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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嫂子回来，她毫不费力地在装手稿的一纸箱内找到了。
我开玩笑说：“一个共产党员藏的东西，一百个国民党员都寻不见！”我急不可耐地看完文章，又和剑铭兄讲起了往事。
1985年初，我和在西安晚报社当副刊编辑的徐剑铭兄一起逛街，在离报社不远处的小南门外，他看上了一种新上市的摩托车。见他有些动心，我还劝他不要买，路远就骑自行车或换坐公交车，早起早走，全当锻炼身体。我甚至引用当时流行的顺口溜：“要想死得快，就买一脚踹”，让他死了买车的心。谁知没过几天，他听从仅有一面之交的商店老板花言巧语地动员，买了一辆摩托车，因没带现款，便打了一张2950元的欠条。后来，店老板因诈骗被捕，办案人员从账本上查出这张欠条，找他了解情况。他如实讲明买车的过程，为避免纠缠，他干脆把车退给办案人员。原以为从此平安无事，万万没有想到，他在1986年2月18日被抓进了监狱。理由是犯了“受贿罪”。
这件事在全国新闻界曾轰动一时。在我等候有关剑铭兄的消息而晚去两天报到的南京中国兵工报刊编辑学习班上，讲新闻采访学的老师就拿《陕西工人报》的赵冀广和《西安晚报》的徐剑铭开刀，说陕西新闻界连着出现“败类”。而我，又是惟一的一个陕西学员，一个了解情况的陕西学员，我也来了“二杆子”脾气，与老师和外地学员争辩起来。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一向胆小谨慎，又从不张扬的平凹，竟然为剑铭兄鸣冤叫屈？剑铭兄更不相信，他身陷囹圄，又被新闻媒体称之为“败类”，平凹却敢为他挺身而出？尽管他俩曾一起筹建市作协，创办文学院，创刊《散文报》、开办作家书屋，为西安的文学事业风风火火地折腾过，但平凹的脾性他是一清二楚的。当然，剑铭兄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获释出狱不久，便去找平凹核实。
剑铭兄登门，平凹非常兴奋，招呼吃烟、喝茶，还问剑铭兄在号子里的情况。剑铭兄急于了解平凹仗义执言的事，就直接了当地问：“听说你为我的事给市委写过信？”
平凹笑着说：“写了，唉，你不知道，为这信还真把我难住咧，专门借了法律的书，看了几遍。给头头们写信，不能胡说，得找法律依据嘛。”
剑铭兄很激动，因为传闻得到证实，便对平凹说：“兄弟，老哥得好好谢谢你呀！”
平凹却说：“谢我的啥呢？白写，没顶事么。”
剑铭兄说：“顶不顶事是上边的事，老弟的这份情我是领了。”又问，“你那信是咋写的？有底稿么？”
平凹说：“写信是周矢的主意。信写好后就寄走了，没留底稿。”
听说没留底稿，剑铭兄闷闷地抽着烟，一句不吭。
但是，平凹却突然笑眯眯地说：“底稿没留，内容我全写到《浮躁》上了。那阵子我正在写《浮躁》，里面有个叫金狗的记者。我按着你的事安排了一个金狗因借钱而被指控为受贿抓进监狱的情节，后面就有了青年记协给地委写信的事。书中的这封信基本上就是照抄了我给市委写的那封信。”说着，平凹从书架上拿了一本《浮躁》，很得意地告诉剑铭兄说，“那信在这没起作用，咱就让它在书上起作用。原始材料是咱的，不能浪费么！”
平凹翻到444页，其中以州城报社“青年记者学会”的名义写给公检法的信——《关于雷大空一案涉及金狗受贿的说明》，原文如下：
“金狗不属于受贿犯罪。理由之一是：据法律规定，受贿罪应是‘以本职权力为他人谋取私利，而非法获得收入’，而金狗身为记者，记者的本职权力就是写新闻报道，但金狗并没有为雷大空的城乡贸易联合公司写过一个字的新闻报道，这也就不存在为雷大空谋取了什么私利。理由之二是：金狗因为与雷大空是同乡、熟人，私人借款是正当交往，而虽说二千元是向公司借的，但当时主动要求打有借条。”
除了人名和金额作了虚构外，其基本情节都是照剑铭兄的事写的。而且，从文中所列两条理由来看，平凹在写信时确实研究了法律。
剑铭兄仔细看过这一章节，平凹又把书拿过去，在扉页上题写了一段话：
“剑铭兄存正
文学虽系虚构，但《浮躁》中的一些材料运用，您读后会有兴趣的，谨作纪念之。
贾平凹 1988。1。20”
这段话虽然是1988年初写的，如今早已时过境迁，剑铭兄也平反落实了政策。但是，平凹仗义执言却是件永远值得纪念的事。
《废都后院》 极目远瞻说长道短
1998年8月19日上午，我估计平凹在家，就抄近路进西北大学北门，去看平凹。一部长篇小说《高老庄》，将近28万字，他熬了八九个月，也该好好歇一歇了。而我，又在紧锣密鼓地弄我的那本书，也想征求他的意见，争取他的帮助。
到平凹家，摁响门铃。屋里大妈在问：“谁？”
我在门外答话：“大妈，是我，鲁风。”
大妈开门，又问：“就你一个？”
我“嗯”了一声。我问大妈：“平凹在么？”
“在里头。”大妈说后，要关门。
我说：“大妈，我来关。”我又问大妈，“你这一向可好？”
大妈说：“都好，都好。”大妈又说，“平凹在里头，你去。”
我走进平凹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光着上身在看书。我问：“平凹，你咋正忙着呢？”
平凹说：“没事，你进来坐。”
我坐在床边，面北向着平凹。他坐在书桌前，面南朝着我。
我说：“有事急着给你讲，你看气人不？陕西师大出版社的朋友变卦，要把书名改成《说长道短贾平凹》，字数也要减掉15万。我和社长通话，他又说因雷电的《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一书粗糙，无法推出，我的书也受阻。我提出，这些都是和你商量过的，一、书名不改；二、字数不减；三、框架不变；四、时间不动。否则，就不出，宁缺勿滥。”
平凹认真听我讲后，他说：“‘说长道短’成啥了？”
我说：“她想弄成又褒又贬、又赞扬又批判的书，好走市场。我干不成这事。这已经改变了出书的初衷，我无法接受。我写的‘前言’，给你说过没有？”
平凹说：“没有。”
“我给你背一段，你听。”我喝了一口大妈端给我的茶水，大妈也坐在靠窗户的床那边听着。我先用普通话背诵了一句，一想，不对。平凹在听，大妈也在听，我就改用陕西话重新背诵：
“很多朋友称平凹为鬼才、奇才、怪才，这是事实。但过分神化，却不是事实，更不是好事。我以为，平凹首先是人，而不是神；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而不是一个神乎其神的神。
他有常人的喜怒哀乐，他有常人的酸甜苦辣，他有常人的嗜好习惯，他有常人的惰性弱点。
即使是在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上，他也有过成功的喜悦，他也有过失败的烦恼。只是他以超常的执著，不懈的努力，加倍的勤奋，以及不同于常人的磨难，才赢得了今天如此辉煌的文学成就，才显示了今天如此非凡的人格力量。
如果把平凹神化，那就不会容忍他生活上有缺点，不会允许他工作中犯错误，更不会饶恕他创作时出偏差。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对他施以不公正、不公允、不公平的指责、批评、批判，甚至讨伐！
长期以来，在我的眼中，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常人，他是一个普通人。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一切，在我、和我一样的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人们心里引起共鸣，在我、和我一样的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人们心里产生反响。我才愿意竭尽全力编著这一部书……”
平凹说：“你写得比我好。”
我说：“你不要瓤我咧，这书我另找出版社也要出，绝不会半途而废！”
平凹说：“最近山东《时代文学》杂志上有几篇作家写的文章，你看了没有？”
我说：“我手头就没有这杂志，你这里有没有？”
平凹说：“你可以找见喜，到他那里找一找。”他说着，自己又动手在书桌旁两摞书报里翻找。大妈看他热，拿了一条毛巾让他擦汗。
我说：“天太热，不用找了，我去见喜那里寻。”
平凹依旧在翻动书报，果然找到了。他递给我。
我一看，是1998年第四期《时代文学》，71页—88页，共有6篇文章：
1。九八年五月三日的笔记 贾平凹
2。多色贾平凹 白 烨
3。民间传说中的贾平凹 毕四海
4。贾平凹的1997 孙见喜
5。你好，平凹老师 冯 俐
6。我与平凹的交往 何镇邦
我如获至宝，连称：“好！ 好！ ”
平凹说：“这几篇文章都写得好，见喜写的更全面更详细。”
我说：“见喜的文章3月11日就拿到了，那是原稿，比这篇长，两万多字呢。”我把《时代文学》放进提包，拿出任总给我的照片和我在临潼拍的照片让平凹看。
平凹看着，我给他解释着。他看完，把照片装进纸袋，从书桌旁走出来，打开床前的立柜抽屉，正要把照片放进去。
我转身一看，急了，说：“你干啥？”平凹看我一眼，我说，“快拿出来！”
平凹把燕玲和我与幺妹的照片取出来给我。
我说：“不行，都给我！ ”
平凹也急了，说：“那我的呢？”
我说：“你的照片在任总那里，他让你亲自去拿，到时还得抓公差让你写字画画呢。”
平凹无奈，只好乖乖给我。
《废都后院》 极目远瞻书市亮相
有一段日子没见平凹了，想他，操心他的身体，还有本市和外地朋友委托的事情要办。
1998年10月9日，第九届全国书市在西安隆重开幕。
这是见平凹的最好时机，因为，《贾平凹书画》珍藏本、长篇小说《高老庄》、平凹、有源合著的《贾平凹的艺术》、孔明、见喜选编的《贾平凹禅思美文》以及王娜著的《贾平凹的道路》等书都要上市。
我一大早就到《陕西知名作家书架》，等候平凹签名售书，结果一等就是半天。到下午3点还不见他的面，害得我饥肠辘辘，只好抱着一堆“精神食粮”打道回府。
10月10日上午，我和燕玲又去书市，还未走到《陕西知名作家书架》，猛然间，见人山人海中平凹正埋头签名售书，我和燕玲左挤右钻到了桌前。
平凹先见燕玲，点头示意。
我后叫他：“平凹，正忙着呢？”
他才抬头看我，说：“你两口都来了。”
我说：“义务服务，不要报酬。”
燕玲说：“中午要管饭吃。”
平凹说：“我的午饭还没人管呢。”
闲聊几句，平凹又埋头签名。排队让平凹签名的读者，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有八九岁的孩子；有此地的平凹迷，也有外地赶来的追星族；有来自北疆的解放军战士，也有来自南国的文化工作者。
平凹从早上9点就准时来到书市，因为读者众多，他签名时只写“贾平凹 九八？十？十”几个字。孙见喜在旁边掐表计算，平凹签一次名仅需6秒钟。他简直成了机器人，一本又一本地重复写着这几个字。如果旁边有人插话，稍微一走神，笔下准出差错。
给一位读者签名时，他按习惯应把“平”字写成“三横一竖”，不料鬼使神差竟写成了“四横一竖”。情急之中，他认真仔细地把“两横”之间涂改成“两点”，才歉意地递给读者。
他确实很累，甚至有些麻木了，有几次写着写着，停顿下来，不知该写什么，我只好在旁边低声提示：“十月”、“十日”。
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任中南来到书市，坐在平凹身旁。
平凹说：“领导亲自督战，我可不敢怠慢。”
任副局长见平凹忙得顾不上抽烟喝水，心疼地说：“要是再‘克隆’一个贾平凹就好了。”
燕玲在旁边也建议：“贾老师，干脆用印章，一个一个地盖多省劲呀！”
平凹却说：“读者喜欢咱，喜欢咱的作品，咱可不能哄骗人家么！”
此刻，适逢陕西电视台新闻部主任张书省采访，平凹才欲罢不忍地中断了三两分钟。平凹认为：“签名售书，给作家提供了一个机会，借此机会作家与读者更好地进行交流。”平凹说，“这次出版社让我来配合签名售书，我就得来，满足读者的需要。能推销多少作品说不准，只是扩大影响吧。”
平凹继续很认真地签名，他几次悄声对我说：“把我的腰都写疼了。”
我听后又给见喜撂话：“见喜，你给平凹按摩一下么。”
谁知见喜一句调侃：“这要找小姐才行。”把平凹和周围的人都逗笑了。
可是，平凹太累，还是停了下来，只休息5分钟。平凹离开签名桌子，在书市展板隔成的窄小过道拉把椅子坐下，我顺手给他简单地做了按摩，平凹和我们夫妇俩借此机会闲聊了一会儿。
一支烟未抽完，中央电视台记者又来采访。几位读者也跟着挤进这简陋的“休息室”要求签名。平凹不好拒绝，只好从命。
签名大厅里很热，没有空调，空气又不流通，和酷暑炎夏没有什么两样。而这里人少，稍微凉快一些，也难得平凹有个好心情。
当燕玲递给他一份《书市快讯》，看到上面的题字，平凹自豪得意地说：“还是咱的字好！”
这时，平凹想起一事，他问：“今天咋不见买那一套书的？”
我说：“是不是曹刚先生设计的每卷书脊用一个字的那套书？”
平凹说：“是呀，就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我一直未见。”
我说：“我在印刷纸张展厅见到了，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每套四百元，精装每套五百元。”
平凹惦记着那一套书，正如他在《高老庄》后记里所说：“这是刘邦的诗，二十三个字。瞬间的感觉里，我立即知道我的一生是会写出二十三卷书的。《高老庄》应该为第十六卷，也就是我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一部长篇。”
28万字的《高老庄》落笔之后，平凹不再写什么，他想休整一下。看看球赛，打打麻将，找找石头瓦罐是他的爱好。平凹很勤奋，随手笔记纸录，但他也随心所欲，不把自己逼得太紧，不让自己活得太累。平凹创作有“冬眠”的习惯。他的创作高峰不在秋冬，而在春夏，他的几部作品都是在苦夏中完成的。而且，平凹从来就不喜张扬，总是埋头苦干，就是写什么，也是默默无闻，守口如瓶，不到火候不揭锅。
第九届全国书市20日已结束。
那几天，平凹都在书市签名售书。
看来，平日不爱抛头露面的平凹，这回可是赶鸭子上架，硬叫他出尽风头，还真让他忙活了一阵子呢！
《废都后院》 极目远瞻签名记趣
《高老庄》是平凹1998年夏天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平凹在20世纪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11月7日上午，西安晚报社邀请平凹在新闻大厦签名售书，事先发了消息。
我和燕玲上午9点赶到新闻大厦，远远就看见“热烈欢迎贾平凹来我大厦签名售书”的大字横幅。很多读者已自觉地排起了长队，手中有新买的《高老庄》、《贾平凹书画》，也有原先出过的平凹的作品。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见到太白文艺出版社的孙见喜，他是《高老庄》的责任编辑，还有红旗机械厂宣传部长郭勇，西安市第九十八中学朱雀文学社王恒泰老师，西安市公安局宣传处王作人，西安市书画俱乐部刘建军等熟人。
10点30分，平凹准时从楼上下来。见面打招呼后，平凹坐在楼梯口的签名桌旁。平凹说：“得有人帮忙。”
我说：“还是我和燕玲帮你吧。”
平凹签名，我和燕玲为他翻书递书。
第一个买《高老庄》并签名的是一个小伙子，他手中还有一本平凹的最早的第一部作品集《兵娃》。这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是一本反映少年儿童生活的短篇小说集。此书虽然被翻阅得有些折皱，但历经二十多年仍保存完整，可见这个小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