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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这位“小超同志”是最需要警卫员的，尤其是遇到敌情的时候，她骑马不能，跑步更跑不了，只能躺在担架上由别人抬着走。如果没有警卫员，很难确保她的担架员会不会把她扔在路旁，自己去逃命。但在此时，她恰恰没有想到自己，而想到的是连队集体的利益。这就是一个不平凡女性的伟大所在。
与敌人面对面当侯政带着几十名警卫员散开迎敌，李坚真组织护送老同志和伤病员转移刚刚跑到山脚的时候，一股敌人追了上来。子弹在他们的头顶上呼啸，压得抬不起头来。情急之下，李坚真命令大家猫着腰顺着路边的深沟里转移。但不久，敌人发现了他们的意图，嚎叫着冲了过来。李坚真命令有枪的战士利用附近的掩体，阻击敌人。且战且走的警卫员们听到这里的枪声，很快跑来几个增援他们。
有这条深沟作掩护，敌人很难靠近，但仍不停地射击。有的战士忍不住了，想冲出去同敌人决战，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李坚真制止了他们的盲动，告诫大家要节省子弹，拖住敌人，为警卫营的到来争取时间。
李坚真指挥着战士们，击退了敌人的一次进攻。当敌人再一次组织进攻的时候，赶来的警卫营以强大的火力压制住了敌人，李坚真立即带领干部休养连的人马撤出阵地。
这并不是李坚真她们第一次与敌人交火。早在部队进入湘赣交界处时，女人们在一个小山头上与敌人相遇，追击的敌人将干部休养连的队伍冲散，李坚真和吴富莲、危秀英等落在了队伍的后面。当时，她们手里的武器非常简陋，但面对强敌，也只有拼死一搏。她们迅速跑拢到一起，没有什么对敌方案部署，也来不及商量如何阻击，全部是自发地同敌人交上了火。敌人见这是一个没有很强战斗力的队伍，变本加厉地穷追不舍。
激战中，李坚真的警卫员中弹倒下了。她们没有时间掩埋这个年轻的生命，只抓了几把土放在他的胸前，用一条毛巾盖在他的脸上。敌人还在不停地进攻，眼看就要冲过来了，如果再这样恋战而不尽快撤离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身边的吴富莲建议李坚真，由她来负责断后，李坚真率领大家突围出去。
吴富莲是李坚真的老部下。在苏区闽粤赣省委，李坚真主抓妇女工作时，吴富莲主动要求到敌我拉锯严重的宁化县开展工作。当她了解到那里的妇女害怕地主团丁打击报复的思想后，主动走近她们，一边帮她们带孩子、做事情，一边和她们谈心，启发她们的革命觉悟。很快，这里不仅建立了组织上布置的妇女赤卫队和少先队，她还发动群众组织了一个“听话队”，探听土匪民团的谈话内容，为红军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提供了一些线索。她极富创造性的工作态度和泼辣干练的工作作风得到了领导的赞赏。
这位机智而有头脑的女战士，果然不负众望，她猛烈的射击挡住了敌人的进攻，为其余女红军的转移争取了时间，李坚真她们边打边退追赶队伍。这位单兵断敌的女杰，居然在摆脱敌人后，一路狂奔追上了队伍，而且毫发未损。
对敌作战并不是女人们的强项，也不是她们此行的目的。但她们遇上了，就像途中的其它一切困难，是一样要解决掉的。所以历史赋予了她们什么样的使命，她们将会义无反顾地前行，去做好它，完成它。这就是她们心中的使命感。
1935年2月初，红军跨过贵州地界到达了云南扎西，并在这里做了短暂的休整。
在这里连续几天召开会议，也就是红军历史上的扎西会议。会议上，中央做出决定，从部队抽调一批干部，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干部休养连的李桂英和甘棠随100多名红军干部留在当地，开始走上了一条苦难与坎坷的征程。
在召开的营级和科长以上干部都要参加的会议上，张闻天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在接下来的自由发言时段，刘英大大方方地走上主席台，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曾是她的顶头上司的凯丰（何克全）。刘英毫无保留地指出，凯丰在少共青年团内，总是宣传以博古为首的中央领导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如何如何正确，遵义会议上又最顽固，不接受批评等等。这一次，凯丰的态度也显得极其诚恳，并虚心接受了刘英的批评。大家畅所欲言。
这一天，天空飘起了片片雪花，雪很大，似乎要把所有的烦忧掩埋，给人们一个清凉的世界。
弥漫硝烟中的倩影四渡赤水（1）
在土城战斗失利后，为了避敌锋芒，红军于1月29日凌晨，改变由泸州、宜宾间北渡长江的作战路线，而是渡赤水向古蔺南部西进，进至云南扎西地区。此为一渡赤水。
不久，中央红军分三路从扎西地区回师东进，向古蔺方向出击，并于2月18、19两日各军团分别渡过赤水河，袭占桐梓，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很快攻占娄山关，再占遵义城。这一战役共歼敌吴奇伟部2个师2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重大胜利。遵义战役的胜利，给围追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国民党新闻机构承认受到“极其重大的损失［1］”。此为二渡赤水。
之后，中央军委在鸭溪成立红军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决定中央红军离开长干山地区，向西南转移，以寻求新的战略机会，并在赤水河上游夺取渡河点。为此，中央红军向驻守在鲁班场的敌人发起攻击。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后，于3月16日至17日，红军从茅台镇3个渡口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并做出北渡长江的态势。此为三渡赤水。
毛泽东针对蒋介石向川南集结，以图阻止红军渡过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作战部署，做出调动滇军主力，假道云南，巧妙渡过金沙江，甩掉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的战略决策。因此，中央红军于3月21日夜至22日晨，从二郎滩、太平渡、淋滩、九溪口等渡口渡过赤水河。此为四渡赤水。
贵州习水地区成了红军“四渡赤水”战役的主战场，其中三渡都是在这一地区。毛泽东的游击战十六字方针，又在习水这片土地上运用自如了。
四渡赤水之战，从红一方面军离开遵义北上，至胜利渡过金沙江止，历时3个多月，辗转5000余公里。这一战役，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在川、滇、黔边围歼红军的计划，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若干年后，肖华在《长征组歌》［1］中这样写道：“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黔境。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四渡赤水之战是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得意之笔”，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的运动战典范。
女人们自从土城之战以后，虽没有直面敌人的子弹，但她们也深深体会到了毛泽东用兵神速的滋味。这段迂回行军中，为了和敌人抢时间，她们经常跟随大部队昼夜行军。连续的行军，使她们疲惫不堪。
赤水河的呜咽赤水河，发源于云南滇雄、威信之间的芒部，流经贵州的仁怀、习水、赤水和四川的古蔺、叙永等县，在四川的合江汇入长江，全长近400公里。赤水河穿山越岭，水流湍急，远远望去大有一泻千里，气势磅礴之态。
毛泽东指挥红军，就是在这样的一条河上不停地穿梭。红军不停地渡河，不仅看得蒋介石眼花缭乱，更令他应接不暇。他虽令国军频频出击，但总也弄不明白红军的战术，此时的他已被毛泽东牵牢了牛鼻子，只是疲于奔命罢了。
连日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率部取得了遵义战役的胜利，这份来之不易的果实，令毛泽东，也令红军为之精神振奋。他也许还不知道，在二渡赤水前后，他生活当中的又一个果实也瓜熟蒂落了。
这本是件高兴的事，是件可喜可贺的事，但在那样的时代和环境中，却成了一幕人间悲剧。
2月15日，朱德在四川省古蔺县的白沙镇，下达了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的命令。天上淫雨霏霏，后面敌人的追兵紧紧地咬着红军的尾巴。当时精疲力竭的女人们已经记不清确切的时间，就推算来说大概在2月18日左右她们到达了古蔺。日期对当时的红军来讲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才能甩掉穷追不舍的敌人。
天上还在不停地下着细雨，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不时有人摔倒在泥泞里。恰在此时，躺在担架上的贺子珍感到腹部一阵紧似一阵地剧痛。不好，这是分娩前的征兆，已经有过三次生孩子经验的贺子珍，很清楚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于是，她把钱希钧叫到身旁，让她帮助做些准备工作。钱希钧不敢怠慢，马上把这一消息禀告了董必武和侯政两位领导。
此时的贺子珍，羊水已经濡湿了担架上的棉被，鲜血也顺着两腿间流了出来。孩子眼看着就要生了，得赶紧找个可以遮挡的地方。连长侯政急得不知怎么是好，突然眼前一亮，在前面不远处正好有一间孤零零的小茅草屋，天无绝人之路哇！
于是，大家分头忙乎起来，请随队医生、准备东西……贺子珍此时已被抬进了那间低矮的茅屋，屋子里非常简陋，还在冒着热气的吊壶和屋里凌乱的痕迹，告诉他们房子的主人刚刚离开不久，也许并未走远。
医生李治一来到茅屋，就着手准备接生，但手边什么医疗设备和器械都没有，只有一把用来剪断婴儿脐带的剪刀。钱希钧和钟月林作为医生的助手，在贺子珍呻吟的时候，她们在身边为她擦去满脸的汗水和泪水。
贺子珍是坚强的，她没有大叫大喊，只是默默地忍受着，等待着那最强烈的疼痛时刻到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等在外面的人们终于听到了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长征路上的又一个女婴诞生了。这个婴儿应该是幸运的，她有着不凡的母亲贺子珍和伟大的父亲毛泽东。但又有谁能预料生命？这个原本应该是领袖子女的生命，却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提早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于是她的命运就因这一不恰当而被改变。直到今天，也不知这个苦命的统帅之后花落何家。
孩子生出来后，女人们找来茅屋主人用的瓦盆，用清水洗净了婴儿身上的血污，然后又用白布将孩子包好。贺子珍仅仅看了孩子一眼，泪水就溢出了眼眶，模糊了视线。她很想知道自己生下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但由于当时情况很危急，没有人顾得上回答她的问话，也许大家根本就没有听见她微弱的声音。
弥漫硝烟中的倩影四渡赤水（2）
此时已是夜半时分。指导员李坚真已经带着队伍走远了，留下陪护贺子珍的只有侯政、董必武、钱希钧、钟月林和医生李治。据侯政回忆，当时在场的还有毛泽东的挑夫丁良祥。孩子包好后，就放在了火炉旁边。在孩子的包裹里，有董必武写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红军要出发打王家烈，为“干人”报仇，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寄养在这里。包裹里面还有三十块大洋和吃饭用的大粗碗那样大小的两碗烟土。
后来据邓颖超回忆，贺子珍生的确实是个女孩，她还曾给这个女婴和几乎与贺子珍前后脚生的陈慧清的女儿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双凤”。邓大姐说是为了以后便于寻找［1］。
“寻找”，谈何容易。已经有过此种别离经历的贺子珍一定清楚，回过头来寻找自己曾经留下的骨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又不切实际的愿望呀！在这条路上行进的人，有谁能预料到红军最后胜利的日子？自己能否活着走出去还是未知。
解放后，在四川省古蔺县的白沙镇一带，曾流传张二婆收养过红军小女孩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古蔺县党史工作者认真地调查了这一传说，认定确有此事。近几年，许多党史工作者在进一步深入调查中认为，张二婆收养的小女孩，正是贺子珍所生。
离别时撕心裂肺的伤痛远比生育时的痛楚更让人心灵受伤。贺子珍几次生育几次别离，不仅伤害了她原本就很瘦弱的身体，更在她的心灵上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成了她以后生活和工作上最大的负担，这种阴影一直跟随她的左右，成为永远的心痛。
战火中的婴啼就在贺子珍生女儿的这天白天，陈慧清也恰巧生了一个女婴。
一家三代工人出身的陈慧清，家在广东番禺，参加省港大罢工后，在香港省委同当时的工运领袖邓发结婚。后来又随邓发一起前往苏区，在国家政治保卫局任党总支书记及邮政检查员。部队出发时，考虑她身怀有孕，没有安排她工作，而是跟随总卫生部一同休养。部队四渡赤水的时候，由于她肚子越来越大，行动不便，邓发曾要她留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但她拒绝了，她不懂当地语言，这里又不像苏区那样有群众基础，留下不就意味着死亡？正在此时，党组织决定派陈云转道香港前往苏联，组织上考虑陈慧清曾在香港工作过熟悉那里的情况，派她一同前往，但由于徒步急行军对于分娩在即的女人来讲，实在勉为其难。不得以，陈慧清走了几十里路又折转回到了大部队。
清晨，部队刚刚离开宿营地开始急行军，陈慧清就面临分娩。怎么办？军情紧急呀！董必武、侯政和医生孙仪之带着陈慧清的担架走出了行进中的队伍。匆匆商议了一下，没有别的办法，正好路旁有一个草屋，陈慧清被抬进去等待分娩。董必武和侯政站在屋檐下等候。
陈慧清是难产。如果孩子在母亲子宫中的位置不佳的话，孩子长时间生不下来，有的母亲在经历痛苦之后大出血而亡，也有的孩子因难产还没有离开母体就夭折。如果放在现在，这样的危险会很小。在医院里，每个女人生产的同时，还备有手术，如果出现难产，医生会对产妇实施剖腹产，顺利地从母体中取出婴儿。
但在那个时刻，别说手术环境不具备，就连最基本的消毒、药品供应都不可能实现。陈慧清肚子疼得躺在草屋里满炕翻滚，疼极了，一边哭一边大骂邓发。在外面等候的董必武听到陈慧清的叫骂，马上派人去找来邓发。但这不是别的，而是生孩子难产，连医生都束手无策，丈夫来了又有什么用呢？
然而，更使人焦急的是战斗的枪炮声越来越近，敌人的追兵就快追上来了。此时，站在门外的董必武心急如焚，听着密集的枪炮声，如果再这样拖延下去是很危险的。当他得知是第五军团在堵截敌人后，马上派身边的警卫员报告军团长董振堂，有个女红军在生孩子，让他一定要顶住敌人的进攻。
董振堂听后当即表示，没有问题，让产妇慢慢生吧。
也许婴儿不想再遭受生下来就与母亲永别的境况，迟迟不肯离开母亲的体内。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陈慧清也被折磨得筋疲力尽，羊水、血水和汗水湿透了她身下铺着的毯子。
在不到一公里外的阵地上，时间也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每拖延一分钟，战士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部队就有可能付出血的代价。
到了中午时分，婴儿才呱呱坠地。所有人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才又回到了原位。昏迷不醒的陈慧清被匆匆抬走了。董必武亲自写了一封信留给孩子和收养孩子的人，便和其他人一起赶路去了。
同样，在弥漫的硝烟中，在敌人一路的追杀下，廖似光怀孕仅七个月的婴儿早产了。母亲来不及看孩子一眼，甚至不清楚自己生下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就被担架员抬起飞也似地走远了。孩子用白布或毛巾包裹，内附一张字条，放在出生的地方，似乎成了长征途中生育而又舍弃的惯用模式。但在当时那种境况下，这也许是没有办法的唯一办法。
大捷娄山关娄山关又名娄关、太平关，是大娄山脉的主峰，海拔1576米，在遵义、桐梓两县的交界处，距遵义市仅50公里，北距巴蜀，南扼黔桂，山高路险，为黔北咽喉，兵家必争之地。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平播之役，清咸丰、同治年间的黔北农民起义，都曾全力占领此关。古有诗人曾描述此山：大楼高压万峰巅，鸟道才容一线穿。毛泽东也填有《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