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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姐姐看不上的人被婉转谢绝的时候，媒人就会说：“姐姐看不上，那妹妹也可以，就换妹妹做朋友好啦？”
我最恨这种话。做了半生的妹妹，衣服老是穿姐姐剩下来的，轮到婚姻也是：“那妹妹也可以。”好像妹妹永远是拿次级货的那种品位。每一次人家求不到姐姐，就来求妹妹，我都给他们骂过去。
那一阵子，三五个月就有人来求亲，反正姐姐不答应的，妹妹也不答应。姐姐一说肯做做朋友，那个做妹妹的心里就想抢。
那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男女之事看得好实在，看两三次电影就要下聘。姐姐就这么给嫁掉了。她笨。
我今生第二次向人求婚还是在台湾。
那是我真正的初恋。
对方没有答应我。我求了又求，求了又求，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后来我走了。
到了西班牙，第一个向我求婚的人叫荷西，那年他高中毕业，我大三。他叫我等他六年，我说那太遥远了，不很可能。
为了怕这个男孩子太认真，我赶快交了一些其他的朋友，这其中有一个日本同学，同班的，家境好，还在读书呢，马德里最豪华的一家日本餐馆就给他开出来了。
这个日本同学对我好到接近乱宠。我知道作为一个正正派派的女孩子不能收人贵重的礼物，就只敢收巧克力糖和鲜花——他就每天鲜花攻势。宿舍里的花都是日本人送来的，大家都很高兴，直到他向我求婚。
当我发现收了糖果和鲜花也有这种后果的时候，日本人买了一辆新车要当订婚礼物给我。当时宿舍里包括修女舍监都对我说：“嫁、嫁。这么爱你的人不嫁，难道让他跑了吗？”
我当然没有收人家的汽车，两个人跑到郊外树林里去谈判，我很紧张——毕竟收了人家的小礼物也常常一同出去玩，心虚得紧，居然向着这个日本人流下泪来。
我一哭，那个好心的人也流泪了，一直说：“不嫁没关系，我可以等，是我太急了，吓到了你，对不起。”
那时候我们之间是说日文的，以前我会一点点日文。半年交往，日文就更好些，因为这个朋友懂得耐心的教，他绝对没有一点大男人主义的行为，是个懂得爱的人，可是我没想过要结婚。我想过，那是在台湾时。跟这日本同学，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在恋我，我迷迷糊糊地受疼爱，也很快乐，可是也不明白怎么一下子就要结婚了。
为了叫这个日本人死了心，我收了一把德国同学的花。我跟德国同学在大街上走，碰到了荷西。我把两人介绍了一下，荷西笑得有些苦涩，还是很大方地跟对方握握手，将我拉近，亲吻了我的面颊，笑道再见。
当年害惨了那位日本同学，后来他伤心了很久很久。别的日本同学来劝我，说我可不可以去救救人，说日本人要自杀。自杀其实不至于，我十分对不起人是真的，可是不肯再去见他，而两个人都住在马德里。他常常在宿舍门外的大树下站着，一站就好久，我躲在二楼窗帘后面看他，心里一直向他用日文说：“对不起，对不起。”
学业结束之后，我去了德国。
我的德国朋友进了外交部做事，我还在读书。那时候我们交往已经两年了。谁都没有向谁求婚，直到有一天，德国朋友拉了我去百货公司，他问我一床被单的颜色，我说好看，他买下了——双人的。
买下了被单两个人在冰天雪地的街上走，都没有说话，我突然想发脾气，也没发，就开始死不讲话，他问什么我都不理不睬，眼含着一汪眼泪。
过了几小时，两个人又去百货公司退货，等到柜台要把钞票还给我们时，我的男友又问了一句：“你确定不要这条床单？”我这才开口说：“确定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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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了床单，我被带去餐馆吃烤鸡，那个朋友才拿起鸡来，要吃时，突然迸出了眼泪。
过了一年，他在西柏林机场送我上机，我去了美国。上机的时候，他说：“等我做了领事时，你嫁，好不好？我可以等。”
这算求婚。他等了22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是大使了，还在等。
我是没有得到堂兄们允许而去美国的，我的亲戚们只有两位堂兄在美国，他们也曾跟我通信，叫我留在德国，不要去，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去了不好活。
等到我在美国找好事情，开始上班了，才跟堂兄通了电话。小堂哥发现我在的大学里恰好有他研究所以前的中国同学在，立即拨了长途电话给那位在读化学博士的朋友，请他就近照顾孤零零的堂妹。
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天中午休息时间，总是堂哥的好同学，准时送来一个纸口袋，里面放着一块丰富的三明治、一支白水煮蛋、一枚水果。
他替我送饭。每天。
吃了人家的饭实在是不得已，那人的眼神那么关切，不吃不行，他要心疼的。
吃到后来，他开始悲伤了，我开始吃不下。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我照顾你，等哪一年你肯开始下厨房煮饭给我和我们的孩子吃呢？”
那时候，追他的女同学很多很多，小堂哥在长途电话里也语重心长地跟我讲：“妹妹，我这同学人太好，你应该做聪明人，懂得我的鼓励，不要错过了这么踏实的人。”我在电话中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挂下电话，看见窗外白雪茫茫的夜晚，然又哗哗的流泪，心里好似要向一件事情去妥协而又那么的不快乐。
当我下决心离开美国回到台湾来时，那位好人送我上机先去纽约看哥哥再转机回台。他说：“我们结婚好吗？你回去，我等放假就去台湾。”我没有说什么，伸手替他理了大衣的领子。
等我人到纽约，长途电话找来了：“我们现在结婚好吗？”我想他是好的，很好的，可以信赖也可以亲近的，可是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时，心里为什么好像死掉一样。
我回到台湾来，打网球，又去认识了一个德国朋友。我在西班牙讲日文，在德国讲英文，在美国讲中文，在台湾讲德文——。
那一回，一年之后，我的朋友在台北的星空下问我：“我们结婚好吗？”我说：“好。”清清楚楚的。
我说好的那一霎间，内心相当平静，倒是45岁的他，红了眼睛。
那天早晨我们去印名片。名片是两个人的名字排在一起，一面德文，一面中文。挑了好久的字体，选了薄木片的质地，一再向重庆南路那家印刷店说，半个月以后，要准时给我们。
那盒名片直到今天还没有去拿，17年已经过去了。
说“好”的那句话还在耳边，挑好名片的那个晚上，我今生心甘情愿要嫁又可嫁的人，死了。
医生说，心脏病嘛，难道以前不晓得。
那一回，我也没活，吞了药却被救了。
就那么离开了台湾，回到西班牙去。
见到荷西的时候，正好分别6年。他以前叫我等待的时间。
好像每一次的求婚，在长大了以后，跟眼泪总是分不开关系。那是在某一时刻中，总有一种微妙的东西触动了心灵深处。无论是人向我求，总是如此。
荷西的面前，当然是哭过的，我很清楚自己，这种能哭，是一种亲密关系，不然平平白白不会动不动就掉泪的。那次日本人不算，那是我归还不出人家的情，急的。再说，也很小。
荷西和我的结婚十分自然，倒也没有特别求什么，他先去了沙漠，写信给我，说：“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么？”
我看了十遍这封信，散了一会步，就回信给他，说：“好。”
婚后的日子新天新地，我没有想要留恋过去。有时候想到从前的日子，好似做梦一般，呆呆的。
我是1973年结的婚。荷西走在1979年。
这孀居的9年中，有没有人求过婚？
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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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没什么好说的了，在那些人面前，我总是笑笑的。
去年，我的一个朋友来台湾看我，我开着车子陪他去旅行。在溪头往杉林溪去的那些大转弯的山路上，不知怎么突然讲起荷西死去那几日的过程，这我根本已经不讲多年了。
说着说着，突然发现听的人在流泪。那一日我的朋友说：“不要上去了，我们回去。”回到溪头的旅馆，我的朋友悄悄进了他自己的房间。到了晚上我们去喝酒，在寂静的餐馆里，我的朋友说：“很多年没有流泪了，包括我父亲的死。今天中午，不知怎么搞的——。”
我静静地看住他，想告诉他属于他的心境变化，却又没有说出来。
一个中年人，会在另一个人面前真情流露，总是有些柔软的东西，在心里被碰触到了，这是一个还算有血肉的人。
就在今年旧历年前一天，一张整整齐齐的信纸被平放在饭桌上。字体印刷似的清楚。我的信，不知谁拆了。
信中写着：“回来以后听你的话，没有写信。这三个月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可能的生活方式，属于你我的。我没有一切的物质条件可以给你享受，也不算是个有情趣的人，我能给你的只有平平实实的情感，还有我的书。夏天如果你肯来这儿——不然我去台湾，我们再相处一段时间，然后结婚好吗？现在我才发觉，在往杉林溪去的那条路上，当我不知不觉流下眼泪的那一刻，已经……。”
他说的，我都知道，比他自己早了三个月。
爸爸在我看信时走过，说：“什么人的信呀？”
我朝他面前一递，说：“一封求婚信。”
爸看也不要看，说：“哦！”就走开了。
吃年夜饭，全家人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十几个人。
我宣布：“各位，今天有人来求婚。”
没有人回答什么，大人开始替自己的小孩分菜，夹着零零碎碎的对话。
“我说，今天有人来向我求婚。”
“拜托，把你面前那盘如意菜递过来，小妹要吃。”大弟对我说。
我讲第三遍：“注意，今天有人来信向我求婚。”
姐姐大声在问弟妹：“那你明天就回嘉义娘家啊？”
“路上不好走哦——”爸爸说。
“我——”我还没说别的，妈妈看了我一眼，说：“你不要多讲话，快吃饭。
“那封求婚信不知被谁拿去做了茶杯垫子，湿湿的化了一滩水在上面。
我看着眼前这一大群人，突然感到有一种被自己骗了的惊骇，我一直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以为，万一我决定早走一步，他们会受不了。
“有人向——我——求婚。”我坚持只讲这句话。
“那你就去嫁呀——咦，谁吃了我的春卷——”“你们——”“我们一样。小明，吃一块鸡。天白，要黄豆汤还是鸡汤？”
捧着一碗汤，觉得手好累。刻骨孤单的心情，是一支鬼丢上来的灰披风，哗一下罩住了大年夜中的我。
这时候，是哪一家的鞭炮，等不及那欢喜，在暮色还不大浓的气氛里，像做什么大喜事似的轰轰烈烈地响了起来。
趣说散文
散文
冯骥才
一位年轻朋友问我，何谓散文？怎样区分散文与小说和诗歌？我开玩笑、打比方说：一个人平平常常走在路上——就像散文。
一个人忽然被推到水里——就成了小说。
一个人给大地弹射到月亮里——那是诗歌。
散文，就是写平常生活中那些最值得写下来的东西。不使劲，不刻意，不矫情，不营造，更无须“绞尽脑汁”。散文最终只是写一点感觉、一点情境、一点滋味罢了。当然这“一点”往往令人深切难忘。
在艺术中，深刻的都不是制造出来的。
散文生发出来时，也挺特别，也不像小说和诗歌。小说是想出来的，诗歌是蹦出来的；小说是大脑紧张劳作的结果，诗歌却好似根本没用大脑，那些千古绝句，都如天外来客，不期而至地撞上心头。
那么散文呢？它好像天上的云，不知由何而来，不知何时生成。你的生活，你的心，如同澄澈的蓝天。你一仰头，呵呵，一些散文片断仿佛片片白云，已然浮现出来了。
我喜欢这样说散文：它是悟出来的。□
全民写作
台港文学选刊
一双温暖的手
●向 荣（三重·保险业从业员）多年前，生意失败，从南部搬家到台北，当时正值农历十二月，细雨纷飞的寒冬，不久就是农历过年时节，一家人躲在工厂楼上的宿舍里，足不出户，每餐以少许泡面果腹。
好友秀月从南部寄了一些食物和现金二千元，结果除夕前一日寄出，到大年初六邮差先生才送达。虽然是迟来的新年礼物，一家人仍然是无限的感激，毕竟在这严寒的冬天里，还有一双温暖的手伸过来。邮差说：“我已经来按过三次门铃了，就是没人开门，今天特地按久一点，因为怕寄的食物，放久会坏掉。”
其实家贫如洗，过年时节很怕有亲朋好友光临，没有任何东西可招待客人，所以听到门铃声也怯于应门。这次邮差一按再按，门铃不停地响，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开门。接过包裹，一再地感谢邮差，眼泪却不知不觉地湿润了整个眼眶。最温柔的书●拙 之（台北·报社编辑）我的课本一向很“脏”，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的，本本皆是。
把书翻开看看吧，不难发现除了铅字外，几乎每一页都遗留斑斑字迹，集书法大成：有龙飞凤舞，有螃蟹横行，有淑女与大盗式。它们有个共通点，都是在“限时”下完成的杰作，不免大勾大抹，甚至沾有口水。
我的同学们常“忘记”带课本来上课，于是就向我借。我们将书桌合并，我坐左边的座位；如果他是左撇子，则我被罚坐右边。如此，上课时我可以不被遮手，笔记些什么也清楚。虽然这般“看”课本直教我差点成斗鸡眼，心底却有股暖流在缓缓吟唱。而我的一些老师也很妙，会将课本拿去修正，这就更加“壮观”字里行间了。
二十多年弹指过。我耳聋依旧，尽管人事沧桑，我心里的暖流仍依旧。我领略去照顾别人，一如别人照顾我的喜悦，因为在人生道上我拥有最温柔的书。一只蚊子●颜和玉（台湾师大英语系讲师）恋爱时，两人在灌木丛下促膝密谈，一只蚊子不识相，在旁嗡嗡叫，咬了她一口，又咬他一口，两人手臂都肿了个包，却不以为忤，念及英国玄想派诗人邓约翰的《跳蚤》诗，浪漫地想起两人的血液在蚊子体内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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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不禁向老公抱怨：“嫁给你十几年，从未见你买花送巧克力，你看我同事都有人送花送糖。”“你知道报上报导一朵玫瑰花近百元，而且玫瑰花几天就谢了，又不能吃，多浪费。”听完他的道理，我只有气在心里。
情人节那天，见老公回家手提着一个塑胶袋递给我：“老婆！情人节快乐。”
我迅速打开袋子，只见一条条麻花。他得意洋洋：“我买了一百元麻花，代表买花和买糖（麻花上的白糖），经济又实惠。”留下我站在那儿望着麻花哭笑不得。母亲命里的三把箭●黄斐娟（台北·置地广告公司秘书）母亲29岁那年罹患内甲状腺肿大，脖子上因为手术留下一圈难看的疤痕。记忆中，她相当时髦漂亮，经常用一串珍珠项链遮住这个疤痕，跟父亲出门玩到半夜才回家。
39岁那年，她又因子宫癌在医院住了一整年。出院后，母亲变了很多，她不再苗条，也很少笑，经常帮人做衣服到深夜，好像所有的时间都在忙着赚钱。而父亲却永远只是个麻烦的同义词罢了。
家里的状况愈来愈好，母亲却在59岁那年二次罹癌。在切除半边的乳房后，她的身体经常因为无法平衡而摔倒，但是她却活得很起劲，经常去爬山、旅游，并在海边盖了一幢红瓦白墙的房子，整天花花草草的忙个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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