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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进来了，以海鲜，鱼虾蟹，海鲜饭Paella，我不是成心地写洋文，实在是这个词的中文发音忒难听——屁噎啦！
柏林的法国餐馆、意大利餐馆也很多。以前，还有很多俄国餐馆（十月革命后出逃的白俄在柏林曾高达30万人之众！因为他们多住在夏洛特堡区，柏林人戏称该区“夏洛特格勒”）。二战结束后，随着大批土耳其、希腊和南斯拉夫劳工涌入，旧时的餐饮格局被打破，“餐阀”混战。混战的结果：土耳其人瓜分到一亩三分地，别人爱来不来，有我们穆斯林兄弟就足够了！希腊人则刻意经营家庭式的温馨气氛，餐厅布置上不讲奢华，讲饭菜可口，物美价廉；南斯拉夫人就采取大盘子大肉策略，你进来一个，我叫你吃一双，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一家老少、三代五口人来我这儿，我明了告你，老的少的不用单点，一家人有两、三大盘，足够！这一招杀伤力极大，很快就把一些法国意大利餐馆挤趴下了。
埃及、塞浦路斯、叙利亚饭馆在柏林都有。黎巴嫩人很精，他们花钱盘下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的餐馆经营，字号和招牌都是现成的，客人依旧回头，也不用投太多的资金对餐馆改造。小投入，大产出。
中、日、韩，泰国印尼越南印度餐馆统统杀将进来。其中，属中餐馆的发展最为迅猛。到八十年代末，柏林墙倒塌后，中餐馆更是像雨后的蘑菇一样遍地疯长，达到了近一千家！在拼掉了其它对手之后，中餐馆只有自己火并了，拼价格，拼经营方式和拼广告。
经验告诉我们：在柏林，哪家中餐改自助，就是它快玩完了！
经验还告诉我们：中餐馆不能开正宗，除非它不想活了。
跟在中国吃西餐要吃“改造西餐”一样，德国的中餐馆供应的是“改造中餐”：炸鸡炸鸭炸春卷炸虾片，炒饭炒面炒米粉酸辣汤。对啦，别忘了加酱油，德国人心目中的正宗正餐不能没有酱油。那酸的是醋，那甜的是糖——还有罐头菠萝！当然，例外总是有的。现在有些中餐馆就相当正宗地道。他们想做的就是中国人自己的生意——那好几万中国肠胃（还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代表团和私人游客）不也是长了腿儿的欧元吗？！而且，柏林的中餐馆也开始步美国中餐同行后尘：餐馆越开越大，今天盖个“天坛祈年殿”，明天开张“大观园”，让几百乃至上千名食客同时抡开腮帮子，甩开大槽牙坐在一块吱咋嘎吧，场面要多壮观有多壮观！
与此相反的是土耳其人的餐馆。按说，在柏林，他们是外族人里面最大的一支，又恪守了穆斯林传统，光自己的消费大军，人数不小于20万。而且，土耳其家庭大多保持传统生活模式，餐馆基本上采取家庭式经营——他们不缺人手。可是，他们很少有把餐馆做大的，只是开一些快餐店，招牌菜就一样：蹲那儿开吧。
土耳其语叫Doener Kebap，“蹲那儿开吧”是我的独创，既取其音又取其意：
“开”在北方方言里就是开饭、开吃。刚好土耳其小店也没几个座位，客人进来后，吆喝一声“来一个（两个、三个）蹲那儿开吧！”买完了就走，出去自己找地方吃。德国人不会蹲，土耳其人会，中国人更会。
这东西说来颇像咱西北的“肉夹馍”，只不过里面的肉不是实实在在的肉，而是用牛羊肉加淀粉一类东西和水混合之后，夯实了，夯成一个上粗下细的大肉墩儿，然后挂在立式挂炉上转着圈烤。烤熟了，用一种又长又扁的刀往下片，然后往大饼里一夹，再放上黄瓜西红柿生菜洋葱片，浇上大蒜汁，撒上辣椒面。吃起来香，有菜有肉，耐饥经饱，在柏林卖得尤其便宜，花两欧元就能饱饱塞上一个蹲那儿开吧！
我听说有从德国回去的中国人在北京卖这玩艺。我还没有见到过，也不知管它叫什么。我想他们绝想不出这么精采的名字吧！
说了半天，还都是围绕着餐馆说吃。显然有失全面。说到底，过日子还得说居家的一日三餐。在国外生活，公费吃喝基本没有，朋友交往，饭局一般设在家中。去饭馆吃，开销大，饭菜还未必可口，而且，请人到家里来作客更能表示主人请客的诚意。
请客吃饭，在德国人，重在“请”字，具体落实在各式各样的餐具、酒具上，在“宾主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伴着音乐品酒清聊；在中国人，则重在“吃”字，冷热荤素，七碟八碗，杯盘不整，缺边掉角。不过这不要紧，一点不妨碍主客尽兴，席间只管交杯换盏，大声喧哗，煮酒论英雄，谈笑鱼肉间，场面热，而且闹！
在柏林的中国人见面了，不能不说吃，又不能说到吃。为什么？因为爱恨交加。
不说吃吧，好像言犹未，说什么都是白说，跟没说一样；说吃吧，坏啦，马上改成忆苦思甜大会了：天哪！这些年在德国可是遭了大罪啦，鱼不戏水，虾不蹦跳，蟹不横行！肉发柴，蛋不香，黄瓜赛棒槌，番茄追西瓜，属画上的酒宴——中看不中吃！有的朋友家家具一概从简，简到不能再简了，厨房里的家什却一应俱全，蒸炸炒汤涮，他家差不多都有！就这他还说呢，没有煤气怎么玩？电炉炒菜，明摆着瞎掰嘛！
凭心而论，德国市场上的副食供应比我刚来的时候丰富多了，那会儿没有现在这么多种类的生肉熟肉瓜果蛋菜，也没有这么多亚洲店。全柏林就只有几家潮州人、韩国人和泰国人开的小店。货色不全，价格却比德国人的中高档超市高得多。
我有一朋友，馋豆腐馋得要疯，愣把德国超市里的、切成方块的白奶酪给当成了豆腐（那会儿他的德语也狗屎！）。满心欢喜，以为自己发现了新大陆。交钱的时候他吓了一跳：一块豆腐怎么贵过买三只鸡或一公斤里脊肉？解馋要紧，他忍痛买下。回家的一路上他都在犯嘀咕：这豆腐怕是不新鲜了吧，怎么味道怎么怪啊？回到家，他决定先把豆腐煮过再烧。水开了，“豆腐”下锅了，那叫一个臭啊！
类似的傻事我也干过：我在超市里看见一种不是芹菜胜似芹菜的东西。论形体，它好像芹菜；论色彩，它上红下绿，翠生生如同俊俏的村姑！闻一闻，没有芹菜的冲味，倒有些许清香。看看价钱不贵，我喜出望外，一下抓起两棵。按我印象中的芹菜吃法，我准备今天用一棵炒肉丝，另一棵明天凉拌。肉丝炒好了起锅，重新放油，芹菜下锅：shit！酸味扑鼻，锅里出来好多水。我捏着鼻子一尝，妈妈咪呀，整个一锅山西老陈醋！第二天，我拿着那棵“假芹菜”去找房东太太讨教。她看见我手里的东西眼睛顿时瞪得溜圆，不无夸张地叫道：噢，我亲爱的夏，你居然这么快就学会用“拉巴拉别拉”做糕点了！上帝啊，中国人真是厨房天才呀！把我臊得呀！
回到家我马上翻字典，Rhabarber，大黄；又：形容某人说话口齿不清罗哩罗嗦——拉巴拉别拉，拉巴拉别拉拉巴拉别拉拉巴拉别拉拉巴拉别拉……后来，房东太太专门请我吃她用拉巴拉别拉（当然还有鸡蛋奶油等等好东西）做的蛋糕。别说，甜中微酸，口感清香，味道果然独特。原来，这玩艺的用法是先放在水里煮，同时，加糖——加大量的、超大量的糖！
写到这儿我饿了。就此打住吧，我好去拐角上那家土耳其小店吃个蹲那儿开吧。
下周我即将回北京。消息散布出去，有北京的朋友回信道：回来好啊，想吃什么？这话多温暖人心啊！让人——那个人就是我，浑身上下都觉得熨贴，舒服。
舒服完了我又想：如果我朋友来柏林了，我拿什么好吃的招待人家呢？是咖哩香肠，还是蹲那儿开吧？还是，——拉巴拉别拉？
男女老少统吃 上海燕：一家好吃鬼（图）
我这个人生来嘴搀，对儿时的回忆大多和吃有关。不到三岁就开始上长托的幼儿园，每星期只有星期天回家。现在想起那儿来，别的情节倒都挺模糊的了，记得的净是小磁碗、小磁盘和饭拌上菜汁的模样。
十一岁时爸妈参加文革的学习班集训，也是“长托”，有时星期天也不回来。我会用半天时间把蜂窝煤炉子生好，再去买三毛钱肉、两毛钱黄瓜，知道用淀粉和酱油把肉丁拌匀，炒个黄瓜肉丁，再闷一小锅白米饭，带着八，九岁的弟弟吃到锅里盘里溜光。
我和先生BILL是上大学时认识的，他远从美国的麻省到我们北师大来学汉语。先是一块儿到街对面去喝瓶汽水儿，再就发展到骑车去北太平庄商场吃酸奶。后来什么德胜门旁边的包子、西四路口食品店的桃酥、颐和园门口小吃店的炒饭，都在车轮滚滚之下尝遍了。当时他只有一个要求：千万别给我吃猪肚子里的东西，其它的都行！吃到、聊到他翅膀硬了，就在合吃了一顿留学生食堂的宫爆鸡丁加米饭之后，他离开中国去走自己的路了。我始终不能忘记那盘菜中一颗颗硕大、饱满、香脆的花生，他看我喜欢吃就一一翻出来，拨给我。
其实来中国前，BILL是个极瘦的人。小学时不喝完牛奶不许到外面课间活动，他就认可呆在教室发呆，也不喝那杯牛奶。他说那时吃饭纯粹是为了活命，从来不知道其中的享乐。最后是中国菜开了他的胃口，让他体会到，好味道会时时刻刻让人牵挂的。从那以后，无论留学时代的小摊、小点儿，还是做生意以后的大餐大饮，他都吃的津津有味，记得清清楚楚，聊得头头是道。
1990年元月的一个晚上，我正准备下班回家，电话铃响了。
“喂，你好！我是BILL。” 那时BILL已经回国六年了，我们之间音讯全无。
我们走向彼此，走掉了六年的时空。我们走到燕京饭店，躲进去暖和自己。叫了一盘清炒油菜，两个人竟吃不动，一片一片地难以下咽。六年实在太长太长，一时半会儿怎么消化得了？
后来BILL成为我的先生，十几年共同生活在一起，使我们吃的步调更趋一致。我们曾经从南京西路走到外摊，又走过整条淮海路，大半天的奔波，就是为了找一家“必胜客”披萨，让BILL一解嘴搀、一解乡愁。上海，1993年，竟没有找到。常驻亚洲时，每次回美国度假总是他先嚷要出去找中国菜吃，一半儿为自己，更有一大半儿是为了我。每次吃饭他总是给我建议：“那个菜你可能喜欢”，“那种起司你会受不了”，我就笑他是我肚子里的虫子。
我们现在有两个女儿，她们各有一个小名儿，巧合了我们家爱吃的特点。老大叫“布丁”，老二叫“米麻米薯”。
布丁真适合做老大，她柔和、善良、纯净，很能担待。她是个壮硕的孩子，因此嗜吃的范围很广。在台湾她甚至迷上了“大肠蚵仔面线”这种非常地道的台湾小吃，那是我先生和大多数外国人尝也不敢尝的。她上过几年英国学校，所以吃饭有模有样，从不慌忙。我们去年迁居回美国，可是让一向温和的老大哭惨了。除了想朋友以外就是想中国饭：“我如果一辈子吃这种美国菜，会死掉的。”问她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回台湾，一个星期专门下馆子，把好吃的东西吃个遍。”为了这个愿望，她甚至要改变学医的志向：“以后学教育，将来回台湾当英文老师，住在那边吃东西！”
台湾有数不清的瓜果蔬菜，季节一到，排山倒海的菠萝、芒果、荔枝、莲雾、芭乐，各种瓜加上木瓜。一个水果摊贩举着一颗叫“蜜世界”的哈密瓜对我说：“糖甜只有15度，这瓜甜到17度。”我始终没有弄清楚他讲话的科学度，但是吃了好多个他的瓜。他说住在附近的凌峰和贺顺顺也在他那儿买瓜。
如果没有地震、台风、水灾、泥石流，加上一年三季的湿热，台湾确实是个非常适于居住的地方，也是我见到过的最“均富”的地方。那里人口密集，商机重叠。在台北我住过的一个公寓，方圆不出300米有五家便利店，不出200米有九个以上理发店，一个农贸市场，十几个咖啡馆，外加几十家大小餐厅、摊点儿，简直够我女儿住一个月也吃不重。现在不能提那些名字，一提她就又会掉眼泪。
老二“米麻米薯”（台语发音是MOJI，日文好像叫大福，是“驴打滚”那一类的粘米面饽饽）个儿小、排位也小，于是顺势自己娇惯自己。现在11岁了，还会随时随地腻在爸妈身上，诉说一些奇奇怪怪、有时又机灵得不得了的鬼点子。叫她“ ”除了粘还符合了她的另一个特点：酷爱甜点。她一天只吃一顿正式的饭就够了，其它两顿都是蒙混过关。但是提到甜点，一天五顿也不嫌多。不管是上馆子还是在家里吃，从麦当劳到高级餐厅，饭刚上来，她就开始惦记了，“我们会选什么样的甜点？”她从来都会视状况给自己留下甜点的余地，而且神奇在于，如果碰到她爱吃的饭她也超水平发挥了，还是有本事把甜点吃下去。爱吃甜点让她的嘴极甜，常常对家人、亲属或朋友说出有点过分但不太夸张的称赞，鼓励别人发挥他们的能量，比如：“老姐，你这个苹果派棒透了，将来我有钱，一定雇你做我的专属厨师。”
我们这个贪吃的一家人，胖瘦高矮各不同，轻重缓急常不统一，但对吃的议题却老是看法一致。在北京吃四川菜、在台北吃日本菜、在美国吃中国菜、在澳大利亚吃炸鱼加薯条，有一个人提议总有八只手举起来赞成。有一次去吃回转寿司，竟招来所有人的侧目，不是因为我们夫妻面相不般配，女儿脸形各不同，而是我们仅仅四个人就把人家一间小小的店吵炸了——每个人都兴奋得大呼小叫，站起来、坐下去不停地抢搬小轨道上的食物；不惜跑一大圈去追着服务员点菜；同时还互相提醒着茶、酱油和芥末一二三……完全忘了日本餐的冷静和不喧嚣。这样的失体面真是丢脸。但这一家子对吃的投入和热情也算是可圈可点吧？
男女老少统吃 上杨黎：帮女人吃鱼子酱（图）
1、传说和新闻中的鱼子酱——
关于鱼子酱我想先说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传说俄罗斯里海边的一个小鱼村，那里的渔民因为常常扑食一种叫Beluga的鲟鱼卵，都长得非常的强壮。所谓强壮的意思，那肯定不是仅仅说他们的肌肉发达，而是说那里的男人比其地方的男人性能力更强大。据有关资料记载，鱼村里的男人，到了70岁左右，依然像20岁的青年小伙子一样精力充沛，天天晚上都要行云雨之乐。如果不行云雨之乐，就简直无法入睡。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美国，就在今年春天。一名叫布劳沃斯的荷兰男子，2月12日从荷兰阿姆斯特丹乘飞机携带75听（约37公斤）俄罗斯鱼子酱罐头进入美国，在迈阿密国际机场时被海关人员抓获。佛罗里达地方当局根据美国有关法律，指控布劳沃斯蓄意走私濒危动物鲟鱼卵，并且企图在佛罗里达出售。16日，法院判处这名荷兰人16个月的监禁。
第一个故事是我的一位床友告诉我的。她在说到这个故事时，眼睛里闪烁着向往的光芒。关于这个故事，我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具体的去考察过。我觉得这个故事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真实和不真实，对我的床友而言，她讲述这样的故事，只是表达了一个女人正常的渴望。特别是在缺乏实干、苦干和能干精神的今天，这个遥远的小鱼村，就更加令她等女人久久念叨。当然，如果就我而言，甚至是许多男人而言，我觉得那是羞愧和羡慕。
使第一个近似传说的故事变得真实的、或者说打动了我的是第二个故事。首先，这第二个故事并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件新闻事实。在全球关注和呼吁环保的今天，这样的事件的真实性，基本不容许我们怀疑。鲟鱼卵的价值，也就是说鱼子酱的价值，在它完整和刻板的报道中，当然也同样不容许我们怀疑。换句话说，就是这两个故事，使我从舌尖到下头，均对鲟鱼的卵、对鲟鱼卵所做的鱼子酱，好奇得不得了。
2、顺流而入，寻找鱼子酱的家园
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玄妙的假说纠缠着许多牛角尖的脑袋。与之相比，究竟是先有鲟鱼还是先有鲟鱼卵，看上去就要简单多了。它之所以简单，是因为人们对它的兴趣全不在此。对于更多的人，我们能够感兴趣的应该是鱼子酱。不论是先有鲟鱼还是先有鲟鱼卵，鱼子酱却只能是鲟鱼卵做的。没有鲟鱼卵，肯定就没有鱼子酱。
请不要以为我是在这里饶舌。我上面说的这些话，它其实有它自己的道理。对于鱼子酱的定义，在欧洲，从来就只是指鲟鱼卵制作而成。换句话说，并不是所有的鱼卵都可以制作成我们说的鱼子酱。崇尚科学的欧洲人，把他们一惯的严格精神同样的用在了饮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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