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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钊三过草地当党中央采取行动，带领右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中的第一、三军星夜离开驻地的时候，李伯钊正在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培训宣传员。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杨尚昆得知消息后，马上派警卫员张秀夫，通知妻子李伯钊速回政治部。
当时，政治部驻守在巴西向北一点，一个叫阿西的镇子里。当李伯钊和张秀夫，以及在途中遇到的刘志坚等一同返回巴西时，总政治部已先行撤走，整个驻地全是四方面军的人。他们一到，便不由分说被赶进一个藏民的木楼里关押起来。
李伯钊极具文艺天赋，在班佑同四方面会师时她还是战士们力捧的歌舞明星，不久前还在教战士们唱那首《庆祝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歌曲，怎么转眼间却被自己的观众、自己的战友扣押？她当然想不通。她大声地向着楼下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喊：“哪有红军扣留红军的道理！”
李伯钊的据理力争，非但没有放她去追赶一方面军，她还被开除了“党籍”，说她是“反革命奸细”、“右倾机会主义侦探”。并被迫随四方面军南下，重又回到茫茫的大草地。
在四方面军的日子里，李伯钊一直找机会、想办法回到党中央的怀抱，那里有她最信任的首长，有她朝夕相处的战友，有她日思夜想的丈夫。终于有一天，在时任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的帮助下，她见到了朱德。这位被安排在左路军的红军总司令，面对此时的处境，不仅仅对李伯钊爱莫能助，就连他自己也陷入了张国焘的重围。但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将军还是给予了李伯钊精神上的安慰和行动上的指点。
朱德告诉李伯钊：“张国焘要是还打红旗，就跟着走，他要是打白旗，就跟他斗。”［1］于是，李伯钊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在四方面军的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文艺才能，并担任四方面军工农剧社社长，她利用带领剧团开展文艺宣传活动的机会，深入到四方面军的基层，与广大指战员倾心交谈，引导他们认清眼前的形势，走红军的道路，不能偏离革命的方向。
李伯钊也常常到四方面军党校，看望被调到那里工作的康克清。一次康克清得了伤寒，病得很严重，李伯钊看到她一脸憔悴的样子伤心地哭了，引得康克清这位坚强的“女司令”也流了许多眼泪。
1936年6月，一天，当她带领剧社的演员到甘孜、炉霍一带，下基层为战士们演出时，她们意外地遇上了红二方面军。就像遇到救星一样，李伯钊将在四方面军的一切说给了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当即，她被留了下来。之后，她再一次随二方面军过大草地，成为红军长征途中第一个三过草地的女红军。
当左路军和二方面军到达甘肃洮州时，遇到了前来接应的彭德怀。听完李伯钊叙述的她在四方面军的所见所闻以后，彭德怀派她去到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那里，找来了一份张国焘在松冈开会时的记录，上面记载着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罪证。
为此，在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斗争中，李伯钊以自己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斗争精神，体现了在大是大非面前，一个女革命者所进行的不懈努力和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
康克清离开总司令康克清自从跟朱德结婚以来，两个人很少分开。在长征途中，她是唯一可以跟在丈夫身边行军的女人。但在左路军中，自从朱德拒绝和张国焘一起分裂中央以后，张国焘就对这对司令夫妇实施了暗地里的监管。没过多久，总司令的马被偷，警卫员也被撤走，机关小灶也不再给他们打饭，粮食要由他们自己来筹集。还有一招更露骨，竟然把康克清从总司令的身边调走，让她到党校工作，远离总司令，不能天天回家。
这位红军最高指挥官的夫人，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开始了集体宿舍生活。这样的待遇，对一个有身份、有地位、一直受人仰慕和敬重的女人来讲，有些难以适应。但这位经常出入前沿阵地的“女司令”，却把这当作是一次深入基层的机会。
在党校，和康克清住在一个屋子里的是四方面军少共妇女部的部长刘坚。她本是张国焘派去监视康克清的，但在康克清人格魅力的感召下，站在了康克清的一边，为挽救四方面军重新回到北上的征途做出了努力。
刚刚认识这个女部长，康克清就发现这个只有十几岁的小姑娘，说话办事雷厉风行，泼辣能干，而且很有正义感。于是，康克清有意靠近她，很快，两个女人便成为知己，从此，刘坚再也没向张国焘去汇报过关于康克清的一举一动。
其实，康克清与刘坚，在不久以前就曾有过一次短暂的接触。一次，刘坚带女子担架队收容伤病员。忽见路边有个女红军，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刘坚跑上去，训练有素地把手伸到她鼻子底下试了试，人没有死还有点儿气，只是脑门滚烫，在发高烧。刘坚马上叫人把她抬上担架，送医院抢救。但此时，刘坚并不知道她所救助的就是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夫人康克清。
住进一个房间以后，康克清经常和刘坚一起分析当时红军所面临的形势。在刘坚清楚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企图以后，主动站在朱德和康克清的立场上，维护一个党中央。
西风铁马踏冰河冰河犹踏铁马无情（1）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宁会师的时候，四方面军的大部队已到达兰州以南地区，正向宁夏和黄河挺进。此时，张国焘和陈昌浩之间第一次产生了分歧。张国焘主张过黄河北进宁夏，而政委陈昌浩却想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但最后陈还是服从了张的决定。但就是这一决定，使四方面军遭到了灭顶之灾。
一年多以前，也就是1935年8月，当王泉媛被编入左路军随张国焘出发时，她一定不会想到今后的路会是如此坎坷，本该和姐妹们在延安的窑洞开展工作的时候，她却落入了敌人的魔窟而受尽凌辱。还有她更想不到的是，刚刚开始的新婚生活，却因这一调动，苦守四十八载却物是人非……人生就是如此残酷，一步的错误竟会殃及整整一生。当然，造成这个错误并不在于王泉媛，她毕竟只是一名无职无权的红军战士，但不管是谁造成的错误，王泉媛迈向四方面军的这一步，却注定一生艰辛。
但王泉媛却对自己选择参加红军无怨无悔。即使在生病掉队的时候，她仍然对革命，对红军队伍坚信不移。她劝诫在路上遇到的原一方面军的几个战友：我们是为革命走到这里的，只要有一口气，就要跟上队伍。那次病情危重的王泉媛，居然因为用野菜、草药充饥，而治好了自己的病。巧的是，就在她病好不久，和她同时编入四方面军的吴富莲，带着队伍来接应掉队的他们回到了部队。
王泉媛和吴富莲随四方面军再一次翻过夹金山后，张国焘组成了西北行政局，自任书记。吴富莲调任西北行政局妇女部长，王泉媛则在下设的四川省苏维埃政府任省妇女部长。当朱德总司令及夫人康克清等在左路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这两位同是来自一方面军的女战士却得到了张国焘的重用。说不清个中原因，但她们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和斗争经验，应该是她们被重用的首要因素，况且，她们的出身以及她们与一方面军高官之间没有瓜葛，不知能否算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与藏民打交道王泉媛第一次随一方面军过藏区的时候，就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专门学习了五天的藏语。随左路军再次进藏后，她所学的藏语派上了用场。队伍号不到房子或筹不到粮食，她就亲自出马，用藏语敲开藏民家的门，一些事情经她用藏语解释一番就会迎刃而解。
1936年2月底3月初，部队打下道孚和炉霍两县，西北行政局派王泉媛在此做地方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她每一天的工作都冒着生命危险，随时有可能遭到不明真相的藏族人和一些顽固势力的袭击。
刚到那里时，反动土司到处造谣惑众，说共产党汉人派来了巫婆，如果不杀掉她，就会大祸临头。王泉媛并没有被吓倒，她在当地找了个通司，也就是翻译，向他讲解红军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宗旨和政策，揭露反动土司妄想生生世世欺压黎民百姓的阴谋，并带着他深入到藏民中间，耐心细致地向藏民进行宣传。王泉媛还利用自己懂得的一点卫生知识，为贫困的藏民诊断治病，用藏语和藏民亲切交谈，她的这些举动得到了藏民的信任和爱戴，她的工作也顺势展开。不久，她就在这两个县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
当贺龙、肖克带领二、六军团准备和左路军会合时，张国焘派去接头的同志一上山就被藏民杀害了。又是王泉媛带领通司去说服了藏民，去接应二、六军团，还顺便为部队搞到了几十袋粮食。见面后，贺龙大喜，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把王泉媛的头拥到自己的腋下，亲切地说：小鬼，你辛苦喽！这么多的粮食，为部队解决了大问题！
只要是为红军做事，为革命付出，王泉媛的身上就有使不完的劲和满腔的热情。
祁连山麓1936年8月初，王泉媛、吴富莲等跟随左路军走过杳无人烟的大草地。但张国焘仍然一意孤行，置党中央的召唤于不顾。当时，中央已派聂荣臻、左权率领一支部队西征来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张国焘顽固地将原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军和原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改编为西路军，并将当时军内的一千三百多名女战士，经过体检后，编成西路军妇女先锋团。［1］
这时，王泉媛和吴富莲再一次被重用，王泉媛担任妇女先锋团的团长，吴富莲任政委。从此，跟随一方面军从瑞金出发北上抗日的两位女红军，在西路军中带领千余妇女疆场驰骋，开始了铁马金戈的生涯。
大西北的11月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节。新编的妇女先锋团的女战士们，剪着齐耳的短发，身穿统一的军装，腰里扎着结实的皮带，小腿上打着整齐的绑腿，站在广袤的大地上，做着各种骑马射击的准备训练。她们红扑扑的脸庞映着天边的朝霞，虽显不出魁梧与彪悍，但却别有一种英姿飒爽的风情。
但就是这样一群可爱而又勇武的女子，在西路军的节节退败中死的死，伤的伤，一部分被敌人俘获，遭受非人的折磨和凌辱。
1937年春天，祁连山脉的冰雪还没有完全溶化，便迎来了一支与众不同的队伍。由于敌骑兵马步芳部对西路军一路追杀，在酒泉包围了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英勇牺牲，部队损失惨重。继之，马匪在水州袭击西路军指挥部，红军又一个军团覆灭。西路军总指挥部退守祁连山麓。为掩护总指挥部安全撤退，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主动请缨。被批准后，王泉媛率战士们在芦源口挖战壕、修工事，准备切断追随总指挥部的尾巴，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早在苏区时，王泉媛就有过对敌作战的经验，而且还被大家称作神枪手呢。一次，她去少共吉安县汇报工作，由于当时一些反动武装分子经常骚扰苏区革命同志，看着天色已晚，大家都劝她第二天一早再去。就是这个满不在乎的王泉媛，把驳壳枪往腰间一别，兴冲冲地上路了。天慢慢地黑下来，王泉媛走着走着，突然身边不远处树上鸟儿受惊飞起，这引起了她的警觉。王泉媛迅速掏出手枪，正在这时，一声枪响，子弹呼啸着从耳边飞过，她顺势朝着枪响的地方抬手就是一枪，只听“啊”的一声，敌人被击中了。王泉媛借机快速离开。
但在大西北的这一次战斗，王泉媛却远没这么幸运。由于战事不断，战士们此时手里的子弹和手榴弹已经少得可怜。为了顶住敌人，拖延时间让总指挥部转移，团长王泉媛和政委吴富莲作战前动员时，嘱咐大家节约弹药，一定要等敌人走近时再开火，争取多消灭一些敌人。
敌人的骑兵很快就摸到了阵地的前沿。在河西走廊，马家军是这里的“统治者”，这是一支兵强马壮的队伍，他们常年征战在这块土地上，对这里的山山水水了如指掌，而且，他们装备精良，兵力充足，个个善骑善射。
西风铁马踏冰河冰河犹踏铁马无情（2）
当敌人距阵地只剩二三十米的时候，王泉媛一声令下，枪声响处，敌人纷纷滚下了山坡。女人们不禁欢呼雀跃。但枪弹不足使这些英勇的妇女们难以发挥她们的威猛，况且，敌人很快便察觉，这仅仅是一帮长头发的女人。敌人的士气大增，呼喊着、吼叫着向着山顶蜂拥而来。
在特殊情况下，女人们有超强的毅力。就像这次，女人们在装备不足的情况下，死死守着阵地顽强战斗了三天三夜。弹尽粮绝了，她们用石头还在与敌战斗，最后不得不分散撤退，在疆场上驰骋了七个多月的妇女先锋团到此时已名存实亡。但正是在妇女先锋团的顽强阻击下，总指挥部才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安全撤离了战场，进入大山深处，去谋划西路军的出路。
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但那些女人们走不开的战争一定更加残酷。王泉媛和吴富莲所带领的这些女人，非但没有远离战争，却深入战争之中，当她们那纤纤玉手端起粗糙的长枪，对准穷凶极恶的敌人，这些曾经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面对杀戮该是怎样的一种心理！？
但正是因为有她们走进战争，才会有今日妇女的远离战争，正是因为她们承担了超出极限的心理负荷，才会有今日妇女的轻松欢愉。是她们用生命的代价，换取了今天的和平与文明。
昨夜西风凋碧树1937年春暖花开时节，在中国西域的疆土上，残酷的战争却在吞噬着女人们钢铁般的理想与信念，摧残着女人们如花的美貌和娇嫩的肢体。
王泉媛在突围时，被马匪俘获，成了阶下囚。在永昌县城西的一座大庙内，关押着九十多位被俘的红军女战士，王泉媛在这里，吴富莲也在这里。
女人们所遭遇的凶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的性别。在苏区，颁布了妇女解放的一些条例，比如新婚姻法，那是在进步的中国东南部，在中国共产党人治理的国家里，颁布的了一夫一妻、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制度。而在这封闭、荒蛮的大西北，这些野蛮的土匪对待女人，仍如封建的、残暴的、野蛮人的方法。
当马匪头领“五马”之一的马步青来到这座大庙，看到有这么多的女人聚在这里，他那颗肮脏的、积满了灰垢的心灵想出了一个最无耻的主意：把被俘的红军女战士陆续分配给马匪各级军官做老婆。这就是强盗的逻辑、强盗的做法。
王泉媛被分给了一个早已有了老婆的马匪工兵团团长马正昌。
自从两河口与王首道分别，王泉媛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新婚的丈夫，那个与她有着同一信仰、有着共同追求的男人。如果说不想，那太不客观，但在那样的年代，那种环境中，双双都处于生死两茫茫的境地，王泉媛也只能将这种思念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当匪兵押着王泉媛来到马正昌的家里时，王泉媛誓死不从。她的反抗带来的是一顿又一顿的毒打，有一次曾经打断二十根木棍。如果没有铮铮铁骨，哪里经得住这二十根棍棒？
在马家的日子是暗无天日的，但王泉媛还是遇到了一位善良的阿喜姑娘。阿喜是马正昌家的佣人，自古穷人是一家，当王泉媛把自己的身世说给这位善良的姑娘听时，她的不幸遭遇得到了阿喜的同情。王泉媛也总是主动帮助阿喜做这做那，待她像亲姐妹一般。
两年多以后，王泉媛终于在阿喜的帮助下，找机会逃离了那个令她屈辱的马家大院。几经周折，她跑到了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当她看到门口那块大牌子的时候，那颗孤寂的心总算可以有所依托了，她长长地吁了口气。但工作人员的回答，却不得不让她心酸地离开日思夜盼的组织。由于当时形势还比较复杂，中央对西路军被俘人员实行一年回收，二年审查，三年不留的政策。
她撇家舍业、背井离乡跟随红军转战东西，一路上吃的苦、受的罪不说，自己面对马匪从不屈服，承受着肉体和精神上巨大的折磨，都是因为心中有党，有红军这个念头在呀！可自己千辛万苦逃出来，见到组织以后却落得个这样的结果。王泉媛怎么都想不通，组织的拒绝远比任何不幸更让王泉媛心灰意冷。
从此，在兰州举目无亲的王泉媛流落街头。当时，与王泉媛有着相同经历的又何止她一个？一些相识的姐妹们互相帮扶着，总算没有客死他乡。能够让她顽强地活下来的，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只有两夜情缘的丈夫王首道，那种一直在她心中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