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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4 月，一个由9 名特工人员和互名医生组成的特遣小组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其指挥官是加比·埃勒达德。动手的日期为5 月11日。这一天傍晚，天气阴冷，下着小雨。特遣队员们分乘2 辆汽车，按时进入预定地点举行布控。就在艾希曼从公共汽车的末班车走下来，即将走进家门的几分钟内，特遣队员闪电般地将他擒获。进而，他们将艾希曼押上以色列特工部门派来接应他们的专机。这次行动的保密性可谓是点水不漏，以至于艾希曼的家属、奥德萨组织和阿根廷警方，还未判明事情的性质，特遣小组已于5 月22日胜利地回到特拉维夫。由于人证、物证、旁证一应俱全，艾希曼毫无可以抵赖的余地，只得老老实实地供认自己的真实身份。
1961年8 月14日，以色列高等法庭经过14周的审理，参阅了1500份记录和来自16个国家的近百份辩方证词，听取了100 名指控证人的控诉后，宣告审判终结。同年12月11日，该法庭宣判以四项重罪判处艾希曼死刑：1 ．杀害了数百万犹太人；2 ．将另外数百万犹太人置于迅速导致死亡的条件和环境中；3 ．从身体上和精神上严重伤害犹太人；4 ．禁止犹太妇女怀孕和生育。
1962年5 月31日夜，艾希曼被以色列法警带出牢房，执行绞刑；随后法警又迅速将尸体火化，在大海上扬灰。
继艾希曼之后，以色列特工又频频出击，在叙利亚查明并擒获了重要的纳粹乙级战犯弗兰茨·拉德马歇。战争期间，他虽然在纳粹德国外交部官拜高级专员，却不止一次地参加中央保安总局召开的有关迫害和灭绝犹太人的机密会议。他并不甘心于充当纳粹德国外交部与中央保安总局之间的联络员，而且积极参加对犹太居民的大屠杀。在南斯拉夫，他留下劣迹斑斑，策划和督促特别行动队杀害了躲过了第一轮屠杀的3 万余名犹太妇女和儿童。以色列的特工队员还神不知、鬼不晓地进入乌拉圭首都蒙德维地亚，在周边任何邻居均未被惊扰的情况下，干掉了号称里加两大刽子手之一的名牌乙级战犯库克斯。
艾希曼被捕归案，使世界各国领悟到，像他这样罪大恶极的纳粹战犯还有相当一大批。对他们进行追捕和审判，将是一个许多国家都很可能遇到的国际性问题。因此，一些国家此前出台的关于自战争结束起20年后不再对纳粹战犯进行追诉的法律显然已经不适应于当前的潮流，它已经成为无形中庇护纳粹战犯的保护伞。于是，政治家在行动，法学家在行动，人权组织在行动，红十字会和妇联在行动……。人们共同的呼声是：修改法律，决不让一个漏网的纳粹战犯逃离法网。公众的意志如愿以偿：1966年3 月 28 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由奥地利。法国、以色列、新西兰。荷兰和美国六国联合提出的关于对战犯（主要指纳粹战犯和日本战犯）的追诉不受时效限制的提议。此举对国际反法西斯人士和侵略战争受害者缉拿纳粹战犯的斗争不啻为一个极大的支持和鼓舞，使得世界性追捕纳粹战犯的潮流再次高涨，将漏网的残余纳粹战犯一个接一个地揭露出来。
第二节 机关算尽，老战犯终归落法网
二战期间，在法国维希政权统治下的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市，曾发生过法国帮凶主动协助纳粹德国占领当局，将居住在该省的1560名犹太人押送奥斯维辛集中营、其中绝大多数人惨遭杀害的罪恶事件。谁是制造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人们理所当然地将怀疑的目光指向伪省长。他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当这个卖国贼受到正义的惩罚后，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至于前吉伦特省府秘书长莫里斯·帕蓬，尽管也有人认为他可能也是帮凶之一；然而，一则人们拿不出确凿证据，二则他在战后是以打人伪政权内部的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出现的，而且受到戴高乐政权的信任。这样，人们的疑心到此不得不打住。
帕蓬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到底对此案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人们还需了解一下他的人生轨迹。帕蓬生于1910年，毕业于巴黎一所知名度相当高的中学。1940年7 月维希政府成立后，毫无民族气节的帕蓬抱着先搂一把再说的念头，脐身伪吉伦特省省府谋取了一个秘书之类的职务。有鉴于“出色的工作”，他仕途亨通，也就是两年左右的时间内，他便爬上了伪省府秘书长的高位。当时，吉伦特省是贝当傀儡政权的太上皇——德国占领当局信得过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纳粹德国准许其对当地犹太居民自行处置。这样，负责向伪省长呈报本地区犹太人人数及处理意见的帕蓬，就成为少数几个掌握犹太人生杀予夺大权的官员之一。出于不断向上“进取”的贪欲，他在有关处理犹太人的意见书上频频签字，把一批批犹太人推向死亡的深渊。
据80年代对他暗中进行调查的一位人士讲：帕蓬担任伪省府秘书长期间，曾经多次下达逮捕和驱逐犹太人的命令，上述1560名受害犹太人，大部分是经他一手操办批准手续，而后被运往奥斯维辛的。更为令人气愤的是，1942年8 月26日，帕蓬还亲自将本该协助逃脱盖世太保魔掌的11名犹太儿童拱手转交给盖世太保。正因为如此，法国波尔多受害犹太人家属米歇尔·斯利汀斯基曾愤怒地指出：“帕蓬虽然不是一个手持屠刀的刽子手，也不是一个施虐狂；但是他手中的那杆笔，比屠刀更加锋利。
只要轻轻一挥，几条人命，甚至几百条生命就没有了。难道他的亲笔签名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帕蓬虽则罪恶累累，却也精通权谋。还在1943年下半年，噢觉灵敏的帕蓬就已经觉察出欧洲的政治风向发生了大变化。他感到如果死抱住纳粹德国这一条船不放，难免落得名败身裂的倒霉下场。只有左右逢源，才可能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并求得更大的发展。于是，帕蓬白天还是大摇大摆地出人伪省政府，对德国主子必恭必敬；暗中，他却设法与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在波尔多的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并按照他们的要求，提供了若干价值并不太高的情报，秘密释放了一些知名度并不高的抵抗战士。如此，帕蓬捞取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地下组织的秘密情报员的身份，从而为自己在战后继续占领政治舞台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1944年8 月，伴随着自由法国的部队开进巴黎，帕蓬也摇身一变，从伪政权高官转变为抵抗战士的一员。当时，百业待兴的法国急需各种管理人才；帕蓬年龄只有34岁，而且精明强干，才华出众。这使得他不仅逃脱了正义的审判，而且被新政权委以重任。从1945年到1980年这35年间，帕蓬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从巴黎市警察局长，到市长，再到国家司法部要员，最后直当上法国国会议员，继而被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委任为内阁预算部长，达到权力的顶峰。
1981年，对帕蓬而言是命运发生急剧逆转的开端。就在德斯坦开始了第二任总统任期，帕蓬又荣幸地被总统选为财政部长的时候，帕蓬的政治掘墓人已经破土挥锨了。正当帕蓬为自己再任高位而暗自庆幸之时，波尔多大学历史学教授米歇尔·伯杰斯也获得突破性的意外发现：他和一位同事在波尔多地方档案馆查阅资料时，不经意地从50摞被绳索捆绑的卷宗中随意抽出了一张，结果却发现自己手中的这份资料竟是一份有关波尔多地方当局在1942年7 月至10月驱逐犹太人的文件。文件落款处的签名不是别人，而是当今的财政部长莫里斯·帕蓬。这是揭开帕蓬的庐山真面目的起点。与此同时，另一位波尔多人也在数十年如一日地对帕蓬暗中进行着调查。他是犹太人米歇尔·斯利汀斯基，一个深受帕蓬之害的犹太人：他父亲本是一位乌克兰犹太人，后来定居波尔多，并开了一家皮货店。仅仅是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血统，父亲竟遭到杀身之祸。他毕生也不会忘记1942年10月的那一个晚上：两名维希政权的伪警察，不容分说地破门而人，抓走了他的父亲和妹妹，自己则是因为机智地逃脱，才幸免于难。但是，他从此再未能见到慈祥的父亲，他的骨灰已经化做纳粹集中营的灰土。法国刚一光复，斯利汀斯基就挺身而出，着手状告助纣为虐的帕蓬，要求将他绳之以法。然而，官官相护的官场，使他的努力一次接一次受到挫折。志同道合使两位米歇尔携手共进，联袂作战，一定要把帕蓬的老牌纳粹走狗、法国犹太居民的刽子手的丑史公诸于天下。随着他们不懈的奋斗，富有正义感的法国人一批又一批地聚集在他们周围，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终于在1998年将帕蓬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使这个老牌的纳粹战犯受到终身监禁的应得下场。之以法。然而，官官相护的官场，使他的努力一次接一次受到挫折。志同道合使两位米歇尔携手共进，联袂作战，一定要把帕蓬的老牌纳粹走狗、法国犹太居民的刽子手的丑史公诸于天下。随着他们不懈的奋斗，富有正义感的法国人一批又一批地聚集在他们周围，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终于在1998年将帕蓬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使这个老牌的纳粹战犯受到终身监禁的应得下场。
第三节 史海探微，密勒之迷即将揭开
时至21世纪之初，几乎所有的乙级纳粹战犯都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至少也被四大盟国和战争受害国查获到一定线索。然而也有一个罕见的例外，那就是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的最高首领——海因利希·密勒。
在二战期间，在纳粹德国和所有被占领区，盖世太保都是一个令当地居民、德军官兵直至本系统以外的纳粹高官大员们谈虎色变至少是充满神秘感、畏惧感的字眼。它不仅伙同保安警察把数以万计的犹太人抓进集中营和灭绝营，而且也是抵抗运动的心腹大患；它不仅可以轻而易举地破获朔尔兄妹领导的反法西斯秘密小组——“白玫瑰”，而且有能力把苏联“格鲁乌”在西欧各国经营多年的情报网——“红色乐队”一网打尽；它打击的目标不仅局限于穿便衣的国内外反叛者，而且可以把包括隆美尔、贝克、维茨勒本三位德军元帅在内的数千名试图推翻希特勒的德国军官抓捕归案。正因为如此，一位欧洲评论家不无道理地指出：“在盖世太保全体成员中，至少有一半够得上纳粹战犯的资格。”
密勒并非一名老牌的纳粹党员，而是一名老资格的德国刑事警察。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他才栅栅来迟地跨进纳粹党的大门。他之所以能够在纳粹德国登上显赫的高位，脐身纳粹党和国家的核心圈，当然是由于他对希特勒狼狗一般的忠诚，但更是因为他对付高智商敌手那种无可替代的才干与本领。这位服务于罪恶目标的极其出色的秘密警察总头目，理所当然地成为各个盟国情报部门首当其冲的捕获对象。可是，当盟国军队冲进秘密警察总部的办公大楼之时，他早已缈无踪影；当追捕人员来到他的住宅时，遇到的只是人去楼空的情景。盟军审讯了成千上万的秘密警察，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准确地说出其领导人的具体方位。久而久之，就连盟国执法人员也越来越倾向于原来被认为是荒诞不经的传闻：他或许还没等到战争结束，就投靠了苏联红军的情报机构，为新主子效劳去了。
直到1987年，世界闻名的纳粹战犯追捕者西蒙·维森塔尔公布了当前执法人员最想弄清底细的10名纳粹战犯，密勒仍旧名列其间。维森塔尔中心以色列办事处负责人埃弗拉伊姆·苏罗夫近年在耶路撒冷也曾表示：密勒的下落至今依然是“有关大屠杀施暴者的一个不解之谜”。
起初，大多数专家学者倾向于接受苏联和美国官方的记录：密勒已于1945年5 月1 日夜死于苏军的炮火。然而，1966年开棺验尸的结果表明，位在柏林市郊的密勒墓肯定是假的。里面躺着的并非党卫军将军密勒，而只是2 名名不见经传的党卫军士兵。那么，密勒究竟躲到哪里去了。美国二战史专家拉尔夫·皮肖维亚克首先发现了线索：他在为美国《历史》进行为期数月的专项调查中，在查阅华盛顿国家档案馆解密资料时，找到了美国军事情报机构CIC 的两张曾经高度涉密的索引卡片。这两张卡片毫不含糊地证明：二战结束之后，盖世太保的总头子密勒曾在美军设于图林根的伊尔默瑙和上巴发利亚的阿尔腾什塔特的拘留营呆过，他在那里接受了美军为期4 周的审讯。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首席管理员乔治·沙卢证实说：“这些是真的。密勒曾经被捕。1946年1 月29日结案。”其二，1967年，曾经参加领导追捕艾希曼的以色列特工人员彼得·马尔金奉命在慕尼黑的博登湖附近监视密勒的儿子过生日时，发现有一名前纳粹军官走出家门。他跟踪这名德国军官一段时间。不久，马尔金不得不返回其隐蔽处；后来，他又被召回以色列。在“摩萨德”总部，马尔金看到了追捕对象密勒的照片，他马上确定他曾跟踪过的那个德国军官不是别人，而正是密勒本人。但是，这名来访者再也未返回过博登湖畔。然而，活着的密勒究竟躲藏到哪里去了？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的不少研究人员倾向于他已经置身于苏联阵营。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著作是前纳粹德国中央保安总局国外反间谍局局长瓦尔特·舒伦堡的《回忆录》。舒伦堡认为，密勒还在二战期间即已经投靠了苏联，他曾经向苏联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有关纳粹德国政治和军事的机密情报。柏林战役刚刚结束，他就被苏联官兵护送回到了莫斯科，在那里开始了崭新的生活。一位前盖世太保的重要军官瓦尔特·霍特完全赞成舒伦堡的观点。十余名在1953年之后被苏联当局释放回国的德军战俘也不约而同地发誓说，他们先后在莫斯科亲眼看见密勒曾与一批苏联军官一道出现在红场的检阅台上。以后，不少作家、记者均争先恐后地表示，他们已经掌握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