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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治国大计，可称得上是文武全才，智勇双全的一代人杰。随着权力颠峰的到来，本来就多癖好色的多尔衮忘乎所以。他以侄子福临皇帝的名义给自己建碑记功。加封自己为叔父摄政王，自己的冠带、帽顶、服用、坐垫、房基均专门设立一个级别，明显与皇帝无异。后来，他又加自己封号为“皇叔父摄政王”，皇族见他都要叩头，礼仪倍于其他王爷。顺治五年，封号又改为“皇父摄政王”，不仅仅是皇帝他爸，还兼摄朝政，此真皇帝牛多了一大截。本来私下就传他和福临生母孝庄太后“有一腿”，这样一来风影可触，更加授人以柄。此后，此公还私役内府公匠，大修府第，广征美女，甚至向朝鲜搜求公主，“开处”后又嫌人家不漂亮随意丢弃。顺治七年，三十八岁壮年的多尔衮暴死于喀喇城。死后第十七天，被追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哀荣达至顶峰。第二年二月，秋后算账开始，大侄子福临开始公布多尔衮罪状，共有九条，皆是“逆谋果真，神人共愤”的大罪，尸体被挖出，鞭打，砍去头颅，原本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一百年后，乾隆皇帝才为多尔衮平反，“追谥曰忠，复还睿亲王封号”。死人无知，宗族零落，仍旧大悲剧结局。
由此可见，权臣禀政，如果依据古礼，不篡位，即使嫡亲叔侄之恩，扶立之功，也难免死后掘坟挖墓之伐，宗族覆灭之惨；篡位吧，几代轮回，子孙骨肉又无孑遗，还不如平常百姓能百代不绝。这种历史的黑色幽默，荒诞之中寓示着无尽的人生大道理。中国自古崇尚儒家伦理，使得一幕幕悲剧大同小异，走马灯般旋转不停。罗贯中基于君臣父子之义，把曹孟德大英雄描划为千古奸雄。现在文学编剧大兴“翻案”风，潘金莲成为妇女解放先驱，朱元璋乃仁德天子，洪秀全也成为爱民如子的英明帝君……如果以荒诞剧的手法编排曹操，以伦理虚幻的剧情套用曹操，假设他芟夷群雄之后，归政于帝，谦逊平和，高风亮节，象诸葛亮一样，最终结果，又会怎样呢？！
冲冠一怒为红颜 文 / 梅毅
当人们看见“冲冠一怒为红颜”这句隐含戏谑之意的文字，肯定首先会想到明末大汉奸吴三桂因名妓陈园园之故降清的故事。吴、陈二人的传奇、轶事自清朝以后多不可数，笔者不想赘述，而巨奸吴三桂之降清、叛清的经过，也非野史小说中所述为“红颜”那么简单。
笔者要讲述的，是明末清初一位传奇枭雄李成栋和激使他愤然反清的奇女子张玉乔的历史真实事件。
今天说起李成栋，似乎远不如吴三桂、洪承畴那样臭名昭著，但在明末历史上他却是个令人闻之色变胆寒的人物。李成栋原是史可法的部将，多锋率军攻徐州时他投降清朝，而后成为满清的得力鹰犬。他率军破崇明、陷松江、下江阴，并连克肇庆、梧州，广东大都因他而陷落。尤为一道的是历史上以惨烈著名的“嘉定三屠”，李成栋是主要的指挥者。1645年8月20日，李成栋部下五千多人先在嘉定城北委塘桥一带杀死上万平民。8月24目上午，攻陷嘉定城，李成栋下令屠城。随着“蛮子献宝”的狂喊，李成栋手下留着满州大辫子的汉兵用利刃和大棒杀死两万多人。9月13日，李成栋军又屠杀了葛隆和外冈两镇所有的居民，可谓是双手沾满了复明志士和汉族同胞的鲜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冷血雄猜的枭雄，竟能在一美艳妇人张玉乔的死谏之下，天良发现，放下屠刀，回戈清廷，冲冠一怒为红颜，令雄沉悲壮的明末历史凭添一笔传奇的色彩。
巾帼英雄张玉乔并非是梁红玉那样叱咤风云的女将军。她本是复明义士陈子壮的妾侍。陈子壮牺牲后为李成栋所掠，由于她胸怀大志，故而暂时忍辱相从。李成栋攻人广东后，对清廷只授给自己一个小小提督的官职快快不快，其时正值金声恒在江西反正，他的手下趋机“以词色挑之”。正当他因家小在松江被扣作人质而狐疑不决之际，张玉乔晓之以民族大义，劝说道：“公如能举大义者，妾请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言毕忽然夺刀自刎，以壮烈一死感召李成栋。哀恸之余，李成栋“益感愤”，觉悟到自己“乃不及一妇人”，自惭之余于是决策反正：“事成则易以封侯，事不成则不失为忠义鬼。”果然一语成谶，此后这位一代枭雄慷慨赴阵，屡败屡战，直至在信丰溺水而亡，最终不负张玉乔的一片愤激之情。
回首明清鼎革之际，虽出现了像张煌言、史可法、瞿式和、夏完淳这样一大批忠贞报国、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但把掌朝纲的更多是诸如阮大缄，马吉翔、马士英一群卑鄙阴险之徒。八旗满州在人关时只六万兵丁，到顺治五年才不过十万余丁，而竟以区区十多万丁最终灭亡二百七十多年拥兵数百万的大明朝，着实发人深省。在王朝摇摇欲坠之时，“数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养”之类的女子义薄霄汉，挺身而出，出现了张玉乔、李香君以及众位反清英雄烈母贤妻的动人场面，她们或以义激，或以身殉，令中国历史凭添了奇丽的动人风景。封建史家对女子总是吝于笔墨，对张玉乔忍辱偷生、义激枭雄乃至最后舍身成仁的原因和过程更乏深入细致的剖析，扼腕叹息之余，使人想起美国作家米勒对妇女的评价——“女人看似柔弱、沉默，其实她们比男人更加坚韧，道德和良知更加坚定，能够面对人生巨大的变迁和伴侣的兴衰浮沉，并能在关键时刻比男人更果决、更富有远见……”
杂货店里的关公 文 / 梅毅
初人岭南，我很是对大街小巷中的饭馆、杂货店里供奉的关羽神像所不解，当其败走麦城之时，身上也无金元宝、祖母绿或大钻石什么的，何以粤地商贩多供关羽做财神呢？不管那杂货店有多破陋，也无论酒馆多么陈颓，里面的关云长永远是金身不坏，赤面长髯，卧蚕眉下一双丹凤眼乜斜着芸芸众生。在众多的关羽神像包围之中，不由得让人想起历史上真实的关公及几桩非常不光彩但又由罗贯中粉饰涂金的“事迹”。
《三国演义》中写献帝与群臣打猎，曹操用皇帝金箭射杀一物，众人以为皇帝所射皆拜而山呼“万岁”，孟德策马挡住献帝而受之，关羽怒而欲杀曹操，为刘备所止，怕误伤或惊吓献帝。而历史上，关羽欲杀曹操，并不是因为什么君臣大义，而是为了一个娘们儿攘袖而起。当曹操在下邳攻打吕布时，关羽得知吕布下面的将领秦宜禄之妻杜氏姿容甚美，便屡次求曹操城破之后把杜氏赏给自己。不料大英雄孟德公也是个“好色而又淫”之辈，他“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自己搂着杜氏鸳鸯帐里销魂去了，气得关羽须髯皆竖，劝大哥刘备杀了曹操。但刘玄德何其人也，既厚且黑，断不会因区区一女人坏了江山大业……因此，当看到演义传说中描写曹操破吕布后把貂婵赏给关羽，而关羽怒其“红颜祸水”而杀之，不禁令人笑掉大牙。一个姿色平平的杜氏尚且令关公生淫心起杀念，何况倾城倾国的貂禅小姐呢。
再讲关羽降曹操一事。演义中刻划关公力战，有死节死义之心，最后为顾全刘备家眷不得已与曹操大将张辽“约三事”，老大不情愿而又心事重重地拜在曹公麾下。史书中却无此铺垫，《三国志·武帝记》中记述这件事仅寥寥数语：“备将关羽屯下邳，（曹操）复进攻之，（关）羽降”。显然是关羽审时度势，一见曹丞相兵多将广铺天盖地压来先自软了半边，不得不举起青龙偃月刀乖乖投降，而且降后非常卖力地诛杀颜良，全不管大哥刘备也在袁绍军中（文丑不是关羽所杀。文丑和刘备将兵五、六千同曹操战时，曹丞相以六百之众以逸待劳，文丑被杀，刘备鼠窜）。罗贯中是山西人，和关羽同乡，因此他极力渲染关公忠义也是合情合理之事。“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嘛。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在樊城攻魏将曹仁、于禁、庞德，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名声威震海内，吓得恩公曹孟德也与群臣商议徙出许都以避关羽兵锋。而就在此时，关羽离死期已近了。吴将陆逊对关公的评语一针见血“关羽矜其骄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今出彼不意，自可禽制”。果不其然，飘飘然的关羽先失江陵，再失荆州，最后败走麦城，他部下吏士“威知家门无恙”，故皆无斗心，作鸟兽散，这次他还上演了一次假降，大开城门，自己只十余骑跟随，从小门逃出。吴国将领潘璋手下一个屁大的司马小官马忠在章乡逮住了关羽、关平和都督赵累，根本不管什么汉寿亭侯，“即斩之”。由此可见，孙权劝降，关公怒骂的煽情场面也是子虚乌有的杜撰，孙权见到关羽时，只见其头，想劝降也是不能够的了。关羽失荆州，实际上已为蜀汉覆亡埋下了伏笔。刘备为报仇，气昏头脑亲自率大军征吴，连赵云都劝他说：“国贼是曹氏，非孙权也”，同意刘备征战的只有汉将张飞，但他临行前又为帐下将张达、范强刺杀。夷陵一战，刘备百里联营，远在魏地的后生曹丕都说“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结果被陆逊烧得大败而逃，病惭之余，客死永安。由此可见，关羽之败，不仅失荆州，又丧张飞，死刘备，其遗祸可谓不小！
此外，史载关羽为人性情残烈，刚愎自用，爱陵暴士人，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不尊重知识分子。而演义中暴躁的张飞在正史中则喜于和士大夫名流之士相交往，礼遇士人。由此推断，三顾茅庐的时候随侍刘备的关张二人，按他们的脾气，要放火烧房子把诸葛烧出来见大哥的应是关羽而不是“待文士以彬彬”的张飞。
话题回到本文开头，为什么粤地商贩多供关羽神位呢，我想这一问题如果民俗学家来解答的话可以写上厚厚一本书。我个人以为，岭南自古蛮夷之地，文化落后，而又多奔走流离的商贩，他们之间难免为蝇头小利而尔虞吾诈。传说中关公忠义刚直，大概小贩们都希望其他同行象演义中的关公那么正直不欺，那样的话自己趁机做孟德之辈宁我负人也好多赚点儿铜板，这也符合国人阿Q精神的劣根性吧。
无论关公为人品性到底如何，人们的愿望终究是善良的，《水浒》中也出了个大刀关胜，同样是面若重枣，蚕眉凤目，手中偃月刀，以示关圣帝君有后，实际上，庞德之子随邓艾伐蜀，刘禅出降，小庞德“尽灭关氏族”，冤冤相报，可嗟可叹。国恨家仇，千载之下，关云长之面也不得不赤！
注释：关公，即三国时期蜀汉的关羽，字云长（见图）。当时他与吴国作战而死被封为壮缪候，在当地建庙供奉，唐代以后被视为人鬼。宋徽宗追封其为“忠患公”，佛教将其列为伽蓝神之一，道教传说关羽为老龙化身，列为张天师的神将之一。宣和年间封武安王，明万历时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
“道”与“心” 文 / 梅毅
“道”与“心”
——小论庄与禅的同异
庄与禅是中国古代艺术哲学中两大神奇而绮丽的瑰宝。它们对于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二者既有相通之处，又有不同之点。辨明两者的关系，对于了解和掌握古代艺术哲学大有裨益。从其产生来看，庄子哲学是中华本土的产物，禅宗则是印度佛学传入中土之后，由中国士大夫加以改造吸收之后而成的一个佛教变宗。从真正意义上讲，禅宗的产地是中国，只有当禅进入中国士阶层的精舍书斋之后，它才成为具有哲学意义的并具备无形体系的禅宗。
庄子哲学的“道”与禅宗的“心”具有相近之处，在庄子哲学中，“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一个无限的概念。由“道”而产生了天地万物，“道”本身是万物之源，是终极，在时间上无始无终，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而且，这个“道”是“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何芒乎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子·天下》）。“道”虽如此恢宏博大，神秘莫测，但又不是主宰和统治人的东西，而是一种能赋予人以幸福和力量的东西。人如果获得了“道”，即获得了无限和自由。
同样，禅宗的“心”也是一种神秘而“芴漠”的东西，“心”不是指肉体的心，而是一种哲学理念。禅宗的“心”所包容的也是一种自由和无限，也就是说，从“本心”出发，欲达到超越经验的内心自悟，最终达到存在的本源，获取对宇宙与人生的总体性根本认识，这种境界，即禅宗的“梵我合一”。所谓“梵我合一”，亦即“我心就是一切”的世界观。以此而论，在追求无限与自由这种境界的意义上，庄禅有共同的旨趣。
自然无为与任运随缘
在庄子哲学中，“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是“道”的根本特性。在他的言谈著述中，对“自然无为”的溢美之辞随处可见。“吾师乎！吾师乎！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庄子·大宗师》）；庄子进而认为一切人为有意的东西都会导致伤损“自然”的后果，他以马为喻，说道：
“马，蹄可以踏霜雪，毛可以御寒；食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而蹄子，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诡衔窃辔。则马之知而态至盗者，伯乐之罪也。”（《庄子·马蹄》）
马本自然之物，自由驰骋于沃野，本性法天。可人（伯乐）却以自己的意愿约束破坏它的“自然”之性，驱之以役，束之以羁鞍，使马的自由天性遭到毁坏。因此，庄子主张一切任其自然，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天下有常然”。他进而又解释说：“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庄子·骈拇》）庄子把“自然”当作人生最高的境界，认为“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是“万物之本”，人们如果能以此“自然无为”当作准则，就会达到最大的自由。庄子一生所赞美的“真人”、“圣人”、“神人”等等皆是因追循自然无为之道而达到绝对自由的典范。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齐物论》）
因此，人自身的“自然”是存在和发展的最高目的，人如果牺牲这一目的，追求功名利禄，那么，“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茕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俱然，可不谓大哀乎！”（《庄子·齐物论》）。可见，庄子深刻提示了古代社会人的异化，显示出他对作为“人生之大美”的“自然无为”境界的深切热爱与执着追求，而这些也是后来古代诗词和绘画等文学艺术作品所求的境界。
禅宗的“任运随缘”同庄子的“自然无为”名殊而意类。对于枉然的做作追逐，惟政禅师曾加以嘲笑说：“佛乎佛乎，仪相云乎哉？僧乎僧乎，盛服云乎哉？”禅宗太师们把世上的一切均视为“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达磨偈）。
永嘉禅师曾言：“忘缘之后寂寂，灵知之性历历，无记昏昧昭昭，契真本空皎皎，惺惺寂寂是，无记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乱想惺惺非。……今言知者，不须知知，但知而已，则前不接灭，后不引起，前后继续，中间自孤，当体不顾，应时消灭。”这些玄而又玄的言语，其中真旨，便是道法自然而“无为无不为”的禅悟。而禅宗徒众参禅的方法，更是“自然无为”这种原则的具体表现，即所谓“著衣吃饭，屙屎送尿”的自然。如果违反自然，违反“任运随缘”的原则，刻意苦心去修什么“正果”，不仅无成，反而虚妄有害。《古尊宿语录》中记载：
“马祖（道一）居南岳传法院，独处一庵，惟习坐禅，凡有来访者都不顾……（师）一日将�