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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两位诗人，虽并名为李杜，却有着鲜明的不同。
看他们的创作状态：一个天马行空，一个脚踏实地。
看他们的精神面貌：一个神采飞扬，一个愁眉苦脸。
看他们的写诗主旨：一个提倡浪漫主义，一个主张现实精神。
看他们的情感寄托：一个陶醉醇酒妇人，一个在意妻儿老小。
看他们的人生抱负：一个梦想“为君谈笑静胡沙”，期望异常之高；一个只能“日暮聊为《梁父吟》”，欲念相当之低。
看他们的心路历程：一个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旦得意，自我感觉立刻良好得不得了；一个是“同学少年都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颠沛流离，心情始终是相当郁闷和自卑。
看他们的终结追求：一个仰面朝天，努力攀登，心比天高，“揄扬九重万乘主”，是要入阁拜相，问鼎当朝的；一个眼睛向下，扎根泥土，辛勤耕耘，“语不惊人死不休”，除了诗之外，他几乎再无其他了。
李白与杜甫，严格说，是不甚搭界的。
宋人李纲《杜工部集序》称：“自开元天宝全胜之时，迄至德大历，干戈丧乱之际，凡千四百四十余篇，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无聊，一发于诗。”杜甫是一位心系社稷，悲悯苍生，于颠沛流离中，始终忧国忧民的诗人；而李白，以杜甫那首《饮中八仙歌》，其中四句极写李白的恣纵狂放、肆无忌惮的浪漫精神来看，“……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则是一位充满自信，解放个性，于率真生活中，追求淋漓痛快的诗人。
因此，无论为文、为诗、为歌，更重要是为人，李白和杜甫，可以算作两条道上的火车，很难走到一起。
然而，公元７４４年至７４５年，这两位诗人的运行轨道，有过短暂的交接。
天宝三载（７４４），李白与杜甫初次相遇，相识，相交往，时在东都洛阳。前两年，李白应朝廷征召入京，初到长安，即与贺知章相见，颇受推重，以贺的名望，复荐之于帝，身价倍增。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授为待诏翰林，拟以擢用。这位文学明星，顿成政治明星，一时间，“王公大人恤颜色，金印紫绶来相趋”，我们这位大诗人，“中宵出饮三百杯，明朝还揖二千石”，忙碌得不亦乐乎，开心得也不亦乐乎。我替来到京城闯荡的杜甫想，少不了类似今天那些文学青年、新秀作家，来到北京，不能不向那些文学名流、评论大腕、出版巨头、编辑高手，致以崇高敬意一样，自然要想办法拜李白这个码头。
一心要匡扶王室、立志疆域的李白，不想仅仅当一个哄皇帝开心的御用文人，正跟唐玄宗李隆基闹情绪，皇帝只要他做诗，不要他干政，诗人激动之余，打了辞职报告，要求返回山林。那时的杜甫，说来也颇狼狈，科举未成，为宦不得，像在北京厮混的北漂一族，在长安、洛阳，以他的诗名，以他的才情，以他河南人那种朴质，或干谒权贵，或谋事衙门，或打杂蹭饭，或贩药求生。因此，类似科学院院士或社科院学部委员的李白，放下身段，能和杜甫来往，某种程度上说，是抬举他，杜甫很当回事，自然可以理解，李白不那么当回事，似乎也可理解。
尽管李对于杜，不怎么把这个小他十岁的年轻诗人，太放在心上。但是，《新唐书·杜甫传》称：“甫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这种状况，我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这位待诏翰林的情绪。一般来说，文学强者对相对弱于他的对手，比较能够胸怀宽阔，而对势均力敌、存在着绝对年龄优势的对手，通常保持着一种警惧心态，也许在表面上不一定看得出来，但在心灵深处，这种戒备态势，是会存在着的。对于李白与杜甫的关系，古人也好，今人也好，持两人“相知甚深”的看法，论者颇多。这些皮相之言，似有未可尽信之处。
因为，文人与文人相处，不会比狼与狼相处更融洽，我指的是心灵深处的，那些隐藏最深的特别较劲的方面。
天宝四载（７４５），李白的报告，李隆基批了，对皇帝而言，御用文人与澡堂里的搓背师傅，与按摩院的三陪小姐一样，去了一个，还会有另一个。应该说，唐玄宗还是很欣赏李白，也未必不想予以重用，可他左右不了身边的宠幸、枕边的美人，只好“遣金放还”，让诗人体面地离开长安，一路向东走去。正好，杜甫探亲，也来到齐鲁，事有凑巧，两位诗人再次相遇于山东兖州。
也许一个遭遇挫折的人，容易现实一点；也许一个饱受不幸的人，也就在意他人的同情。天性张扬的李白，被一脚踢出长安，再多的遣散费，也安抚不了那极其自尊而感到极其屈辱的心，失落之余，杜甫的殷勤——“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便是他在这座古城里难得的温馨了，遂与杜甫有了更多的交流。
时年三十四岁的杜甫，对于长他十年的李白，仰慕之心，不一而足。他们同行同止，同唱同和，同饮同酌，同醉同酣，似乎给杜甫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当时，还有另一位诗人高适，也和他们在一起。后来，杜甫总是在诗中提到这次齐鲁宋陈的愉快经历，“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不胜留恋。总之，仅不过短短的三年间的两次交往，敬佩其才华，服膺其诗情，钦慕其潇洒，悲悯其遭遇的杜甫，涉及到李白的诗篇，计有：
《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
《赠李白》（“二年客东都”）
《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
《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
《饮中八仙歌》
《冬日有怀李白》
《春日忆李白》
《梦李白二首》
《天末怀李白》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不见》
《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
《昔游》
《遣怀》等十四首诗。
尽管，作品数量的多寡，并不能决定两人情谊的深浅，但是：
他对李白诗作的赞美：“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他对李白才华的崇拜：“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哪得知其故？”“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他对李白处境的理解：“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他对李白流放的关注：“君今在罗网，何似有羽翼？”“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
尤其，他对李白一别以后的思念：“故人入我梦，明我常相忆。”“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以及他的等待，他的希望，盼着“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仍旧回到“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一天，那诗句中流露出来的痴情……
从这些诗句中，我们读到了真挚，读到了赤诚，读到“如弟兄”的感情，更读到了一个年轻诗人对于先驱者的信任、追随、仰慕、坚贞。
然而，从李白留存到后世的全部作品中，关于杜甫，只有《沙丘城下寄杜甫》和《鲁郡东门送杜二甫》两首。甚至还不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那个无名之辈。他为这个很款待了他一番的好客主人，一口气写了三首诗，待遇要比杜甫高出一格。从以上小小的统计来看，大致可以想见，这两位诗人，谁在谁心中的分量，有多重，有多轻，也就昭然若揭了。
而困扰于李杜关系中的那首有争论的“饭颗山”短诗，也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到两位诗人磨合中间无伤大雅的杂音。
李白的这首《戏赠杜甫》，让我们看到他内心世界的另一面。诗如下：
饭颗山头逢杜甫，
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
总为从前作诗苦。
这四句诗，有人力辩其无，有人极证其有，几成一桩公案。
清乾隆《唐宋诗醇》确信，非李白所写，他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白与杜甫相知最深，饭颗山头一绝，《本事诗》及《酉阳杂俎》载之，盖流俗传闻之说，白集无是也。鲍、庾、阴、何，词流所重，李、杜实尝宗之，特所成就者大，不寄其篱下耳。安得以为讥议之词乎？甫诗及白者十余见，白诗亦屡及甫，即此结语（“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情亦不薄矣。世俗轻诬古人，往往类是，尚论者当知之。”
清人王琦注《李太白集》时则存疑，认为有可能为李白所写：“《唐本事诗》：李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曰：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寄兴深微，五言不及四言，七言又其艳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故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云云，盖讥其拘束也。此诗又见《摭言》、《唐诗纪事》云：此诗载《唐旧史》。”
我一直认为，诗人，首先是人，哪怕是不朽的诗人，诗仙也好，诗圣也好，也是和绝大多数的人一样，拥有大致相同的感情。有时候，面对某个人、某些人，面对某件事、某些事，也有可能既“仙”不起来，更“圣”不起来，有可能俗，有可能丑，甚至有可能恶的。
所以，我看到时下的报章杂志上，对那些死去不久，或即将不久于人世的近乎仙、近乎圣的老作家、老诗人，乃至于学界巨擘、艺术大师、理论权威、媒体大亨的溢美之词，什么高风亮节啊，什么先知先觉啊，什么隐姓埋名的贡献啊，什么凡人不晓的如珠如玉的品格啊，总是似信似疑，半信半疑，忍不住要打上一连串问号的。
也许讲中庸之道的中国人，论人议事，倒常常持绝对的、偏激的、唯心的、形而上的态度。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可收拾，美就美到天上去，高则高到高不可攀。若是讲一点辩证法，若是用一分为二的方式，若是能够接受仙未必全仙、圣不一定皆圣的观点，若是接受伟人不可能百分之百的伟大光明正确、形势大好不等于全好更不等于永远好的看法，那么，对于尊敬的大师们虽然令我们高山仰止，但偶尔间也会失态也会小人的举止，便不以为奇了……
因此，“斗酒诗百篇”、“敏捷诗千首”的快枪手李白，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肯下慢工夫的杜甫，酸溜溜地开个玩笑，调侃一下，宣泄一下，也就不必当回事的。
要知道，狼是接受群的，而文人，通常是不大容易接受群的。在他内心里谁也看不到的最深处，总是把自己看作老大，没有一个甘心服低的。
《李国文说唐》
唐朝的天空（1）
这应该是上个世纪70年代，或者还要早一点，两位国外学者谈起中国的事了。
日本创价学会的会长池田大作，在一次聚会上，与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华夏文明。这位日本作家、政治和宗教活动家，忽发奇想，问这位专门研究东西方文明发展、交流、碰撞、互动的英国学者：“阁下如此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这五千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
汤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说：“要是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我会选择唐代。”
“那么——”池田大作试探地问：“你首选的居住之地，必定是长安了。”
中世纪的长安，作为唐朝的首都，幅员广阔，人口稠密，商业发达，文化鼎盛，是公元9世纪前全球顶尖级的都市，堪与古罗马帝国的大罗马地区媲美。现在的省会西安，不过是在原来皇城及部分宫殿基础上建起来的小而又小的新城，与当年庞大的长安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在今天的西安，仰望苍穹，很难想象当年那近一百平方公里的唐朝都城的天空，该是何等的气势。
1924年，鲁迅到西安去了一趟，就是为了这个天空。他一直有个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主人公是杨贵妃，因此，他来到故事发生的背景地，无非实地考察一下，寻找一点感觉。这种做法，在当今先锋才子眼中，自然是老派作家的迂腐行为了，他们一定会大摇其头，面露鄙夷之色的。
“唐朝的天空”这个说法，是鲁迅30年代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提出来的。他说：“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
生活之树，有时也不常绿。不看倒好，一看，结果却大失所望。
此长安已非彼长安了。在唐以前，这里曾是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其中还包括黄巢的大齐等十一朝定为国都的城市，时间长达千年之久。但到唐代末年，有一个比黄巢更残忍的朱全忠，“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资治通鉴唐纪八十》）。经过这次彻底破坏以后，如刘禹锡诗云“金陵王气黯然收”，长安风水尽矣！嗣后，除了李自成的短命大顺，没有一个打天下坐江山者，有在这里建都立国，作长治久安之计。所以，鲁迅以为来到这个以羊肉泡馍和秦腔闻名的西安，就能够看到大唐鼎盛时期的天空，那自然要徒劳往返了。
鲁迅此次访陕，看过秦腔，买过拓片，有没有吃过羊肉泡馍，不得而知。但这些离唐朝太远的事物，大概无助于他的创作。于是，那部长篇小说《杨贵妃》，遂胎死腹中，成为现代文学之憾。
不过，唐朝终究是伟大的唐朝。英国的汤因比，如果让他再活一次，竟愿舍弃伦敦而就长安；从来不作长篇小说的鲁迅，却要为唐朝的杨贵妃立传，还破天荒地跑到西安去寻找唐朝的天空。我一直忖度，应该不能以今天基本贫瘠的西部状况，来考量两位智者对于那个伟大朝代的认知，从而觉得他们的想法，属于“匪夷所思”之类。看来，这个朝代，这座城市，不仅在中国历史，甚至在全人类历史上，也有着难以磨灭的影响。
在中世纪，自河洛地区、关中地区，以及长安而西，越河西走廊，一直到西域三十六国，由丝绸之路贯穿起来的广袤地区，由汉至唐，数百年间，中土与边陲，域外与更远的国族之间，没断了沙场厮杀，兵戎相见，金戈铁马，狼烟鸣镝。即使到了隋末唐初的公元7世纪，李世民开始他的贞观之治的时候，据钱穆《国史大纲》：“自隋大业七年至唐贞观二年，前后十八年，群雄纷起者至百三十馀人，拥众十五万以上者，多达五十馀，民间残破已极。”但是，应该看到，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无论怎样铁蹄千里，怎样倾国来犯，其实，倒是某种意义上的“绿色”战争，相当程度上的“环保”战争，对人类居住环境的危害，不是那么严重。甚至不如现在一个县城里的小化肥、小造纸、小化工，更能糟蹋地球呢！古人打完仗，拍拍屁股，回家继续种庄稼。所以，地照样绿，水照样清，空气照样清新，天空照样明亮。
中古时期，由于森林的蓄积，植被的完整，水土的保持，雪山的融化，河川湖泊的蒸发和补给，都还处于正常状态，因此，历经战乱的古都，由于“八水绕长安”的大气环境，能够保持空气湿润、林木苍翠、鸟语花香、郁郁葱葱的氛围。所以，才有可能出现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场景。
虽然，诗的后两句“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似乎有点悲凉，那也只是我们读者的感受，当事人就未必了。实际上，元二出了阳关，到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塞上曲》）的安西之域。别看气候干旱，人烟稀少，沙尘肆虐，烈日炙烤，那也是引人向往的一个去处。
第一，当时的汉民族，还不那么深受礼教的束缚，敢于向往自由，能够追求率性，比后来的中国人要敢爱敢恨一些；第二，当时的少数民族，尚武少文，更为放荡放肆，感情强烈。来自长安的元二先生，会在那弦歌嘈杂、觥筹交错、灯红酒绿、舄履杂沓的帐篷中、毳屋里，生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吗？光那些达坂城的姑娘，就够他眼睛忙不过来了。
由于南北朝到隋唐的数百年间，中原的汉民族与边外的少数民族，不停地进行着胜者和败者角色互换的战争游戏。一个时期，大批被掳掠的汉人，被胡骑裹胁而西。一个时期，大批降服的胡人，进入汉人居住区域，打仗的同时，也是一个相互影响，此消彼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