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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能否有勇气不顾及前辈的脸，大师的脸，权威的脸，长官的脸，斗胆吼出来呢？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然而龚自珍，就敢于睨视群伦，匡然独出。
定庵生平性不羁，善作满洲语，嗜冶游。晚岁学佛。平居无事时，非访伎，既访僧，遇达官贵人，辄加以白眼。生平所得金，皆随手尽，京师人以怪物目之，夷然不顾也（孙静庵《栖霞阁野乘》）。
他有两句诗，一句为“本无一字是吾师”，另一句为“但开风气不为师”，就是他的这种“夷然不顾”的“怪物”性格体现。他曾经申言：“予生平不蓄门弟子。”那么，下文必然就是，他也不会师从任何人的。因此，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他就是他，他就是惟一，他就是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他。
沉沉心事北南东，一睨人材海内空。
壮岁始参周史席，髫年惜堕晋贤风。
功高拜相成仙外，才尽回肠荡气中。
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夜坐》）
他的一生，极其短促，只活了４９岁，就被追杀他的人毒害了。按照中国文人越活越缩水，越回旋，越活越胡涂，越颠倒，甚至活到最后，越混账，越万人嫌的常规，我怀疑，龚自珍活到七老八十，还有思如泉涌的才华？还有目空一切的豪迈？还有指斥海内的勇气？还有匡时救世的雄心？我也不敢揣测。因此，他的短命，固属不幸，但他的形象，却在后人的记忆里留下来完美。
这一点，值得还活着的文人引以为鉴。
柳亚子誉他为“三百年来第一人”，我认为既是对他文品的肯定，也是对他人品的赞赏。他对龚的惺惺相惜，更看重的是诗人身上少有的自信。一个中国文人，能够像龚自珍这样，不在意别人的首肯，不需要别人的赐准，不师法任何样板，不服从任何规范，对于上上下下的说长道短，置若罔闻，对于老老少少的评头品足，不在话下，这是多么值得提倡的我行我素的文学品格啊！
二
车过法源寺，往右安门去的路上，行人车马渐渐多了起来。他这才想起，悯忠寺的海棠花正是盛时，“记得花荫文宴屡，十年春梦寺门南”，这句旧作，使他想起来，差不多每年花期，都要约林则徐、魏源、何绍基、黄爵滋，来赏花吟诗的。而且，最令他萦系不已的，还是当年那花下丽人的俏影，这才是悯忠寺最使他怀念留恋之处呢！
龚自珍思忖着，反正也落榜了，又何必急着回家看一张张失望的脸，便把接他的车放走，自己顺着赏花的人流，向不远处的寺院走去。
进得山门，那几十株铁杆海棠，满树绮红，争奇斗艳，一片花海，落英缤纷。拾级而上，举眼望去，大殿敞廊里围坐着品茶赏花的人中，一双“美目盼兮”的女眷，如电击般灼来，使他眼晕目眩。这位花下丽人，在此不期而遇，我们这位浪漫潦倒的诗人，如饮甘露，如沐春风，早把考场受挫之事，置之脑后，顾不上了。
她就是晚清有名的女诗人顾太清（１７９９—１８７６后），字梅仙，自署太清春、西林春。工诗词，擅书画，当时有“满洲词人，男有成容若，女有太清春”的说法，她的文学成就为大家公认，她的花月容貌更为众人心仪，而且还是一个好交际，喜游玩，出风头，擅应对的社交明星。
太清好着白衣，尝与贝勒并辔游西山，作内家妆，披红斗篷，于马上拨铁琵琶，手白入玉，琵琶黑如墨，见者咸谓是一幅王嫱出塞图也。（《天游阁集》钝宦按语）
她的丈夫，龚自珍当差的宗人府长官，乾隆曾孙贝勒爷奕绘，是个礼贤下士的上司。也站起来招呼这位虽是部下，更是文友的诗人。而秀致清丽，绰约多姿的顾太清，更是因为他的突然光临，甚至无心赏花，更关切他考场失败的愤慨，以及那首在骡车上匆匆草成的《行路易》。
一个女人吸引男人的地方，是她的美丽，而一个男人吸引女人的地方，则是他的魅力。虽然，龚自珍以诗名，以文名，以风流名，以恃才傲物名，其实，他的政治抱负，他的爱国情怀，从他《金缕曲》的诗句“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看，最渴慕的还是功名。所以，放浪形骸，不拘形迹，嬉笑怒骂，行止任意的文人雅士，是他外在的表象。忧患国是，激昂慷慨，冀图振作，有所作为的志士仁人，才是他内里的真实。这也是顾太清对龚自珍，情不自禁而心向往之的缘故吧？
尤其在这座海棠盛开的寺院里，是能勾起许多往事回忆的。
我一直相信，龚自珍的那首《减兰》词，应该是十年前与这位江南才女最初见面的记录。
人天无据，被侬留得香魂住。
如梦如烟，枝上花开又十年。
十年千里，风痕雨点斓斑里。
莫怪怜他，身世依然是落花。
词前有一小段文字，写得颇暧昧。
偶检丛纸中，得花瓣一包，纸背细书辛幼安“更能消几番风雨”一阙，乃京师悯忠寺海棠花，戊辰暮春所戏为也。泫然得句。
也许那时的她，很可能还是婀娜可人，待字闺中的江南才女。一方面，龚自珍那经国济世之雄心，革新变法之宏图，家学渊源之功底，倚马可待之才华，使她芳心暗许；另一方面，他那狂狷傲慢之放肆，负气自恃之浮名，招蜂惹蝶之非议，滥赌之恶声，也令她举步踟蹰。但后来，她成了贝勒府里雍容华丽的贵族夫人，他又成为她丈夫的下属，一切都在彬彬有礼，保持分寸，疏密有制，若即若离的状态下，进行着有间距的感情交流。由于无法倾力相恋的遗憾，这包海棠花瓣，能不令我们这位多情的诗人，抚今追昔么？
关于龚自珍和顾太清的这段“丁香花公案”的爱情故事，因为涉及到诗人最后的暴卒，清末民初，也曾沸沸扬扬的热闹了好一阵。既有曾朴的《孽海花》，冒鹤亭的《太清遗事诗》，言之凿凿；也有孟森的《心史丛刊》，苏雪林的《丁香花疑案再辨》，矢口否定；更有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定庵出都，（因主禁鸦片）得罪穆彰阿，外传顾太清事，非实也。”别证其无。
但我宁肯相信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所说到的，“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龚自珍“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据此论点，观堂先生对男女情爱的正经，古板，道学，迂腐，姑置勿论。但他认为龚诗所写，并非向壁虚构，这个学者的断言，是值得采信的。
因此，他在１８３９年（道光十九年）的《己亥杂诗》第２０９首，怎能不使人疑窦丛生呢？
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
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自注： “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 而随后不久，那一阙《桂殿秋》，更是若隐若现，欲盖弥彰。
明月外，净红尘，蓬莱幽谧四无邻；
九霄一脉银河水，流过红墙不见人。
惊觉后，月华浓，天风已度五更钟；
此生欲问光明殿，知隔朱扁几万重。
龚自珍在礼部祀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官微职闲，备受排挤，后来，能够到奕绘的宗人府，谋得一份俸禄，若无强有力的奥援，是很难获此美差的。谁能说不是顾太清为其杭州同乡，对丈夫施加影响的结果呢？这位有着满洲和蒙古血统的野性，又得到江南水土润养的女人，有其柔美温雅的一面，也有其奔放热烈的一面，她能毫无顾忌地说项，不怕风险地引荐，除了钟情，除了爱恋，找不到别的什么解释。于是，她对于这位有可能因公因私，从此出入府中的龚自珍，他的浪漫，他的情感，他的文学魅力，以及那种“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放荡色彩，不为所动，也是不可能的。
从太清春的《落花集》、《渔歌》等诗词作品来看，她其实是既懂得情，更懂得爱的一个极风流，极妩媚的女人。然而，１８３８年（道光十八年），当贝勒奕绘的官衔被革职，世袭被褫夺，在抑郁中去世以后，作为嫠妇的顾太清，在家庭中便一落千丈，何况奕绘的正室，和继承人合谋起来，要将她和他置之死地，而仍沉迷在姑且认为是柏拉图式爱情中的诗人，竟浑然不觉，还在为她写“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表白自己的不渝之情。 忘了他曾经写过的《行路易》那首诗，忘了诗中所写的，那些在四个方向的山头上，张牙舞爪的猛虎了。也许，某个老虎在某个时期，不吃人，不等于它从此不再吃人，更不等于改变饮食习惯，开始吃斋茹素起来，这就是中国文人常常天真得令人感到可怜又可笑的地方。
即使，龚自珍比离他家不远悯忠寺内的海棠花，还要纯净，顾太清比离贝勒府不远太平湖畔的丁香花，还要明洁，他们这种无瑕的感情，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他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非其族类的女人，她恋上了一个绝对被视作异端的叛逆男人，这种近乎十恶不赦的对传统，对体制的挑战，必然是要斩尽杀绝的。
按这对情侣的智商，其实应该了解，封建社会的专制，如同猛虎吃人，之所以万世不坠，一方面是实施恐惧统治的结果，更是窒息思想，扼杀见解的结果。于是，吃人者恒吃人，被吃者恒被吃，这是虎的规则。而一旦某个被吃者，不想被吃，不愿被吃，要讨个说法，要变个主意，有了不同的政见，有了相异的观点，有了反对的想法，有了挑战的念头，等着吧！这部国家机器，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最低的衙役皂隶，刀兵棍徒，保甲里正，巡丁逻卒，比猛虎还要猛，全力以赴，悉心从事，上下一致，除恶务尽。
龚自珍的一生，其实只做了三件事，赌命运，赌爱情，赌文学。然而，上帝从来不会给人百分之百的，结果，文学上获得极大成功，命运上遭遇完全败北，爱情上更是交待出去他的生命。
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比他更为“各色”的文人。
他的喜赌常输，虽输犹赌的恶习，很像沙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诗歌领域的开创意义，不亚于英国的拜伦、雪莱；他与贵妇人的风流韵事，他与风尘女子的狭邪冶游，法国的大仲马、巴尔扎克之辈，根本望尘莫及。至于他那些披肝沥胆，唤醒国士的警世之作，与雨果作品对于法国，与马雅可夫斯基对于俄国，在革命中所起到的作用堪相媲美。甚至他最后一盏鸩酒，暴毙而终，与普希金、莱蒙托夫决斗饮弹，不治身亡，虽同属别开生面之死，但他死得更为蹊跷。
１８３９年至１８４１年（道光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是他创作的高产期，生命之烛燃点到最后，爆发出璀璨的光华，他以几乎日写一首七绝的进度，写成的这部《己亥杂诗》，达到他一生成就的最高峰。然而，他的人生赌博的命途，终于也到了终点。
关于他在南归途中，于丹阳书院暴卒事，据清人孙静庵《栖霞阁野乘》所述，有两种不同说法：
一、“其殁也，实以暴疾，外间颇有异词。初，定庵官京曹时，常为明善堂主人上客。主人之侧福晋西林太清春，慕其才，颇有暧昧事。人谓定庵集中游仙诸诗，及词中《桂殿秋》、《忆瑶姬》、《梦玉入引》诸阙，惝惚迷离，实皆为此事发也。后稍为主人（子）所觉，定庵急引疾归，而卒不免。盖主人阴遣客鸩之也。”
二、“定庵晚年所眷（妓）灵箫，实别有所私。定庵一日往灵箫处，适遇其人，因语灵箫与之绝，箫阳诺之，而踪迹则愈密。半岁后，定庵一日又见其人从灵箫家中走出，因怀鸩以往，语灵箫其人倘再至者，即以此药之。药方固出禁中，服之不即死，死亦无伤痕可验也，灵箫受药，即置酒中以进，定庵饮之归，即不快，数日遽卒。”
总之，老虎没有闲着，也不会闲着，它总是要吃掉它想吃的人，不过，时间有早晚，下嘴有轻重的分别而已。于是，这个才华极其高超，文字极其辉煌，内心极其矛盾，思想极其复杂，连他自己也把握不住自己的天才，在文学星空中，迸发出最后的华彩，一闪即逝，遂成绝响。虽然，只活了４９岁，留在文学史上的这个颇为异类的形象，却是值得后人好好研究。
读完他短促的一生以后，我们该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那就是：“东山猛虎不吃人”，绝对是一个神话，万万当真不得。
花自飘零水自流
李国文
李国文：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近年致力读史随笔和散文写作，著有《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等。其小说较早地以时空交错的宏大结构反思“文革”历史，反映改革开放；其随笔谈古论今，犀利辛辣，深受读者喜爱。
李清照，是个命运不济的才女。她的这句诗，几乎像谶语一样，兆示了她不幸的一生。试想，一朵飘零的落花，跌进流水之中，任由沉浮的际遇，难以自主的命运，不正是她命途多舛的形象写照么？
红藕香残玉簟秋，
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这是她的早期作品，当作于１１０３年（北宋崇宁二年）的秋天。
那年，李清照二十岁，也是与赵明诚婚后的第三年。花样年华，新婚燕尔，应该是女人最好的岁月。然而，“花自飘零水自流”，实在是句极不吉祥的谶诗，像埃及金字塔里那条法老的咒语“谁要触动了我，谁就不得好死”那样，其应验之灵之准，使得她的一生，简直脱不开“花自飘零”四字。而且，正是从这首词开始，被流水不知带往何方的飘零命运，也就开始了。
这既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文人的悲剧，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绞肉机中，一个无辜女诗人的悲剧。
故事得从１１００年（元符三年）说起，正月，哲宗驾崩，赵佶嗣位，是为徽宗。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起来。
１１０２年（崇宁元年）夏五月，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籍为“元奸党”。
七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顺藤摸瓜，在劫难逃。七月乙酉，定案“元奸党”十七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罢官。
九月，宋徽宗御书奸党人名，凡百有二十，刻石京师端礼门，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
１１０３年（崇宁二年）四月，毁司马光、吕公著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
九月，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奸党碑”。党人碑刻三百零九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
１１０４年（崇宁三年）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
１１０６年（崇宁五年）春正月，彗星出西方，太白昼见，诏求直言，方有毁碑之举。
１１０８年（大观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党禁至此稍弛。（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清照集笺注》）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杀诤臣，不得杀读书种子。是否如此，未见正史。但赵姓皇帝对待知识分子，尚属礼遇，不算那么刻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长级、国务委员级、副总理级的高层职务，也就只有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达到如此官位。他们出入宫禁，位列中枢，掌握机要，筹谋决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当官，绝不是当摆设，充玩艺，起花瓶作用的闲差虚位。有职有权，有威有势，足够让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诗人，艳羡不已。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也非等闲人物，以礼部员外郎，拜提点京东刑狱，作为河南、山东一带的司法厅长，警察总监，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论，混账如赵佶者，尽管修理文人，不遗余力，通过党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运动，倒没有开过杀戒，没有砍人脑袋，总算不违祖宗规矩。不过，他先打“元奸党”，后打“元符奸党”，雷厉风行，严惩不贷，斗争从严，处理也从严，充军发配，妻离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师内外，杀气腾腾，鬼哭狼嚎，也是蛮恐怖的。
最滑稽者，居然还有平反改正、落实政策一说。“元奸党”案，从１１０２年，到１１０８年，也颇符合当代政治运动“七八年来一次”的大限，实在让人不禁感叹系之。历史原来是一条环行路，敢情这一切都是古已有之的，能不令人咋舌？
北宋自神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