子龙，手铐脚镣，在舱板上走不脱，逃不掉，只好以头颅和身体参与战斗。在血光刀影中，那两个戈什哈，终于明白自己的使命，为了刚坐稳的大清王朝，宁可与虎同死，也不能放虎归山。于是，奔上去，扭抱住这个硕伟的，壮实的，咆哮着的，威武无比的陈子龙，跳进塘河。
我想陈子龙在落水之前，会对夏完淳大叫一声“撤”的，然而，扑通一声，这位晚明诗坛的终结者，也不知他的弟子会不会听到，一边挣扎着，一边沉没着，手脚被捆住的他，最终，饮恨而亡。
从此，这一河碧水，便与这位文人殉国者的英名同在。
我想，陈子龙，这位如同出匣并刀，锋芒锐利，永不卷刃，无畏无惧，擎天托地的文人，对于需要一点精神的中国文坛而言，这个名字，是应该牢牢记住的。
词笺燕子空衔却
李国文
“丹青收藏他怎么？词笺燕子空衔却，纵落去他边着甚科？从此后虎头妙染成高阁。霍生，霍生，若要相逢，除非来生方可！”
这是阮大铖《燕子笺》第三十一出《劝合》结尾的一段点题的唱词。
阮大铖，中国文人之败类，撇开这个人的王八蛋方面，暂且不去说他。单就这部《燕子笺》，平心而论，戏虽一般，但此人在词曲语言上，达到如此诗化的高度，是不能不令人叹服的。唐宋名家的诗词，在他笔下，为其所用，如同己出，那融通化脱的能力，简直无与伦比。
《花朝生笔记》称他：“其所作诸曲，直可追步前人，……至于《燕子笺》则美不胜收矣。”《曲栏闲话》也称他：“圆海词笔，灵妙无匹。”如：
＇一翦梅＇（旦上）春来何事最关情，花护金铃，绣刺金针。小楼睡起倚云屏，眉点檀心，香濡檀林。（梅香）春光九十逼将零，半为花嗔，半为花疼。梁间双燕语星星，道是无情，却似多情。（旦）露湿晴花一苑香，小窗袅袅拂垂杨。（梅）才看紫燕衔莺粟，又听黄鹂叫海棠。（第九出《骇像》）
＇风马儿＇（旦）琐窗午梦线慵拈，心头事，忒廉纤。（起坐介）梅香，檐前是什么响？（梅香）晴檐铁马无风转，被琢花小鸟弄得响珊珊。（减字木兰花）（旦）春光渐老，流莺不管人烦恼，细雨窗纱，深巷清晨卖杏花。（梅）眉峰双蹙，画中有个人如玉。小立窗前，待燕归来始下帘。（第十一出《写笺》）
这类美文，在《燕子笺》中，信手拈来，俯拾即是。若是不计其人，单论其文的话，阮大铖写的戏，其词藻之华彩，文字之典雅，情致之柔曼，格调之清丽，确有不同凡响之处。同时代人的张岱，指出他的语言，“句句出色，字字出色”，虽然有点溢誉，但从琳琅满目的佳句看，说他得晚唐词人三昧，有五代《花间》余韵，倒也不算过分。
明末清初的山阴张岱，是一位落拓不羁的才子，因为先前家世鼎盛时，也曾蓄养过戏班，出息过名角，耳濡目染，这位公子哥儿兼浮浪子弟，自然也就成了一个精音律、擅丝竹的行家里手。阮大铖特地邀他从杭州到南京来，为座上宾，看他自己家里的戏班，串演他自己写的戏。我想，阮看中的不是张的家世，而是在“大江以南，凡黄冠、剑客、缁衣、伶工，毕聚其庐”的文坛地位。（《陶庵梦忆》佚名序）
张岱对列名逆案的阮大铖，肯定会有看法，但他是玩家，还是一个玩到倾家荡产的大玩家，“好梨园，好鼓吹”，艺术至上，看戏第一，也就不在乎他那段丑恶的历史。于是，不惮车船劳顿，跑去赏玩观摩。在那本《陶庵梦忆》中，记下这次愉快的陪都之行。
“在其家看《十错义》、《麾尼珠》、《燕子笺》三剧”，亲自领教过殷勤的主人，将戏中“串架斗笋、插科打诨，意色眼目，细细与之讲明，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因此，张岱对其作品的艺术成就，持十分推崇的态度。虽然，张岱也不得不说：“阮圆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故其传奇不之著焉。”
但他终究是行家，“阮圆海家优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尽出，与他卤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无不尽情刻画，故其出色也愈甚。”
这大约是1644年明亡前的两三年间事。
张岱，作为一位纯粹的文人，也许意识不到国土日蹙，危机临近，也许预料不及大好河山，即将易色；但关外压境的清军，节节进逼，迫近京畿的流寇，坐大成势，一向以“谈兵论剑”自雄，颇有几分军事头脑的阮大铖，看得清清楚楚，相信出头日子大概不远。之所以折柬相邀，说是切磋技艺，交流心得，其实，意不在戏，而是蛰居地下，不安于位的一种政治行为。
大文人通常被政治搞，小文人才热衷于搞政治。阮大铖不愿被政治搞，偏要搞政治，只能做个小文人。最后连小文人也不想做，只想做小人，于是，就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无耻之徒。
阮大铖（1587—1646），字集之，号圆海，怀宁（今安徽安庆）人，后迁居桐城。29岁举进士，天启朝，得吏科给事中职。先以同乡关系，走左佥都御史左光斗的门子。因升职不遂，背左投魏，并且与魏的骨干霍维华、杨维垣，结为死友。不过他行事诡秘，虽“事忠贤极谨，而阴虑其不足持，每进谒，辄厚贿忠贤阍人，还其刺”。因此，至崇祯登基，“元年，起光禄卿”，很快，为魏党献媚上《百官图》的马脚败露，“御史劾其党邪，罢去。明年定逆案，论赎徒为民，终庄烈帝世，废斥十七年，郁郁不得志”。（《明史》）
罢官初期，前十年间，此人还算老实，伏居南京，杜门谢客，蓄养声伎，写《燕子笺》，自编自导，自得其乐。王士《池北偶谈》载：“金陵八十老人丁胤，常与予游祖堂寺，憩呈剑堂，指示予曰：‘此阮怀宁度曲处也。阮避人于此山，每夕与狎客饮，以三鼓为节。客倦罢去，阮挑灯作传奇，达旦不寝以为常。’”
但是，随后数年，大明王朝，朝不保夕，不亡何待的未来，崇祯皇帝，日暮途穷，必然灭亡的前景，已经愈来愈清晰。政治局势的变化，如惊蛰之地动，使这条地下冬眠的虫豸，那不安生的心，难以宁耐，探头探脑，将触角伸出地面，要迎接他的春天了。
“会流寇逼皖，大铖避居白门，既素好延揽，见四方多事，益谈兵，招纳游侠，希以边才起用”（钱秉《皖髯事实》）。可是，魏门客，逆案中人，声名狼藉，臭不可近，正人君子无不躲避他，设法绕开这泡臭狗屎。所以，阮像一只软脚蟹，一条蜕衣蛇，很在意朋友，很需要援手，着力于交际，热衷于联络，极想打开局面，才有把山阴张岱请来赏戏的举措。
可是，在南京，除了与他同科考中的马士英“相结甚欢”外，当时，名胜一时的江南四大公子，都跟他来不来；不但来不来，动不动还要修理他。甚至跟他有通家之好的侯朝宗，就是和李香君谈恋爱的侯方域，也竭力疏远他，冷淡他。因此，他把张岱请到金陵，管吃管住，还要奉送红包，纹银若干两，也是突破复社精英，联手东林后人，对其封锁的一种突围策略。
阮大铖的困兽犹斗，坚忍不拔，你不能不服。第一，蛰居十七年，生存状态恶劣是不必说的了。到处碰壁，从不丧气，始终图明日之计；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努力求东山再起。你可以否定他的人格之贱，但你得佩服他的精神之强。第二，在惶惶然如丧家犬，在人人喊打如过街鼠的十七年间，绝不颓唐，笔耕不辍，写出在文学史上能留存下来的这部《燕子笺》。你可以卑视其人，但你却不能不赞赏其文。所以，《明史》在其本传中称他：“机敏猾贼，有才藻。”
说实在的，这七个字，也就只有阮大铖当得起。
我们通常所谓的小人、坏蛋、败类、蟊贼、混账、恶棍、伪君子、假道学之辈，并不是都“猾贼”又“机敏”，而具“才藻”的。近些年来，在文学圈中，“猾贼机敏”者，倒是有的，可一提“才藻”二字，就鸦鸦乌了。说句不敬的话，九斤老太的“今不如昔”论，未必没有道理，如今这些阮大铖的衣钵传人，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文学小混混们，文章写得那个臭，学养显得那个差，有一脸狺狺然的恶相，无咬断筋骨的犬牙，真是为之抱憾。
所以，我挺宾服这个阮大铖，他坏蛋，坏得有水平，他混账，混得很出色，要比当下骂人骂不到点子上，打人打不到坎节处，嗓子虽高，智商却低，放屁很响，才气毫无的文学垃圾，不知强多少倍？
才子张岱，乘夜航船，抵金陵城，坐丝栏车，驾高头马，灯笼引路，前后扈从，贵宾款待，盛宴接风。我估计张岱那篇奇文，《自为墓志铭》，阮大铖显然过目，所以，一下子就吃透这个声色犬马的败家子。
张岱自言：“……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于是，斜风细雨、春意盎然的石头城里，桨声灯影、遗簪堕珥的秦淮河畔，迷恋在声色中，沉醉于戏境里的他，尽管深知主人不是东西，但姣童慧鬟，明眸皓齿，左佻右儇，不拘形迹，便咧开一张大嘴，忍不住为阮大铖鼓吹，阁下这部《燕子笺》啊！“如就戏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